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时候，我想写一篇有关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文章，因为会议举行时我已经到了国家科委工作，当一名副主任。1977年11月28日邓小平一次同有关负责人谈话时对别人指着我说“他是挂两个名”，即我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研究室，二在国家科委都有职务。因此虽然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人名单上只写了我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其实我还有另外两个职务，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另外一个是国家科委的副主任。因此，写一篇“三中全会与科学技术”的文章是理所当然的。

我只动过这样的念头，但没有动笔。前两天《科技日报》的一位编辑向我约稿，要我写的就是这样的文章，于是痛快地答应了。在落笔时想了一下，这篇文章不那么好写。因为恰好在1978年11月和1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科学和技术讨论得不多。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都没有着重讲这方面的事情。本身兼中国科学院院长(那时郭沫若院长去世不久)和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他是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也没有多讲科学技术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上方毅同我编在一个分组，他在分组会上讲康生问题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在发言中揭露康生的秘书李鑫的问题时，他插了一句很尖锐的话，这我也记得。对科学技术问题方毅并没有系统发言，只在张珍讲军工生产时插了一段话。这个情况在当时很自然，因为会议着重讨论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把陈云补成党中央副主席，把胡耀邦等补成中央政治局委员等问题，连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讨论都不充分，科学技术工作的问题也就摆不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科学技术方面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还有当时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李昌，国家科委的副主任蒋南翔，他们都没有在西北组。我想他们一定会讲科学技术问题，但他们同我不在一个分组，我也就记不起来了。总之会上有人讲到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比如张珍讲了军事科学和技术，我讲了农业科学和技术，但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此写“三中全会和科学技术工作”这个题目就没有很多的话好说。

还有一个情况使得1978年的那个会议对科学技术问题讨论得不多，那便是在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请注意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他自告奋勇负责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件事使我国的科学界教育界非常振奋。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他的分工问题的第三天，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几个人谈话，讲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讲了一套自己对科学教育工作的想法，并且说：中央如果批准我的设想，我就管科学和教育工作，如果不批准我这一套我就不管。结果会议决定他分工管军事、科学、教育，还协助管一下外事。那一天教育工作他谈得多，不过也讲到1975年胡耀邦搞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事，他说他的意见还要搞，说原来的写得不够，应该再增加一些，而且说还要我们参加。

1975年胡耀邦、李昌等同志起草科学院汇报提纲，其中提出与“四人帮”相对的工作方针。邓小平召集国务院会议听取汇报，支持这个提纲，在会上讲了许多话。开始“批邓”后这个提纲被认为是一株大毒草。在1977年邓小平还想搞而且想搞得更彻底。比如他主张多派留学生，请外国专家来中国讲学，这样的内容1975年的汇报提纲中就没有。可是以后邓小平改变主意没有再搞汇报提纲，而是采取其他的步骤。

邓小平主管科学教育后的第一件重要的工作，便是在1977年8月4日至8日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那时国务院没有恢复科委，国务院兼管科学与教育的机构是科教组。这是“文革”中砸烂了国家科委和教育部后的格局。它由一个叫做迟群的人把持，做了许许多多坏事，粉碎“四人帮”后把这家伙撤了，由方毅担任科教组组长。邓小平就依靠方毅来抓科学和教育工作。由于小平同志知道我在“文革”前也一直做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他就要我帮助方毅张罗这次座谈会。“文革”前在党中央主管科学工作的聂荣臻没有到会，但他提出的恢复国家科委的主张在会上讲得不少。邓小平表示，现在科学技术先积极地干起来，国家科委是要成立的。

在8月4日在这个座谈会的第一天，邓小平做了一个开场白，一开头他看了一下到会人的名单说，只有少数人他认识，谈过话的一个也没有。他又望了大家一眼说，看来多数有40岁，比我岁数大的只有两三位，便高兴地说：

“我看大有希望。”

他说自己召开这个会没有别的目的，只有一条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他说这个世纪还有二三十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赶超。他说任何领域都超不可能，随便哪个小国都有专长，但多数领域还是要争取至少接近。他说自己一个人思考现代化要从哪儿着手，要从科学研究和教育入手，不从科学研究和教育着手，赶超就是空话。他讲了一段关于教育的话，对杨振宇一定要抓好中学的见解表示同意。并且强调小学娃娃记性好，主张小学要从三年级起就学英文，他讲了自己赞成学制要缩短，课程要精简的方针。他有一个见解我印象深刻：用适应“四个现代化”的东西教育我们的娃娃。他强调科研离不开教育，教育离不开科研。他为科学家在“文革”中的遭遇鸣不平，说让童弟周去扫地，简直是糟蹋圣人。他说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科学研究怎么才能发展得快，教育如何适应现代化的要求。

他这篇话讲得不长，只有半小时左右，一下把这些学者同党的距离缩短了许多。他说今天自己带了个耳朵来，即带上自己的女儿来，大家觉得他真心诚意来听意见，原有的顾虑就一下子减少了许多。

当然，这个会是在三中全会以前开的，政治空气虽有好转，但人们仍心有余悸。武汉大学化学系有一位查全性教授，在发言一开头，先说了一段给自己壮胆的话，说今天自己准备戴该戴的帽子，挨该打的棍子，也要讲讲自己的想法。我听了不知道他要提政治上多么尖锐的意见，结果他只是主张恢复高考制度。他的发言引起我的感想：“四人帮”一伙的确是社会法西斯，讲像高考不高考这样的看法，也要冒很大的风险，以致“四人帮”被粉碎快一年了，余威仍在！查是会上第一个提出恢复高考的人，他这么讲确实是要有一点勇气的。

邓小平在8月4日开幕那一天讲话，说这个座谈会自己不可能自始至终都参加，但向大家保证座谈会的纪要是会看的。因此我就对与会者所讲的话尽量地记，准备向他汇报，可是那四天他一次都不漏地参加，我就减轻了要向他汇报的工作。这也使我对这四天的会议留下更深的印象。

8月8日他在座谈会结束时做了长篇讲话，我做的记录就有厚厚的一沓子。邓小平8月8日的讲话，经过整理后已经收入《邓小平文选》中了。

这个座谈会解决了科学教育的许多问题。会后邓小平很具体地抓科学工作，比如他在一次同方毅、李昌的谈话中又讲到《汇报提纲》，邓小平说：《汇报提纲》有什么错，只是不够，当时是采取勉强能接受的水平写的，真正要解决问题就不够了。“四人帮”恶毒攻击污蔑说这是“三株大毒草”之一。

他讲了外国重视科学研究的情况，说美国农业部的资金百分之九十以上用在科学研究上。日本的大工厂、科研都占首要地位，后勤也要搞好科研，一个战士背六七斤，还打什么仗，要研究服装如何减轻重量，武器如何减轻重量，发达国家都注意每天的科学新成果。

那一次谈话邓小平讲了许多科学家的名字和对这些人的态度。比如他说到陈景润时讲，有些人没有组织能力，单干也好，陈这样的人有百把个，有什么损害？科学家们有怪脾气要热情帮助他们，房子问题要帮助解决。他也讲了许多科学技术界的成就和对它们的态度。

在国家科委成立后他同方毅、蒋南翔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不但科研单位所室负责人要懂得业务，在党委中也要有比较多这样的人，30%太少，至少50%，最好占到70%，提倡双肩挑；自己没有学问，硬要领导，一定靠压人，这不行；应给优秀业务骨干补贴等等。

我记得清楚的邓小平有关科技的讲话大多在三中全会之前，三中全会解决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科技工作的发展就更顺利了。

我在纪念三中全会时重温邓小平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话，有一个感想：他的话、他的理论人们都在做，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有些做得不够，在今天的条件下还要去做。我记得的事情还有一些；在笔记上记下来的，打算以后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