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与张国焘在两河口相会。事有凑巧，两河口正位于两条河的相汇之处。一条是自东面大雪山——虹桥山下来的一条河，当地称之为虹桥河，一条是自北面大雪山——梦笔山下来的一条河，当地称之为梦笔河。这两条河在此相汇，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满是野花的绿洲，两河口镇就坐落在这片绿洲上。镇子并不大，不过几十户人家，一条短短的仅有三五家店铺的小街。通观全镇，最显眼的就是坐落在街中段的那座关帝庙。一块大大的影壁，一个不算太小的大殿，两侧分别是一座钟楼，一座鼓楼，后面山坡上还有一个小小的观音阁，当年周恩来和朱德住在左侧山坡上的房子里，毛泽东就住在大庙里。这座大庙就是两河口会议的地址。如今关帝庙已失火坍塌，主体建筑已损毁无存，仅余后部马房。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人们盼望着会合后红军的前程似锦，就如这绿洲上遍地盛开的野花；红军的力量将更加强大，就如这绿洲上两河并一流的大江。人们希望两条河汇成一条巨流，但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张国焘仍坚持南下。后来在1936年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前，毛泽东要求周恩来，“地点一定要选好。两河口地名不好，我们在那里最终与张国焘分道扬镳了——两河口嘛！”当周恩来告诉他会师地点选在甘肃会宁时，毛泽东高兴地笑了：“好地方嘛，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这是后话。

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红军总兵力共达10余万人，力量集中，士气高涨。当时，全国正处在一个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由东北深入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蒋介石政府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反动政策，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如《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就要来到。在这种新形势下，红军应该采取什么战略方针？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北上？南下？红军究竟是北上川陕甘，创建新的根据地，迎接全国抗日高潮，还是南下，向川康地区发展，远离抗日的前线？

为消除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战略方针上的分歧，进一步统一认识，实现团结北上的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县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两河口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张国焘、刘少奇、凯丰、邓发、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

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他捋了捋他长长的胡子，展开他事先准备的提纲，神情严肃、庄重而又从容不迫。他分析了当前形势，阐述了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争指挥问题。他提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前，红一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向北发展，红四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向西康发展。这两个战略方针是不同的。决定在什么地方创建新苏区，首先必须有利于我们的作战，其次必须有利于消灭蒋介石的主力。因此，在地区选择上，应是：地域宽大，好机动；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多；经济条件比较优裕，能解决红军给养的地方。另外，他又对敌情作了分析。他指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会增兵到西康这一带，这样就会逐步把红军压到草原，红军将没有出路。在当前，最理想的地区就是川陕甘地区。这一地区区域宽，道路广阔，人口多，物产富，有利于红军的发展。他明确指出，向南不可能发展；过岷江向东敌人有130个团，也不可能发展；向西是大草原；目前只有向北才是唯一的出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新的战略方针即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夺取松潘与敌胡宗南作战，在岷山以北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周恩来强调，两个方面军应集中指挥，指挥权要集中于军委，这是最高原则。

张国焘一直神色高傲地听着周恩来的讲话，当他听到指挥权要集中统一，集中到军委，而且这是“最高原则”的时候，他的脸立刻沉下来了，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意识到自己失态，他看看大家没有发现，脸上又立刻装出微笑的样子。其实，张国焘内心十分不平静，思绪万千，等他将思绪收回来的时候，周恩来已经结束了报告。

会议就红军行动方针进行热烈的讨论。这时，大家的目光纷纷集中在张国焘的身上。他轻轻地咳了两声，开始发言。张国焘的发言，一向都是慢吞吞的，似乎要显示出他是个极有身份的人。他的发言既不像博古那样口若悬河，才华横溢，也不像毛泽东那样机智幽默，谈笑风生，更不像周恩来那样富有条理，准确周密，也不像朱德那样淳朴亲切，带有浓厚的泥土味。他的话听起来，语调平直，令人困倦，说话没有什么激情也没有闪光的思想，只喜欢用刻板的政治术语来表达意思。他慢吞吞地用大部分时间讲述了四方面军会师之前的行动和取得的胜利，接着摆出种种困难，说白了就是不同意北上。他认为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部队长途行军会有大的减员；北面有胡宗南部20余团兵力，如不消灭他的主力，去甘南也站不住脚。他主张依托懋功地区，避开胡宗南部，先向南打成都，然后向川康边发展。

张国焘的发言，立刻使会议气氛紧张起来。见此情景，毛泽东起身说道：根据地只能在进攻中去创建，不能后退逃跑。他不赞成向南打成都，这样的话会使红军逼退到西康，而西康地区人口少，不能供养红军，如果红军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张国焘原来认为中央红军兵强马壮，他曾宣传中央红军有“30万”之众。当他得知中央红军长途征战仅剩下不到2万人的情况后，他对毛泽东的发言不以为然。毛泽东看透了张国焘的心理，很耐心很诚恳地讲道理，以理服人。发言时并没有直接批评张国焘，话语中还不断地出现“国焘”、“国焘同志”这些称谓。

毛泽东发言后，气氛稍有缓和。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洛甫依次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所作的报告，支持两军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首先向甘南发展的战略方针。而夺取松潘、打击胡敌是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他们反对躲避斗争的退却主张。他们还强调了两军统一指挥对实现战略方针的重要性。

张国焘的意见在会上没有人赞同，最后他只得口是心非地表示同意北上。

两河口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并通过了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为实现党的北上抗日和领导全国抗日斗争的战略任务奠定了重要基础。历史见证了一切，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两河口决策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