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是该拿主意的时候了。

东北的烽火已经燃起了四五天，民众的愤怒情绪也随之燃遍全国，各方的通电宣言交互传扬。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感到应该公开地展示一个正式的姿态。

这天上午，南京市全体国民党员齐聚中大礼堂，举行抗日救国大会。与会者6000多人。南京市11个区党部的常委任主席团，主席陈海澄。国民党中央委员出席会议的有蒋介石、戴季陶、朱家骅、陈布雷、张道藩、余井塘、方觉慧等。会场气氛紧张肃穆，与会者义愤形之于色。

会上，蒋介石作了《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报告。在报告中，蒋介石从东北的局势谈到世界形势，谈到中央的主张。实际上，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给各级党部发出过训令。所以，听众对蒋介石大讲的“我国受此奇耻大辱，无论同志同胞，均须深刻认识，一致奋起，以救危亡”，“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并不感到新鲜。让大家神情肃穆紧张的却是他们从蒋介石那浓郁浙江口音的讲话中，听出一丝忧虑。

此次事件，可以试验我国是否能全国一致真有爱国精神，以御外患。记得日本人有一本书，书名《满洲问题之重大化》，其间大略述及中国人散漫，不关心国事，如甲午庚子战役，战争地以外之中国人民，好似不关痛痒，北方有事，南方人旁观，而不关切；南方有事，北方人民亦不感觉。书中之大意如此，所以日本敢于公然侵略，实在已视我国民如无物，殊可痛心。此次严重之国难中，我国民是否能全体一致，举国一心，发挥真正爱国精神，以救国难，亦为一很大之试验。余深信凡我国民值此民族根本存亡所关之今日，必能一致奋起，共救危亡，以挫日本之野心，而证明其观察之错误。惟国家当重大事变发生时，国民之精神，固不可消沉散漫，行动上尤切忌轻浮。力量从组织而生，必须动作一致，步骤一致，守严整之纪律，服从统一之指挥，一心一德，作必死之奋斗，而后始能发生效力，断不可人自为战，以陷分裂。

在这6000多的听众中，除了少数国民党要人能体会蒋介石的忧虑外，一般听众是很难理解他的用心的，因为群众不是政治决策的局内人，也不可能对中国的时局和中日两国国力与军力的真正差距，有多么准确的认识。

在讲话的最后，大家总算听到了一些鼓舞：

此刻暂且含忍，决非屈服，待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直至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

中正许身革命，生死早置度外，值此危急存亡之际，自当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必立在国民之最前线，为国民之先锋，共赴国难，以尽我之天职。

听众们虽然听到了一些鼓舞士气的言辞，但仍不免有一头雾水的感觉——在蒋介石的讲话中，充斥说对中国民众涣散与无纪律的批评，充斥说对诉诸国联的期待，充斥着对服从统一领导的告诫，在这一切中，似乎都反应不出“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信念和决心。按照人们的一般理解，这样的信念和决心，总是应该和抗日到底连在一起的。听蒋介石讲话的意思，似乎“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决心与牺牲，只是他这位领袖人物的事，而与普通大众无关，这种充满个人色彩的表态，对于对日本的侵略更有切肤之痛的中国民众而言，又有多少意义呢？

我们不能说蒋介石的忧虑是多余的。人人都指其为大权独揽的独裁者，可是他自己却清楚，他领导的国家是多么的分散无力，他操纵的政府是多么的脆弱。但是这些，都不能直白地告诉民众，只能是以委婉、曲折的方式——蒋介石在他的讲话中引用了日本人的说法，道出了自己对国民“劣根性”的批评。这一切技巧的设计，是多么的煞费苦心。可是，蒋介石还是从一开始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他总是试图告诉民众：我这个当领袖的是多么的难做，你们可一定要服从中央，忍耐再忍耐哦！在义愤填膺的民众面前，如果你说来说去只能说出“忍耐”二字，那么无论冠以什么好听的名头诸如“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类，到头来的结果只能是一个，那就是激怒民众，并最终使他们把矛头直指向你，说你是卖国贼。九一八事变后民众情绪开始是反日，不几天就开始转向指责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就是一个明证。

蒋介石喜欢利用一切机会，突出自己许身革命、置生死于度外的领袖角色，仿佛与国家共存亡的不是整个中国民众，而只是他自己，没民众什么事，大家只要听他的就好了。在民众面前自视甚高而视民众为无物的政治人物，不是贬损了民众，而恰恰是贬损了自己。

蒋介石的弱点也深深地影响了整个国民政府。从一定意义上讲，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失败，漠视民众是一个重要原因。

蒋介石以《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为题目的演讲，对民众并没有起到太积极的作用——民众没有看到一个准备与日本侵略者大干一场的抵抗政府，政府也没有看到一个愿意服从中央的民众。

大会最后通过五项决议：

一、通电全国各军政领袖，立息内争，共御外侮；

二、呈请中央即日宣布对日绝交，准备作战；

三、通电全国民众总动员；

四、急电中央并张学良转东北全体官兵暂为抗日而战；

五、通电全国对日永远绝交。

从以后的历史事实看，这五项决议一项也没有落实。

此时国民党内部尚且处于分裂状态，宁、粤两个国民政府遥相对峙，所谓“举国一心”当然谈不上。眼下当务之急是谋求国民党内部团结，统一两个国民政府。会后，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赴胡汉民住处，敦促胡即日视事，共谋国是。

胡汉民因年初与蒋介石之间发生“训政时期约法”之争而被蒋软禁于南京汤山，此事亦成为宁粤分裂的契机；此时敦请胡汉民销假视事，出山共谋国是，当然是想为宁粤和解打开契机。

可是胡汉民不吃这一套，他不愿再以一个老同盟会员、孙中山政治秘书的身份，再屈从于蒋介石现实的压力。在对待胡汉民及广州国民政府的问题上，蒋介石终于没能做到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