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谷鸟走后，柳树空了一半；柳树空了一半我不心焦，我心焦布谷鸟走了。……

红军走后，寨子空了一半；寨子空了一半我不心焦，我心焦红军走了。

这首动情的歌唱出了藏族人民对红军的怀念，唱出了藏族人民对红军的感情。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在藏区，那些红军当年留下的标语，有的仍然清晰可见，向人们诉说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两河口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的部队陆续开拔，分路北进，先后进入卓克基、黑水芦花、毛儿盖、阿坝等地。川西北和西康地区是藏民的聚居地，藏民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搞好同藏族人民的民族关系成为红军在这个地区作战与生存的首要问题。

藏族分布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地。当地有句俗话：“官住民，民住坡，蛮家住到山窝窝。”“蛮家”，又称“番民”，是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歧视藏民的称呼。他们大都散居在山区，从事农牧业生产，自给自足，与外界很少往来。二三十户人家为一寨，寨子一般筑在人迹罕至的高山顶上。民房用石头砌成，一般分层，上层供佛、晒谷，中层住人、烧饭，底层圈牛、羊、马等。

阿坝的大土司是川西北藏民的最高统治者，各地分别设有大小不等的土司，行使统治权力。大土司每年要向成都军阀交几万两银子。平民百姓每年需向土司头人进贡银钱、物品，担负种种劳役，生活极端贫苦。此地区奴隶制盛行，每个土司头人家里有10个以上的“娃子”（奴隶），供剥削役使。奴隶没有人身自由，任凭奴隶主生杀予夺。奴隶主画个圈圈，奴隶们就不敢越出圈子一步，真是“画地为牢”。

卓克基的土司宫：卓克基是前清乾隆帝劳民伤财所建造的小金川七大土司宫之一。土司宫建筑在两河的汇流点上，前临急流，后倚峻岭，在一块石砌的8丈高、10丈阔的方台上，建筑着4座高楼。前幢2层，左、右、后3幢均是4层，屹立于万山环绕中，成为理番境内的一幅独特的风景画。该宫的1、2两层，都是土司的厨房、贮藏室，及下人的卧室。第3、4层楼，装饰得非常华丽，四面皆有玻璃窗，所有的房门与壁板，都有精美的雕刻。右幢数室，陈设最为精致，沿壁都有古董架子，架内都是磁铜玉石的古玩。室内的床、书桌、板凳，都是精致的上等木器。这大概是土司的卧室。左幢两巨室内有木炕，一切的桌凳装饰都是雅致的，这大概是土司属员的卧室。后幢楼上为大佛堂，内有佛像、佛幛、铜鼓和很多的藏经，都有条有理地放在经架上。两壁的壁画，因为年代久远，已熏黑，不能辨识为哪朝的古画。左右两幢各有一个小佛堂，堂的两旁，有鲜艳美丽的壁画，虽是近代所绘，但画中的马象狮虎英雄甲胄等，都有生动的姿势。在此地区内有这样水平高的艺术珍品，实属难得。土司的会客室内题有“蜀饰楼”三字，他的书桌上置有一部《三国演义》及其他汉文书籍，足见他受汉文化的影响。据说这位土司索观瀛，曾在成都大学读过书，与四川军阀刘文辉等交情颇深。

藏民信仰喇嘛教，崇奉活佛、喇嘛。家家供有佛像，每寨均有喇嘛寺庙，在街道上穿红袍子的喇嘛随处可见。喇嘛庙里有维持纪律的铁棒喇嘛，那些在街上闲逛的喇嘛们，听见铁棒喇嘛来了，就会吓得四散躲避。喇嘛庙和喇嘛住宅建筑都比较精美。喇嘛庙很像一间学校，喇嘛们经年累月在那里念经。有时候喇嘛也像是一支有组织的军队，大多会使用武器，经常作有组织的军事行动。喇嘛在当地居民中，无论知识和能力都较超群，人们畜牧、营建、医病等，都得倚赖喇嘛。大喇嘛如活佛呼图克图更是宗教政权合一的首脑。活佛就是“活神仙”。藏民平时见到土司头人不叩头，只需脱帽垂目即可，而见到大小活佛则必须下跪叩头。由此足见喇嘛教在藏族地区的地位和影响。

进入藏区时，红军各部第一次遇见了对他们怀有敌意的当地居民。红军在此地区遇到了麻烦，遭受了意想不到的损失。红军拿了钱，可是买不到食物；手中有枪械，可是“敌人”却看不到。这些藏民，由于不了解情况，向后撤退，躲进了山林。他们把房子里的东西都带走了，把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运走了，把牛和鸡等家畜、家禽都赶到山林里去，简直把整个的区域都撤清了。没有了给养，红军食盐断绝，粮秣恐慌相继而来，每日两餐青菜、荞麦、洋芋都无法保证，许多部队常常每天只吃一顿，有些部队则每顿吃半饱。无可奈何，只好实行节省，将两天粮食分作三天来吃。

在路的两旁半里路开外，就是非常不安全的。许多红军战士，冒险去放一只羊吃草，就再没回来。这些山民埋伏在深山密林里，向前进的“侵入者”袭击。他们爬上了高山，等红军排队走过那深而狭窄的石路的时候，——那里有时只能一个或两个人并肩走过——藏民们就从山上

滚下大块的圆石头，攻打红军的士兵和牲口。到晚上，这些当地人又利用地形熟悉的优势，放火烧房，打冷枪，搅得红军一夜不得安宁。

由于从清朝到民国，统治者实行歧视藏族的政策，使得藏汉两族间的关系十分恶劣。那时统治西康的军阀刘文辉，残酷地搜刮藏人，霸占金矿、药山等（该地区产麝香、虫草、大黄等名药），藏民稍有反抗，即遭武装挞伐，甚至大批屠杀，这就造成了藏民对汉人极端仇视心理。红军初到藏区，无从解释红军的民族政策，所以发生了上述的事情。

为了做通藏族同胞的思想工作，让红军借道北上，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红一、四方面军都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贴出保护藏民的布告。不任意占用民房，不随意动用藏民的东西，缺粮时宁可上山采摘野菜充饥。田里的青稞麦成熟了，红军也不随意收割；到了断炊绝粮时，红军则先割土司头人的麦子；万不得已割了普通藏民的麦子，红军便在田里插上木牌，上面写明收麦数量、割麦原因，藏民可持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取麦钱。红军吃了藏民的粮食，用了藏民的柴草，都会如数付款，或写个欠条，留在那里。红军还把驻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有些部队支起被单在树下宿营。

对当地藏民田里麦子的收割问题，红军总政治部作出下列规定：

（一）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

（二）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番人的麦子。

（三）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所发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粮钱。

（四）只割巳成熟的麦子及其他粮食，严格禁止去收割未成熟的麦子及洋芋等。

（五）收割麦子时应连根拔起或用镰刀去割，应将全丘麦田收割干净，严禁零星拔麦头，践踏田中麦子。……

偶有藏民回来，了解到具体情况后，深受感动。于是他们互相转告，畏惧情绪逐渐消失，一些外躲的藏民也陆续回来了。后来，他们成群结队地捧着糌粑前来慰问红军，还帮战士们补鞋子。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良好影响迅速扩大了。这时，红军一面帮助群众收割成熟的青稞，一面号召藏民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军阀和贪官污吏的压迫和剥削，红军还帮助他们组织了藏民革命政府。

藏族人民亲眼所见，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真正为劳动人民谋求解放的，他们渐渐从心眼里拥护党和红军。8月中、下旬，红一、四方面军划分为左右两路开始进入草地，向北前进。在进入草地前需筹集粮食做好过草地的准备。于是，藏民们纷纷自动协助红军做筹粮、运粮等工作。

当红军完成筹粮任务，离开卓克基、毛儿盖等地时，藏族人民依依不舍，前来送行。他们说：“你们真好，为什么就走呢？你们走了，我们不晓得将来怎样。”党和红军在藏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红军军纪严明，不徇私情。在红军铁的纪律面前，王子犯法，应与庶民同罪。说到这里，有必要提及经过藏族地区时的一件事。

贺子珍的小弟弟贺敏仁，追随姐姐参加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队当战士，“扩红”时改为红六军，他在红军中当了个小司号兵。他像姐姐贺子珍一样，长得十分标致，人们开玩笑地把他的名字“敏仁”叫作“美人”，还戏谑地称他是“红军小舅子”。小伙子聪明伶俐，但是有点自由散漫，有点骄傲自大，还可能有点因姐姐的身份而觉得高人一等，因而同周围的人相处得不十分好。

长征的时候，他在一个团当司号兵。他年纪小，政治觉悟比较低，忍受不了长征路上的艰苦，肚子饿时，爱发个牢骚。红军队伍到达藏民居住地区毛儿盖后，再三明令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守民族政策。在经过一座喇嘛庙时，红军战士发现藏民逃跑时遗丢了一些银圆和铜板，战士们看了没人敢动，可贺敏仁不管这些，捡起些银圆和铜板跑了出来，他想以后可以用它来买些吃的。但此事很快被报告到团部，罪名是擅自闯进庙里抢老百姓的钱财，并有人告发说，他窃取了1000多块大洋。于是师部把他五花大绑，要枪毙他。贺敏仁说这是冤枉，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而不是1000多块。有人说，拿100块和拿1000块性质同样恶劣，必须执行铁的纪律，不论是谁，都应严惩不贷。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给姐姐贺子珍，反映情况，救他一命。但信还没来得及写。当时贺敏仁所在的那个团的团长和政委主张给毛泽东发个电报，报告这件事。那时候发份电报很麻烦，要先给电池充上电才能发报，有时候充电不足还发不出去，总之，发这份电报，延误了些时间。师部政委认为应该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一定要马上执行。结果，等军委的电报回来，指示要缓期执行时，人已经被枪毙了。

红军铁一般的纪律由此可见一斑。但是事情调查后，贺敏仁虽然错误是严重的，但的确没有拿那么多钱，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一个最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圆，他根本拿不走1000多块银圆。况且，他随身就是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毡，真有那么多银圆也没处放。同他一起的战士反映，他是拿了一两块钱。因为拿的是铜板，一百个铜板也就值一元钱。

红军正是靠着不徇私情，严明军纪赢得了藏族人民的信任，最后，争取到藏族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而顺利通过了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