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是喧嚣的，世界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人们难以忘怀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巨大灾难，人们备受失业、饥饿和绝望的煎熬。乘乱而起的法西斯主义横行欧洲，好战的狂吼让人们胆战心惊，黑压压的战争阴云开始笼罩大半个地球。人类面临思想、自由和生存权利被完全剥夺的巨大威胁，只有苏联好像是世外桃源，经济建设在飞速发展，但那里的政治清洗和思想迫害也同样严酷，不过，它的真相在半个世纪以后才广为人知。

在1935年的中国，所有世界流行的一切，中国也同样流行，从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日本侵略到共产主义运动，只是还多了一个经久不息的内战。

1935年的元旦，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抵达岭南，去了广东和广西。他和其他许多旅游者一样，对于这两个省的印象截然不同。外观上，就像《大公报》的记者胡政之在《粤桂写影》中评价的：“广东富而广西贫，广东大而广西小。”至于其内在差别，胡适在《南游杂忆》里不客气地将广西与广州作了比较：“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广州城里所见的读经、祀孔、祀关岳、修寺、造塔等等中世纪风气，在广西境内全没有了。”但为了对抗南京的蒋介石，两广的当局一直团结得像兄弟一样。当红军过境时，使他们更加恐惧的倒不是夺路而行的红军，而是尾随而来的南京军队。

从中央苏区撤退两个月后，中央红军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湘江一战，亲历者日后回忆起红军鲜血染红了湘江的悲壮一幕，仍然心有余痛。1935年的1月，在贵州的遵义，红军的将领们无法再忍受这样重大的伤亡，拥护毛泽东复出。毛泽东的复出，后来被公认为红军、共产党乃至中国命运的一大转折点。但在当时，奇迹并没有立即出现，为了摆脱追兵，衣着单薄、营养不良的红军队伍不得不向越来越荒凉的西南、西北方向寻找生路。在那一带，他们的敌人既有国民党的追兵，又有严酷的大自然，饥饿、寒冷、雪山、草地等各种因素都在威胁着这支人数越来越少的军队。

蒋介石在享受着胜利者的快乐，他不仅将红军逐出江南地区，而且让他的追兵开进了贵州、四川、云南等西南省份。这些省份从袁世凯称帝失败以来，整整20年的时间里，就从来没有完全臣服于历届软弱的中央政府。这些边远省份的将军们在红军过境时暴露了自己的虚弱和落伍，他们看到了装备精良的中央军开进了自己多年的领地，既羡慕，又嫉妒，更害怕。弱小的贵州首先被南京政府控制，云南的龙云将军盛情接待蒋介石，四川的军阀们在门户洞开后也不敢怠慢蒋介石这位来自长江下游的“下江人”。

这年初，厄运连连的中国突然受到列强的恭维，英、美、日在对华投资上惟恐落后，争得面红耳赤。美国派来了经济考察团，日本的工商人士来得更频繁。中国俨然成为一个泱泱大国和远东最大的商品销售市场了。

1935年，整整一年，蒋介石的政府对日本曲意承欢。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刚提出亲善外交，蒋介石、汪精卫就立刻附和，双方军政高官频繁互访，民间的经济代表团也你来我往，中日关系出人意料地迎来了小阳春。这一年中日关系由公使升格为大使一级，英、美、德等相继仿效。可是国府高官刚刚破涕为笑，华北危机来了，白银危机发生了，大家立刻预感到大祸临头。

1935年，南京政府的亲日政策是最令人羞愧的，为了满足日本，不惜粗暴地压制本国民众的反日舆论和情绪。当“闲话皇帝”事件发生时，《新生》杂志主编杜重远被捕入狱，成了这一政策的牺牲品。《敦睦邦交令》的颁布更是异乎寻常，政府简直就是在声色俱厉地警告国人：日本人可以在中国胡作非为，而中国人只剩下保持缄默的自由。

1935年，整整一年，日本就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折磨，有“新生事件”这样小题大做的精神折磨，有“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签订前赤裸裸的武力威胁，还有像“华北自治”等直接肢解华北的致命性行动。日本终于真的在华北动手，南京政府胆怯了，从京、津、冀撤走了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留下无依无靠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去和日本人周旋，当时的局势令人绝望，好像已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日本人夺取华北的步伐了。

几近疯狂的日本政府用行动证明：日本不但要东北，还要华北，甚至要奴役全中国。

这一年，使得那些对日本能“悬崖勒马”尚存在一丝希望的中国人感到了完全幻灭，结束南方之旅回到北京大学的胡适便是其中一人。1935年底到1936年初，胡适与日本政治评论家室伏高信之间有过许多回合的通信辩论，两人对当时危机四伏的中日关系同感惶恐不安。眼看着一场战争劫难就要像火山一样爆发，理智胜于情感的两个知识人在拼命找寻灾难的源头，胡适发表了《敬告日本国民》一文，警告日本人的行动不仅会毁灭中国，也会毁灭日本。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国交向来密切。中国虽占了数千年优势，却从未向日本派过一兵一卒。甲午战争带来了东亚新格局，日本把向中国大陆扩张作为国策，日本逐渐成为东亚的主宰，中国却变得羸弱不堪。日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着中国的命运，孙中山——共和国之父，他的政治生涯与日本渊源颇深，他晚年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1924年底，生命之烛行将熄灭的孙中山曾经取道日本北上，在短暂的逗留期间，他对日本朝野发表忠告，告诫日本要做亚洲的干城，而不是欧美的鹰犬。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也曾想与日本化敌为友，甚至不惜以整个东北为代价。1934年底发表的《敌乎？友乎？》一文即为明证。这篇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文章署名是徐道邻。它的精神完全是蒋介石授意的，从题目来看就可以想见蒋的心思，他不愿意与日本真正为敌。说他是亲日派也好，说他是知日派也好，其实无关紧要，他自信比别人更了解日本，也一直很敬畏日本，这应该追溯到他在日本留学并在日本军队里服役的经历。和蒋介石一样，很多所谓亲日派都是留学过日本的，他们许多人都对日本抱有幻想。因为他们不仅知道日本军队的意志顽强、训练有素，也了解日本特殊的风俗、精神和文化。许多日本人帮助过同盟会与国民党，有的日本人是他们的老师，有的是他们的同学，有的还是经济上的赞助者，也有的甚至成为了他们的私人朋友。没有到过日本的人，往往从日本当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看到日本人凶狠、贪婪、心胸狭窄和狂妄的一面，而留学过日本的中国人还看到了日本文化优秀的一面，这个国家成为世界强国自有它的道理，并不只是侥幸所致。但自认是通晓日本民性国情的人对日本了解得越多，有时反而越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对于日本“改弦易辙”、“悬崖勒马”抱有很大的幻想，总以为凭自己与日本人的关系和私交可以改变日本侵略中国的速率与路向，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胡适在中国算不上是激烈的反日分子，他甚至根本不主张与日本进行没有把握的战争，这从他1933年支持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后来又在卢沟桥事变后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就能够看出来。所以，他完全是凭理智来考虑中日关系恶化的症结，虽然那个时候的日本正在失去理智。这一点，胡适自己也很清楚，他的文章是写给那些为数不多的理性尚存的日本人看的。如果说，胡适是中国人中温和与理智派的代表，那室伏高信就算是日本人稀有的理智尚存的政论家，因为他意识到日本疯狂的对华侵略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但即使这样的人，居然也责怪中国人只知道向英、美靠拢，而不肯与同种的日本人亲近。

华北的命运考验着中国人的忍耐极限。

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这一点，它在莫斯科的代表团大声呼吁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声明发表在1935年8月间，那个时候，国内的共产党军队正艰难跋涉在长征途中，等到达陕西北部，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安顿下来，他们便很快地融进反抗日本侵略的大潮流中去。这支历经数不清磨难的红军队伍，意志坚强得举世无双，但在数量上、装备上仍然是弱小的。他们需要休养生息，新的政策很快制定出来，最主要的就是强调将民族的危亡放在首位，使内战的对手逐渐失去“剿共”的热情和意志。南方苏维埃时代的孤芳自赏、到处树敌的政策在党内受到了批评。

国民党仍然在“和”与“战”之间徘徊，但华北事变动摇了对日妥协政策的基础。自1932年以来，蒋介石与汪精卫联手推行对日妥协政策。汪精卫一直在前台，成为举国公认的亲日派首领。1935年6月下旬，监察院对黄郛、殷汝耕等6人提出媚日卖国弹劾案，汪精卫本人也受到舆论日益严厉的批评。这是对汪精卫推行对日妥协政策的严重警告。蒋介石此时还需要汪精卫为亲日妥协政策分谤，于是请汪精卫复职，汪精卫也就半推半就地重新视事。

但这年底，由于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应日本人要求成立的、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地方政权的成立，中国已经到了不是爆发就是死亡的临界点。11月3日，《大公报》的星期评论呼吁：“我们希望自此以后政府要有一个积极的外交政策。我们希望政府各方面负责的人在这一个月里要决定和与战的问题。要和就不要怕骂，就要忍痛；要战就不要怕死，准备牺牲。”

在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要建立抗日统一阵线，坚决抗日。

12月9日，一个凛冽的冬日，华北的数万学生走上了街头，这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率先突破了政府压制反日舆论的大格局，“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共鸣与呼应。

1935年，渐渐失去了华北主权的中国，身不由己地跌入谷底。华北的危机使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基被日本侵略者彻底撼动了，向日本妥协、忍让、讨好的政策也已经快走到尽头。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介石终于承诺，到了他心目中的最后关头，政府准备全面抵抗。从1935年底开始，无论有什么高尚的借口，内战越来越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日本政府万万没有想到，把中国逼进无路可退的死胡同将迫使中国人焕发出求生的勇气，并找回共同对敌的紧迫感。1936年将验证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