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试图用一种固定的模式来解释历史，但是历史却总是千变万化，给人以出乎意料的结局。

1945年6月，在延安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称之为党内团结的大会，在进行最重要的议程——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在讨论中央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时，大多数代表对邓发和凯丰这两位上届的政治局委员表示异议。在预备投票没有通过的情况下，毛泽东上台讲话，做代表的工作，又把他们二人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中。在正式投票时，他们两个人仍然没有超过半数，因此未能当选中央委员。1946年4月8日，邓发与博古、叶挺、王若飞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被葬在延安。凯丰则调到东北局工作，1955年因病在北京去世。

张国焘虽然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毛泽东对当年草地的斗争一直念念不忘。他多次谈到与张国焘的路线斗争，认为那是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一个关键时刻。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谈到与张国焘的分裂时说：“那时靠（叶）剑英，不忘记这一条。否则，中央当俘虏。”

虽然历史已经过去多年，但是在“文革”风暴中，“张国焘路线”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使一些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在劫难逃。陈昌浩在苏联度过了十几年的寂寞岁月，1952年回到北京。他从一个征战沙场的红军将领转变成埋头书案的学者，主编了一部《俄华词典》。在任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的十几年中，为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兢兢业业地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到红卫兵造反派的残酷批斗。1967年7月30日，陈昌浩含冤去世。

张琴秋1937年底被营救回延安后，一直默默地为党工作。建国后她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张琴秋在西路军失败后的经历又被造反派上纲上线，被打成“叛徒”。张琴秋不能忍受这种侮辱，1968年4月22日以自杀作了最后的抗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开始了历史冤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大量“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案和历史上的错误被纠正过来，不仅刘少奇、彭德怀的冤案获得平反，陈昌浩、张琴秋以及许多蒙受冤屈和苦难的老同志也都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一些早期的历史问题也被重新审查和落实政策。当年李特离家参加革命后，他的母亲一直不知道儿子的下落。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到了安徽霍邱县，李特的老母亲跑了八里地，坐在大路边上看着一队队解放军战士从眼前经过，想从中找到自己的儿子。一连坐了几天，队伍过完了，才失望地转身回家。直到李特死后半个世纪，在一些红四方面军老同志反映下，组织部门重审之后，承认李特、黄超是被错杀的革命同志。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他们以“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身份列入书中，并在辞条最后说明：“1938年初被诬陷杀害于迪化。”

张国焘虽然盖棺论定，但西路军的问题始终成为一个敏感的历史话题，争论不休。李先念同志查阅了当年的历史档案，于1983年2月25日给中央写了长篇报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写道：“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为了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顽强战斗，成千上万的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过去中央只批判张国焘和批评陈昌浩同志，不仅没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责任，而且还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这是很正确的。但是，有些文章、著作、讲话和文件，对西路军的历史评述不当，如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西路军和西渡黄河，西路军是在张国焘错误路线驱使下向新疆方向前进的，西路军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等等。这些说法，可能是由于没有占有大量史料等原因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四十多年来对有些情况也确实不清楚。现在，许多情况比较清楚了，就应该按照历史事实改过来。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

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背景下，才有可能客观地研究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1991年，中共中央重新出版《毛泽东选集》。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有关西路军的那段话下，作了一个新注释：“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底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这条与毛泽东原文不同的注释，是字斟句酌，反复研究才形成的，并经中共中央审定，实际上为西路军恢复了名誉。

1982年8月14日，徐向前元帅在与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谈话时郑重地说：1935年9月“接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张国焘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我们也说危害。我们执行过张国焘路线，我们也不便怎么说”。这个谈话直到1993年才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引起了众多学者专家的关注。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研究的深入，一些历史上的“黑匣子”正在逐渐被打开，让后人去揭开历史的谜底。

在结束这本书的时候，我想：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他所追求的目标是记录和再现真实的历史。但我们毕竟不是当年的亲身经历者，在写书的时候，常常会反问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是否真实？是否客观？是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也许还有很多史实我们并不了解，或是由于什么原因，当事人还保留着一些秘密。

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是一位蒙着面纱的少女。

想要揭开面纱，看清它的真实面容，也许很难，要经历几代人的努力。

1993年第一稿

1995年6月第二稿

2000年3月第三稿

2004年1月定稿于北京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