中国要把上海争端提交国联大会讨论，遭到日本的阻挠，面临着搁浅的危险，中国外交官颜惠庆力挽狂澜。日本战事不利，只得重新更换主帅，在新的主帅到来之前，植田发起了最后一击。

植田长老很没脾气。

要怪，就只能怪他那个同门师弟下元少将给他带来的晦气。就那么一条并不怎么宽的河，当初为什么就渡不过去呢，乃至于给今天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看来倒霉这东西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因为这一对活宝师兄弟，追根溯源，全倒霉在一条小小的蕴藻浜上面了。

不过，对日军来说，好消息也不是一点没有。

当天，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在旗舰“出云号”巡洋舰上发布嘉奖令，受奖人是“攻击机编队与战斗机编队”。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英雄集体，可实际上表彰的是一个人。

生田乃木次，第一个有击落记录的日本海军航空兵。

他击落的飞机非常有型，是波音战斗机。飞行员叫罗伯特？肖特。

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这不是一个中国人。

对，他是一个老美，一个临时客串的志愿军。

和许多朋友一样，兄弟在上学的时候，对国足也曾有过那么一丝丝、一点点不切实际的奢望，老是幻想他们在比赛中突然荷尔蒙大爆发，把球不是往自家门口而是对方门口踢。

当然，这个梦想很快就宣告破灭了。

以后，我开始解放思想，想到为什么代表我们国家队的一定要是纯正国人呢？

找两个球技不俗的老外（这里推荐物美价廉的非洲兄弟），做点思想工作，让他们改个国籍，然后上场为中华争光，岂不是好？

我看，至少比咱们那些牛哄哄的豆腐脚强吧。

你还别说我胡扯，日本队就这么干过，结果把一个好端端的巴西球员整成了日本人，照样帮着他们攻城陷地。

其实，几十年前，老美也这样帮过我们，而且连思想工作都没有做。

我们不是一个不知感恩的民族，人家如果对咱好过，这笔人情一定得记着。

波音大侠

肖特是个退伍军官，当时的工作是推销员——飞机推销员。

推销的产品就是他所驾驶的波音218单座双翼战斗机。

美国货的特点是价格高，但一般都很先进，技术上绝对没得话讲。这种波音218就是个典型例子，其性能连日机都不能望其项背。曾经有日本飞行员试飞波音，下来后连声感叹，说这才知道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战斗机。

言下之意，日本的那些都不是真的。

波音好，谁都知道，中国人也不是傻瓜，无奈好东西太贵了，自己又太穷，所以不得不考虑来考虑去。

肖特是《没有任何借口》里的那种推销员，非常有职业精神。一回打动不了你，就两回，两回不行就三回。反正他退伍了也没有什么事做，就整天在南京上海这一带飞来飞去，找这个谈，找那个聊，一副做不成生意绝不回头的劲儿。

波音还没推销出去，日本人来了，天空成了涂着膏药旗的日机横来竖去的场所。

在那场中日真如空战中，虽然双方打成了一个平手，但另一艘航母“加贺号”上的一架舰载机却被地面高炮击落，实际上日本方面还是吃了亏。

这以后日军就消停了两天。

第三天，他们在上海弄出了一个简易机场——公大机场。

这个机场就在植田用作临时指挥所的那个公大纺织厂内，据说当时是把一个高尔夫球场推掉后搞出来的。

有了公大机场，航母上的舰载机可以在这里起停，空袭更方便了。

日机空袭，往往对军用目标和民用目标不加区分。中国人的地面，他们是想怎么炸就怎么炸，想炸谁就炸谁，路上闲着没事，也会从飞机上随便扔颗炸弹下去玩玩。

只要是正直的人，都会感到气愤。

肖特只是个推销员，完全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者干脆溜之大吉，先回到美国老家去躲上两天。

可他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实在看不下去。

空战不是这样打滴，飞行员不是这样当滴。别说中国人是我的潜在客户，就是普通人，也不能任你们这样欺负。

教训他们。

从此，中央航空队的飞机编队里便多了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志愿军”。

不为主义，不为信仰，更不为利益，只为了两个字：正直。

此真英雄也。

肖特的飞机实在太高级了（尽管只是样品），仅马力就比航空队里的其他同伴大上一倍，别的飞机根本赶不上它。在中国飞机普遍缺乏通信和导航设备的情况下，波音经常会与大部队失去联系。

美国人的性格，天生就对独来独往、天马行空这一套有特别嗜好。肖特有时找不到队伍，索性单枪匹马闯江湖，做起了大侠（在美国应该叫西部牛仔）。

我们得承认，如果他不是肖特，座机不是波音，这样做其实相当危险。对战机飞行员来说，脱离大部队单飞，往往就意味着死路一条。

而肖大侠偏偏来了个碧海青天任我行，不仅单飞，还常演出以一敌三的好戏。

这可不是吹牛，他曾经在南翔上空与所茂八郎大尉率队的3架日机（均为“3式”舰载战斗机）遭遇过。

当时双方简直就像在进行登高比赛。

刚刚碰面时，日机还占据着上风，他们在1500米高度居高临下，似乎3个人一围，就可以把波音困在中间给踩死捏碎。

然而，指挥官所茂很快就傻眼了。因为一眨眼的工夫，肖特的波音218已经爬升到他们上面去了。

从后面俯冲、扫射。

日机只有抱着脑袋挨打的份儿。

只好继续往上飞。可是等他们拼了老命，好不容易上升到3000米的时候，回头一看，波音仍然在朝他们眯眯直笑。

不管怎样努力，波音终究高过一头。

自己升个3000米就吃不消了，人家轻而易举就上升了3500米！

就像孙悟空总是逃不出如来佛手掌一样。

然后，继续对你俯冲、扫射。

在这次遭遇战中，所茂座机的螺旋桨被打中，机翼也被打穿，受伤严重，只得率队仓皇逃离。

一场小型空战，5分钟内就胜负立判，宣布OK了。

肖特的飞机显然给日本航空兵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致他们在驾机出发前都不得不互相提醒：美制的，波音，厉害厉害的。

弟兄们，谁看到了这号猛人，能躲就尽量躲躲吧。

还是没能躲得过去。

我说的是小谷进大尉。

2月22日，也就是植田最感垂头丧气的那一天，中日飞行员在天空再次遭遇上了。

当时，肖特正随航空编队从南京飞往杭州笕桥。没有任何意外，这次他又“掉队”了——速度太快，飞过了。

肖大侠毫不介意，一个人继续往杭州方向飞。飞到苏州火车站上空时，他发现下面有情况。

一列满载妇孺老幼的难民列车正要发车出站。

而在不远处，有6架日机，分为两组编队，正不怀好意地向这一目标飞去。

小谷进大尉就是这个6机编队的总指挥。

包括他的座机在内，3架“13式”舰载攻击机组成了攻击机编队。

那个生田乃木次大尉驾驶的是“3式”单座舰载战斗机，他和另外两架战斗机组成战斗机编队。

他们此行接受的正式命令是对苏州进行侦察，但实际上，“顺便”轰炸一下无辜的中国百姓，向来也是日机的老习惯。

这种事情，肖特见多了，他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攻击机编队已降低至900米高度，看样子即将对列车发起攻击。

此刻，站在肖特面前的对手不是3个，而是6个，比先前多出了一倍，而他只有1个。

然而没有丝毫犹豫，肖特一推机头，朝攻击机编队杀了过去。

由于此前已经得到警告，波音的出现，也早就引起了日机编队的注意。

按照平时的演练阵形，攻击机队迅速向左进行闪避，而战斗机队则在1500米高度右旋，向肖特的波音飞机俯冲下来。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肖特应变极为快捷，同第一次遭遇战时一样，他充分利用波音的良好性能向上攀升，一下子从高度上拉开了与战斗机队的距离。

绝不能和战斗机过多纠缠，目标是攻击机队，只有遏制住他们，才能防止一场人间惨剧的发生！

肖特开始向攻击机队俯冲，射击。

小谷的座机被他紧紧咬住了。

3架攻击机惊慌失措，赶紧用尾巴上的机枪对着波音进行扫射。

肖特非常冷静，面对敌方的子弹，他在400米距离内竟始终未予以还击。

敌众我寡之下，需要逼近了打，要么不击，一击即中。

这已不纯粹是技术的较量，更是勇气和意志力的对决。

距离越来越近。

100米，50米，30米，射击！而且是一口气不歇的连射。

直到距离20米，眼看要相撞的时候，波音才停止射击，拉升避开。

小谷当场死亡，座机射手被打成重伤。

幸亏这架日机是三座的，还有一个前座飞行员能够驾驶，否则就算天照大神附体都救不了他们了。

波音也被机枪子弹打中多处，机身受损，但并不影响飞行。

就在肖特专注于对付攻击机时，一直隐伏在后面的生田乃木次忽然从150米处打出了一个致命的长射，子弹全部倾泻在驾驶舱里。

我们可敬的肖大侠当场战死，飞机随后坠毁。

兄弟以前没少看史瓦辛格、史泰龙一类“史字辈”的肌肉猛片，总以为上面那些火爆情节纯属杜撰。现在我信了，也许肌肉有些夸张，但在大洋彼岸，确实有这样一些超级猛人存在，因为他们代表了美国人身上一直具有的一种精神——侠义和勇敢。

肖特的英勇行为，使当时的国人大受感动。国民政府特授他以“英雄”称号和上校军衔，并在战后为其举行了隆重葬礼。

作为老美版的空军志愿军，肖特是第一个，却不是最后一个。几年之后，我们还将迎来更多的肖特式异国英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飞虎队。

消息传来，海军如获至宝。

上海开战以来，从盐泽到野村，从少将到中将，一个比一个点儿背，似乎都抢着在给陆军制造海军无能的口实。

现在海军航空兵终于打下了1架中国战斗机，还是一架美制机，真让他们有一种喜从天降的感觉。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海军（海军航空兵）是好样的。

野村当即就兴冲冲地准备对空战“英雄”进行嘉奖，可是确定不了人。

究竟为谁立头功，日军飞行员们自己内部已大吵了起来。

战斗机说：那是我们打下的。

攻击机则认为，要不是他们当了诱饵（这个说法很形象），肖特的波音飞机也不会追过来。正是他们尾部机枪的射击，才导致波音飞机受伤并最终坠毁。

甚至有人绘声绘色地说，自己从屁股后面端着机枪一家伙打过去，是亲眼看着波音冒白烟落地的。

言下之意，根本就没你们战斗机什么事。

两边争执不下，各不相让，而且越闹越凶，差点就要动手打起来了。这让野村十分为难，他又不可能把当时的录像带找出来，倒个带给大家重放一下。

最后，考虑到攻击机的人毕竟一死一伤，已经够惨的了，野村便做出了一个两不得罪的决定：除了那个去阎王殿报到的小谷进，凡参加这次空战的，一个不少，全部受奖。

其实，我就是做给他们陆军看看的，你们这么较真干吗。

吵是为了拿奖。奖到手后，众人就不吵了。

都是干这个的，到底是谁打下了波音，自己还不清楚？

是生田乃木次。

这位兄弟真是走了狗屎运，当时日本国内正眼巴巴地等待着英雄的出现，好不容易冒出一个，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放到锅里就是菜，马上狂炒起来。

各种帽子，只要是高的，就闭着眼睛往他头上戴，甚至还有人大言不惭地称其为“日本的冯？里奇特霍芬”。

真受不了这帮日本人，把肉麻当有趣你也得有个限度。

里奇特霍芬那是一战德国的王牌飞行员，大名鼎鼎的“红男爵”（因其飞机涂成血红色而得名），空中的绝对王者，3年时间打下了80架飞机，有时一天打个四五架都是小菜一碟。你跟人家比？

倘若“红男爵”地下有知，知道有人这么玩盗版，非得笑醒不可。

当然，对于生田乃木次本人来说，最实惠的还是回国后成了大众情人，那些无知少女少妇的情书相片收了满满一屋子，看都看不过来。

日本海军还没有无知到这个份儿上，事实上他们肚子里是拎得清的：这场空战实际上是败了。

6个打1个，还打得这么趔趔趄趄，最后连带队的指挥官都被打死了，你说这叫胜仗？骗鬼的吧。

这导致了日本军方内部对战斗机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产生了普遍怀疑。

当时，无论是“13式”还是“3式”，都是英国技术，本来就让“国粹派”们看不顺眼。

既然不好用，那就干脆别用了。于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机就不用战斗机了，由轰炸机一专多能，来个轰炸进攻一肩挑。

这个很长，不是一般的长，至少五六年。

勇于把婴儿和汤一块儿倒掉的鬼子们，就等着倒霉吧你们。

国联会场上的奇迹

海军可以随便找点事情表扬一下自己，放松放松心情，陆军却不可以。

上海战报天天传往国内的参谋本部，上面披露的情况一天比一天让人寒心。

毕竟战报这东西不是写通讯报道，玩不得花活儿，更吹不得牛。

作为参谋总长的载仁亲王照例是不管这些杂活的，操心的事都落在了次长真崎甚三郎中将（陆大19期）身上。

以前仗打不好，还可以把责任推在海军身上，骂他们是笨蛋，可现在陆军唱主角了，你还能再怪谁？

眼下日军的处境比较尴尬，进又进不去，退也退不得。

股票如果不幸被套住，解套的办法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咬牙割肉，另一种是继续买进。

日本人的脾气，打死也不愿割肉。

那就只好继续买进。

真崎次长决定把砝码加上去，无论如何再赌上一把。

报告打到陆军省，提交内阁进行讨论。

一般来说，参谋本部肯如此尊重政府内阁，把这个橡皮橡章真当回事，都只出自于一个原因，那就是连他们自己都有点搞不定了，得拉一个人进来陪绑。

没想到内阁也快被上海这码子事给逼疯了。

现在的外相换成了我们熟悉的老朋友芳泽谦吉。

犬养组阁的时候，什么官位都安排了，就是外相空缺，由他一个人兼着。大家开始还以为老头子风格高尚，这么大年纪还要身兼两职，为国家省钱。可没过多长时间，事情就水落石出了，原来这个位置是他专门给自己女婿留着的！

的确，芳泽的业务水平够烂，在国联的工作表现也只能用“差强人意”四个字来形容，但这些都架不住他有一个好丈人。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看来，有水平不如有背景，这句话到哪里都适用——日本人把这段时期的日本外交，形象地称之为父子外交。

不过芳泽的高升倒也不全是一件坏事，至少国联代表可以换一个稍为像样点的人物了。

原驻比利时代表佐藤尚武披挂上阵。

跟芳泽比起来，佐藤无论是外语还是应对能力都要强上一些。

自从中国代表颜惠庆提出要援引国联盟约第15条，将上海问题提交大会后，这位新任日本代表就紧张起来。

他并非蠢人，也发现了这个提议的要害所在。

可是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颜惠庆的要求都很正当，很难辩驳。

想啊想，终于想出了一个理由。

在理事会讨论中国代表提议时，代表日本一方的佐藤表示坚决反对。

理由竟然是：中国太乱（“无组织国家”）。

这也能成为理由？

回答是能。

因为下面还有一系列推理——既然乱，所以就无组织无纪律；无组织无纪律，所以不能保护日侨；不能保护日侨，所以我们才打了起来。

最后引出结论：这事都是中国自己造成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跟国联大会无关。

为了这个理由，佐藤先生是很费了点劲的，绕完这段口令后，再看与会者的表情，他放心了。

事实上，佐藤的话确实点中了西方国家的一个要穴。

那就是害怕中国乱。

如果佐藤说的是实话，日本遇到的麻烦，他们也可能遇到，毕竟在中国谁都有侨民。

那么，上海争端还是在理事会里面议论一下算了。

会议风向突变，中国的提议一下子面临着搁浅的可能。

现在摆在即将发言的颜惠庆面前的，还有一次机会，有且仅有一次。

这位前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能完成此重任吗？

除非奇迹发生。

颜惠庆一直在静静地聆听佐藤的发言。

佐藤使用的是法语，这对颜惠庆来说没有任何障碍。他完全是用法语的思维在判断和分析着对方的每一字、每一句。

颜惠庆走上讲台，他用的是英语。

他承认中国的确还很乱。

佐藤笑了，这不是在不打自招吗？

可惜他笑得太早了，因为中国外交官的精彩演说才刚刚开始。

颜惠庆说：其实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都不希望乱，我们要统一，要和平，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我们一直在为此不断努力。

但是有一个国家却希望中国越乱越好，以便浑水摸鱼。

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颜惠庆可以拿来佐证这一观点的例子太多了，几乎信手拈来。

坐在席位上的佐藤渐渐不安起来，因为他知道，这些例子都是铁的事实。

各国外交官们已经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佐藤君，后脊背已经在出汗了吧，不要紧张，因为接下来，你还将大开眼界，被对手更厉害的杀手锏所击倒。

颜惠庆忽然话锋一转，说到了“无组织无纪律国家”，这正是此次佐藤拿来攻击中国的一颗大炮弹。

现在，这颗炮弹被颜惠庆捡起来，塞到炮膛里，又打了回来。

谁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国家？

我告诉大家，日本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典型！

请问日本代表，你们在国联理事会上究竟表了多少无用的态，做了多少虚假的承诺？

你们一会儿说不扩大事态，一会儿说要撤兵，可什么时候真正实行过？

在座各位是不是还记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代表曾在这里亲口承诺，他们会从东北撤兵，并恢复到事变以前的状态。可结果如何呢？

结果不仅没撤兵，就连东北的其他地方也被日军完全占领！

现在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了事端，请问：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颜惠庆打回去的这发重磅炮弹顿时就把佐藤掀翻在地。他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会议大厅里回荡着颜惠庆那激越的声音：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正是这句愤怒的诘问引起了在场几乎所有外交官（除日本）的共鸣。

是啊，这日本人究竟想干什么？

所有日本代表在国联出尔反尔、耍赖放刁的表现此刻都被翻了出来。

第一次大家认为你顽皮，第二次大家认为你不小心，第三次大家认为你可能会痛改前非，第四次……

吃饱了没事干撑的吧你！有这么玩人的吗？

日本“无赖国家”的形象就在这一刻定了格。

各国代表们这回再不能允许有第四次了。因为这是在上海。

就捡两个大点的说吧。英国，在华投资的77％，在这里；美国，在华投资的65％，也在这里。

你自己不想在上海滩好好做生意，就滚一边去，别在这里瞎捣乱，搅了大家的好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18日，国联理事会做出决定，中日上海案移送大会，并于3月3日(因时差关系，上海时间应为3月4日)举行特别大会进行讨论。

奇迹果然发生了。

理事会决议通过后，一家英国报纸的记者当场说了这样一句话：

颜惠庆可以胜过我们大英帝国最好的外交官！

走马换将

外相芳泽不是没在国联待过，国联理事会的这条决定意味着什么，他比谁都清楚。

一定要在3月4日前解决问题！

只要能够在这一天以前彻底打败中国军队，上海的事由我们说了算，国联就是开大会也白搭。

内阁马上通过了参谋本部的增兵报告。

真崎次长开始考虑新的指挥官人选。

比较难。

比植田谦吉中将的资格还要老，能力还要高，上阵了还要确保能赢，一时半刻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神人？

况且到了这一步，上海战事已真正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一般功成名就的将领就是达到条件，也没几个肯冒着风险去上海。

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弄到身败名裂的下场，到时候后悔药都没地方买去。

上穷碧落下黄泉，总算让真崎找着一个符合条件，而且不怕的。

他就是白川义则大将（陆大12期），曾担任过关东军司令官，又在田中内阁里做过陆相，无论是带兵经验还是资历声望都够格。

此人堪称是老鬼子里的老鬼子。到他这个年龄，还在军队高层里服役的陆大毕业生已经寥寥无几，能做到大将的更是凤毛麟角，同期生中，除了他，就只有一个铃木庄六。

让白川出马也是没办法的事。老的不愿上，小的不能上，就只有他了。

这么大年纪还惦记着为国效力，而且不计较名利得失，从真崎次长的角度来看，这人可真够意思。

当然，那时候的他和白川本人恐怕都没想到，上海确实是块邪地方，白川虽然不至于搞到“名裂”，“身”最后还是“败”在那里了。

2月23日，日军抽调第11师团（善通寺师团）、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任命白川义则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前往上海参加作战。

加上原先的部队，到时日军总数将达到7万（号称10万），而19路军和第5军加一块儿6万还不到，不光是武器装备，连人数都处于劣势。

为了避免把白川的牌子也砸掉，真崎还通情达理地另外拉了一个老家伙菱刈隆大将（陆大16期）出来，由他担任名义上的上海战事总指挥。

这个菱刈隆在打仗方面虽然看不出来有过人之处，但额头高，运气好，属于“福将”类型的。他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个先后两次担任关东军司令官的人，就是因为“碰上了”。

早先菱刈隆在台湾做司令官，那地方悠哉是悠哉，但出不了什么成绩。偏巧时任关东军司令的畑英太郎（陆大17期）招呼也不打一下，突然就生病“隔屁”了，没人补，然后就把他喊去了。

没多长时间，轮到“九.一八”事变要爆发了。然而在事变发生的前一个月，他却又被鬼使神差地调回国去当了军事参议官，关东军司令换成了本庄繁（陆大19期）。当时看看好像很遗憾，菱刈隆失去了一个立功的机会，但实际上是救了他一命。日后东京大审判时，本庄繁就因立的这个“功”而被指定为甲级战犯，最后自杀了才算没被押到法庭上去丢人现眼。

过了两年，由于东北义勇军闹得实在太厉害，本庄繁压不住，被撤回国内，由武藤信义接任，这才把局面稳定下来。偏偏这个武藤是一劳碌命，江山打下来了，却无福消受，很快就生了黄疸病，也“隔屁”了。

顶替他的，又是菱刈隆！

你看看，好事来了都有他的份儿，坏事来了自动隐身，这种运气简直就是前世修来的。真崎把他抬出来，估计也是前面打得太糟糕，很有点冲冲喜的意思。

另外，在“上海派遣军”里面，还有一个“名人”。

这位就是冈村宁次少将（陆大25期），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不过那时的冈村初出茅庐，实在无足轻重，也就属于一个挂职锻炼的性质，甚至连锻炼都谈不上，因为他是直到3月6日，也就是战事已经基本结束后才到上海去的。

声东击西

植田马上就要面临着下岗了，可这位陆军长老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使了这么大劲，就是啃不下对方的防线？

左翼也试过，右翼也试过，全面也打，重点也攻，什么脑筋都动了，什么力气都花了——这里添一句，为了打赢那场庙行之战，植田甚至把指挥所都搬到前线的天乐寺来了，心诚到如此地步，怎么天照大神它就不能开开眼呢？

白川一行一天不到上海，植田这边就还得继续折腾下去。可他手上兵力已经不足了，中方阵地看上去又那么难以突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越失败的人往往思路越狭窄。据说日本有句谚语：愚蠢的人只会走一条路。现在被一连串失败搞得昏头昏脑的植田也只会走一条跑，那就是依旧祭起他的“中央突破理论”。不过这会儿由于兵太少，铺开来打“中央”已经不太现实，只能打“中央”的一个面，或者说“小中央”了。

植田自我安慰：先打一个面，再打一个面，就跟烙烧饼一样，翻过来翻过去，最后都烙熟了，“中央”还是我的。哦，Yeah。

重点是庙行以南。

就是他当初想拿下庙行这个“大中央”时却怎么也过不去的那道坎。

看来，人有了心结，真是一辈子的事。

不过总的来说，植田这次采取的打法，还是相当刁钻的，证明这位陆军中将并非浪得虚名。

他玩了一招声东击西，把金泽师团的主力雪藏，头两天先放着不动，只抽出少数部队进攻19路军镇守的江湾。

派去打江湾的是金泽师团的两个联队，实际是一个半，因为除第35联队（德野联队）外，第7联队（林大八联队）只出了一个大队，带队军官是空闲升少佐。

声东击西这东西，玄妙就玄妙在假作真时真亦假，也就是说不能让对方看出你的真实意图。植田让这两支队伍打江湾，可没对他们交代说要假打，而是要让他们玩真格的。

这就有些难为人了。前些天金泽师团全部扑上都没用，现在要一个半联队去建功立业，听上去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空闲升少佐和第35联队队长德野外次郎大佐却有些受宠若惊之感。师团长能委以重任，那是信得过咱兄弟，所以有条件要完成任务，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完成任务。

给领导办事，不光要卖力，还得多用心。

两人一合计，手下的兵太少，如果从正面进攻肯定是无法奏效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从江湾镇的西北面偷偷绕过去，然后从19路军阵地后方来发动突然袭击。

善用迂回战术是日军的一个特长，这俩小子就用到这里了。

主意是真的不错，如果成功，19路军必将阵脚大乱。

为了不被守军发现，深更半夜的，人家睡觉，他们不睡觉，跟个夜猫子一样地悄悄溜了过去。

第二次庙行之战

在《第二次庙行之战》图（见40页）中，两支部队偷袭的方向还不一样，是分开的，大概还想弄个包抄什么的玩玩。

德野往西面去，空闲升就朝北边来。

都是偷袭，但数这位空闲升点儿最背，没走多远就被守军发现了。双方你一枪我一枪地打了起来。

按说，人家都看到你了，你就老实一点夹着尾巴溜回去算了。可空闲升不这样想，他大概是最近读“忠勇三肉弹”的故事读痴了，竟然要带兵硬闯过去。

煽情报道真是害人不浅啊。

守军一看，怎么着，还来真的了？

想做肉弹是不是？成全你。

听到这边率先打了起来，分布于江湾各处的机动部队都立刻赶过来增援，人越聚越多，逐渐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一道出来捡便宜的德野一看大事不好，同伴陷里面了，赶紧出手相助，但是已经晚了。

包围圈被封住了。

圈内喊杀声一片。

看到黑漆漆的打起来不好玩，19路军还点起篝火，并朝天放出信号弹。

附近中方的迫击炮阵地离得很近，炮膛里的炮弹也早已装填好了。

等的就是天空中的信号弹，因为知道那下面就是空闲升部队所在位置。

接下来就不用我多说了。

空闲升部队被连炸带打，几乎全军覆没，空闲升少佐本人也做了俘虏。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兄弟还很有骨气，战后虽被很快释放，但对于自己被俘一事怎么也想不开（为什么偏偏是我呢？），一气之下，索性跑回原被俘地自杀了。

顶级杀手

近乎损失一个大队，少佐被擒，你要说作为师团长的植田不肉疼那就是假的了。但人家既然被封长老，那是很能忍的。

牙一咬，眼一闭。正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反正是做戏，现在损失以后补，有的是让支那军付出代价的时候。

战机往往既需要捕捉，又需要等待。

在庙行之役中，正中据守的俞济时师损失最大。指挥部开始考虑把该师拉下去休整。

2月23日晚，俞济时奉命移师后撤。

统筹淞沪战局的蔡廷锴不是不知道庙行阵地的重要性，但他确实没得选择。因为他手上就那几张牌，要想坚持到底的话，就必须轮换着来。

从种种迹象上看，这两天日军的攻击重点似乎又重新回到了江湾。如果这时候再不让俞济时师好好休息一下，等到庙行前线再打得火星直冒的时候，就算想歇都歇不下来了。

没有谁知道这场战争到底还将持续多久，抓紧时间养精蓄锐是绝对有必要的。

作为日军主帅，植田是一个很沉得住气的人。虽然来自各方面的情报都显示，对方第5军的主力师已经换防休整，但他始终不为所动。

当一个猎手看到猎物已经进入自己的狩猎范围之内时，他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一种情况可能是，紧张到手足无措、气喘心跳、满身是汗，仿佛不是自己打猎物，而是猎物要来叼自己。

相反的情况则是，虽然不紧张，但却狂激动，枪还没提起来，“乌拉”二字已经恨不得要喊出口了。

显然，这些都是新手，或者说是玩票者的表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非常业余。

你可能要说，正常的情况，无非是看到猎物出现后，不惊不乍，不声不响，迅速持枪瞄准，然后击发。

说得不错。

可是我仍然只能给你亮出一个勉强及格的举分牌。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是真正的杀手范儿呢？还是让我来举个例子说明吧。

有一次，我跟着一帮“色友”到深山里去玩——我们把周围喜欢搞摄影的哥们儿都一律称为色友，缘于色“摄”同音也。

由于本人对色友们背着的那些大炮筒知之甚少，同时对摄影这门子艺术也缺乏兴趣，自然就不好意思跟着他们外出“采风”（拍风景照），只得留下来跟房东吹大牛。

这房东是个护林员兼猎手。他有一支枪，他家梁上每天都挂着他从山里打来的各种野味。

我注意到，他的一只手指只剩了一节。据他说，是在抓五步蛇（一种剧毒蛇）的时候，被咬了一口，然后就拿了一把锯刀，把被咬的那部分指关节都给锯掉了！

他若无其事地说，锯手指是“有那么一点点疼的，当时半边肩膀都又酸又麻”。

至此，我不得不称他为猛人了。

与我原先想象的不一样的是，猛人兄打猎不是在白天，而是在晚上。

就在黑咕隆咚的山里面，他一个人背一支枪，拿一支手电筒，出去找野兔。看到野兔后，他并不急于开枪——不是怕打不准，而是不到时候。

野兔胆最小，给手电筒光一照扭头就要跑。

这时候他还是不开枪。

他告诉我，野兔有个特点，那就是跑之前有一个固定动作，一定要先回过头来看你一眼。

这个人说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让我想起了国足的一个痼疾。

据说，他们每次传球或是射门前，都要习惯性地停顿一下，用职业术语讲，叫做控一控，然后再做下面的动作。

这个习惯在不同个体身上的危害性是不一样的。对于国足们来说，无非是球传不出来或是门射不进去，对野兔来说，则是致命的。

那一瞥简直就是投向地狱之门的一瞥。

因为猎人等待的就是这一瞬间。

电光火石之间，一抬手，嘭，目标倒地。

断了一指的这位猛人带我看他打的野兔，子弹无一例外都是从颈项处穿过的。这个颈项还不是指颈项的任何地方，它特指脖子上一处特别松软的部位。

猛人指点着垂头耷脑的死兔子，告诉我，只有用这种打法，猎获的兔子才值钱，因为可以确保它的完整性，同时最松软的也往往是最致命的，子弹穿过，即便不死，也会立刻使其因中枢神经麻痹而晕倒在地。

旁边有一些别人送来让他代售的野鸡山兔，可以明显地看到身上都留有弹洞。他叹息着摇了摇头：“本来是可以更值钱的，可惜了。”

我讲这些，只是想说明，要成为一个顶级杀手，绝不仅仅是枪法准、动作快那么简单。

上海不是日本陆军中将植田的福地，因为这里没有给他一个证明自己高明的机会。但至少在这一回合中，他显示出了高手某一方面的潜质。

那就是在机会面前，有时必须冷静到残酷的地步。

隐性预备队

23日，白天，空闲升部队在江湾“遭了罪”。

植田没有在庙行发起攻击。

晚上，俞济时师撤防。

他仍然坐视不见。

24日，从表面上看，金泽师团好像在睡大觉，但其实内部正在做着紧张的战前准备和动员工作。

25日凌晨，是时候了。

金泽师团主力倾巢而出。

目标：庙行以南。

如果用猎物来形容，这个地方正是那处“最松软的部位”。

俞济时师撤离后，接防的是该师新换上来的一个团和19路军张炎旅的3个团。

参照《第二次庙行之战》图，由于植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手法，其它守军此时大多还集结在江湾一带，短时间内根本抽不出来。

首先说张炎旅。这个旅从第一次蕴藻浜大战（与下元的久留米旅团遭遇的那一次）开始，就一直在上海周边打到东打到西，属于劳模级别的部队。相信要不是兵力上捉襟见肘，估计这些兄弟也早该撤下来喘口气了。

且不论体力如何，仅从武器装备上来看，他们与原驻防的俞济时师就不是一星半点差距，这3个团跟德械师的3个团也不是一个概念。

他们虽然参与了庙行战役，但主角和配角毕竟不一样。广东造的79式步枪，能否在一马平川的庙行前线独挑大梁，也是要打上许多问号的。

再说俞济时师的那个团。如果查一下户口，你就会明白，他们其实根本算不上俞济时的手下，实际是个“黑户头”。

淞沪开战后，他们原本是在袖子上套个红箍箍，协助做些类似于街头大妈一样活儿的地方警备部队。之所以跑到前线，还打上了德械师的旗号，用蔡廷锴后来的话说，完全是因为处于包围之中，“撤退无路”才加入战团的。

看上去，一个是疲惫之师，一个是业余选手，无论谁都会为这一对组合感到担心和后怕。要知道，他们即将面对的，将是机械化的日军正规师团的全力冲击。

身经百战如蔡廷锴，恐怕也想不到植田的动作会如此隐蔽和突然。

转眼间，金泽师团已杀到眼前。

植田的计划眼看就要成功，他可以举杯庆贺生日了（日子不一定要那么准，主要是图个高兴），可是这时候前线出现了两个意外。

一个意外是，他严重低估了19路军将官随机应变的指挥能力和广东仔们敢于拼命的狠劲。

一开始，植田的“钢铁三板斧”依旧有着如今大片中才有的效果，上有飞机炸，下有大炮轰，一阵又一阵弹雨飙过后，守军的工事已被砸得七零八落。

指挥作战的是第一次蕴藻浜大战中崭露头角的张炎。他见势不妙，非常聪明地选择了退避三舍——惹不起，我还躲得起。

反正工事都被炸掉了，再隐蔽在那后面就等于是一群二傻子。

张炎旅自动退后一里地，给日军炮弹和步兵腾出地方。

日军高兴了，打完炮，上步兵。

这套程序我们今后还将经常遇到。在我看来，这恐怕是世界上最乏味的战术了，连我们讲的人都觉得特没劲。

就算你有飞机大炮助阵，也可以玩点别的招呀。日本人之无趣和做事模式化，由此可见一斑。

步兵上来，大炮当然得收住一些，要不然就要打到自己人了。毕竟炮步兵不是海陆军的关系，不存在谁要故意给谁找别扭的事。

一看阵地上无人，日军目空一切的劲儿又上来了，他们认为刚才那顿炮弹准是把守军的胆都给吓破了。

事实上19路军都端着枪在工事后面蹲着呢。

日军的“钢铁攻势”领教多了，原驻防这里的第5军早就留了心眼，在这里布置出大纵深的防御阵地。

庙行前沿的工事那是一层又一层，没有最多只有更多。日本人反正炮弹多，那你就可着劲炸吧，炸完一层还有一层，到处都是我们的窝。

在日军步兵进入100米的有效射程范围后，埋伏在工事后面的守军一跃而出，步枪、机枪、手榴弹一齐上，把刚刚有了点感觉的日军打得措手不及。

植田一看不行，没别的办法，那就加量加价，增加兵力，增加炮弹，增加飞机，无论如何得把这局给扳回来。

与此同时，俞济时师的那个“黑户团”也正陷入苦战。

不过这个苦战的意思是双向的，守军苦，日军更苦。

一般来说，中日作战，死一个鬼子，都要陪上若干中国兵的性命，所不同的只是比例不一样而已。可是在攻击“黑户团”防守阵地时，这个比例却意外地倒了过来，日军伤亡人数竟然超过了守军人数！

要知道日本兵可一点不傻，他们的攻击方式在当年是很先进的。

第一，不能出声。长官发令后，就要打枪的不要打，悄悄地进村。

第二，分散行动。电影上常见的一窝蜂往上冲的情景，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标准的欠揍举动。这种战术日军也是绝对不会采用的。

第三，卧式射击。通常情况下，日军士兵都是一边匍匐前进，一边寻找机会鸣枪射击。

拥有了这样熟练的自我保护动作，就算你是防守的一方，要想扫倒他一大片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更何况，对面的大炮和头顶的飞机，都不会让你那么从容不迫地趴在阵地上练瞄准。

所以这支守军其实是很不简单的。

街头大妈忽然变成了超级猛男，这一点估计连大卫？科波菲尔来了都要感到惊讶，没准还要忍不住跑到幕后去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

我不是魔术师，不靠这个混饭吃，所以完全可以告诉你奥妙所在。

我们在前面介绍中国守军的预备队时，曾提到过有一支“隐性预备队”。

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确实称得上是一支非常神秘的部队，可谓来无踪、去无影，会战的时候突然出现，会战完了又突然消失。别说日军弄不清它的真实身份，连有些兄弟部队也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这究竟是何方神圣。

请教民国理财高手宋子文，他会自豪地告诉你：这就是我的部队——税警总团。

话说老蒋在政治舞台上重见天日后，作为大舅爷的宋子文也再次粉墨登场，不仅坐回了财政部长的老位置，还当上了行政院副院长。

在老蒋那一帮子亲朋里面，这个小宋是个比较特殊的亲戚。

从家庭关系上来看，两人是实在亲戚，一个妹夫，一个阿舅，如假包换，应该是亲近得不得了。

但从工作关系上来看，双方是既合作又敌视，每遇政见不合，动辄就要拍桌子砸板凳，甚至你一拳我一脚，不给对方身上留点mark誓不罢休。

当然，由于老蒋是军人出身，年轻时候估计也练过几招王八拳，所以在这方面，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宋同志还是很吃亏的。

可是老蒋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回到家，自有老婆和岳母等着给他算总账：妹夫打阿舅，太过分了。

枕边风的威力估计诸位拖家带口的都是领教过的。老蒋不堪重压，每次都不得不主动站出来承认自己打人是不对的，并做出相应承诺和补偿。

总体而言，小宋虽然偶尔会吃点皮肉之苦，但还是赚的。

在合起来整治孙科和汪精卫方面，两人确实能做到同仇敌忾、同进共退，但在对日态度上，宋子文明显要激烈得多，属于“愤青”一个类别的。

除了小宋年轻，又不担当主责，在赶潮流方面毫无负担外（用熊式辉的话来说，抗日是当时最时髦的一件事，至少是之一），还和他与东北少帅张学良的关系有关。

都是少年得志，宋张二人曾经好得能穿一条裤衩。

张学良被日本人赶出了东北，有家难回，作为哥儿们的宋子文帮兄弟一把的心情那是相当急切。

可小宋是个文官，本质上与孙科、汪精卫他们没什么两样，手上都不掌兵，如何帮忙？

自然有办法。

要知道，文官与文官可不一样，诀窍就在于宋子文是个管钱的文官。那年头，只要你手上有钱，什么事不能办？又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当然现在可能也是如此）

宋子文之所以能被封为“财神爷”，并非徒有虚名，攒钱那是很有一套的。

钱从何来？其实就是收税，重点抓的是盐税。

盐的利润大啊。早在清代，就有天下盐商最富的说法，可以说，整整一座扬州城的繁华，都是用盐商的钱堆起来的。

但正因为利润大，漏洞也就大，官商勾结、偷税漏税的现象屡禁不止，以至于一网撒下去，国家收不到几个钱，全被各个食物链上的大小虾米和私盐贩子捞去了。

针对这种情况，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不得不下狠心进行制度改革，搞“大部制”，把原有的三个管理机构并成一个，并开始着手建立直属财政部的税警部队。

这就是税警总团的由来。

本来只是一个缉查大队的规模，从理论上来说，职权也仅限于抓私盐贩子和保护盐场。可是在宋子文的领导下，它后来竟然发展到与黄埔军校教导队一个档次了。

没办法，谁让人家是财政部长，有钱。

税警总团的军费，是财政部出的，财政部的这笔钱，又是从盐税里拨的。

盐税收上来，不管多少，当然得由国家统一调拨，不是财政部一家所能做主的。

问题是这笔钱，却是洋人让给的，连老蒋都管不了。

当初孙科之所以下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钱，而之所以缺钱，又是因为宋子文不肯帮忙。

说起来，这宋家当年真是不得了，估计要三百年才能出此一家。除了涌现出两个第一夫人外，作为长子的宋子文也是一个能靠自己混饭吃的牛人。

小宋不仅会收税，还善于向洋人借钱。

人家老外不是傻瓜，可不是凭你点个头、哈个腰，就肯把钱借给你用的。

第一要看身份，第二要看素质，第三要看你跟他们说不说得到一起去。

显然，这些条件宋子书完全具备。所以，他能从外国银行借到钱，别人就没这个本事。

借了钱自然要还。政府收上来的盐税，有一部分是专门用来偿还八国银行团借款的。但是这里面实际上存在着猫腻。

因为要还的借款不是一点半点，和你交情不好，可以要求限期还清，而如果跟你交情不错，他也可以缓一缓，今年还一点，明年还一点，或者今年少还一点，明年多还一点。

全在老外一句话。

还老外的少了，多出来的部分就顺理成章地拨给税警总团做军费。

没多久，税警总团便成了全国最阔的一支部队。

起初只有两个团，不过它的团编制很大，一个团相当于别人的两个团。

按说招的人不算少了，可你很难进得去。

那会儿不是现在，想参个军没准还得开后门。那时候如果不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是没多少人愿意主动去干这份高风险工作的。

正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更有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骂人话，叫做“丘八子”。丘八子者，上丘，下八，即为兵。

这与我们当时的夙敌日本有较大差距。

在日本，当兵可是个热门专业，称得上是理想与现实的最佳结合体，不仅富家子弟要借此光耀门庭，穷人家更把它作为一个理想出路。所以，我们看日本军队里面，不光是军官，甚至连很多士兵都有一定文化（至于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表现得极其野蛮和无教养，那就是另外一个关于战争如何把人变成兽的话题了）。

等到“二战”结束，这些人甚至都可以回去当导演或者作家。比如那个著名的《东史郎日记》，如果刨去其中对于残暴和罪行的记述，文笔还是蛮流畅的（原谅我用这个词），而东史郎也只不过是日军中的一个上等兵而已。

文化素质有不小差距，这也是造成中日军队战斗力不同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须知，打仗不光是勇敢就行，很多时候也是要靠脑子的。

那么，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大家都不愿意去当兵呢？

很简单，没好处。

岂止没好处，坏处多了去了。

首先一个，当兵的没社会地位，被人看不起。这个大概是有些历史传统的，打宋朝时就开始了。想当初，狄青那么巨猛的一个人，为反击异族入侵立下过汗马功劳，就因为人家是当兵的出身，后来再怎么使劲补文化课都不行，所谓的士大夫阶层就是看他不起，结果郁郁而终。自此以后，三百六十行，不管怎么排，当兵的总是垫底，差不多要跟乞丐坐一块儿了。

而在民间，一方面是由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都属于有中国特色的良民，说难听点，就是在性格上比较胆小怕事，平时杀只鸡还没问题，说到杀人脸色就变了。

这位可能要问，那你前面不是提到过东北锦西的民风很强悍吗（就是日本兵拿了他一捆草，他就准备把一群日本兵全给宰掉的那个），这种地方有（同类例子还有后来的广西湖南），但不算太多，多数还是像江南人这种性格的，有一些懦弱，有一些胆小，说来说去都不是敢闹事的料。

另一方面，由于历朝军队扰民过甚，有时剿匪的比土匪还土匪，导致在老百姓心目中，“当兵的人”名声越来越差，渐渐就成了“丘八子”这样不招人待见的货色。

当然了，如果待遇足够好，还是有许多不甘寂寞的人乐于去当兵的。问题是当兵的待遇实在不咋的，本来就拿不到几个饷银，还老拖欠工资（这点连中央军都不能幸免），如果碰上个不厚道的长官再从中克扣点什么的，你基本上就只能等着去喝西北风了。

就算饷银很少或基本没有，对一些人来说，当兵这份工作仍然具有一定吸引力，因为至少它可以让你吃上两口饱饭。

我们得想想那是什么时候，万恶的旧社会嘛，有口饭吃比什么都强。

但是且慢，如果我告诉你，这可能要以送命为代价，你还干吗？

无论何时何地，性命二字，对于一个人来说，都是顶顶要紧的，脑袋掉了那是既要不回来，也安不上去。至于什么二十年后还是条好汉，砍头只是留个mark之类的话，纯属宣传口号，大家跟着喊喊不要紧，可千万不能相信。

每个人都会算一笔细账，一边是自己的小命，一边是恶劣的待遇和名声，究竟孰轻孰重？

这就是大家都不想当兵的缘故。

不过，税警总团绝对是一个例外。

在当时，那绝对是个好单位，想进去人家还不一定要你呢。

要进税警总团，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而且卷子还不会比黄埔的那张容易，你得有接受折腾的心理准备。

就算进去了，也不等于万事大吉。里面采用的是美式教学法，技术性术语特别多，你要是跟不上趟，别等人来催你，自己就卷铺盖out吧。

都是招人当兵的，税警总团凭什么这么牛？

条件好啊。

你不是嫌当兵的名声不好听吗？那你就大大方方地告诉人家，兄弟可是标准的国家公务员，直属中央财政部。

谁能说不是？

至于待遇，听了都让你心痒痒。最高的总团长级别月薪300多元，每月特支费1万元（就是你签了字可以拿来用的公款），团长月薪200多元，每月特支费2000元。团长以上都配有小汽车。

最低的是一等兵，每月11元。就这也不错了，放到别处去，11块钱可以用上一年。另外注意了，这11元你都可以寄回家给老婆孩子作开销。宋部长充分体恤到了手下的不容易，另外还每月补助士兵伙食费4元5角。

列位要问，这都能抵上月薪的一半了，为什么伙食费这么高？

别忘了，打仗可是个地道的体力活儿，不吃饱喝足，长好身体，如何能行。

这么高的工资，还不带拖欠的。每月的第一天准点发放，从不打白条。

“九.一八”事变后，国家财政困难，连中央军都面临着揭不开锅的窘境，不知哪位聪明人出了个主意，所有薪饷均改为国难薪，即只能发原来的八成。

这下当兵的更惨。本来就领不到几个钱，还打八折，连饭都吃不饱了。

宋子文可不管这些，你们要打折是你们的事，税警总团是我的，再穷不能穷他们。

工资照发不误，一文不少。

如此一来，连广告都不用做，大家挤破了头往税警总团里钻。

归根结底，理想主义是要的，思想工作也很有用，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才是永远的硬道理。

除了报名当兵，想来当官的也有不少。

毕竟那待遇也太诱人了，基本上就和大学教授差不多（不是现在的有些教授，彼时的教授大多数货真价实，工资高也很正常）。

不过宋子文对军官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而且还有自己的一定之规。

当年的黄埔军校由于东征和北伐的原因，已经是声名鹊起，国内部队均以有黄埔子弟加盟为荣，不过他们要是想去税警总团就要吃闭门羹了。

因为宋子文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黄埔出来的，再好也不要！（不知他的妹夫蒋校长知道后，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那他们要什么样的人才呢？

西北军和粤军中出来的“实践派”有一些，但很少。

其实主要就两种，一种是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

这类人才之所以被看中，倒不是学校的牌子有多响亮，说穿了就是因为张学良的关系，爱屋及乌，而且他们本身也只能担任些基层的连排级职务。

想当大一些，那就得有几把刷子了——

第二种人才：美国海龟。

简单点来说，除了第一种人才，税警总团的排以上军官，直至总团长，一般都是由这类海归把持和垄断着。

这跟宋子文本身的经历和出身有很大关系。因为这位仁兄就是拿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文凭，接受的也是欧美文化，据说他的外语水平跟顾维钧差不多，都是英语说得比母语还溜。

又据说，此君批公文既不画圈，也不写“已阅”，而是用“OK”！

他这样的人，自然就认为美利坚的产品独一无二，像他一样，都是顶呱呱的。

因此之故，税警总团第一任总团长温应星、第二任总团长王赓，均为宋一手挑选出来的海归派。

他们的名头到现在都非常响亮：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

其中，温应星还是中国最早的西点军校生（1905级），而王赓（1918级）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同学，他就是后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

什么样的军官带什么样的兵。温应星、王赓练兵自然也都是用的美国陆军那一套，平时官兵问答，“yes or no”之类的口头禅那是张口就来。

有趣的是，税警总团虽然采用美式教育，但武器却是完全德国正规军装备。看来，德国货质量过硬从那时候起就深入人心了。

名为税警队，但这支部队实际上名不符实，平时对缉私、护场这类专业活儿既不钻也不研，倒是对野战攻守、先进武器非常热衷，属于典型的不务正业。

这一点和他们的老板宋子文倒很相像。

宋老板本人就对与日本人干仗这件事，比在办公室里划拉算盘要有兴趣得多。早在日军迫近锦州之前，这位兄弟就给张学良发了电报，使劲儿给少帅打气，要他一定在锦州“顶住”——

如果实在不行，哥们儿愿意两肋插刀，把税警总团的人都拨过来给你用。

无奈，皇帝不急太监急，张学良根本就没有在锦州抵抗的决心和想法，宋子文再起劲也没用，只好把一腔热血化成了一声叹息。

宋部长，不要着急，家里藏着这么好的家伙，拿出来派用场只不过是迟早的事。

中日在闸北一开火，新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马上激动起来。现在他的身份变了，身为国家副总理，爱国那是当仁不让的。

他本人属于坚决的主战派（还属于比较激烈的那一种），不仅捐钱捐物，甚至连人都要捐——驻上海的税警总团的两个团被他一个不剩地派上战场，交由19路军指挥。

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洋人知道了可能会不高兴。

作为债权方的八国财团愿意把税警总团养肥，那是为了确保中国人能收齐盐税，从而给他们还本付息。这跟让他们掏钱替别人组建军队，完全是两码事。

在这方面，老外一向丁是丁，卯是卯，分得十分清楚。

为了防止他们知道后啰里啰唆，税警总团对外一直以俞济时师独立旅（王赓独立旅）的番号出现。当然他们并不归俞济时管，而是由蔡廷锴直接掌控，算是19路军的临时直属部队。

起先，税警总团只是分别在闸北和南翔担任警戒工作。等到前线越来越紧张，第5军进入庙行前线后，他们便也顺理成章地从预备队转向了战斗队。这次在庙行和张炎旅一道坚守阵地的，就是税警总团第2团（古鼎华团）。

一般部队和粤军搭档多少都有些疙瘩，主要是广东话听不太懂（最典型的就是胡汉民胡老的“三味煮鸡，萝卜大葱”）。对于两广以外的人来说，听他们讲话有时就如同听老外讲外语一样，而要求广仔们都改说普通话也有些勉为其难。

不过古鼎华团却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团的团长古鼎华是广西人，属于税警总团中比较少见的粤军出身的军官。他的队伍里很多官兵也都是两广子弟，彼此说着话就感觉分外亲近，一起配合自然融洽得很。

公平地说，税警总团参加抗战，完全属于自觉自愿，并没有半点被迫或无奈的意思。实际上，从当时上海战局的整个态势来看，主战场已转移到庙行和江湾一带，城里并无大的战斗，只要想跑，谁都跑得掉，更别说税警总团这种有两把刷子的“特种部队”了。

税警总团的战斗力和参战意愿如何，作为总指挥的蔡廷锴不可能不清楚，那他后来为什么又要把税警总团说得如此不堪呢（“该团撤退无路，经宋子文要求拨归19路军指挥”）？

无它，所谓时移事易是也。税警总团是宋子文的人马，而宋子文的妹夫又是老蒋，虽然小宋和老蒋也拍桌子打板凳，有很多矛盾，但在19路军将帅眼中，那毕竟是他们的家事，对外，他们就是一伙子的人。洪洞县里无好人，老蒋是坏人，小宋也概莫能外。就立场而言，坏人手下的人，怎么可能帮它论功摆好呢？

这都属于后话了。当时当地，税警总队的参战，可帮了蔡总指挥的大忙。

税警总团属于典型的“三高”部队：官兵素质高、技术高、士气高，迥异于当时常见的一般国内部队。让他们戴着红袖套在街上巡逻，对他们来说，岂止是人才浪费，简直算得上是一种侮辱。

现在终于被真刀真枪地派上了阵，几乎每个人都兴奋得哇哇大叫，全不把眼前的鬼子兵放在眼里。

你有头脑，我也不傻，你有好枪，我手里拿着的也不是烧火棍，双方互不相让，来了个火星撞地球。

日本兵在武器方面占不到什么便宜，干脆也不装深沉了，端着刺刀就蜂拥着冲了过来。

要论飙血，税警官兵没有怯场的。

就是互捅是吧，这技术我们也天天练呢，还会怕你。

没有亲眼看见过肉搏战的，恐怕是很难想象这一残酷场面的。我也没见过，但我知道这是当时最能动摇对方精神和意志的终极打法。

是软蛋还是硬汉，是生存还是死亡，就看那锋尖的刀光一闪。据说有的新兵初见双方拼刺刀，当场吓得尿裤子的都有。

古鼎华团坚守的阵地终于出现了一丝松动。

并不是因为部队怯弱而退却，而是顶在最前面的第1营已经全部倒下了。战后统计，该团可查证的仅排以上军官阵亡者就达16名之多。

义无反顾，战死方休，他们没有玷污中国美式军团的名声。

庙行战斗持续6个小时后，到中午12点，送呈蔡廷锴的战报如下：张炎旅拉到前沿的两个团，5团损失了三分之二，4团已陷入肉搏苦战，税警总团古鼎华团也好不了多少——一半人已经没了，剩下的一半人继续在阵地上和鬼子拼刺刀。

阵地危在旦夕。

援兵，只有援兵，才能缓解刻不容缓的危急。

在其他部队还未到达的情况下，能救急的，除了张炎旅，还是张炎旅。

可张炎手上也没多少人了。

他总共就带了3个团过来，两个已经拉上去了，现在还剩1个。

就这个宝贝，前面倒有三张嘴在等着。

平均分配肯定不行，考虑到古鼎华团和4团都在拼刺刀，而这种集体性的大规模干仗一向最缺人手，张炎决定把这个团带上去增援他们。

半小时后，援军赶到目的地。其中，古鼎华团那里来了两个营，4团盼来了1个营。

双方在阵地上本已杀到强弩之末的阶段，这批人端着刺刀上来猛地一冲，日军再也坚持不住，顿时就哗啦啦地溃退了下去。

这边的阵地倒是稳住了。可是那边没有等到援兵的第5团就苦了，看日军全都拥了上来，干脆咱也来鱼死网破的最后一招吧——拼刺刀。

至此，第5团的阵地算是悬了，因为张炎已两手空空，无兵可派。

然而胜利的天平又悄悄地转向了守军一方。因为附近的19路军援兵经过急行军，终于赴援到位。

6个多小时的坚持，为蔡廷锴赢得了时间，使其可以从容调度。到26日凌晨，被日军突破的几个阵地先后恢复，至此，庙行得以巩固。

经两日血战，双方伤亡数字再次刷新，中国军队方面，仅张炎旅的伤亡就达到了2000余人。

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后，植田再次落得一个两手空空的下场。

实际上，25日上午久攻不下时，他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那就是这一次可能又要失败。因为对庙行的第二次进攻，只有做到迅速、突然、有力，才能取得效果。但在守军出人意料的抵抗和反击下，“迅速”和“突然”或者是有，“有力”就根本谈不上了。

张炎旅的死打硬拼，独立旅（税警总团）的一鸣惊人，让之前植田的所有精心设计和妙想都成了笑话。

战场的意外因素实在太多了，即使是像植田这样的“军中长老”也只能仰天长叹。他曾经告诉自己要学会忍耐，他曾经告诉自己只需要闪电一击，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现实却再次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

痛，何如哉。

但是他也不用太伤心，因为他很快就好像做梦一样得到了一件礼物。

这份大礼，叫做江湾。

送礼的人就是他的对手——蔡廷锴。

对于蔡廷锴来说，出此下策，也是无可奈何。

第二次庙行之战后，19路军伤亡实在太大，兵员不敷使用，蔡廷锴感到江湾已难以固守，只好传令把该处部队撤出。

对于蔡廷锴，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而对于淞沪之战的全局，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败仗。

作为一处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江湾一直令植田头疼不已，实在搞不定，最后才跑到庙行来碰运气的。因此，对于19路军退出江湾的消息，他怎么也不肯轻易相信，认为一定是蔡廷锴玩的花招、设的陷阱。直到经过一天的侦察，确信江湾守军已经撤退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糊里糊涂地抽到了一次大奖。

打不赢就得靠运气，如此说来，时常念念经还是有点用的。至少这一次，神仙大姐还是主动出手，在最倒霉的时候拉了植田一把。

王赓事件

在这一回合中，所有人都看到了税警总团的能量。古鼎华一个团，表现不比张炎旅的3个团差，实在是很给他们的老板宋子文长脸。

宋子文高兴了。但是兴奋之余，他应该记住另外一句话。

这句话叫做：祸不单行，福无双至。

有人就要给他闯祸了。

19路军放弃江湾的第三天，税警总团发生了一件大事。

俞济时师独立旅旅长，也即宋子文最为犄重的总团长王赓，竟然被日本人抓住了。

要是在战场上被俘的倒也算了，令人惊讶的是，他却是在租界区内被人家活逮的。

具体经过据说是这样的：傍晚时分，双方都不打仗了。这位王兄却不打算上床睡觉，而是骑上一辆摩托车进了租界。

他要去的地方是美国驻沪总领事馆。

那年头不是现在，有摩托车的人很少，加上他西装笔挺（当然不能穿军装），打着领带，在大街上也是比较扎人眼球的。

美国领事馆和日本领事馆紧挨着，王赓的行踪遂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他从美国领事馆一出来，这些人就冲了上来。

王赓是个高度近视眼，等看到日本警察时已经迟了。掉转头再往美国领事馆里钻吧，警察又堵住了回头路。

没奈何，他只好硬着头皮骑上摩托车，想从租界内硬闯出去。

日本警察立即通知海军陆战队。

自从野村灰溜溜地从淞沪战场总指挥的位置上滚下去后，上海就变成了陆军的市面，海军只能靠边站，一向郁闷得很。听警察说租界区内来了一个行踪可疑，而且来头似乎也很大的人（能在美国领事馆随意出入，当然不是普通人），立即来了劲，开着汽车就追了过来。

大片中常见的街头追逐场面开始了。

日本海军陆战队常在这一带巡逻，对路面相当熟悉，加之上海街道非常狭窄，摩托车开不快，王赓本人又没有成龙、007那样的好身手，所以被追得很苦，尾巴怎么甩也甩不掉。眼看要追到了，他抬头一瞧，发现路边有一家英国人所开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便把摩托车停在门口，然后跑进去避难。

看着人进去的，车子都还在外面，陆战队士兵哪肯善罢甘休，立即把饭店包围起来，在派人与公共租界巡捕房进行交涉后，由巡捕进入饭店将王赓抓获，并带回审讯。

王赓被捕事件在民国前后轰动一时，成为一时之悬案。

关于王赓在战事如此紧张的阶段，何以要一个人进入租界区，当时就存在着很多种版本。

版本之一，忙里偷闲说。这主要是从19路军内部传出来的说法，他们认为王赓是去租界舞厅跳舞，结果被日本人发现后才被捕的。

这个版本算是比较客气的，毕竟战时长官搞点吃喝玩乐，又是在大上海，这种现象在旧军队中也并不鲜见，可以勉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下面这个就厉害了，相当于敌我矛盾。

版本之二，主动投靠说。按照这种说法，王赓平时挥金如土，是因为实在无钱可花，才带着地图去投奔了日本人……

这就等于是把王赓押上了汉奸兼间谍的审判台。

我曾经说过，那是一个比现在还八卦的年代，所以第三个版本也就应运而生了。

版本之三，外出探妻说。

这里的妻，指的是王赓的前妻。讲到这里，很有必要先探讨一下王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他死后，他的美国母校西点军校对这个中国学生有一句评价——“西点以他为荣！”

民国七年（1918年），在西点军校毕业的同年级137名学生中，王赓名列第12名。如果套用日本陆军大学的做法，按此比例，那是可以进入军刀组的。在学业上，王同学毫无疑问是很优秀的。

王赓也并非如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只会纸上谈兵。事实上，他回国后，便被孙传芳委任为参谋长，领过兵，打过仗，称得上是个兼具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军事干才。

他的专长之一，是指挥炮兵。这也是当时陆军中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兵种，像王赓这样的美国海龟正好能派上用场。在淞沪战役中，他就曾多次指挥19路军的炮兵进行射击。

难得的是，王赓还能文能武。除了打仗，文采也很好，与当时的许多大文人，例如胡适等人都交情不浅。

在进税警总团之前，王赓经人介绍，到哈尔滨去谋职。夫妻分居两地，他怕老婆寂寞，便拜托自己的一位兄弟予以关照——同志们千万记住了，这世上什么事情都可以托给兄弟，就是老婆不能托，历史教训啊。

王赓就是吃了这个亏，托来托去，老婆就真的被托出去了。

这位受托兄弟是写诗的出身，又是在国外求的学，读的书，对他来说，情感冲破理智那是家常便饭，想挡也挡不住。脑子一发热，根本就不管什么“朋友妻，不可欺”，王赓前脚刚走，他后脚马上就“轻轻地来了”，一来二去，竟然跟王赓的老婆好上了。

说到这里，你大概已经明白了。我所说的诗人就是《再别康桥》的作者徐志摩，而王赓的前妻就是同样很出名的陆小曼。

徐诗人才高八斗，情商甚高，对很多老话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比如这一句：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他可能是这样理解的：大街上缺胳膊少腿的到处都是，不穿衣服上街的还很少能够看到。

黄磊版的《人间四月天》中，王赓在得知自己老婆和徐志摩有了一腿后，反应是气急败坏，对两人又威胁又恐吓，就差拔出枪来崩了这二位了。

其实这是拿通常中国男人的态度来想象和形容王赓。

出国留学的人，受什么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想法。比如在日本士官系毕业的，肯定要求老婆要三从四德，至于自己娶几个妻、纳几个妾，那是另外一码事。而在美国留学的，耳濡目染的就是自由、平等、一夫一妻这些新潮东东，对很多事情比较想得开。

在这方面，王赓同学就是个典型。在得知徐诗人给自己戴了绿帽子后，他并没有暴跳如雷，而是用美国人的方式对事情进行了处理。在具体了解徐陆二人的真实意愿和想法后，他选择了与陆小曼离婚，以成全对方。临走时，他还留给徐志摩一句话：“请好好对待小曼，若对不起她，我不会饶过你的。”

徐陆结婚时，发了喜帖给他。王赓虽未参加婚宴（当然不会去），但仍然很绅士地送了贺礼。

坊间舆论对此感慨有加：王赓让妻，气度非凡，志摩娶媳，文德安在？

在下从来都佩服磊落豁达之人。王赓算一个。

应该说，王赓虽能称得上是半个文人，但并没有徐志摩那样不计后果的疯狂浪漫，同时他又是一个办事认真、不爱花天酒地的人，也就是说花花公子这个称号与他无缘。而他的前妻陆小曼却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交际花一样的女人，如果不是徐志摩，相信其他人也可能会乘虚而入。徐诗人后来就是经不住这女人折腾，为了多赚点银子供其挥霍，蹭了一架不要钱的飞机去北平上课，结果路上出了事，才误了卿卿性命。

正是：不要迷恋哥，哥也会冲动，不要羡慕姐，姐是非主流。

依王赓的个性，第一、二种版本可以首先予以排除，所谓“经常去舞厅跳舞”、“花钱如流水”，如果用在他的前妻身上倒是比较合适。

当年王赓既能看开一切，洒脱地选择走开，自不会与陆小曼再藕断丝连。

有人或许会说，当时徐志摩刚刚出事，作为前丈夫，去看望一下前妻也是有可能的。

此话对，也不对。“一.二八”会战的时候，离徐志摩身亡已有两个多月的时间，王赓本人也一直随税警总团驻在上海，就是要看也早就看了，干吗非要等到这个打仗的节骨眼？

况且，他被捕的地点离陆小曼居所甚远。

如此看来，第三个版本也多半是民间炒作，属于小报记者臆想出来的花边新闻。

那么，王赓为什么要去美国驻沪领事馆呢？

有一种解释，认为王赓是奉宋子文之命，去请求美国帮助调解的。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比较牵强。因为宋子文是个坚决主战派，一直嚷嚷着要跟日本人干到底，立场比蒋介石还要激进，他又怎么可能拉下脸来找老美办这种事呢？退一步说，就算他有这个想法，也用不着自己出面，而只要在报告上画个圈圈，让外交部或者上海市政府去一体办理就行了（实际上也一直在进行中）。

我倒觉得王赓本人的说法更符合实际。

版本之四，请教专家说。

按照王赓自己的讲述，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他指导19路军的炮兵发炮，但发现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技术问题，导致炮弹老是打不准目标。为此，他相当苦恼。想找人一道研究吧，19路军里面大多是泥腿子，打仗不怕死，但论技术一个个都是白丁，跟他们商量也是白搭。

正着急，忽然想起来，美国领事馆有一个参赞，是他在西点军校时的同班同学，为什么不去找他探讨一下呢？

于是就去了。

他大概认为，自己和同学说两句话，马上就能回来，所以也没及时向身边的领导和同事告个假，导致直到被日本人抓住，大家才知道他的行踪所在。

从王赓的人品来看，我相信，最后一种版本才是事情的真相。

但不管怎样，王赓在这里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情急之下的“不请假”、“擅离职守”、“冒险进入租界”，将使他付出几乎一生的代价。

被捕后，日本方面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大喜，认为总算活捉了一个支那军的高官。他们随即指责王赓是间谍，威胁说要枪毙他，最后经美国领事出面保释，才不情不愿地把他放了回来。

人虽然被放了回来，但受到了严重质疑。

在王赓被捕前，他曾以俞济时师独立旅旅长的身份，参加了19路军的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王赓取走了淞沪作战的部署地图和作战计划各一份。

19路军的将官们认为，王赓被捕后，日本人从他身上搜走了这些情报，从而导致中国守军在作战时非常被动，不得不退守第二防线。

如果这是真的，王赓无疑就是这次战略退守的罪魁祸首，过莫大焉。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王赓本人对此坚决予以否认，表示自己在出门时，已将所有机密文件和地图交给税警总团总参议莫雄，自己身边只留了一本与宋子文通信的密电码。

这一点，莫雄也有旁证。

鉴于王赓受过较严格的军事训练，起码的保密安全意识还是有的。我觉得他的这些话有一定的可信度，而从淞沪战后，日方的反应和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似乎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日军从王赓身上得到了什么重大启发。

19路军之所以退守，原因很多，把责任都推到一个人身上，显然是不够客观和公正的。

倒霉的王赓此时却已百口莫辩。

19路军总指挥部当即解除了他的独立旅旅长职务，并转交军政部军法司关押。“一.二八”会战结束后，他被翻来覆去地审查，但均未发现有泄密情况。最后，军事法庭作出裁决，以“事先未得长官允许，擅离戒严地点”为依据，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

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的王赓进了牢子后就一病不起，虽然被宋子文提前保释出来，但已元气大伤，从此再未能获得重用。

好人一生平安，可信乎？

我常常深感疑惑。

好人王赓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在他的继任者当中，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无比耀眼的军事天才——被称为中国隆美尔的孙立人，但这跟可怜的王赓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只要看看他亲自训练出来的古鼎华团在战场上的表现，我们就知道，如果能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个人的才能和业绩也许并不在孙立人之下。

可是谁知道呢，这大概就是每个人都难以逃脱的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