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从1941年春开始调整政治和军事的策略，把过去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扫荡”为主的方针，改变成为大力扶植、利用汉奸和伪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力战”，把“治安肃正运动”发展成为“治安强化运动”。日军把华北划分为3种地区：一是“治安区”（即日军占领区）；二是“准治安区”（即游击区）；三是“非治安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对这3种地区，日军分别采取以“清乡”、“蚕食”和“扫荡”为主的方针，华北连续进行了“治安强化运动”。

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彻底实行“三光政策”，仅晋西北全区被屠杀的民众就有5000多人，兴县地区被抢的牲畜有5000多头，被烧毁的房屋和窑洞19000多间。根据地的人们一度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日军以为用残暴手段可以吓唬中国人，却反而使抗日军民更加同仇敌忾。

在晋西北根据地，第一二〇师官兵们为克服经济困难，从1941年5月起没有一人领取津贴费。每人每日口粮由1斤6两减为1斤2两，后方机关更减为1斤。第一二〇师的官兵们体谅当地老百姓脆弱的经济能力，尽量自己转运伤病员，自己背粮食、运煤，而不打扰民众。

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众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组织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救”。在陕甘宁边区，生产范围以农业、蔬菜、畜牧为主，也经营一些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风气一开，其他各根据地凡有条件的，都起来仿效，大家靠着生产自救运动，渡过了1940～1942年的严重困难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