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口（懋功县的一个镇）。1935年6月25日下午。

这将是一个历史性时刻，两支主要的共产党军队及其领导人第一次在这里会师，这是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毛泽东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参加1923年于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后的第一次重逢。自1931年开始主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以来，张国焘一直率领红四方面军作战，开辟了一系列根据地，建立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红军队伍。毛泽东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经受了种种磨难，但他坚持革命，不屈不挠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这天，天公却不作美，大雨倾盆而下。下午5时左右，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在10来名骑兵的护卫下，沿着泥路，溅着泥水过来了。

听到由远及近的马蹄声，毛泽东等人急忙从暗褐色的油布帐篷里走出来，四五十人列队等候。不一会儿，张国焘策马来到，直冲毛泽东等人跟前。张国焘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自尊心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他翻身下马，同迎上来的毛泽东等人热烈握手拥抱。

见到毛泽东与张国焘热情握手的情景，红军战士欢呼起来，口号声震天响。在红军战士的欢呼声与拥戴下，毛泽东、张国焘两人登上讲台，雨水从他们的军装上往下淌。毛泽东致欢迎词，张国焘作答词。然后，他们走进镇内，在喇嘛寺里举行了宴会。这两位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现又各自率领红军部队的领导人，十几年来并未有多少联系，当初两人彼此间也没有留下过太深的印象，但今天毕竟是阔别重逢，两人互相客气着，在历史性会面的瞬间显得非常亲热。

毛泽东照例用他的辣椒幽默活跃宴会的气氛。他一连吃了几只油炸的红辣椒，也不就饭，使得周围的同仁啧啧不已。

毛泽东向在座的同志调侃道：“如果你不能吃辣子，你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祖籍江苏的博古立即表示异议，他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道：“江苏人中不乏伟大的革命者，而他们并不喜欢吃你湖南的辣子。相反，你们贵省的何键，吃辣椒比你不差，他算个什么革命者呀！”

张国焘勉强地笑了笑，没有作答。他不想参与这场能不能吃辣子的争论，他希望人们告诉他红一方面军的有关情况以及遵义会议的细节，或者提及红四方面军的话题，这样，他就可以趁此向人们炫耀一番自己的功绩，也可以从中打听红一方面军的兵力情况，从而为日后的出路与发展作打算。可是偏偏没有人提及这些话题。张国焘觉得受到冷落，心中闷闷不乐。

显然，在表面的欢乐气氛掩盖下流淌着另外一股暗流：猜忌、不满和怨恨。晚宴后，周恩来亲自把张国焘送到住处。张国焘试图从周恩来嘴里打听到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内幕，却一无所获，于是他直接向周恩来发问：“恩来兄，艰难转战损失不小吧，一方面军还剩多少人？”

周恩来看起来很疲倦，由于睡眠不足，眼圈出现了黑晕，但眼中闪耀着神秘莫测的光芒，粗硬浓密的胡子里藏着无穷的智慧，带着一种政治家的翩翩风度。他机智地反问道：“现在四方面军有多少人？”张国焘说：“我们有10万。”周恩来回答说：“我们有3万。”显而易见，双方都在试探，而且都有些夸张。

此时红四方面军的作战部队约有8万余人，一方面军只有1万多人。红四方面军比红一方面军要多得多。从两军会合后的领导人身上似乎也可看出二者力量强弱的明显差别，张国焘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不瘦，毫无饥苦之色。毛泽东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只是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像海洋一般的深沉，像天空一般的清澈。显然，这是他在人生道路上经历过无数磨难后，一双锻炼得能够看透他人肺腑、洞察政治风云的眼睛。张国焘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衣服上还有两个斜插进去的口袋，而毛泽东仍穿着他长征时一直穿着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绑腿里像士兵一样插着一双筷子，皮带上还挂着一个大大的茶缸子。有大学教授风度的张闻天，帽檐儿总是那么软塌塌的。博古架着圆圆的近视眼镜，眼镜腿儿显然出了毛病。周恩来的胡子长得老长。朱德脸色黑而瘦，更像一个伙夫头了。

周恩来告辞后，朱德又来看望张国焘，俩人各自谈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转战情况及现状，朱德没有想到此时的张国焘自觉兵强马壮，个人野心这么重，就对张国焘说了一些情况。朱德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斗争经过，叹息着向张国焘说：“现在一方面军是不能打仗了，它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朱德估计中央各直属部队，总计约1万多人，而且所有的炮都丢光了，机关枪所剩无几，又几乎都是空筒子，每支步枪平均约5颗子弹。

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张国焘感到有了实力资本，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兵强马壮，于是，以势压众、以强凌弱，达到个人目的之野心便暗暗滋生。不少参加长征的人还能记得张国焘自负的特点，就连李德也似乎察觉到了张国焘当时的心境，回忆说：“张国焘，40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在一方面军战士眼里，张国焘的这种态度与他们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人的谦虚精神和朴实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张国焘出生于江西萍乡上栗一个富裕地主家庭。这是一个世代书香官宦之家。他的曾祖父曾做过几任道台；祖父是翰林，也做过几任知府；他的父亲张嘉铭，是一位孝廉公，是当地最大的拥有近千顷土地和山林的客籍地主。因为有这样一个富有的家庭，张国焘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中学毕业后便考入了国立北京大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国焘是主要的学生领袖之一，当时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管理员，他们在那时就认识了。

不可否认，张国焘有颇强的组织能力、活动能力，但其领袖欲也极强。这一点，早在中共一大时，就充分显示出来了。那时，他还只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陈独秀、李大钊的弟子，就参与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被推为大会主席。中共一大选出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成为中共最早的三位领袖人物中的一个。

中共建立后，张国焘便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张国焘在莫斯科待过三年。他曾为自己起了不少的笔名和化名，如“特立”、“凯音”、“特”、“天师”等，以此表达他的超凡脱俗的个性和他的不同凡响的影响。

1931年，上海的中央局派他去领导非常重要的鄂豫皖根据地。从那时起，他便领导根据地的军民同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打了不少大仗，而且差不多都取得了胜利，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他两次转移根据地——第一次是从鄂豫皖边区转到川陕边境，后来于1935年春转到川西北。张国焘个人权势欲很强，他把红四方面军看成是他个人的资本。他认为，谁军多，谁就强，谁就应该当第一把手。随着红四方面军的壮大，他的野心越来越膨胀。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夕，1935年5月30日，张国焘宣布建立了所谓的西北联邦，俨然以西北领导中心的负责人自居，大造声势，企图造成既成事实，以与即将抵达西北地区的党中央分庭抗礼，这是张国焘妄图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一个严重步骤。张国焘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这种“欢迎”态度，给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埋下了极为有害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