贻芳同志：

9月10日来信收到，信上你说“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见证人，作为资深学者，大家都在等待光远的声音。哪怕说点故事，讲讲感触，大家都是十分重视的”。

我想告诉你，我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最近两三个月中已经写了不少，而且刊物上已开始发表。今年《百年潮》第五期已经登了我写的大约有7万字左右的一篇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追记》，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除此之外，我写有若干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和其他长短不一的有关文章，多数已在刊物上发表。

关于三中全会讲得很多，但似乎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的会是怎么开的。因为一直没有仔细地去介绍当时的情况，许多情况都不为人知，或有不少误传。我想坦率地告诉你，你来信中说：“我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大的历史功绩，是提出党政必须分开的口号，我以为这也就是改革的目标。”

就我所知，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虽然邓小平着重强调要用经济的方法来管理经济，但还不好说已经提出党政分开的口号。就是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分开的问题，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把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人员关心政社分开的建议交给了会议，但是这个问题也未能很好地解决。

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四个月前举行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开始酝酿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时把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作为三个议题之一。讨论这个议题会使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对经济改革的气氛更浓些，但是那时解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问题更为重要，因此对改革的问题讨论是不多的。不过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问题就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时期。

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最大的历史功绩是在解决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方面，不是解决了党政分开。在三中全会公报上有一段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有严重缺点的文字，并要求“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当然是很重要的，但不能估计过高。

我认为既然是讲纪念，就应该尽量多讲些历史的真实。比如讲三中全会就不能不讲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开了36天，而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而且第一天还用整天的时间让没有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央委员们阅读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三中全会是没有主题报告的会议。华国锋主持了三中全会，但在会议第一天晚上(上面说过，白天的时间要留出来让没有参加工作会议的中央委员阅读文件)讲了会议的开法。而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那个讲话实际上就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又比如很多人以为反对“两个凡是”的成功做到了可以实事求是地纠正农村中的“一大二公”的错误，不知道反对“两个凡是”关系到“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解决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等。那时由于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在三中全会拿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草案中还写上两个“不许”——“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字样。

又比如人们都认为1979年1月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就是叶剑英提出的，其实叶剑英提出要召开的理论务虚会的任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把它完成了。我是国务院务虚会的参加者，也是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在三中全会上我是非正式的列席者(准备由三中全会补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九位同志是正式的列席者)，我也是三中全会之后那个理论务虚会的参加者，我的确经历了那次历史转折。现在是我的身体还可以，使我能够进行回忆和进行思考、研究，如果不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写出来的确是说不过去的。而且我也不应该只讲点故事和发表点感触，而应该尽可能认真地写写这段历史。现在我先写这样一封回信给你。你可以告诉那些希望我写些什么的同志，由于我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间太晚了，现在我写出的、将来可能用铅字印出的东西，并不能使我自己很满意，准备在这次纪念后得到别人的帮助再做点研究，改得好一些。

于光远

1998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