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蒋介石依然还没有回到南京。尽管当家人不在，可一些火烧眉毛的事，南京政府还得必须做出处置。

查阅南京方面事变后公开发表的重要文件，几乎都是在21日以后（包括21日）发布的——正是21日——在那一天，蒋介石终于回到了南京。可是有一份重要的文件却是个例外，它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日军侵华对各级党部训令》，这个文件是20日发布的。这个文件先是概括了当时的形势，接着对国民党各级党部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除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以外，必须一心一德，巩固国家基础，充实政府实力。二、一切人民团体，必须一心一德，努力于救灾与御侮工作。三、本党同志必须抛弃一切意见，造成强固之大团结，以为全国一致之表率。

第一点是强调政治立场，第二点是强调重点工作，第三点是强调内部团结——总之，这是一篇旨在把全党思想统一于国民党中央的文件。政治话语的逻辑通常是：强调要统一思想，恰恰是因为存在思想不统一的事实。具体而言之，国民党中央要统一各党部的思想，乃是因为基层党部的思想与中央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偏离。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中国人愤怒了，群众普遍要求政府积极抵御日本的侵略。在这次全国一片的抗日声潮中，除中国共产党明确发表声明进行谴责外，较早行动起来的还有国民党在各地的党部。19日，在全国民众对日军的侵略行为义愤填膺，北京高校学生纷纷组织抗日救国会的同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出通电，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同一天，国民党北平党部分别致电中央党部和广州国民政府方面的古应芬等要员和全国同胞，请息内争，共同抗日，以救危亡。人们不应忘记，古应芳正是蒋介石囚禁胡汉民后率先向他发难的人物之一。

对日采取强硬立场的呼声，显然与国民党中央不抵抗、力避与日冲突和通过国联的介入以保障中国权宜的政策不合拍。民众的抗日呼声给政府带来了压力，但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压力一开始竟是来自于国民党内部。

但是，这次统一思想的效果并不好。此后，不但国民党河北、天津、平绥路、山西、汉口、热河、甘肃及部分海外党部，也纷纷致电中央党部或蒋介石本人，要求政府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积极备战，24日，上海市党部还进一步要求全体国民党员一律参加军事训练，并组织上海义勇军，全体上海党员一律参加。

来自全国范围的遍及各阶层的抗战呼声，为国民政府带来的压力还远不只此。

20日，宋哲元、庞炳勋、吕秀文、刘汝明、张自忠、冯治安、沈克、马法五等将领及所部全体官兵通电全国，要求统一全国意志，集合全国实力一致抗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单单是这个联名名单本身，就极易引起南京方面的不安了，因为这些将领全部都是冯玉祥的旧部，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后，他们虽然系出同门，但已经很久没有以一个整体的面貌出现了，现在却在抗日的旗帜下又发出了联名通电。如果他们重新走到一起，南京方面是会担心的。

还没有完。21日，陈诚率全体官兵电蒋介石、张学良请缨抗日，并表示“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宁可死于亡国之前，不愿偷生于亡国之日”。陈诚是蒋介石的爱将，照理说一个请缨抗战的通电不应引起南京方面的担心，蒋介石自己也说过，军人有爱国心是件好事。可是，此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4师师长的陈诚，正处于江西“剿共”的第一线，他本来应该考虑的，是怎样打到红军的主力部队并一战而消灭之。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通电全国表示愿意身赴国难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还有：商震、张作相、高桂滋、傅作义、杨虎城、于学忠、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陈铭枢、刘湘、韩复榘、孙殿英等。这其中，固然有似乎韩复榘之类以通电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投机分子，但大多数人日后都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抗战决心。

蒋介石看到有这么多的将领都表示了抗战的决心，他感到了压力，心情也十分复杂。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表面上号称中国的中央政府，实际上直接掌管的地区，只有长江中下游的几个省而已，这个地方型的中央政府，还需要负担从满清、北洋军阀政府所有欠下、有如天文数字的外债与国债；中国的军队虽然号称有上百万，但却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又分三个系统）、粤军、桂军、湘军、滇军、黔军……它们互不统辖、号令不一、缺乏训练，从总体上看装备很差……

如果说，以上这些压力还是隐性的、间接的，那么广州国民政府把抗日和反蒋合而为一的声明，更令南京方面觉得难以忍受。24日，广州非常会议发表宣言，宣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推倒蒋中正之个人独裁，为今日共同努力之目的”，“蒋中正之个人独裁一日未推倒，则对外一切皆未由进行，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凭陵于中国，将有加无已”。

面对日本的侵略和国内的压力，蒋介石悲观至极，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在日记中写道：

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省矣。呜呼，痛哉！夫我内乱不止，叛逆既无悔过之意，……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人力不足何！呜呼，痛哉！虽然，余所恃者，惟有一片爱国丹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拼以一身，报我总理，报我民族，毋忝我之所生而已。

蒋介石总是告诉国人，中国的抗战还需要准备，而且要在统一领导下来准备，可是怎么准备？怎样就算准备好了？他却总也不想讲清楚。这样，以他为首的国民政府总也不能把民众和社会各阶层的抗战呼声，引导、转化为有利的、整体性的资源，到头来使民众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一腔义愤，转而化作对政府不抗日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