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口之战结束后，军阀间的混战也就暂时告一段落，这里却要补述一下北京政局的变化。前文已经提到，在直鲁联军与国民军在天津大沽口激战的时候，国民军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而将大沽口一带海面封锁，这引起了列强们的强烈抗议。其中就有一两个不信邪的列强，他们调来军舰硬闯天津港，结果与国民军发生冲突，进而酿成了北京的政潮。

3月14日，两艘日本驱逐舰开至大沽口海面挑衅，结果引发了与国民军的互相炮击，双方各有伤亡。日舰见讨不到便宜，便退出大沽口海面，并由日本外交当局向段祺瑞的执政府发出抗议，要求严惩中方肇事者并赔偿日本损失。

日方的无理行为自然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而这时正是国民军与奉直联军激战的非常时刻，所谓牵一发而动全局，这让段执政感到非常难办。让老段更为难的是，当时北京的民众运动再次兴起，其规模已经不下五四运动。

要知道，这次列强仰仗的，仍旧是那个最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在前一年，上海曾发生过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如今血仍未冷，帝国主义再次欺压到中国人的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3月18日，在地下活动家们的策划下，2万多大中学生和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示威大会，随后，在“他们不敢把我们怎样”的怒吼下，又有2000多人前往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执政府请愿。由于前一天有请愿代表同段祺瑞的卫队发生过流血冲突，因而这次来的游行队伍一则人多势众，二来情绪也比较激动，因此卫队也添加了人员，个个荷枪实弹，严阵以待。

无可否认，无组织甚至是有组织的民众运动，都是极容易失控或者容易被坏人利用的，这一次也不例外。在面见执政段祺瑞、代总理贾德耀的要求被卫队拒绝后，游行队伍中的激进分子情绪明显失控，这些赤手空拳的年轻人把怒气发泄到卫队身上也就是情所当然。

可惜的是，误事而又被牺牲掉的也是这些人，无论是强势还是弱势一方，中国人都明显缺乏有风度对抗的基本意识，强者不肯妥协，弱者不肯宽容，因而暴力之后还有暴力，革命之后还有革命，专制结构循环不止，暴力统治生生不息。这一个又一个的血案，不过是给这种不宽容、不妥协的暴力文化添加一个新的注脚罢了。

很明显，执政府的卫队首领既缺乏应对这种危机的经验和能力，当时也没有高压水龙头、催泪瓦斯之类的镇暴工具，结果便像清末保路运动的“成都血案”一样，局势的不可控终究酿成了惊天的血案。

至少目前可知的是，段祺瑞并不是导致这场惨案的直接下令者，而直接下令者也不是真的要对民众开枪，但那些过于紧张的卫兵们却把“朝天开枪”的命令当成了“平射”的杀戮，这在人情汹涌的场合下，是偶然，也是必然。不可否认的是，对着赤手空拳的民众开枪，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极其混账的行为，而段祺瑞的执政府应对民众运动的危机管理能力实在是太有提高的必要和空间了。

据事后的统计，“三一八惨案”中共死难47人，伤200多人，被鲁迅先生纪念的刘和珍君，这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小女生，便与那些无辜而又激进的同伴们死于这场惨案之中。当年的刘和珍，还没有满22岁……呜呼哀哉，谁之过？

鲜为人知的是，段祺瑞在得知民众前来执政府门口抗议时，曾对身边的人发怒道：“这群土匪学生！”但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大批学生之后，他立刻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段祺瑞赶到现场并面对死者长跪不起。

在血案发生后，举国震惊，各种愤激的舆论几乎如排山倒海般向段祺瑞执政府涌来，段执政自知理屈，随后下令对死难者进行抚恤，而代理国务总理贾德耀也因此引咎辞职。为了缓解自己的压力，北京政府指责悲剧的产生是因为背后有人鼓唆。无可讳言的是，在民国的学运和工运等民众运动中，暗中挑动的各派“坏人”固然有之，但大部分年轻人的爱国义愤却是真真切切的。可叹的是，世间有多少因爱生恨的人生悲剧，便有多少因爱国而误国的悲情历史，类似的运动和惨案，之前有之，后面更有许多。

惨案的发生与战局的变化，段祺瑞执政府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着奉直联军的步步逼近，段祺瑞的手下却试图拉拢原属皖系吴光新旧部的唐之道师里应外合，与奉军一起将城中的国民军赶出去。段派人马的异动立刻引起了国民军京畿警备司令鹿钟麟的警觉，他们在4月9日率先包围了段府，以示警告，而段祺瑞则在受到威胁后暂往东交民巷桂乐第大楼躲避。两日后，鹿钟麟将前总统曹锟释放，并试图以此拉拢吴佩孚共同对付奉系，但此举被吴佩孚断然拒绝。13日，国民军退出北京，撤往南口，而奉军、直鲁联军、吴军相继进入京城。段祺瑞也随后返回执政府并宣布复职。

但是，吴佩孚此刻已经不允许段祺瑞继续做执政，而奉系也对老段没了兴趣。4月20日，段祺瑞在命胡惟德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执政职权后宣布下野，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下野了。当天下午，在直鲁联军的“礼送”下，段祺瑞和安福系的一彪人马如梁鸿志、曾毓隽、许世英及其亲信部属吴光新、曲同丰等人离开北京，永远的告别了民国的政治舞台。

在车过廊坊的时候，段祺瑞命列车停留十分钟。在四个多月前，他最宠信的徐树铮便在此遇害。原来，在段祺瑞做成临时执政后，本在外国游历的徐树铮也兴冲冲的于1925年底回国，并随后来到北京到处活动，企图再次出山。

但是，冯玉祥并没有忘记徐树铮在七年前擅杀自己的恩师陆建章一事，当时国民军控制了京津一带，对小徐是非常不利的。段祺瑞似乎也感觉到点什么，他一见到徐树铮便说：“这时候你回来干什么？”说完，老段便撵他快走。

但小徐并没有把这当回事，他在北京待了近半个月后才准备经天津南下上海，但就在去天津的路上，徐树铮在廊坊车站被人刺杀了。据国民军的说法，是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为父报仇，但真实的情况恐怕只有国民军自己最清楚。

在列车重新启动之后，段祺瑞仍旧打开车窗西望，久久不肯离去。此时的他，显得是如此的苍老，这只北洋之虎，已经再没有昔日的威风了。

在这次下野后，段祺瑞真的远离了纷繁多变的政治漩涡，只在家中吃斋念佛，下下棋，写写字，不再过问世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华北，并试图拉拢段祺瑞出来做代理人。为防止段祺瑞为日本人所用，蒋介石在1933年1月21日派人将段祺瑞从天津接到南京，在乘船过江的时候，蒋介石率一批高级将领亲自前来迎接并执弟子礼（蒋介石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前统一由北洋速成武备学堂送出，段为学堂督办）。随后，段祺瑞便定居在上海。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因胃溃疡引发大出血而去世，享年七十二岁。段祺瑞的病，可能与其长年吃素有关，但医生和亲友建议他进点荤食以提高抵抗力时，段祺瑞坚决拒绝并表示：“人可死，荤不可开！”……足见老段性格之倔强。

临终前，段祺瑞写下亲笔遗嘱，谆谆告诫后人：“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所谓自立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由于段祺瑞生前信佛，其葬礼也是照他的遗嘱以居士礼简葬。在各界名流的吊唁中，有几副挽联特别显眼，一副是冯玉祥的：“白发乡人空余涕泪，黄花晚节尚想功勋”；另一幅是吴佩孚的长联：

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

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段祺瑞死后，由于其长子段宏业坚持要将其灵柩送往北京安葬，但因为日本侵华导致的时局变动，以至于十多年都无法找到合适的下葬地，最后只能草草葬在段祺瑞三弟之前买好的坟地，位置就在大道旁边。对此，段祺瑞的一些生前故旧忍不住叹息：“想不到老头子轰轰烈烈的一辈子，死后会没有一块葬身的地方！”

直到1963年，在段祺瑞生前的好友章士钊、李思浩、曾毓隽等人的努力下，才最终将段祺瑞的遗骨起出，并重新安葬在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中。

段祺瑞的故事到此为止，后面说说被释放的前总统曹锟。曹锟本以为段祺瑞已经下野而自己重获自由，应该出来继续当他的总统了，但各方对此反应冷淡，就连吴佩孚也认为时局未定、时机不到，给曹四爷浇了一瓢凉水，由此也只好死了这个念头。

在北伐战争后，曹锟见吴佩孚和当年的那批人马已经是昨日黄花，也就放弃了复出的幻想，回到天津隐居去了。在日本侵占东北后，日本也曾多次请曹锟出山担任职务，但始终被曹锟所拒绝。1938年5月17日，曹锟因肺炎在天津病故，终年七十六岁。

在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巨头的协商下，原颜惠庆内阁复职，并摄行总统职权。但经过这么多的政潮、政变和军阀混战后，北京中央政府的法统早已沦丧殆尽，这个所谓的摄行内阁到底是总统制、内阁总理制、执政制或是其他，已经无人知晓也无人感兴趣，因为颜惠庆及其后来的几个内阁总理如杜锡圭、顾维钧、胡惟德、潘复，在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时期，这些残缺不全的内阁，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既无必要，已经不再为人所重视。

这原本就是军阀的时期，而且狂欢的高潮和末日到了……宪法与国会，内阁与法统，又算个什么东西呢？

1926年8月，就在奉直联军在南口取得对冯玉祥国民军的决定性胜利之时，南方却已是风云突变。就在一个月前，南方的国民政府宣布出师北伐，随后便从两广打进湖南，一时间如风卷残云，很快便占领了湖南全境并逼近湖北。吴佩孚得知之后急忙率部南返，等到他抵达汉口时，北伐军已经兵临武汉的前沿要地汀泗桥，一场恶战即将展开。

这不是吴佩孚一个人的战争，而是旧军阀与北伐军决战的开始，这也注定要成为一个时代的节点。

回顾1926年的中华大地，无处不纷争，无处不烽火。北边有奉军、直鲁联军、吴军及其国民一、二、三军的连续作战，而南边也不太平，湖南有赵恒惕与唐生智在打得头破血流，广西有桂系新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崛起，广东国民政府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东征西讨，更别说四川的大小军阀们，他们从辛亥年后就没有安宁过。

泱泱中华，南北西东，只听到枪声遍地、炮声隆隆，只可怜那些黎民百姓，辗转反侧，家破人亡。所谓军阀混战，1926年大概就是一个浓缩的高潮罢。这时的中国，早已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群雄逐鹿的兵马场和无辜百姓悲惨的修罗场。

从大局来看，北方有四大势力，其一是奉系张作霖及附属的张宗昌势力，其控制了东三省、京津、直隶、山东等地，势力最为强大；其次是冯玉祥的国民军，虽然遭遇了南口大败，但冯玉祥从苏联返回后，仍旧可以收拾残部，并在苏联和北伐军的帮助下重出一战；其三是吴佩孚，他在复出之后，虽然貌似强大，但实际上兵力不多，南口之战后已是强弩之末，其四为阎锡山的晋军，这位山西“土豪”原本就是墙头草，谁势力大了就跟着谁，谁不行了就来个落井下石，无论政局如何变化，阎老西的秘诀就是“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只要能守住山西老巢，管他风吹雨打，我自逍遥。

在南方，各势力也在分化组合后初露雏形。首先是雄踞东南五省的孙传芳势力，他夹在北方的奉系与南方的北伐军之间，注定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原来的西南军阀在经过几年的战争之后，已经被广东的国民政府初步统一，其中便有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等人的新军队，随后他们又与唐生智等人的军队一起混称为北伐军，并成为南方最强大的势力，在共同的理想召唤下，他们即将席卷中原，彻底埋葬老一代的军阀。

在这些势力之外，还有一些据守西南、西北的边疆军阀，他们在中原无主的时候往往各据一方、称王称霸，或者你争我夺、相互砍杀，但中原一旦霸主雄起，这些小军头们自然重归一统，纳降称臣，不在话下。这本就是中国历史的常有之事。

如果再做进一步细分的话，1926年后的南北对决，实际上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势力与北方奉张势力的最终决战。南方的蒋介石，在继承孙中山先生的衣钵及其“联俄联共”政策下，逐渐取得了新政权的法统，汪精卫、胡汉民、李宗仁、李济深、唐生智乃至西北的冯玉祥和四川的各军阀，最后也不得不拜在他的门户之下。而北方的张作霖作为老军阀的大一统者，当吴佩孚、孙传芳等盟友被打得落花流水之时，唯有他南下收拾局面了。

1926年12月1日，在北伐军已经席卷了半个中国的局面下，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安国军总司令。这次奉系当权，北京的一些政客们本是劝张作霖出任民国大总统以捞取晋身之阶的，但张作霖却只愿担负“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国家未安，总统何来？

尽管老张推却了大总统一职，但他的这次入京，显然是以国家元首而自居的。当张作霖的专车抵达前门车站时，从前门到西长安街、再到他所驻节的西城顺承王府，沿途都是黄沙铺地、净水洒街，俨然是前朝帝王的派头。

可是，经过这十几年的战乱，民心虽然思定，但国家凋敝如此，张作霖这个安国军总司令，能安得下来吗？在与北伐军的新老对决中，他又有几分胜算？

历史的时针转到了公元1927年，哗啦啦如秋风扫落叶，军阀的冬天终于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