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秘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向社会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30日，又以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向党内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声明事变的性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积极殖民地政策之产物，是日本武装占领整个满洲企图的露骨的表现”，并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陆海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

上述中共中央对九一八事变做出表态的两个文件，是由王明起草的，也有材料说是博古（秦邦宪）根据王明的指示起草的。此时的中共中央虽然还在上海坚持着，但已经很难正常开展工作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31年4月顾顺章的叛变。顾顺章原系中共情报工作的负责人，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在上海高层领导人的情况，他都知道，其叛变为中共中央所带来的危害可想而知。虽然，由于钱壮飞机智勇敢的果断行动，将顾顺章叛变的危害降至最低程度，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境遇已变得极为凶险。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领导人王明和周恩来到苏联去，并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下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进入中央负总责。

9月20日，正当王、周二人准备动身前往苏联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很快，上海、南京的民众们纷纷走上街头，掀起了反日爱国运动。已长时间处于革命低潮而备感艰难的中共领导人一下子兴奋起来——“现在这样忙，怎能离开？”于是王明决定尽快起草上述文件，表明中共中央对事变的态度，并指导全党新形势下的工作。

11月27日，刚刚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同群众的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中共中央又先后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东横、宁安、汤原、海伦等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此时，形势摆到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从而把握中国革命的方向和主动权。但此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已取得统治地位。中共临时中央不能正确地认识并处理这些问题。它作出的一系列决议，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得到具体运用和发展。

当时，共产国际认为日本侵占东北主要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共临时中央也亦步亦趋地照搬共产国际指示，认为“现在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必须在拥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种说法完全脱离实际情况，自然难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对日本侵略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中共临时中央也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看不到中间派因要求抗日而产生的积极变化，也看不到国民党内部正在发生的分化和破裂。相反，认为中间势力“是帮助国民党来维持他的统治，来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因而“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这样做，只能把一些原来可以成为朋友的中间力量推向蒋介石一边去。

他们没有在新的形势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而是强调国民党政权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对立，作出这样的判断：“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进行着”，“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

他们在领导城市工人运动时，采取冒险主义的方针，如要求上海等处“尽量用全力来准备各个企业的总罢工”，“‘工农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是党目前的中心鼓动口号”，拒绝采用合法形式来组织工人斗争。他们不顾客观条件是否可能，要求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党组织，通过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立刻“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区域”。

他们在作出这些武断的规定后还十分自信地写道：“中央坚决的相信：各级党部必定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百分之百的把这些紧急任务完成起来！”

根据这一形势，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

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抓住广大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和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抓住一切灾民、工人、兵士的具体的切身要求，发动他们的斗争走到直接的革命斗争。领导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反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斗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临时中央虽鲜明地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图谋，也通过满洲省委对抗击日本侵略做出了实际的安排，但在王明“左”的思想指导下，没有抓住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后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不但没有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反而片面夸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继续主张走城市暴动的错误路线，所以，其主张在民众中的影响是有限的，也没有对当时时局的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