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翻越老山界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转移中的中央红军究竟前往何方。

此时，蒋介石已在中央红军向红二、六军团根据地前进的方向上摆设了重兵，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势必又要打一场湘江血战，红军此时已经没有本钱再赌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向周恩来建议，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但是由李德、博古把持的“三人团”中，周恩来力不从心，难定大局；李德、博古固执己见，作出继续按原定方案实施的决定。

1934年12月9日晚20时，博古、李德以野战军司令朱德的名义发电给各军团、纵队首长，下达了明天按原定前进方向行军作战的部署。电报的最后特别加了一句话：“但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根据红军司令部的这个部署，红一军团兵发通道，同时向绥宁、靖县警戒；红三军团向白岩、平寨、石村地区开进，当日到达马蹄街。12月11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由陈光、刘亚楼率领的红二师攻占了通道城。12日，第一军团主力和第九军团集结通道及其附近地区；第三军团主力进到长安堡地区；第五、第八军团由流源、辰口、麻隆塘一线西移；野战军司令部、军委纵队到达芙蓉镇。

此时，蒋介石已将国民党军的追堵部队由原来的五路军改为两个兵团，分别由刘建绪和薛岳出任总指挥。薛岳辖本部和周浑元部，刘建绪辖本部和李云杰等部，敌“追剿”军主力已分别进到城步、绥宁、靖县、洪江、武冈等地，构造工事，张网以待。如果中央红军继续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就会陷入敌人预先布下的口袋阵，后果不堪设想；这引起了中央大多数领导人的极大忧虑。周恩来在后来回忆道：“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张闻天）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12月12日举行的通道会议，就是这场重大争论的开端。

通道会议，是临时决定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成员有博古、周恩来、洛甫、毛泽东、王稼祥以及李德等。中心议题是红军

当时的战略问题。在会议上，毛泽东力主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而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挽救危局。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无疑是正确的。首先，可以避免同优势的敌军决战。红军这时已空前减员和极度疲劳，如果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就势必和五六倍于己的敌军决战，这对红军十分不利。其次，可以避强击弱争取主动。在各路敌军中，黔军最弱，武器装备最差，部队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而且黔军内部派系多，矛盾重重，红军可以利用这些矛盾，各个击破。第三，可以打乱敌军企图围歼红军于北出湘西途中的计划，而且还可以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形成鼎足之势，利于红军以后的战略发展——即东出可以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北上可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毛泽东提出这个主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把李德的一套，蒋介石的一套，都分析得很清楚，一个布置好口袋，一个专门往里钻，两人配合得不错，但最终吃亏的是红军。现在必须采取“选择弱军打”的战略。弱军是谁？就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那是不经打的豆腐兵。毛泽东为什么作出如此判断？那是他已知道王家烈的部队号称“双枪兵”，即步枪和鸦片枪。更何况，蒋介石对那里是鞭长莫及。

毛泽东的建议遭到李德的强烈反对，却获得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和拥护。博古也不得不承认在贵州那里才有可能遇到敌人较小的抵抗。这次会议通过了行军路线转向贵州的决定。但是在战略行动方向上，博古、李德仍然顽固地坚持北出湘西，拒绝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正确主张。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议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注意：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红二、六军团建立联系——毛泽东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根据邓颖超的回忆，此次会议是在通道城外一户农民家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会上，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央红军目前所处的严峻形势，力主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从而冲破敌人的重兵包围，争取主动，寻机打几个胜仗，鼓舞全军士气，力挽危局。

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关于红军战略转移系列会议的开始，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以后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也就没有意义重大的遵义会议。而在这次会议上作出的红军向贵州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通道转兵，红军前进道路开始畅通。

通道会议后，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迅速脱离桂敌，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2月13日，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军，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12月17日，中革军委纵队进驻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