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有多少外国人参加了红军长征，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有人说，有四个外国人，也有人说有六个，甚至把外国传教士薄复礼、海曼等人也算在内。这两种说法都有误。有资料表明，仅仅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朝鲜籍战士就有30多个。据此可以肯定，参加长征的外国人至少应在30多人以上。

传教士薄复礼、海曼、凯尔纳根本算不上参加了长征，因为他们并不是红军队伍的成员，而是因“间谍”嫌疑被红军抓获并扣留的。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把薄复礼称为“长征队伍里的局外人”，这一称呼是比较恰当的。

参加长征的外国人，现在史实较详，可查证的有四个人：德国人李德，越南人洪水，朝鲜人毕士悌、武亭。李德在前面已有介绍，这里着重介绍另外三个人。

洪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授勋的唯一外籍将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原名武元伯，1908年10月1日出生于越南嘉林县一户富人家庭。1924年因为参加反对法国殖民者的学生运动而被法国警察通缉。这年年底，他同越南一些爱国青年来到了当时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广州。胡志明恰恰这时也到了广州，为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当翻译。洪水等人参加了胡志明在广州创办的政治训练班和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当时反动派都把革命看作是“洪水猛兽”，而他所向往的就是用革命的手段、用洪水般的气势来摧毁旧势力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以这时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洪水”。1926年3月，洪水由李富春、蔡畅等人介绍，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他与林彪、刘志丹等人是同学。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进行血腥屠杀。此时，洪水毅然脱离了国民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他与其他30名在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的越南青年一道参加了广州起义。1930年初，洪水担任了红军第十二军团第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1932年，被调到江西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担任教员。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洪水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然而没有多久，“左”倾错误领导人就把洪水打成了“高级特务”，粗暴地开除了他的党籍。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洪水所在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被编入军委干部团。朱德、刘伯承特别关照洪水，把他编入直属队，负责长征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党内“左”倾错误逐步得到纠正和清理，中央纵队党委撤销了对洪水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洪水非常感慨地说：“遵义会议不仅挽救了红军的命运，挽救了中国的命运，也挽救了我的命运。”

红军第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兵分两路过草地，洪水被分配到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所在的左路军。左路军到达噶曲河边时，本来就不想北上的张国焘故意找借口，强令左、右两路军南下，分裂党和红军。洪水坚定地站在朱德、刘伯承一边，反对张国焘南下和另立中央。一次，他毫不畏惧地与张国焘当面争辩起来，这让张国焘非常恼火，一怒之下，莫须有地把洪水打成“国际间谍”，再次开除了洪水的党籍。如果当时不是朱德、刘伯承等人极力保护，洪水恐怕早就被张国焘杀害了。

不久，洪水在部队南下途中的一次战斗中被打散，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他开始了一个人的北上长征。他坚信，只要自己坚持往北走，就一定会找到党中央和红军。一路上，他忍饥挨饿，露宿荒野，吃尽了苦头。为了谋生，他给别人牧羊、喂骆驼。但大多数时候他是靠沿途讨饭度日。1936年初，在延安，一个骨瘦如柴、蓬头垢面、手里拿着讨饭用的碗、身上穿着破藏袍的人，突然出现在红军指战员们面前，人们几乎都认不出他就是洪水了。战友们确信是他后，无不钦佩他的这种顽强精神。中央领导听说他的故事也很感动，组织上再一次撤销了对他的处分，再一次恢复了他的党籍。洪水非常感慨地对战友们说：“这就是革命。如果一个人决心参加革命，就必须经受得住各种磨难和打击，包括被自己的同志误解，否则怎么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呢？”

1936年6月，洪水成了红军大学的第一批学员。11月底，朱德、刘伯承、贺龙、张国焘等人到了延安。张国焘看到洪水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朱德高兴地对洪水说：小洪，听说你们的队伍被打散了，这么长时间没见到你，想不到你比我早到延安了，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洪水笑着回答道：我现在能在红军大学学习就是后福。

毛泽东曾深情地讲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五星红旗上，染有朝鲜革命烈士的鲜血。”长征路上牺牲的毕士悌，就是这些朝鲜革命烈士的杰出代表。

毕士悌，又名杨林，朝鲜名为金勋。1901年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1919年，朝鲜爆发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争取民族独立的“三一”起义，毕士悌和他的父亲都参加了这场爱国运动。由于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包括毕士悌的父母在内的成千上万朝鲜人遭到了屠杀。毕士悌遭到了通缉，被迫流亡到了中国。1921年6月，他到达昆明，考入由蔡锷创办的云南讲武学校。东北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此时正好与他同校，据周保中回忆，毕士悌每天早上都要背着砖头跑10里路进行锻炼，生活很俭朴，说话不多却待人热情，在全校无论学科和术科都是第一名。学校教育长号召学员们要向这位“有志的高丽学生”学习。

1924年11月，毕士悌从云南讲武学校毕业，来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担任学生队上尉队长。在那里，他受到了周恩来等人的影响，转而信仰共产主义。他先后率黄埔军校学员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讨伐陈炯明和平定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斗。1924年11月，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在肇庆成立，毕士悌被党组织调去，担任第三营营长。1925年夏，毕士悌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8月，党组织又将毕士悌派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0年夏，他回到中国，在东北担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7月，他被调到中央苏区工作，任中华苏维埃劳动与战争委员会参谋长，成为周恩来后方工作的得力助手。一次，毛泽东遇到毕士悌，得知毕士悌的妻子还在满洲省委工作时，毛泽东马上嘱咐中央交通机关要想办法把他的妻子调到中央苏区来。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毕士悌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后，他调入红军大学主管教务。

1934年10月，红军大学编入军委干部团，陈赓任团长，毕士悌任团参谋长。干部团全由干部组成，党中央把它看得很重，尽可能地保护这支特殊队伍，万不得已不会动用干部团。但到四渡赤水时，由于红军减员较大，毛泽东不得不动用这支队伍。毕士悌等人率领领导干部团先后参加了土城战斗和遵义战斗，立下了一次又一次的战功。每次战斗，毕士悌都要冲锋在前。在巧渡绞平渡口和强占通安镇这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中，毕士悌显示出了过人的胆识和军事才能。1935年4月末，抢渡金沙江时，周恩来、刘伯承亲自到干部团下达任务，务必在5月1日前占领绞平渡。毕士悌亲自带队，一昼夜强行军180里到达绞平渡，不开一枪、不伤一人就占领了渡口，守渡口的敌人还在睡梦中就成了毕士悌等人枪下的俘虏。第二天早晨，毕士梯带领一个排，飞奔通安镇，出其不意地以一个排的兵力击败了国民党的一个团，俘虏了几百个敌兵。为此，他得到了军委的嘉奖。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向中央要干部，毕士悌被中央派到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担任参谋长。11月，毕士悌奉命率七十五师参加了直罗镇战役，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建在西北作出了突出贡献。

1936年2月18日，红一方面军下达了东征作战命令，毛泽东率领红军总部跟随红十五军团行动，毕士悌率领的第七十五师被确定为先头部队。20日晚上，一个没有星星和月亮的晚上，毕士悌亲自挑选了40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渡河先遣支队（实际上就是敢死队），由他带队，登上了5只小木船，后随装载一连士兵的2只大船，由此拉开了红一方面军渡黄河东征的序幕。船刚划到河中央，就被狡猾的敌人发现了，敌人的子弹马上射了过来。毕士悌果断决定，改偷渡为强渡。船一抵岸，毕士悌就带着战士们冲入敌阵，在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他们摧毁了河对岸敌人所有的堡垒，迫使一个连的守敌缴械投降。为了扩大战果，保障十五军团顺利渡河，毕士悌一鼓作气地带着部队继续追歼逃敌。没想到，突然之间，一颗子弹射入了毕士悌的腹部。

身负重伤、不能动弹的毕士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询问战友：“前方情况如何？毛泽东过河没有？”他对周围的战友讲：“你们不要管我，赶快继续前进！”1936年2月22日，毕士悌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光荣牺牲。他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毕士悌牺牲后，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时的30多个朝鲜战士，到这时只剩下武亭一人了，这让彭德怀非常痛心。彭德怀在党委会上发言时很激动，他说：“太多的外国革命者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牺牲了。如果我们继续让他们在中国死去，还会剩下谁来为他们祖国的革命事业战斗呢？我们无法为那些已经死去的同志做些什么，但是我们不应该再浪费外国同志的生命了。”这之后，军委对武亭下了休息命令，让他进红军学校学习。

武亭，原名金武亭，1905年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1919年，年仅14岁的他参加了“三一”反日爱国运动。

1923年，为了寻求复国的途径，武亭渡过鸭绿江来到中国，首先进入文化大学学习汉语。1924年，他进入北方军官学校学习炮兵专业。军校期间，他参加了军阀之间的南口之战，在攻占天津时立下了战功。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22岁的他由于军事才能过人，被晋升为炮兵中校，参加了北伐战争。国共合作破裂后，他在武汉搞地下工作，不幸被捕，被判处死刑。恰好这个时候，武汉万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要求释放包括武亭在内的政治犯，当地共产党组织积极开展营救工作，武亭这才得以获救。1929年，他被推举为上海工人暴动的总指挥。起义失败后，他被英国军警抓住，判刑2个月。

1930年，他加入红三军团。不久，红三军团攻克湖南岳阳，缴获了七五野炮和山炮，武亭的专长得以发挥出来。《彭德怀自传》这样记载到：“占领岳州后，英、美、日兵舰仍如黄石港一样，很猖獗，对城岸乱轰。我们隐蔽地架好了炮（当时，还只有我自己和一个朝鲜同志武亭会用炮），待敌舰逼近时，还击了几十炮，大概十发以上打中了兵舰，从此它们不敢抵岸射击了。”之后，红军中革军委炮兵营在江西陂头成立，武亭被任命为该营营长。红军长征之前，武亭还被选进了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

1934年11月下旬，在湘江之战中，武亭率领他的军委炮兵营对敌人的阵地发起了猛攻，为红军抢占湘江渡口、冲开血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之后，武亭出任军委纵队第三野战梯队司令，指挥包括炮兵营、工兵营、运输第一大队和附属医院在内的技术兵种。黎平会议后，部队整编，武亭调任红三军团炮兵营营长。

彭德怀非常器重武亭。张国焘即将分裂红军前夕，彭德怀已察觉到张国焘有野心。当时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已将红一方面军的密码本全都收上去了，致使红一方面军各军团之间无法互相联系。毛泽东等人所在的右路军过完草地到达巴西时，彭德怀一方面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泽东等人住处不远，以备万一，另一方面派武亭拿着指南针，带着新编的电报密码本去找红一军团，以恢复红一、三军团之间的电讯联络，防止突发事变。武亭在俄界找到了红一军团，红一、三军团之间的联系得以恢复。恰在这时，张国焘给陈昌浩发来密电，逼迫党中央和红军南下。武亭在关键时刻的这一举动，无疑有助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摆脱张国焘的控制。

1945年，日本战败后，武亭回到了朝鲜。1948年2月，朝鲜人民军成立，武亭出任炮兵总司令，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