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元旦，重庆的市民听到了忧喜参半的两条新闻：一条是来自广西的好消息——昆仑关被中国军队强攻下来，因为这是抗战以来大部队攻坚战中的第一次；一条是令人不安的消息——在山西，向八路军靠拢的新军受到山西阎锡山部队的攻击。国共的统一战线开始遇到严峻的考验。这一年初春，周恩来从苏联回国时途经西安，将重庆政府发放给八路军的军饷带回延安。但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这笔军饷已成为抗战中重庆政府发放给八路军的最后一笔军饷。

1939年是在乐观中告别的，动员了百万军队的冬季攻势便是这种乐观情绪的证明。但这个攻势延续到1940年初就了无声息了。它给了日军震惊与消耗，但并没有取得任何计划中的有战略意义的胜利。对这场战役寄望甚大的蒋介石很失望，中国军队的战斗经验远比两年前丰富，但武器装备依旧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而且鉴于后方的运输状况，迅速集中大量兵力进行攻击作战是相当困难的。

1940年，日军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围绕切断中国与国际的补给线而展开的。当时，东部铁路线已经大多陷于敌手，沿海口岸也相继陷落。在堵上中国的正门以后，日军还要把所有的后门、边门堵上，如果可能，连小小的出气孔也不放过。这年1月，滇越铁路中国段受到日本千余架次飞机的轰炸，因为日军占领南宁，切断桂越铁路以后，通过滇越铁路的运输量增加了一倍。这只是日军对中国采取的窒息战略的一部分。日军占领广西南部以后，广西与法属越南的联络被切断。连接云南与缅甸的滇缅公路也因为英国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而被封闭。这条路线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它的关闭使得大后方工业所需要的原料无法运输进来，军火补充也断绝了。

日军对敌后根据地的窒息政策，则表现为“囚笼战术”，即通过构筑碉堡、壕沟，封锁、切割中共敌后根据地。打破这种封锁以摆脱困境的欲望便是八路军总部与彭德怀将军发动百团大战的主要动机之一。

在停止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以后，日本政府想用“以华制华”的策略瓦解抗战的中国。在日本人眼里，汪精卫便是这方面的最好人选。这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宣布“还都”。国民党、国民政府、国号都一概不变，青天白日的国旗也悬挂出来，只是旗上多了个“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巾。除了满洲国，日本人还同意把臣属于日本的几个傀儡政府都合并到汪精卫的傀儡政府里，给足了汪精卫面子，而这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动摇抗战阵营的军心。

这年5月，纳粹德国打破了西欧宣战以后却并无战事的奇怪局面，大举进攻法国。在坦克与飞机等武器使用上，军事观念已经远远落伍于德国的英、法联军在欧洲大陆的抵抗迅速瓦解，在抵抗不到40天后，法国政府决定向德国投降。英国军队经过敦刻尔克大撤退后，丢弃了大部分装备，狼狈逃回英国本土，凭借英吉利海峡与海军、空军的力量苦守英伦三岛，并努力争取美国政府的援助。

1940年国际局势的变化让本来对英、法两国抱有很高期待的中国政府与民众感到异常失望，对抗战前景的艰难有了更深切的体认。这年夏秋，正是法西斯势力在全球横行的时期，日本政府认为寻找到了结束侵华战争的好机会，在迫使英、法两国同意封闭从印度支那与缅甸通往中国的国际交通路线后，更扬言要“南取昆明，中攻重庆，北犯西安”。

对中国来说，除了国际交通线被封锁，其他许多的打击也在1940年接踵而至。

这一年春，华中地区的枣宜会战开始。日军把进攻目标定在了长江中游的宜昌，这座城市是通往重庆的重要门户，也是联络第五、第九战区的枢纽。在这场战役中，中国第五战区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总司令在襄河南瓜店前线力战身亡，他是抗战以来战斗意志最为强盛的将领之一。在他战死一个月以后，日本军队占领了宜昌。宜昌的失守对大后方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强大的压力。蒋介石承认，1940年失去宜昌是战争以来令他感到最困难的时刻。

对重庆的战略轰炸仍然在继续。轰炸从1938年开始，1939年加剧，而到1940年更是大规模展开，重庆的全体市民在痛苦之中煎熬。轰炸的剧烈与造成的破坏，只有当时在德国空军轰炸下的英国首都伦敦可以相比拟。

在危急之际，在需要众志成城的时候，国共关系却出现非常危险的龟裂。在山西、河北与苏北，国共双方的摩擦日益加剧，重庆军事当局甚至要求新四军军部等悉数离开皖南，渡江北上。中共担忧重庆政府欲对日妥协动摇，同时也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曾于8月发起了正太铁路破袭战，战斗中卷入的八路军人数众多，故被称为“百团大战”。这是共产党武装在整个抗战中发动的规模最大的进攻战役。蒋介石向八路军总部发去嘉奖电称：“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此嘉奖。”地处华北的第一、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与阎锡山等致电朱德，盛赞“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的鼓舞”。

正面战线与敌后战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分别进行了抗日战争中两次最大的反攻，这是一次很有趣味的巧合。这两次战役都出乎日本人的预料。但两次攻击都无法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战果，这暴露了中国战斗力的不足。事实已经证明日本不仅能在中国维持长期的作战态势，还能在东北保持大量军队以防不测，并且还有力量在太平洋与东南亚进行更大的军事冒险。这一点是出乎许多中国政治家与军事将领的预料的。本来以为资源贫乏的日本，在经济上是不可能支持长久战争的，但到了1940年，日本的国力与军力依旧强大。抗战的胜利显然还遥遥无期。

这一年，东北抗日联军遭受重大损失，抗联将领杨靖宇战死殉国。这年的年底，周保中、李兆麟等抗联将领为保存实力，率领余部退入苏联境内。

1940年，后方工业承续了1938、1939年经济上的良好走势，是个好年景。但对战时经济异常重要的粮食生产却遭遇了歉收的局面。因为春旱，水稻种植面积减少，产量下降，但幸亏小麦等丰收，弥补了水稻的减产。粮食总产量只减少了10%。当时，重庆米价指数在所有物价指数中最为重要。而从1940年5月到12月，米价指数增加了4倍。米价暴涨的原因，不止是粮食歉收，滇缅路的中断与宜昌的失守也导致了人心惶恐，一般主妇有点余钱，就多买些日用品，如肥皂、布料和罐头食品等，而地主与商人都开始囤积粮食。农业专家沈宗瀚曾经回忆当时的情景：1940年10月初，“内子骊英告我，日间房东太太与房东争吵，向骊英诉称：‘我家有田40余亩，收得租谷每年自食有余，现在仓有余谷。他不许吃，偏向市上买米来吃，近数日米价涨得很快，他在市上买不到米，而以甘薯充饥，全家都怨他，他还看米价上涨，坚持不肯吃自己的米，真不讲理。’我听了不禁惊异，荣昌是余粮区域，尚且如此，设使这一事实是四川目前普遍现象，则为大小地主之普遍囤积，其对米价上涨之影响，较之都市米商囤积更大”。他便写了“四川食粮之供给与米价”一文，登载到11月17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建议政府于战时要多掌握粮食，可改革佃农稻谷缴租方式而为法币缴租，以减少地主掌握稻谷的数量。当时中央政府的田赋是以法币计算的，通货膨胀使政府实际收入减少，中央银行只得靠多发钞票维持，结果币值跌落得更严重。于是重庆政府决定成立粮食管理局，由卢作孚任局长。

这一年，福建首先尝试田赋征实。10月通令63个县试办，征收了200万市担稻谷与杂粮。每亩10斤稻谷的价格等于战前的5角。1941年5月，粮食问题的严重，使得政府决定设立粮食部，7月1日，粮食部正式成立。徐堪任首任部长，田赋归中央统一征收。1941年秋季，全国改收实物。而且开始禁止用糯米、高粱、玉米、小米等粮食制酒，每年可以节省粮食4000万市担。粮食部的首要任务是供应军粮，数量达到征收粮食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然后是供应公教人员、学生、警察等，其他的又次之。军人的标准是每人每天24市两，文职人员16市两。1941年征实征购了5200万市担，为这一年粮食总产量的7.4%。尽管征实的总量不大，但已经占了可以供应粮食流通市场的很大部分，对当时的粮食投机之风打击不小。1941年到1942年的粮食价格趋于平稳。

从1940开始，持久战的残酷已经初现端倪，除了军事外，战时社会、政治及经济政策都直接影响到民众与士兵的士气。抗战已经进入了最难熬的困难时期，整个民族的战斗意志经历着考验。

而日军本年的攻势也仅到宜昌而止，中国顽强的抵抗让日本政府深知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同样遥不可及。它的注意力也在逐渐转移，它已经注意到欧洲战争对英国、法国、荷兰的致命打击，它盯上了南洋，那里蕴藏着丰富的能源，如橡胶、石油等。而日军注意力的分散对抗战的中国绝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