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六军团前来甘孜会师，张国焘似乎又打起了精神，他的如意算盘是：把红二、六军团控制在自己的手上，增加自己向中央叫价的砝码。然而，1936年7月1日，当张国焘在甘孜见着红二、六军团的领导后，他感到自己是理发匠遇到了大胡子——难剃（难题）。红二、六军团三个蓄着胡子的领导，一见面就给张国焘留下了不好对付的难忘印象。

第一个蓄着胡子的领导是任弼时，多年前张国焘总爱把富有青年气味的任弼时叫作小弟弟，现在令张国焘惊讶的是，任弼时经过多年的磨练，已显得相当老成，张国焘只好皮笑肉不笑地改叫他为“任胡子”。第二个蓄着胡子的领导是贺龙，张国焘和贺龙在南昌起义时就打过交道，因为张国焘阻止南昌起义，他俩为此还大吵了一场，随后张国焘又说贺龙是军阀和土匪，不同意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国焘现在发现，贺龙完全变成了一个组织纪律性极强的共产党军人。第三个蓄着胡子的领导是红二军团的副政委关向应。在张国焘看来，关向应虽然还富有青年气味，但原则性已很强，也不好对付。

张国焘先是对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这三位“胡子”进行了一番恭维和吹捧，接着就向他们提出共同召开党的会议，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之间的问题，他妄图把红二、六军团往他分裂红军的路上拉。任弼时立即识破了他的阴谋，反问张国焘：“报告由哪个作，有了争论结论又怎么办？”张国焘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提出召开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干部联席会议，试图以多数压少数，强行通过他的决议。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商量了一下，告诉张国焘：“联合起来开会，我们不反对，但是，丑话要说在前头，不准以多数压少数。”张国焘的图谋再次化为泡影。任弼时、贺龙等人抓住时机转守为攻，他们知道张国焘闹分裂的最大资本就是人多枪多，因此就由贺龙出面向张国焘提要求：红二、六军团一路上损耗太多，现在缺人又缺枪，请求张总政委给予解决。张国焘被他们磨得没有办法，只好把红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调配给任弼时、贺龙等人指挥。在这之后，陕北来电，党中央决定由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肖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

张国焘继续耍着阴谋。他派出一个工作组去红二方面军做宣传，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方式，妄图煽动红二方面军对中共中央的不满。他还叫人给红二方面军送去《干部必读》，这是一本恶毒攻击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的书。为了加强红军内部的团结，任弼时专门给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信，要求对红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在红二方面军内部不准议论有关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之间的问题，张国焘发来的文件一律不得下发。贺龙看了张国焘派人送来的《干部必读》，非常生气地说：“《干部必读》不准看，看了要处罚人，放在政治部！”张国焘不甘心，又下令要把红六军团交给他指挥，并准备换掉红二方面军四个师以上的政委，结果还是遭到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的一致抵制。贺龙告诉红二方面军的指战员：同志们，这里是张国焘搞的假中央，他在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真中央是毛大帅领导，现在在陕北；我们大家都要听党中央的，都要跟着毛大帅走；谁要是不听党中央的，反对毛大帅，他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他就是八只角的王鱼，也要掰下一只角来！

红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合后，共同北上的条件已经成熟。7月2日，朱德召集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在甘孜召开会议。张国焘发言之前，坐在他身旁的贺龙对着他轻声耳语：“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声音虽小，但震慑力极大，让张国焘浑身不自在。在会上，张国焘讲不出一句与中央闹分歧的话来。这次会议决定，红二、四方面军这个月就抓紧时间过草地北上，尽早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北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率领左路纵队由甘孜出发，徐向前率领中路纵队从炉霍出发，董振堂率领右路纵队从绥靖出发，红二方面军则跟在左纵队后面北上。会议采纳了朱德的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司令部行动，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负责传授对付骑兵的战术。朱德的这一招非常巧妙，让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无形中加强了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任弼时和朱德、张国焘一样，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内威信很高。任弼时的斗争精神，大家有目共睹，他是个为了真理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人物。早在八七会议之前，他就大胆地站出来批评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反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朱德安排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名为教二方面军打骑兵，实际上是保护刘伯承，避免张国焘对刘伯承下毒手，同时加强红二方面军的领导力量，从外部对张国焘起制约作用。

过草地期间，任弼时担心红一、四方面军分裂的问题，他不惜花费时间，分别和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傅钟、李卓然等人详谈，研究北上南下之争的症结所在，以便找出较圆满的解决办法，加强全党、全军团结。张国焘嘲笑着问他：是不是想做“包拯”。任弼时没有完全否认这一点，他告诉张国焘，自己是一个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研究一下，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

过草地的第二天晚上，任弼时找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他俩都在莫斯科留过学，俄语都很好，为了谈话方便，两人干脆就用俄语交谈。任弼时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发的小册子，讲和党中央的分歧，说一方面军‘不辞而别’，这样散布不和，损害团结，为什么要发给我们？那是不应该发的。”随后，他又问傅钟，“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们为什么不走呀？”傅钟不假思索地说：“不知道。”任弼时很惊讶，原来红四方面军许多高级干部竟然还被张国焘蒙在鼓里。任弼时严肃地问：“北上有决议没有？”傅钟回答：“有。”任弼时又问：“有，为什么不执行？”次日，任弼时让傅钟到总司令部机要科去看以前的电报，傅钟这才完全弄清楚张国焘闹分裂的真相。任弼时语重心长地说：“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而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傅钟把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的会议纪录拿了出来，任弼时看过后说：“责任全在张国焘，事是他干的，人是他定的，你们谁管得了？”此后，任弼时没有为此批评过哪个同志。对张国焘的行为，任弼时非常气愤地说：“搞派别活动是张国焘的老毛病，斯大林都知道，想不到会发展得这样严重。”在任弼时的努力下，傅钟、陈昌浩等许多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思想有了根本转变，然后这些人又去影响和改变其他人的看法，张国焘陷入了更加孤立的境地。

任弼时理直气壮地将他的意见告诉张国焘，说卓木碉会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似乎太过分了。张国焘自知理亏，表面上未置可否，心里很不是滋味，越来越感到这个“任胡子”真令他头痛。

为了消除隔阂，促进团结，7月10日，任弼时在北上途中致电中央，建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并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解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内的争论问题。中共中央极为重视任弼时的建议，两天后，张闻天回电，告诉任弼时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中央已经向共产国际请求批准召开六中全会，同时请共产国际派遣代表出席。

过草地期间，任弼时还解救了一批被张国焘长时间关押和迫害的同志，其中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廖承志。在川陕苏区“肃反”中，张国焘把廖承志等人打成“国民党改组派分子”，将他们关押了起来。在那时，廖承志甚至不敢暴露他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一直用着“何礼华”的化名。仅仅因为廖承志会画画和刻蜡版，张国焘才没杀他。在被当作犯人押着长征的过程中，廖承志不愿意和任何人打招呼，谁也不敢和他打招呼，因为打一个招呼就会连累别人。1936年7月的一天，任弼时正在一个小山坡上与张国焘交谈，突然看见一行犯人正被押着往前走，他立即站了起来，走过去与廖承志握手，笑着问：“你是廖承志吗？我就是任弼时。”张国焘在旁边很狼狈，装起笑面虎似的笑脸，怪腔怪调地问任弼时：“怎么，你认识他么？”任弼时回答：“老早认得。”实际上在这之前他俩并不认识。任弼时严肃地对张国焘说：“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请你告诉我。”没过多久，部队到达了炉霍，廖承志等人恢复了部分自由。廖承志多年后还深情地说：“那就不能不感谢弼时同志在那时候对张国焘严肃地表示了他的态度。”

在过草地的艰难日子里，任弼时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至今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还收藏着一件珍贵的文物，这件文物就是任弼时过草地留下的半条牛皮带。在这里面隐藏着一段动人的故事。

任弼时他们在草地连续走了十多天，到了没有干粮，连野菜也找不到的地步。他的警卫员李少清愁容不展地问对任弼时：“任政委，今天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怎么办？”任弼时从地上拔起一把草，笑着回答道：“野草甜，野草香，红军粮食满山冈。这不是吃的吗？”李少清告诉他，这草吃不得。任弼时说：“不要愁，想想办法。”他瞧见警卫员李少清身上的手枪背带，高兴地说：“有办法了。看，身上背的牛皮带可以吃呀！快解下来。”

于是，任弼时与李少清每人扯住皮带一头，用小刀在皮带上每隔一寸就割开一条很长的口子，一共割了8块，然后亲自把它放到火上烤。烧到见焦时，就把皮面上的黑焦刮去，再放到水里煮。煮了一两个小时，任弼时说：“差不多了，咱们吃牛肉吧。”他带头“咯吱咯吱”地嚼着皮带，告诉大家：“这东西很有味道。”

贺龙、关向应走了过来，任弼时忙招呼他们吃，贺龙等人连声说：“这是好东西，比野菜好！”“你们真有办法！”随后，任弼时的这个方法在红二、四方面军中得到了推广。

走出草地的时候，任弼时原有的两条牛皮带，吃得只剩下了半条。他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在上面写了一行字：“越吃越健康，将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