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曰：

王莽以皇亲国戚的身份，在西汉政府供职，谦虚恭谨，博取到美好的声望。等到升居高位，主持政府，刻苦自励，献身国家，一切依照正直道路行事。岂不是外貌仁义，而行为恰恰相反？

王莽虽然包藏祸心，但他有奸邪谄佞的特殊才干，继承四位伯父和叔父所累积下来的权力基础（四位伯父叔父：王凤、王音、王商〔王家班〕、王根），又遇上西汉王朝政府机能的衰退，一连三代，都没有皇位继承人（十二任帝刘骜无子，十三任帝刘欣无子，十四任帝刘箕子无子）。偏偏身为皇太后的王政君，却享有高寿，为王莽做主。王莽这才施展他的阴谋，完成篡夺。从这个观点来看，事属上天注定，并不关世间人事。

王莽坐上宝座，面向南方称帝。危险的局势，比姒履癸（桀帝）、子受辛（纣帝）时代，更为严重。可是，王莽却沾沾自喜，认为他就是姬轩辕（黄帝）、姚重华（虞帝）再世复出。这才任意作为，施展威力和诈术，毒害流满全国，灾祸蔓延到外邦蛮夷，而仍不能使他的欲望满足，于是四海之内，一片愁苦，人民丧失生存的乐趣。内外一齐愤怒怨恨，远近同时背叛反抗。城市不能守，身体被肢解，使有人居住之处，都变成废墟，害苦了天下苍生。

自从经典上记载乱臣贼子以来，考察他们引起的灾难跟失败的凄惨，从没有一个超过王莽。从前，秦王朝焚烧《诗经》《书经》，制定不准私自议论政治的刑罚（参考前二一三年）。王莽精通儒家学派的六种经典（《诗经》《书经》《礼经》《易经》、《乐经》、《春秋》），却加以曲解。他们的方法虽不一样，目的却是一样。结果都归于灭亡，不过是替圣明的君主开道铺路而已（秦王朝为刘邦开道铺路，新王朝为刘秀开道铺路）。

*赵翼曰：

西汉王朝政权中道衰落之时，偏偏皇太后王政君的寿命太长。王莽借着她的力量，控制政府，坚持由一个婴儿当皇帝，只手掌握大权。假装仿效姬旦（周公）辅佐周王朝二任王姬诵（成王）故事，由“安汉公”而“宰衡”、由“宰衡”而代理皇帝（居摄），由代理皇帝而成为真正皇帝。权势影响下，歌功颂德的，开始时八千余人，接着亲王、侯爵、部长级高级官员（公卿），主张加“九锡”的，就有九百零二人。官员：人民上书的，前后有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

虽然，皇族方面，安众侯刘崇、徐乡侯刘快等；臣僚方面，东郡（河南省濮阳市西南）郡长翟义、期门禁卫官（期门郎）张充等，先后起兵反抗，但立即就被扑灭。王莽累积下来的威力，已遍天下，风起云从，不可动摇。假使王莽能够逆来顺受，虽然用邪恶的手段攫得，却用正常规范治理，推广恩德，团结人心。即令人们仍没有完全忘掉西汉王朝，也会渐渐接受新王朝的统治，不见得有人敢冒险行动，起兵抗衡。

王莽失败的原因：第一件事是把私有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称为“王田”，禁止人民买卖。一个人的田地如果超过一百里，余田便要分给邻居或亲属，如果表示反对，一律放逐边陲蛮荒。又禁止储蓄和携带人民称便的五铢钱，违犯的也一律放逐边陲蛮荒。于是农夫、商人，相继失业，被控告买卖田亩，或被控告持有五铢钱而被判刑的，不可胜数。接着又制定六项专卖条例（六筦令），命地方政府专卖酒、专卖盐、专卖铁器，山林湖泊出产的东西，全都抽税。这都是激怒人民的措施。

王莽自以为北方已经感化匈奴汗国，东方已经感化海滨蛮夷，南方已经感化黄支部落（地望在越南最南部），只有西方还没有全服。于是派人引诱西羌部落，献出土地，设立西海郡（青海省海晏县），而西羌部落因为失去土地，遂行叛变。又把蛮夷的王爵，都改成侯爵，派人颁发匈奴单于新印，收回西汉王朝颁发的旧印，把“玺”字改为“章”字，单于想要旧印，使节却把旧印敲碎，单于气愤，才开始侵扰边界。句町王（云南省广南县）也因把“王爵”改成“侯爵”，起兵反叛。这都是激怒外国的措施。

因为匈奴的侵扰，王莽指派十二位将领出击，偏将裨将以下一百八十人，士兵三十万。凡私铸国币的主角，当然定罪，邻居们也会被捕连坐。王莽征发这些连坐犯到前方服役，男子囚入槛车，妇女儿童步行，用铁链锁住脖子，约十余万人。到达后，把他们的夫妻拆散交配。地方政府运送粮饷，从长江、东海，直抵极北。先到的部队扎营安寨，等候大军完全集结，再一齐出动。于是，将领及军官，在边境无法无天，造成灾害。五原郡（内蒙古包头市）、代郡（河北省蔚县），受到荼毒最深（《汉书·匈奴传》：北边自从十任帝刘病已〔前七四年〕以来，一派升平，不见烽火狼烟，人口繁盛，牛马遍野。等到王莽跟匈奴决裂，沿边人民，死亡相继。加上十二个兵团〔参考一〇年十二月〕驻屯太久，却不出击，官兵对人民横肆暴虐，郊野开始暴骨）。讨伐句町的部队，士兵死亡达十分之五六，这都是因为穷兵黩武，与四方结怨的措施。

结果，四海像滚水般的沸腾，变民蜂起。刘玄、赤眉（樊崇）、刘秀，都扬言是刘姓皇族，号召天下。人们但知道王莽的失败，由于人民思念西汉王朝，却不知道人心之所以思念西汉王朝，完全是王莽一力造成。王莽初开始执政时，故意做出若干激烈的行动，建立盛大名誉，用来作为更大邪恶的基础，但也不过普通奸雄而已。等到篡夺政权之后，却不知道安抚统御，而竟认为可以无止境的欺骗。遂一意孤行，内外结怨。

天下已经土崩瓦解，王莽却不在意，反而一味把头埋到“古”的时代，认为制度制定之后，天下自然太平，日夜只追求如何定礼仪，如何定圣乐，对儒家学派的六经，尽量牵强附会，不去过问国家大事。礼仪圣乐还没有完成，而身受诛杀。这种见识，还不如一个三岁儿童。俗语说：“今天所谓的愚蠢，不过是一种诡计。”像王莽这种人，他的诡计，却不过是一种愚蠢。

柏杨曰：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政权转移，都要发生一次改朝换代型的全国混战。王莽打破这个惯例，他用和平手段，把政权转移到自己手中。在历史上，他不是第一个用和平手段转移政权的君王。最早的一位是黄帝王朝姚重华，其次是夏王朝后羿、寒浞，第四位是齐国田和，第五位是燕王国子之；王莽应排行第六。但是，王莽却是第一个使用和平手段转移政权后，跟旧政权一刀两断，另行建立一个崭新王朝和崭新政府的君王。过去的篡夺，只是统治者搬家，而王莽的篡夺，却确确实实是改朝换代，还包括一种政治理想的实践。不同的是，姚重华在孔丘“托古改制”运动中，被塑造成一个神圣形象，“篡夺”被美化为“禅让”，而如法炮制的一些后生晚辈，“禅让”反被丑化成“篡夺”。

对于王莽事件，儒家学派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如果新王朝寿命有八百年之久，儒家知识分子自然振振有词。偏偏十五年便亡，而更糟的是，继起的统治者又偏偏是西汉王朝皇家苗裔，王莽就非是“乱臣贼子”不可。所以，虽然王莽是一位“大儒”，而且用政治力量推动儒家学派的崇古政治理想，儒家学派却不得不放弃原则，对他痛加诟骂。这诟骂包括一种痛恨的心情，痛恨他不争气。不过，无论如何，王莽创造的权臣夺取宝座的分解动作，却为后世定下模式，很多同样情形下的权臣，都照葫芦画瓢。

以一个学者而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中国所有王朝的开创帝王，如果不是地痞流氓、恶棍无赖，便准是拥兵的武夫），他掌握权柄后，所从事的社会革命，可归纳为八大项目：一、土地国有，二、耕地重新分配，三、冻结奴隶，四、强迫劳动，五、实行专卖，六、建立贷款制度，七、计划经济，八、征收所得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只记其害，不记其利。

从这些剧烈的措施，可发现王莽所从事的是一项惊天动地的全面社会大革命。王莽的失败，使人惋惜；如果他能成功，将使人类文化史重写。然而，有五项原因，使他不能逃过噩运。

第一，王莽是忠实的儒家学派，而儒家学派的基本精神是崇古。所以王莽的眼光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他对他诊断出来的社会病态的治疗，认为只要吃下古老儒书上所用的那些古药，就可痊愈。像土地重新分配，固是创举，可是王莽坚持恢复井田，便根本无法做到。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仅这一点，就注定他必然跌倒。

第二，那个时代还没有推动这么庞大改革的技术能力，像贷款利息和所得税，都是“纯利”的十分之一，这涉及到复杂的成本会计，当时的人还不可能胜任。即令有此人才，王莽更需要一个有组织的干部群去执行。但他仰仗的却只是行政命令，把所有责任都加到行政官员身上，而行政官员大多数又都腐败无耻（这是中国传统的严重病态）。于是，纵是善政，也会转化为暴政，民变因之燎原般爆发。

第三，王莽没肴办法控制丧失既得利益者的反击。土地国有使地主怨恨，禁止奴隶买卖使奴隶主和奴隶贩子怨恨，强迫劳动使贵族和一些地痞流氓寄生虫怨恨，禁止铸钱使富豪怨恨。这些怨恨容易掩盖因改革而受益者的欢呼和感谢。一遇机会，就向改革反击。

第四，王莽机械的迷信制度万能，他认为：“制度确立之后，天下自然太平。”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厘定新的制度上，而他用的又是儒家学派所特有的繁文缛节，不惮其烦的改官名、改地名，凡是“现代”的全都取消，一律恢复“古代”原状。改得太多，以致没有人能够记得住。这改革是不必要的，但王莽禀遵儒家“正名”学说，却特别认真，而也就在这些小动作上，按下大失败连锁反应的电钮。西汉政府对西南夷诸部落酋长，大都用王爵羁绊，不过是不费一文钱的虚名，王莽却改封他们为侯爵。句町王首先反抗。王莽又把西汉政府颁给匈奴汗国“匈奴单于玺”，改为“新匈奴单于章”。皇帝的印称“玺”，而“章”只用于侯爵，这改革更不必要。却为此发动南北两边大规模讨伐战事，征兵征粮，引起骚动与饥馑和吴广式的暴动。

第五，王莽是一位狡狯而又蠢笨的高级知识分子，兼儒家学派的经济学者，绝不是一位智慧的政治家。智慧的政治家永不会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聪明，王莽恰恰认为自己如此，因之他不能容纳与他意见相异的建议，固执的自以为高人一等。所以他对句町国和匈奴汗国，采取迎头痛击政策。对因饥饿而抢掠的变民，一味高压，遂使形势更加恶化。

王莽死，新王朝灭。本来已经被避免了的改朝换代型大混战，仍然出现，自一世纪最初十年吕母起兵开始，到三〇年代全国再度统一为止，前后二十年，中国人生命财产的损失，无法估计。可是，儒家学派在无数次复古溃败之后，没有接受丝毫教训，仍在推销他们的“古”，人民照样被迫接受，实在是一个困惑的课题。

17、玄汉政府（首都宛县）定国上公王匡（新市兵），攻陷洛阳，生擒新政府太师王匡、国将哀章，斩首。

18、冬季，十月，玄汉政府奋威大将军刘信，攻击汝南（河南省平舆县西北射桥乡），诛杀刚称帝的刘望（参考本年〔二三年〕八月），并诛杀刚被任命为最高指挥官（大司马）的严尤、宰相（丞相）陈茂所属郡县，全都降附。

19、玄汉帝（一任）刘玄，准备把中央政府从宛县迁到洛阳。任命刘秀代理京畿总卫戍司令（行司隶校尉），派他先去洛阳修建宫殿跟政府机关。刘秀依照西汉王朝旧章，组成司令部，设立官职，用正式公文通知所属郡县。

当时，三辅（长安市、北长安市、西长安市）官员们，派代表到洛阳迎接玄汉政府官员，看见将领们服装狼狈，用布包头（地位卑贱的人，没有钱购买冠帽，才只用布包头），穿着女人的衣裳，忍不住失笑。现在，看见京畿总卫戍司令部的官员，兴奋得不能自制，有些年纪大的职员，甚至感动得流泪说：“想不到今天还能看到西汉王朝官员的威仪！”从此，有见识的人，对刘秀留下深刻印象。

20、刘玄定都洛阳，派出使节到各郡各封国，宣布说：“最先投降的，保持他的封爵跟官位。”

使节到了上谷郡（河北省怀来县），上谷郡长（太守）、扶风（西长安市）人耿况迎接，缴纳印信（表示降附），使节接受。可是，过了一夜，却不发还，而且也没有发还的意思。郡政府行政官（功曹）寇恂，带着武装部队，拜访使节，请求发还印信。使节拒绝，说：“我是皇上的钦差大臣，你打算威胁呀？”寇恂说：“我并不敢威胁阁下，只是替你的思虑不够周密，感到可惜。而今，天下刚刚安定，阁下代表皇上驾临，各郡各封国，莫不伸长脖子，洗耳倾听。第一站到上谷，便先自毁承诺，还有什么方法对别的郡国发号施令？”使节不作答复。寇恂愤怒的吆喝左右随从，教他们用使节的名义，召唤耿况。等到耿况来到，寇恂自己把印信交给耿况。使节无可奈何，只好用刘玄的名义下诏（承制），任命耿况当上谷郡长。耿况受命后告辞。

宛县人彭宠、吴汉，逃亡到渔阳郡（北京市密云县）。同乡韩鸿，担任玄汉政府使节，前往北方沿边郡县，用刘玄名义下诏，任命彭宠当偏将军，代理渔阳郡长，任命吴汉当安乐（北京市顺义县）县长。

玄汉政府派人前往说服赤眉，赤眉首领樊崇等听到西汉王朝复兴消息，留下部众，率领首领人物二十余人，随同使节，前往洛阳。刘玄把他们都封侯爵。可是，并没有采邑，而留在原地的部众，又有人开始背叛离去。樊崇等就再逃回他的基地（赤眉此时驻扎濮阳〔河南省濮阳市西南〕）。

21、新政府庐江（安徽省庐江县）郡长（连率）、颍川人李宪，就在本郡，自称淮南王。

22、西汉王朝梁王（首府睢阳〔河南省商丘县〕）刘立的儿子刘永（刘立被控跟卫姓家族勾结，自杀，参考公元四年），到洛阳朝见刘玄，刘玄封刘永继位梁王，首府仍设睢阳（河南省商丘县）。

23、刘玄打算派亲信大将前往河北（黄河以北）地区招降宣抚。大司徒刘赐建议：“南阳（河南省南阳市）子弟中，只有刘秀有这种能力。”朱鲔等坚决反对，刘玄也疑惑不决。刘赐恳切规劝，刘玄才任命刘秀当代理大司马（行大司马事），“持节”北渡黄河，收揽各郡归附中央。

24、玄汉政府（首都洛阳）任命大司徒刘赐当宰相（丞相〔此时官位混乱，西汉王朝制度跟新王朝制度，羼杂使用。“丞相”似又高过“大司徒”〕），命他先到长安，整修皇家祭庙跟皇宫宝殿。

25、大司马刘秀，到达黄河以北（刘秀渡过黄河之后，《资治通鉴》即不再提“代理”，可能是玄汉政府下令取消，也可能是刘秀自己故意省略，以加强权威），所经的郡县，考察官吏政绩，奖励有功，惩罚有罪，公平审理诉讼刑狱，废除新王朝时代的暴政，恢复西汉王朝官名制度。官民一片欢腾，争先恐后的献上牛羊跟美酒，迎接慰劳。刘秀一律不接受招待。

南阳人邓禹，手提马鞭，骑马北渡黄河，投奔刘秀，直追到邺县（魏郡郡政府所在县〔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才追到，晋见刘秀，刘秀说：“皇上（刘玄）授权给我，可以封爵任官，先生这么远前来，莫非想进入仕途？”邓禹说：“不想。”刘秀说：“那你想什么？”邓禹说：“唯一想的是，阁下的威望和恩德，普及四海，我能做你属下，尽一尺一寸的忠心，使我的声名，记载在史书之上。”刘秀笑起来，遂留邓禹住下，秘密交换意见。邓禹建议说：“而今，山东（崤山以东）仍没有完全平定，赤眉集团（樊崇）跟青犊集团（“青犊”是一个变民集团的称号，参考明年〔二四年〕五月），他们的部队，都以‘一万人’作一个单位。刘玄不过一个平凡人物，而且又做不了主；所有将领，更都是庸碌之辈，靠着机运爬到高位，目的只在发财和弄权，快乐一天算一天。没有聪明智慧、远大眼光，更没有安邦定国的志向。观察古代一些圣明君王的兴起，不过两个条件：‘天时’和‘人事’。现在从‘天时’来看，刘玄当了皇帝后，天象变异更多。从‘人事’来看，帝王大业，绝对不是一个平凡人物所能开创。土崩瓦解的形势，十分明显。阁下虽然建立辅佐大功，到时候也会无立足之地。可是，阁下曾有过轰轰烈烈的贡献（指昆阳之战，参考本年六月），受到天下人的敬佩。无论从政或带兵，纪律严肃，赏罚公平。为了因应即将来临的变局，最好是招揽英雄，收回民心。创立高祖（西汉王朝一任帝刘邦）当年创立的功业，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以阁下的英明，不难统一天下。”

刘秀大为兴奋，命邓禹在营中下榻，随时磋商。刘秀任命将领，或派出使节，差不多都征求邓禹的意见。事实证明邓禹的判断，都很正确。

刘秀自老哥刘縯被诬杀，表面上十分平静，但每逢单独自处时，不吃酒肉（表示哀悼），枕头上常有他悲兄的泪痕。主任秘书（主簿）冯异，曾经悄悄进言规劝（冯异在父城追随刘秀，当京畿总卫戍司令部主任秘书〔司隶主簿〕。后来渡黄河而北，继当大司马府主任秘书〔大司马主簿〕）。刘秀阻止他说：“你可别瞎讲！”（如悲兄的事情外泄，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冯异索性直率地说：“今上皇上（刘玄）政治混乱，人民无依无靠。一个人饥渴得太久，就容易使他吃饱（《孟子》：饥饿的人，不选择食物）。阁下得以控制一大块土地，应该派遣官属使节，分别前往所有郡县，传播善政恩德。”刘秀采纳。

骑兵总监（骑都尉）宋子（河北省赵县东北）人耿纯，在邯郸（河北省邯郸市）晋见刘秀。告辞后，发现刘秀的官属、部队跟其他将领，大不相同，遂留下来，跟刘秀作更深结交。

26、西汉王朝故赵（繆）王（首府邯郸〔河北省邯郸市〕）刘元的儿子刘林（刘元是西汉王朝六任帝刘启的七世孙），建议刘秀：在列人（河北省肥乡县）境内，决开黄河，可以把赤眉变民集团，全部淹死（刘林向刘秀献策：赤眉现在黄河东岸，黄河经列人北流，如果决开河堤，能使赤眉全成鱼鳖）。刘秀拒绝，前往真定（河北省正定县）。

刘林有谋略，在赵魏（河北省南部及河南省北部）之间，行侠仗义。新王朝时，首都常安有人自称是西汉王朝十二任帝（成帝）刘骜的儿子刘子舆，王莽把他处决（参考一〇年）。现在，邯郸一位摆卦摊的算命先生王郎，宣称他才是真正的刘子舆，解释说：

“娘亲本是刘骜的一位歌女，曾经看见一股黄气罩到她身上，就怀了孕。赵飞燕打算谋害他，幸而用别人家的婴儿顶替，才保全一命。”刘林等对这项解释，深信不疑。于是，跟赵国（指河北省南部）有影响力的豪杰李育、张参等，准备拥戴王郎（刘子舆）当皇帝。正在此时，民间传说：赤眉集团将西渡黄河，民心惶恐。刘林等利用机会，传播暧昧的谣言：“赤眉当立刘子舆（王郎）。”试探反应。而反应良好，人民也深信不疑。

十二月，刘林等率领骑兵跟军队数百人，于凌晨时分，进入邯郸，接收故赵王王宫，宣布王郎（刘子舆）是西汉王朝正统皇帝。然后，派出将领，分别向幽州（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冀州（河北省中部南部）夺取土地；把文告分送各州、各郡。赵国（此指西汉王朝封国，首府邯郸〔河北省邯郸市〕）以北，辽东郡（辽宁省辽阳市）以西，华夏北部广大地区，都望风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