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李贞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位女将军。她的丈夫甘泗淇则被授予了上将军衔。夫妻俩都是将军，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中仅此一例，人们把这夫妻俩称为“夫妻将星”。他们俩在长征路上生死与共、相濡以沫的动人传奇故事，至今仍被人们传颂着。 1934年10月，任弼时领导的红六军团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在贵州印江的木黄会师，随后两支队伍联合在一起，转战到湘西，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这个时候，李贞由红六军团组织部长调任省军区组织部长，甘泗淇则由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改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

任弼时的夫人陈棕英对李贞的终身大事非常关心。一天，李贞从乡下回来，陈棕英在询问完农村工作后，意味深长地对李贞说：“女人结了婚，事情是多一些，可又不能总单身一个人呀！”李贞当时不知该如何回答。陈棕英干脆直截了当地对她说：“我给你介绍个人怎么样？”李贞问：“谁？”陈棕英说：“甘主任，你熟悉的！”李贞知道甘主任就是甘泗淇，甘泗淇的情况她确实很熟悉。甘泗淇原名姜凤威，1903年12月21日出生于湖南宁乡县，与李贞的家乡湖南浏阳县相邻。甘泗淇从小饱尝疾苦，在宁乡县云山高小读书时，受到了谢觉哉等人革命思想的熏陶。1919年夏，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长沙长郡中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党组织派他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从那时起，他将“姜凤威”改名为甘泗淇。1931年，甘泗淇从苏联回国，受党中央派遣来到湘赣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一师党代表。不久湘赣省委宣传部长一职空缺，组织上一开始有意调李贞担任，但找到李贞谈话时，李贞表示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坚决要求由更合适的人选来担任。这之后，组织上确定由甘泗淇来担任湘赣省委宣传部长。

对于李贞的情况，甘泗淇同样也是很熟悉的。李贞年幼丧父，6岁时因为家里穷得吃饭都成问题，她的母亲含着眼泪，很无奈地把她送到一户古姓人家做童养媳。在古家，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只要做事手脚慢了一点，稍不称古家人意，就会遭到古家人的一顿打骂。1924年，李贞16岁，她的逆反心理增强了，胆子也大了起来。一天，李贞跟几个要好的童养媳暗地里合计，打算偷偷到城里去做工。她们的这个举动被古家人发现了，李贞的婆婆赶紧逼着李贞与古天顺圆了房。但这次婚姻并没有让李贞过上好日子，她依旧过着受虐待、受压迫的生活。

1925年，大革命席卷了李贞的家乡浏阳县。17岁的李贞冲破阻力，积极投身革命，秘密加入了妇女协会。1927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面对敌人对共产党人的屠杀，李贞婆家人怕李贞的行为会连累古家，赶紧写了一封休书。李贞接到休书后，开怀大笑起来，她庆幸自己终于脱离了牢笼。

1927年10月，王首道、张启龙等共产党员奉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回到了浏阳东乡，着手重建这里的党组织。他们联络上李贞，与李贞一起组建了中共浏东特别支部，成立了浏东游击队，由李贞担任了游击队的士兵委员会委员长。1928年5月，张启龙被国民党团防局的团丁抓住。大家都心急如焚。有人主张强攻团防局，把张启龙给救出来。李贞却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方案：“我们假扮迎亲队伍，混进观音塘，然后里应外合，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一定可以救出张启龙。”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方案好。第二天，李贞打扮成新娘子，坐进花轿里，十几个壮汉敲锣打鼓地组成一支热热闹闹的迎亲队伍。在顺利地骗过了关卡上的团丁，到了团防局门口后，他们迅速从花轿里取出枪支，一起冲进团防局，很快就从牢里救出了张启龙。过了几天，在同志们的撮合下，李贞和张启龙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李贞做了真正的新娘。1929年初，李贞怀孕了。但是不久，李贞带领的一部分游击队员在一个叫十八折的地方与敌人发生了遭遇战。他们与敌人打了两天两夜，最后只剩下了5个人。人多势众的敌人将他们逼到了一个叫祖师崖的山头。在子弹全都打光的情况下，李贞对战友们说：“我们不能让敌人抓活的，是共产党员，是革命者，跟我往下跳！”说完她带头跳了下去，其他4个游击队员跟着也跳下了悬崖。这5个游击队员，有3个跳下去就牺牲了，李贞和另一个队员碰巧跳到了一棵大树上，这才保住了命。但是由于跳崖的剧烈碰撞，李贞肚子里刚4个月的胎儿流产了。李贞和队友怀着悲痛的心情把胎儿就地草草地进行了掩埋。没想到的是，另一件不幸的事又接踵而来。1933年，在“肃反”运动中，张启龙被错划成“阶级异己分子”给关押起来。当时的湘赣省委组织部长刘士杰（后叛变被处决）阴气森森地找李贞谈话，以组织的名义要求李贞作出抉择：要么与张启龙划清界线，马上离婚，要么离开革命队伍。李贞把革命和爱情看得都很神圣，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认为革命更神圣、更重要，于是被迫选择了离婚。牢里的张启龙为了不连累李贞，也在离婚书上签了字。“左”倾错误路线就这样活生生拆散了一对夫妻。

甘泗淇不在乎李贞已经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到达湘西后，他对李贞产生了特别的好感。在贺龙、任弼时、陈棕英等人的关心下，他们之间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彼此也更了解对方。他俩在一起无论是谈工作与理想，还是谈生活与爱情，都很投缘。甘泗淇还帮助李贞写了一篇总结工作情况的报道。李贞对甘泗淇的帮助极为感动，特意做了一双布鞋送给他。1935年元旦，由任弼时主婚，李贞和甘泗淇举行了简朴而又热烈的结婚仪式。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李贞和甘泗淇的苦难历程也就开始了。长征不久，李贞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组织上曾动员她就地留下，等孩子生下再说。她含着泪讲：“我感谢组织上的照顾，但我能经受任何考验，请组织上放心！”长征途中，李贞所在组织部精简到只有三名干部，工作量却很大，李贞从早到晚地忙得没有尽头。

李贞夫妇总是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战友。部队给李贞配了一匹马，但她却让给一位伤员骑。部队给她发了一顶小帐篷，她却经常把它让给伤病员和小红军战士。在战友们休息的时候她还忙里偷闲地为战友缝补衣服。看见一位女战士病了，她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一件好衣服送给她，自己却穿着单薄的旧衣。长时间的奔波，风寒侵袭，使得李贞病情加重起来，她仍咬着牙跟着部队前进。直到她无法迈步时，战友们这才发现李贞病了。战友们纷纷来看望她的病情，那个伤员流着泪将马退还给李贞，但李贞就是不肯接受。最后大家不由分说，用一条长布带将她强行捆在了马背上。

长征中，甘泗淇作为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每天工作非常繁杂，他经常犯头痛病。顾了工作这一头，甘泗淇就难以顾到李贞这一头。贺龙和任弼时得知李贞病重后，马上下令甘泗淇火速赶过去照顾。看到李贞高烧不止，甘泗淇心痛和愧疚不已。经医生确诊，李贞染上了伤寒病。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甘泗淇把自己仅有的私人财产——莫斯科中山大学奖给他的一支金笔卖掉，给李贞买来了药剂，总算把李贞的高烧给退了下来。看着妻子穿着单薄的旧衣裳，甘泗淇将自己唯一的一件毛衣脱下来给李贞穿上。

过雪山时，寒风刺骨。身体虚弱的李贞步履维艰地攀登着雪山冰峰，手冻僵了，脚麻木了，又饥又饿。第五师师政委廖汉生见到李贞，当即把自己围在腰间的一块羊皮脱下来送给李贞。李贞感激地接过羊皮，又将羊皮分成两片，自己身上绑上一片，另一片则送给了一个伤病员。

过草地时，李贞已怀孕7个多月。在粮食极其匮乏的情况下，甘泗淇把自己那份口粮全拿出来，分给了伤病员，他自己则主要靠捡野菜充饥。每天，甘泗淇到达宿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政治部机关的同志们四处寻找野菜。能吃的野菜被前面的部队吃得差不多了，他就试着吃那些不知道是否有毒的野菜。甘泗淇一旦经过试吃证明了某种野菜确实无毒，他会高兴得像个孩子，马上拟出电报稿，详述这种野菜的形态，交电台迅速发往各部队，通知指挥员尽快派人采集。

然而偏偏就在这个缺食少衣，不得不吃树皮、嚼野菜、啃皮带的时候，李贞早产了。热心的战友们给她送来破衣服做孩子的尿布，还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稀少而又宝贵的青稞面送给她，权当李贞的营养品。母亲没多少东西可吃，自然给孩子吃的奶水就少得可怜。孩子一生下来，就先天营养不良，老是哭个不停。还没等李贞他们走出草地，这可怜的小生命在来到这个世界仅仅十几天就夭折了。这已是李贞第二次痛失爱子了，而且这一次李贞彻底失去了生育能力，这也算得上甘泗淇、李贞夫妇为革命所作出的巨大牺牲。

孩子夭折后，病魔又紧紧地缠着李贞。她高烧不止，经常处于昏迷状态。甘泗淇一忙完工作，就会跑过来照顾李贞。李贞骑不得马，甘泗淇就背着她向前。战友们都希望能帮上他俩一把，于是大伙一起做了副担架，硬是要抬着李贞走。这使甘泗淇分外感激，但他坚持自己抬担架的一头，尽量减少战友们的负担。

走出草地后，甘泗淇也患病了，连饭都吃不下，炊事员见后，就炒了一个菜给他送去。可他说什么也不吃，马上把总务处长找来，告诉他这属于特殊照顾，今后一定不要对他特殊照顾。

就这样，李贞夫妇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终于到达了陕北。贺龙非常感慨地评论他俩：“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解放后，一些老同志见到甘泗淇都非常遗憾地说：“老甘啊，太遗憾了，你革命几十年，连个孩子也没有啊！”李贞对此也很内疚，她劝甘泗淇：“老甘，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再娶个妻子吧，好给你生个孩子呀！”甘泗淇回答得非常干脆：“我要的是爱人，不是孩子！”甘泗淇的这份爱心深深地震撼了李贞的心灵。

1964年2月5日，刚过60岁的甘泗淇因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妻子李贞继续抚养着20多个革命烈士的孤儿。26年后，1990年3月11日，李贞因病在北京逝世。她在遗嘱中嘱托了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重要的事，将她的骨灰和甘泗淇的骨灰合葬在一起，她要和甘泗淇生死相随；第二件大事，把她平时节省下来的工资分成部分，一部分交党费，一部分捐献给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一部分捐献给甘泗淇的家乡——湖南宁乡县，作办学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