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也改变了日本历史发展的进程。这是事变之初难以预料到的。

关东军在东北的侵略得手，就像吗啡一样刺激了岛国日本。事变后日本国内各方的反应颇值得关注。

1931年接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总裁的内田康哉，参与了“九一八”事变。他不仅指挥满铁职员参加了关东军的演习，而且他是最清楚不过地料到满洲事变的发生、甚至发生时日的人。事变一发生，满铁就提供运输上的一切便利。以本庄繁为首的关东军司令部乘专列从旅顺出发，19日11时55分到达沈阳，进驻东拓旅馆。一周之内，满铁为关东军生产了6辆装甲列车。

席卷日本的“忠君爱国”情绪使得日本的社会舆论站在了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一方，反过来指责日本内阁的“软弱”政策。

关东军得到了驻朝鲜两个师团日军的支持。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在本庄繁请求支持以后，21日下午1时20分到4时30分，不等天皇与军部指示就派兵越过鸭绿江支持关东军作战，这种逾越自己防区并跨越国境的行动顺利进行，可见占领满蒙是众多日本军人的共同信念，这使他们配合非常默契，甚至不惜违反军中纪律。林铣十郎违令派军越界进入中国，博得的是日本新闻界的一片喝彩，称他是真正的爱国者。他危险的违令行为也就不再被严厉追究了。

关东军不想收兵是因为它有一整套的计划和更大的阴谋，不仅没有撤兵的行动，还在占领地区组织傀儡政府。著名的特务机关长、中国通土肥原贤二出任了“奉天市长”，这只是暂时过渡，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国的“独立国家”才是他们的理想。

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与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在满洲建立一个以溥仪为国家元首的“独立国家”方针。

69年前，东京国际法庭对战争责任进行裁决。不仅为日本天皇开脱责任，还为日本政府开脱责任，把战争责任一股脑地推给了那些策划阴谋的少壮军人。

日本首相若规礼次郎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白：“关东军进攻嫩江时说是为了保护嫩江铁桥，我以为他们占领嫩江就会停下来。可是他们占领嫩江后，又说离敌军太近不安全，还要越过东支铁路。陆军大臣下令不许越过东支铁路，可是关东军已进军到齐齐哈尔，并又向黑河进军。日本军队竟然不服从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奇怪的事情。”

但坂垣征四郎的持续晋升，石原莞尔执掌东京军部中枢，本庄繁、林铣十郎得到表彰的事实证明，日本军部和内阁不仅很快追随了那些少壮军人，而且巧妙利用，并大力褒奖了他们的冒险行动。因为军部和内阁对东北有着共同的扩张欲望。而侵占东北只是日本帝国更庞大扩张计划的开始。

拉开人类历史最大战争序幕的“九一八”事变，最初竟然是在日本政府、日本军部都没有正式同意的状况下，由日本关东军少壮派军官自行设计与发动的军事作战，日本军人的气焰从此日益嚣张了。1932年5月15日，一伙狂热的军人冲入首相官邸，明目张胆地将犬养毅首相杀害。当时的日本社会舆论甚至同情杀害犬养毅首相的凶手，认为狂热军人的兵变是出于“高尚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爱国无罪”，并发起了一个全国签名运动为凶手开脱减刑。

而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则把占领东北当成一次历史性的冒险，假如能够获得成功，他们不仅为日本帝国开疆辟土，还可以借此声威改造日本的政治，最终主宰日本的命运，把整个日本绑在他们的战车上，去追逐称霸太平洋乃至世界的狂妄梦想。

日本政治家们从开始的担心紧张，到后来的窃喜、认可、追随和配合。对于日本而言，可以说是一场导致日本政府体制失控与毁灭的“兵变”。这不仅是中国的不幸，同样也是日本的灾难。“宁要廉洁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这样的口号在当时的日本也很流行。犬养毅首相被杀后，再也没有敢于挺身而出抵抗狂热军人的政治家，以后的文职内阁政府变成了对军人战战兢兢的畏缩政权。只是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的政府其实已成为军人控制下的政府，热衷扩张与战争的所谓“廉洁军人”如东条英机之流的当政，使日本失去起码的自我控制，最终把日本带向了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