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向中国人民发动了野蛮的武装侵略。有多少无辜的男儿被屠杀，有多少妻女被蹂躏，有多少宝藏被掠夺，在中华民族的近代史上写下了最黑暗的一页。今天，有志于振兴中华的人们，请不要忘记这段历史，不要忘记我们民族的耻辱和仇恨。这里记述的是山西省阳高县城被侵华日军血腥屠杀的事件，它是千万个惨案中的一个。

战端一开，蒋、阎指挥下的什么李服膺、高桂滋、陈长捷等部队不断路经山西阳高，开向察哈尔柴沟堡、张家口方向，据说要依靠天镇县永嘉堡盘山地区构筑国防工事，据守抗战。全城老百姓看到他们荷枪实弹，一队一队地开了过去，虽然对他们的豪言壮语将信将疑，但出于抗战的热忱，觉得只要能抵挡一阵，也不失为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因此，本县的商会动员米面店加快磨面，把一袋一袋的白面一车一车地送到他们驻地。但是，曾几何时，蒋军也罢，阎军也罢，在敌人面前都是一丘之貉，他们不是望风而逃，就是一触即溃。一个从前线退下来的李服膺师的医官说：“队伍还没到张家口，还没看见日本鬼子是什么样子，就叫撤退。过洋河时连电台都丢到了河里，真是好不狼狈。”

日寇长驱直入，横冲直撞，北平、天津、南口等地相继失守，正沿着平绥路进犯。人们亲眼看到蒋、阎败军纷纷溃退下来，涂有膏药旗的敌机几乎每天都来空袭，少时20多架次，多时60多架次，在空中嗡嗡地盘旋，发出凄厉的叫声，向地面扫射、扔炸弹。可是时隔不久，县太爷、达官贵人带领员属们，借口防空下乡办公，溜之乎也。更令人不解的是，临近县城失守的前两天，警察局长也不见了。见此情形，老百姓无不愁肠满肚。但人们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说：“我们久居城市的人，下乡狗也要咬，只好呆在家里看看再说。”也有的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日寇入侵，烧杀抢掠，奴役人民，是他们的本性，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至少应下乡暂躲一时，避其锋芒，尔后再说。

这时，前线的战况频频传来，就在县城沦陷前二、三天，阎军72师的一个团从前线退下来，驻进县城，虽已溃不成军，但还装腔作势，扬言要“与城共存亡”。他们抓民伕挖工事，堵城门，索粮要款，不一而足。三个城门，堵了两个，只留西门，出入还要通行证。

9月8日，已经隐约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敌机一连来了两批，轮番轰炸扫射，城里城外的群众都有伤亡，人们处在惊恐之中，也有一些胆大的男子汉，三五成群地蹲在街头巷尾，谈论着即将临头的大难。人们对前线和驻城守军的退敌问题，已经毫无幻想。有些从前线退下来的士兵和个别下级军官也在一旁参加议论，有的气愤地说：“守城，守个屁！当官的都是怕死鬼。敌人进到盘山地区，据守国防工事的阎军，整连、整连地由当官的带头爬出工事，屈膝投降，结果都做了日本鬼子的活靶子。如果他们带头抵抗，哪个当兵的不和鬼子狠狠拼一场。”

骚扰和动乱，把人们的心捣碎了。稍有主意的收拾收拾钻了山，没主意的象断了线的风筝飘流在街上……

“咳！阎长官，算是黑疸了，等着谁来了给谁纳粮吧！”

一座两万人的城镇，象死一样的沉静。不到晚上，老百姓的大门早已关上了，大街小巷空无一人。守门的狗好象也有灵感，似嗅到了什么不祥之兆，不敢妄吠一声。在这可怕的寂静中，紧张、慌乱、恐惧，象扼住了每个人的咽喉，谁也不愿意多说一句话，都在默默地、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腥风血雨的到来。

午夜过后，突然，一颗炮弹嘶叫着划破寂静的夜空。东洋强盗的坦克、汽车、摩托车，把阳高城包围了。顷刻，枪炮齐鸣，喊声大作，敌人开始攻城了。

扬言要“与城共存亡”的国民党军队，早已吓得丧魂落魄，胡乱地扔了一阵子手榴弹，屁滚尿流，越城夺路而逃。阳高，就这样落入日寇侵略者的手中。

然而，就在城陷民危之时，有个叫孙存仁的人却演出了一场欢迎日寇的丑剧。此人是个地地道道的投机钻营之徒。1927年，他带头欢迎过奉军，得到奉军头目的赏识，赐他一顶支应局长的头衔。数月的光景，孙存仁的腰包里也满了，一个穷光棍转瞬间变成了小富翁。这时，日本鬼子打进来，他以为发财的机会又到了，便早早地跑到大街上，又敲门，又喊叫，让商店铺户张灯插旗欢迎日本兵。直到现在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孙存仁，昝大个，拿着旗旗欢迎日本兵”。现在听起来好象荒诞离奇，可当时不少善良的百姓却受这个跳梁小丑的蒙蔽，从东街、南街到西大街，一路上聚集了数百人，跟着他向西门而去。

9月9日，日军人城，在西大街，商民遇上鬼子的先遣队，孙存仁带头呼喊口号，“欢迎大日本皇军”，日军不了解孙存仁的“好心”，立即警觉起来，如临大敌，疏开队形，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把群众包围起来，逼着他们向城中心前进。一路上、挨户抓人，零星行人也不放过。有个开炭栈的名叫阎友，早晨去看望老母亲，被鬼子发现，追到一个小巷里，将他抓住。日本兵把群众统统驱赶到北大街口，勒令跪下，不准动弹。此时，日寇大队人马已入城，大街、小巷以及所有空场塞满了鬼子的坦克、大炮、汽车、洋马和鬼子兵。沿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杀气腾腾。敌酋下令：“抓到的人，如无人保释，一律格杀勿论”。后来日寇只将人群中两三个有声望的长者释放（如知识界的一位梁老先生，商业界的孙掌柜等）。

数百名善良百姓在鬼子的逼迫下跪着，又饿又渴，饥痛难耐，却不见有人过问。直到过午时分，鬼子耍了个花招，把青壮年和老幼分开。人们惊恐万状，不知鬼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无不引颈顾盼，期望得到保释。有些老实人说：“跪着吧，只要不杀，跪一阵子也行”。但也有些机灵的年青人，偷偷地钻进临近的大门内跑了。有个卖肉的李拐子叫他儿子老老实实跪着，儿子不听，瞅空跑了。约下午4时许，鬼子兵押着青壮年象驱赶羊群似的向西南大街走去，究竟到哪里去，要干什么，谁也不知道，人们吓得连脚都抬不起来。凶恶的日寇“叽里噜嘟”地呐喊着，驱赶着。当人们走到南大街的寺巷口时，有个胆大的青年突然离开人群，向巷里撒腿就跑，一个鬼子发现后端枪就打，那个青年应声倒在血泊之中。这一来，人们才从幻想保释的迷梦中醒悟过来，知道鬼子要下毒手了。霎时间，人群象开了锅的水四处冲撞，乱作一团。当人群被驱赶着走到南门外的瓮城，下令再叫人们跪下时，人们象发了疯似的拼命地向端着枪的鬼子冲去，挣扎着，呼喊着，想冲破死的罗网。善良无辜的人们，在罪恶的枪弹面前，一个个、一群群地倒了下去。

鬼子兵的残暴达到了极点，他们用刺刀直穿，马刀横劈，白刃进去，红刃出来。人们红了眼，完全忘掉了死是什么？从血泊中，死人的身子底下爬起来了，赤手空拳扑向敌人，并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血染在刀口上！“中国人你们是杀不完的！”卖猪肉的老刘夺过敌人的枪一连刺死了三个鬼子，壮烈地倒在了地上。死难同胞的尸体横卧在洒满了他们辛勤汗水的土地上。

在机枪狂叫的时候，有的父亲把儿子压在身下，哥哥把弟弟搂在怀里，以自己的肉体掩护了亲人的生命！还有极个别的青年在混乱之中挣扎钻进马神庙，爬到天花板上隐藏起来。就这样有极少的人幸免于死。在敌人不再看管现场的情况下，从死尸下爬出来，从天花板上爬下来，逃出城外。有一个叫赵连堂的青年农民，他后背上还带有一颗没有穿透骨头的机枪弹头。这一次惨遭枪杀的群众有600多名。过了数天，敌酋才允许将尸体就地掩埋。

万恶的日寇并不以此而满足，接连三天三夜大肆清乡。特别是9月11日这一天，敌酋下令：“明天中午12点要大清乡，男子凡无良民证的，均以便衣队论处，格杀勿论。”

那个拒不保释人民群众的商会会长刘藻，置人命于不顾，在填写“良民证”的时候，他让人们象描花一样，扣上碗圈，划上格子，然后填写，还要加盖日酋“噪”的章子等等。这么多繁杂的手续，可想一夜能填多少。恰巧天不作美，晚上下起了倾盆大雨，人们为了活命，都在商会拥挤着，等待着领取“良民证”。一夜过去了，“良民证”没有发齐。上午10点，敌人就出动人马清乡了。穷凶极恶的鬼子兵挨门挨户搜查，冬冬的砸门声，叽里嘟噜的骂声，妇女儿童的哭叫声，交织在一起。凡是没有得到“良民证”的男人，都被拉出去就地处死。有的刀砍，有的枪杀，有的用刺刀戳死。血腥的屠杀，令人目不忍睹。许多妇女为了保全丈夫的性命，面对敌人的枪、刺刀的威胁，奋力争夺。野兽般的日寇哪能刀下留情，有的全家被杀绝，无一幸免。在南街一家商店，日寇把18个男人逼赶到西南大街的一个公厕坑边，先是用刺刀捅死，然后推倒粪坑边的土墙，把18个人全部压在里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仅这个公厕周围就横七竖八地躺着100多具尸体。仅是悬楼底街五个门内，就被杀死30人之多。南街小书铺有个青年，日寇将他的头砍下来扔进煮饭锅里。鬼子兵说杀的是“便衣队”，反正老百姓都穿的是便衣。说是没有“良民证”的要杀，其实有“良民证”的也有被杀的。这一天，日寇究竟杀了多少人，无法统计，据估计至少有四、五百人之多。

在日寇的血腥屠杀中，一座两万人的县城简直变成了死城。至于幼女、少女惨遭奸污蹂躏的，更是难以言状。有的被摧残致死，有的因抗拒被杀。东街有个姓郝的（郝天福）一家女、媳，因忍受不了日寇象野兽一样的昼夜轮番摧残蹂躏，感到没有活路，第二天晚上，全家13口人到马家园的关帝庙附近，用绳子互相拴在一起，集体投井自杀。他的大女儿、女婿见一家人如此悲惨死去，绝望中，二人也跳进临近的一口井内自杀。次日，兽兵又去发泄兽欲，因找不到人，逼着同院一个姓王的青年去找，哪里能找得到呢？无辜的青年也被兽兵用刺刀捅死。在阳高城，如郝家15口人含恨而死的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不几天，日寇大兵团攻击部队已向大同、雁门关前进，继之而来的警备队、宪兵队、宣抚班等，以“恩威并济”，“以华治华”的手段，在大屠杀之后，绥靖地方，宣传“皇军仁政”。在同胞血迹未干，亲人悲痛欲绝的时候，稍有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思想的人，无不咬牙切齿，痛恨万状，谁能听日寇的鬼话，俯首事敌。但也有一些无耻的败类却从阴暗的角落钻出来认贼作父，为虎作伥。

有个投机分子叫任子纲，自告奋勇当了伪自卫团长，整天带着一帮人，手持木棒，在县城里到处巡逻。他为谁自卫、为谁巡逻，难道还不清楚。他们对人民群众滥施淫威，在日寇面前奴颜婢膝。有一天，日寇宪兵队长在旧三府衙门的广场给老百姓训话，中心放了一排方桌，方桌上又放桌子，桌子上再放凳子，带着少校军衔的宪兵队长就站在最高的凳子上，下面以次站着三个人，二层是朝鲜翻译，三层是伪满翻译，最下就是那位所谓的自卫团长。他穿着绸缎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小帽，神气活现地站在最下层的那个凳子上充当翻译。日本鬼子说一阵，先是朝鲜人翻译，然后是伪满翻译翻，最后是那个四等奴才翻译。他根本不懂得日本话，只得胡编乱造一气。宪兵队长嚷了一个多小时，可人们只听到他反来复去地说了两句话：“大日本皇军——给我们谋福利——造幸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请看日寇汉奸是什么样的“仁政”！

直到三个月之后，死难者的家属花了不少运动费，除领一名死尸花洋50元外，还得承认：第一，“你的人是该死”；第二，“这是‘皇军’为了保护你们，才杀死你们的儿子或丈夫的”；第三，“不准哭叫”。老百姓咬着牙，吃苦咽泪地应允了后，才把那些血肉模糊、尸体残缺的亲人抬到了家里，把泪咽到肚里，把仇记在心上埋葬了。

每逢农历八月初五这个血腥的日子，敌人还无耻地满街张贴“喜报”：“皇军在该地为民除害，歼灭‘土匪’1000余……”老百姓和死难家属，闻言莫不翻肠挖心，咬牙切齿地咒骂日本强盗。

1945年八路军第一次解放阳高时，正是农历八月初五这个悲惨祭日的前夕，群众知道八路军是抗日队伍，纷纷到政府请求：“许不许我们哭一场？”人民政府赶紧答复：“可以哭！可以哭！”当他们勉勉强强憋着气出了县政府的大门，便放声嚎哭起来。

农历八月初五的第二天，全县群众召开了追悼大会，西门外搭起了蓆棚，耸立着烈士纪念塔，摆着各机关团体送来的花圈。离会场不远便是那1000余人埋在一起的坟丘。坟的四周，放置了花圈，妇女儿童送来的纸花，象仇恨的种子撒了满地。死难家属代表，当地绅士张先生登上讲台：他讲到：“我全家5口人两个儿子被杀，儿媳妇给留下个小孙孙改嫁了，现在老两口守着五岁的小孩生活。”因伤心过度，泪从枯眼中流出，又从嘴里进去，哽咽说不出话来。当时马云章县长讲道：“同胞遭惨戮，令人寒心”时，全场群众同声大哭，八年来的泪，今天才算痛痛快快流出来了！千万个人的声音合成一个声音：“报仇！报仇！报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