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初，红二、六军团由黔东向黔西进军。红二、六军团很快渡过了鸭池河，占领了黔西和大定两座县城，下一个目标直指毕节县城。

闻悉红军要攻打毕节的消息，毕节县的国民党专员莫雄一下子慌了手脚，他急急忙忙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动员县里的绅士、地主做好逃跑的准备。当他跑到当地最有声望的绅士——周素园家时，却遭到了这个57岁老绅士的断然拒绝：“我没有为害乡里，也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他还劝莫雄，“你要走，你就撤走算了，不要跟红军为难”。

莫雄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实施招安，让绿林武装席大明部给他打头阵，以阻挡红军进城。前几个月，莫雄手下两个团的兵力一直在进剿席大明领导的绿林武装，除了被拖得晕头转向外，没占到一点便宜。眼看红军兵临城下，莫雄只好改变策略，派人前去招抚席大明，给席大明送上“清乡司令”的委任状。莫雄没想到的是，席大明早已与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邓止戈建立了联系，二人结成了好友。席大明看了莫雄的“招安”信后，立即把邓止戈请来商议。邓止戈告诉席大明：“这是一箭双雕！等打败了红军后，他再收拾你，用心好歹毒！”席大明恍然大悟。邓止戈建议席大明不妨将计就计，借这次机会好好教训一下莫雄。席大明按照邓止戈出的计谋，与莫雄达成了协议，趁机向莫雄要了10箱子弹和2000元钱。然后席大明以打头阵为借口，占领了最重要的两个军事要地，一个是大定至毕节间的要隘——头步桥，一个是毕节城郊的制高点——虎踞山。邓止戈马上派人去大定县城给红二、六军团送信。2月9日，王震、夏曦率红六军团机关及红十六师进军毕节。行至头步桥要塞时，席大明出示了彝族人穿的红披毡，并走出防地亲自迎接红军，引导红军直扑毕节城。莫雄这才如梦初醒，发现大势不妙，慌忙率部弃城而逃。这样，红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毕节，并活捉了莫雄的弟弟和敌参谋长，缴获了所有军用物资和一辆吉普车。至此，红二、六军团占领了整个黔、大、毕地区。

红军进入毕节后，打土豪，分浮财，声势很大。一些打土豪的红军战士来到城里一座豪华宅第，这里正是前清贡生周素园的家。令这些红军战士惊讶的是，宅院虽然宽敞，但家当却不多，没有什么浮财可没收，倒是书房里摆放着很多书籍。红军战士翻开桌上的书籍，见里面圈圈点点，注释眉批密密麻麻。红军战士问道：“你这地主是做什么的？”周素园指着书平静地回答道：“你们看，我在研究这个。”战士们看不明白是些什么书，就跑到红六军团部向王震、夏曦报告。王震、夏曦马上赶到周素园家，他们惊讶地发现，这里面许多书竟然是马克思的著作。他们没想到，在毕节这么一个僻远的地方竟然还有这么用功研究马克思著作的人，而且这个人竟然是个穿着长衫、蓄着花白长胡子的老人。

王震和夏曦问周素园为什么不逃走，为什么看马克思的书，周素园回答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王震等人对他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要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周素园回答得很干脆：“赞成，完全赞成！”

他们越谈越投机，仿佛俞伯牙遇到钟子期，相见恨晚。从交谈中王震等人得知，周素园又名周培艺，1879年7月7日生，是清末贡生，早年组织过贵州第一个革命政党——贵州自治学社，后参加了同盟会，并创办了《黔报》。1911年，周素园参加了辛亥革命，是贵州辛亥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推翻清政府后，他出任贵州军政府枢密院行政总理、贵州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和贵州省公署政务厅长等职。1925年，因为不满官场的明争暗斗、军阀的昏庸残暴，周素园离开了政界和军界，返回毕节老家隐居，并开始研读马列主义著作。

很快，在大定县成立的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迁到了毕节。红二、六军团决定在各地游击队的基础上，着手组建抗日救国军。贺龙、肖克、王震等人专程登门拜访，请年近花甲的周素园出任抗日救国军司令，周老先生很高兴地接受了委任，并把抗日救国军司令部设在自己的家里。周素园以他的声望，四处奔波，多方筹措粮食和钱款，积极扩大这支武装。很快，一支下辖3个支队的抗日救国军成立了，邓止戈任参谋长，席大明任第一支队司令员，周质夫任第二支队司令员，阮俊臣任第三支队司令员。

蒋介石和何应钦早闻周素园的大名，对这事非常恼火。为了替自己遮丑，何应钦急电贵阳：“乡人周培艺君，字素园，近在毕节被匪掳去，请查明设法营救为祷。”命令顾祝同和吴忠信设法“营救”。

与此同时，周素园还大力号召当地青年参加红军。红二、六军团的“扩红”工作在黔、大、毕地区取得了显著成绩。仅20多天，就有5000多人参加红军。

为了分化国民党军队，周素园利用他和云南省主席龙云、国民党纵队司令孙渡相识的关系，给两人写信，告诉他们：蒋介石派“中央军”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们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打了只会落得两败俱伤，那时“中央军”来了，云南还是你们的吗？！希望你们吸取假道灭虢的教训。周素园的这封信所言之事，龙云和孙渡不能不考虑，结果，二人在威宁、昭通一带按兵不动。

1936年2月27日，王震和夏曦找到周素园、邓止戈，告诉他们，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让他们率领抗日救国军一起撤退。由于第一、三支队已经外出行动，他俩只带着第二支队撤退。3月2日，红六军团进至赫章县七星关时，一位干部前来向夏曦和周素园报告：席大明部不愿离开家乡随红军转移。周素园对夏曦说：“席大明部的枪支弹药，是当地彝族几千户农民出资购买的，用来同当地恶霸、土匪作斗争，保护彝族群众家园。席大明如果将武装全部带走，他们的身家性命就失去保障，所以其中有些人不愿意走是意料之中的事。”夏曦还是不知就里，以为席大明要“反水”和“逃跑”，他认为自己作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有责任做好席大明的思想工作，于是急匆匆地带着3名战士去找席大明。途中，他们要涉过一条河。河虽只有七八十米宽，但水深流急。就在他们涉水到河中央时，对面山坡上突然冒出来两个人。警卫员向这两个人喊话，但那两个人就是不吱声。看到这两个人行迹可疑，警卫员便对空鸣枪示警，这两人马上逃得不见踪影。夏曦等人担心对面有埋伏，就往回涉。不料一股激流猛冲过来，把夏曦卷进了漩涡之中，夏曦因此溺水身亡。周素园得知夏曦牺牲的消息后，非常痛心说：“我怎么就没有把他劝住呢？！”

正如周素园所分析的，席大明部不离开毕节，并不是要“反水”和“逃跑”。夏曦到死还不知道，此前，红六军团政委王震等人已经批准了席大明部留在当地坚持武装斗争。红军走后，席大明部还一度夺回哲庄、营盘等地。但在国民党军阀和地方地主武装联合围剿下，最后席大明战斗到弹尽粮绝，不幸被捕，1936年10月被国民党杀害于毕节大校场。

离开毕节后不久，周素园带出来的抗日救国军编入了红二、六军团，邓止戈调到红六军团部任作战参谋，周素园也就成了红二、六军团重要的一员。考虑到周素园已近六十高龄，路上奔波劳累，贺龙、王震等人担心周素园身体吃不消，就把邓止戈找来交代：“周素园同志那么大的年纪了，身体又不好，行军有困难。你是否跟他谈谈，请他到香港去当富翁，为党做统战工作。如果他愿意去，我们打土豪得的黄金、银圆可以给他一些，到香港修栋房子住下来。”邓止戈担心周素园会产生误会。王震对他讲：“正因如此，我们才决定让你去谈。你与他相熟甚早，他会充分信任你的。”接下来，邓止戈跑到周素园那里把贺龙等首长的意思向他作了转达。周素园说啥也不肯离开红军队伍，他很认真地讲：“我在黑暗的社会里摸索将近60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这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请告诉几位首长，我周素园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邓止戈把他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贺龙，贺龙非常钦佩周素园的革命热忱，他一拍大腿兴奋地说：“好啊，我就欣赏这样的人！就是拿18个人，我也要抬着他长征。”周素园不善骑马，贺龙就特意安排了一组红军战士给他抬轿子。起初周老先生死活不肯坐轿子，非要自已走，但他年岁大了，走起路来没多久就气喘吁吁。王震抓住机会对他说：“周司令，还是坐上轿子吧！你可以坐一段，走一段嘛！”周素园担心再这样下去会影响行军速度，就坐上了轿子。于是周素园就成了“坐着轿子长征的老绅士”。

周素园随红二、六军团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知道了他的事迹，专门接见了周素园，称赞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