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多只军犬就像潮水一样咆哮着扑向俘虏，张开血盆大口向俘虏扑来，有的撕咬咽喉，有的撕咬大腿。鲜血一下子喷了出来，溅在狗的头上，狼狗摇摇头，摆颤几下身子，又向俘虏的胸膛扑去，俘虏们惨叫着，怒骂着，挣扎反抗，越反抗狼狗咬得越凶，它们咬住一口肉，还左右晃动。眼看着50多个俘虏倒在地上，死于非命。有的喉管被咬断；有的大腿上的肉被撕开，露出白骨；还有的睾丸也被咬掉。

日本侵略军惨无人道，灭绝人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鬼子兵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屠杀暴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最黑暗、最丑恶的一页。他们不仅公然违背国际公法，屠杀手无寸铁的居民、被俘的官兵，而且用尽各种残忍的手段、酷刑来折磨中国老百姓，以满足，其种种变态的精神快感。

“灌凉水”，是日本鬼手兵常用的一种虽不动刀棒，却手段十分残忍的酷刑。施刑时，将受刑的人仰面朝天推倒，几个人按住手脚，另一个人强行往口内灌凉水。开始受刑的人大都闭口窒气，咬紧牙关，以拒凉水灌人。如灌不入，日军即将毛巾浸湿，捂住受刑者的鼻子，人不能停止呼吸，必须张口换气。这时，另一个日本兵便手持水壶，趁机急往受刑者口中灌水，这样便不能再紧闭牙关，只好让其任意灌下去了。

于是，越灌肚子越胀，待将肚子胀的滚圆时，鬼子就用脚踏在肚子上一压一松地使劲踩，凉水便从受刑者嘴重又冒了出来，肚子又扁了下去。

就这样扁了再灌，胀了再压，直到把受刑者折磨的昏迷过去或惨死为止。这种酷刑使受刑者翻肠绞肚，剧痛难忍，不少人受刑时因水人气管，喷呛不止，而鬼子们强灌不止难以呼吸而致死。

下面是一个日军的回忆，从中我们可以完全了解日军是怎样的惨无人道：

731部队为了对中国人进行全面地控制，推行了一种所谓“恐怖政治”的做法。执行这种“恐怖政治”的机关，设在731北站外大约半里(250米，中国的一里为500米)的地方，我们都管它叫“衙门院”，其实是个拷问所。所谓“衙门院”，就是官府大院的意思。现在我想说说在这个大院里，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这个“衙门院”在老虎屯(老五屯)的农户中间，原名叫正黄旗五屯，用这种谐音的叫法，意思指的就是劳务班。从表面上看它也很像一栋普通的民宅，四面圈着一道土墙。墙有座苫草的土房，有一次我被派去修理房子，曾经进到屋里看过。这座房子大约东西有7米长，南北有6米宽，一共隔了五小间。其中有一间做了劳务班的办公室，余下的四间全放着拷问用的刑具，真是多得很。

——中国劳工最怕上“罩匣刑”。可究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刑罚呢？

——在“衙门院”的一个房间里放有一张木床，床板上，有相当于手和脚的位置上安着两副铁环，让犯人躺在床上，把手脚全用铁环套住，然后再用绳子把人绑在床上。

——在放枕头、也就是挨着脑袋的位置上，钉有一个木箱，可以从脖子以上把脑袋罩在里面。当犯人的脑袋一扣进木箱，拷问者就拿水桶往犯人的脸上倒水，积存在木箱里的水很快就接近了鼻子、嘴，可还是接着往里倒，这下子积水就把鼻子、嘴全没过去了。犯人想抬抬脸，可罩住脑袋的匣眼简直就成了头枷，至于手脚和全身，也都被捆在床上，任凭怎样都甭想能够动上一动。

——当水漫过面部，犯人往肚里一吸气就得猛呛一口水。越呛越得喝，还越是往木箱里倒水，这样麻利地轮番倒上几次，犯人也就被灌昏过去了。随后把人抬下床，撂在一边再让他苏醒过来。

使用这种刑罚，可以在表面不太大伤害人身体的情况下，给犯人造成极大的痛苦。他们用刑的目的，并不是要弄死这些中国劳工，只是用这种恐怖的手段，去迫使他们肯于顺从的干活。

1943年2月，鬼子兵在河北省承德县向各村村民拷问八路军的行踪时便大肆使用灌凉水的刑罚。

1943年2月2日，承德县两益城村干部邢俊伶，被日本宪兵绑在一头高一头低的板凳上灌凉水。肚子灌胀了，就被拖到外边，拴住两脚拇指倒吊起来，用擀面杖从肚子里往外擀水，擀完了再灌。一直灌了5桶凉水。鬼子们将其折磨得奄奄一息，才又拖回土圆仓。

胡杖子村张国普，大杖子姜海廷、牛亡牛窖村谢永宽、曲梦铎等村干部，在吊打、烫烙酷刑下，毫不屈服。日本宪兵就在凉水里掺上煤油、头发茬子等物，挨个地灌。灌胀了就用杠子在肚子上压。昏过去的抬到屋外冻。冻醒了再灌，再压。

人们虽然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是谁也没有吐露八路军的秘密和村中办事员的情况。

茫牛窖村赵山、关元献，胡杖子村窦岚贵、赵永等十几个人，被日本宪兵敲打骨节后，扒光衣服，排列在营房院内的水井旁，日本宪兵从井里往上提水，泼在这些人身上，三九严寒，滴水成冰，这些人身上结满了冰渣。

胡杖子村窦岚之，被日本宪兵用通红的火钩子烙，拖到井旁泼水冻，用开水烫，灌凉水、压杠子，百般折磨，他宁死不屈。

1942年12月24日到26日，日军纠集了河北省尧山、赞皇、宁晋等县的日伪军，疯狂地对西张村、东瓷窑沟、柳林沟、西庞、南岭五个村庄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

日军把东瓷窑沟的男女老少集中到村南河边的一个场上，让群众交出八路军，交出武器。群众沉默不语，日军就先叫保长魏老星出来答话。魏老星闭口不答，日军就将他捆在一架梯子上，扒光了上身，用皮鞭、棍棒往死里打。老星为了不使乡亲们受难，便承认自己是村里唯一的八路军。

日军并没因此罢休，要他说出第二个、第三个……魏老星一口咬定“就我一个”。几个日伪军就轮番往他嘴里灌凉水，灌一通，问一通，最后把他活活灌死。

座落于沙南浚县城东南侧的大丕山浮丘山是豫北佛教、道教胜地，1938年3月29日一伙敌军闯入浮丘山庙院。年逾古稀的王老太太避祸于庙院内，日军发现后，强令老人喝冷水，老人不从，日军竟用刺刀撬开老人嘴巴，将老人活活灌死，日军以此为乐事。

除了以上“人工”的酷刑之外，还有比其更残忍的，那就是训练狗将人活活地咬死、撕碎……

高碑店火车站是京汉铁路上的咽喉，南连保定，北通京城，西有高易(县)小铁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占领了京、津、保，派保定道日酋黑须大佐的一个大队500名日本鬼子驻屯扼守。

日军在高碑店集市闹区、铁道口、站台上层层设卡，盘查来往行人，发现可疑者即予以扣押，对上、下火车和做买卖的人严加盘问搜身，对外地口音的人更加严格，动辄把行人商贩当做八路军“嫌疑”逮捕拘禁，押到“万人坑”杀害。

日本鬼子在这里屠杀无辜的手段是极其残忍的。惨无人道的做法，使人难以想象。车站上的日本鬼子的军犬高大肥壮，口吐长舌，眼露凶光。日军为了使这些畜牲成为他们残害中国人的工具，竞用我同胞的生命训练恶犬害人的本领。

开始，日本鬼子穿着特制的破烂衣服，扮成中国人的模样，日本鬼子向军犬一示意，军犬就猛扑上去，乱抓乱咬。敌人再一示意，军犬叼着咬下的碎布跑回主子面前，鬼子们就丢给它生肉作为犒赏。后来，日军就直接用我同胞的身体来训练。经过这样训练出来的恶犬，见了中国人就猛扑上去乱撕乱咬，凶恶至极。

据刘青孚老人回忆，1942年端午前两天，他买了小鸡回来，被集口上的鬼子抓住押到大兵库，逼迫他扛运路口的木头，太阳快落山时见敌人押来四个被捆绑着的中国青年，关在车站警备室。傍晚，听到一阵阵惨叫声。他顺着墙走到“万人坑”边偷看，见三条恶犬正猛扑乱咬我被捆绑的四同胞，附近站着两个挎刀狂笑的日军。军犬饿狼似地撕咬，头和爪都沾满了鲜血，我四同胞的心肺五脏、碎衣、肉块四处可见，一个个被咬得鲜血淋漓，膛开肚破。据统计，在车站被鬼子军犬咬死的我同胞达300人之多。

“万人坑”是鬼子军犬和野狗的天下，被鬼子们残杀在那里的尸体大都被野狗吃掉，没有一具尸体被亲人领走掩埋，这堆堆白骨揭露了日本侵略军的狰狞面目，滩滩鲜血展示着日本侵略军的法西斯本性。

据公安部门1965年的调查，日本鬼子占领高碑店车站八年，仅在“万人坑”就杀害我无辜同胞600余名。“万人坑”是日本鬼子在新城杀人暴行的铁证，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一笔血债。

据原日本侵略者华北方面军士兵浅见和华北方面军军犬饲养所士兵山田揭露：

华北方面军军犬饲养所设在北平西南的长辛店。1941年7月的一天。该所有一个叫加藤的队长，带领士兵，把50多个中国俘虏赶进一块四面是围墙的空地，加藤站在围墙上大声下令：“开始袭击！”话音未落，围墙角的一个栅栏打开了，600多只军犬像潮水一样咆哮着，张开血盆大口向俘虏扑来，有的撕咬咽喉，有的撕咬大腿。鲜血一下子喷了出来，溅在狗的头上，狼狗摇摇头，摆颤几下身子，又向俘虏的胸膛扑去，俘虏们惨叫着，怒骂着，挣扎反抗，越反抗狼狗咬得越凶，它们咬住一口肉，还左右晃动。眼看着50多个俘虏倒在地上，死于非命。有的喉管被咬断；有的大腿上的肉被撕开，露出白骨；还有的睾丸也被咬掉。

山东济阳县城位于济南北90华里，东、南两面傍临黄河，有居民3300多人，济阳城廓虽小，但战略位置重要，素有济南北门户之称。

1937年，侵华鬼子的逼近山东，济阳城是其侵占济南的必争之地。11月13日，日本鬼子100余辆汽车、装甲车由惠民穿过仁风黄河西岸向济阳扑来，当天下午攻破济阳城。第二天，日本鬼子进行全城大搜捕。

一伙鬼子从西门外陆可让家的地窑里搜出了他十几岁的两个儿子，将他们的衣服剥光，捆在大门前的枣树上，让狼狗撕咬。两个孩子发出阵阵撕裂人心的尖叫，鬼子们却哈哈大笑。半小时后，两个孩子被咬得血肉模糊，心肝五脏掉了一地。

家住南京市大钟家村的黄裁缝在大桥被鬼子抓住，日本兽兵唆使军犬猛扑，把黄裁缝按倒在地撕咬，直到咬得稀烂而死。王府巷青年王二顺，被日军捉住后，剥光衣服，让一群军犬撕咬，鬼子们在一旁指挥，指到哪里，狗就咬到哪里，倾刻王二顺肚子被咬破，肠子五脏拖了一地而死。

1942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夜里，河北省蓟县的日本宪兵队长山本纠集了日伪军500多人，包围了三河县东南的泗河村。

傍晚，为了夜间便于看管，日本鬼子们用刺刀硬逼着群众转移到王山如家院内，迎着凛冽的西北风跪在地上。张广和老人不堪忍受这惨无人道的折磨，他挣扎着站了起来，顺手从院里抄起一条扁担，嘴里骂着：“你们这群王八蛋，真不把我们当人，我豁出老命，跟你们拚了！”老人不顾一切地向敌人头上打去。吓得敌人连忙躲闪。山本也慌了，他急忙呼出两条军犬，把张广和扑倒在地，军犬疯狂地撕咬着，没几分钟，老人家就变成血人，含恨身亡。

日本鬼子驻济南部队，1943年3月在济南市官扎营街西北角建立的一座奴役和虐杀中国战俘的集中营。它附属于日寇济南军事法庭，负责监禁被俘、被捕抗日军民和爱国志士(包括被俘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实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强制从事各种奴役性劳动，以及虐杀我抗日军民的罪恶场所。

1944年6月，我部分被俘人员计划越狱被叛徒告密，为首者三人当即被剥光衣服，捆在旗杆上，先遭日军刀刺和开水烫，后被狼狗撕得骨肉分离。还有一次，日军将准备逃跑的20余名男女战俘，全部剥光衣服，捆在木桩上，男的用刺刀割死，女的则先让狼狗咬其阴部，后剖腹杀害。

“摔麻袋”、“坐飞机”与“坐好汉床”同样是日本鬼子发明创造的酷刑。

“摔麻袋”在动刑时，宪兵队行刑的人把受审者装在麻袋里，把门子捆好，然后好几个人把装有人的麻袋架起来投向高处再往地下摔。一边审问一边摔，如此反复直到把人摔得肉绽骨折，折磨的半死不活才肯罢休。“摔麻袋”这种酷刑是日本鬼子专门对付那些坚贞不屈、勇于反抗、不易用刑的抗日干部群众的。

“坐飞机”。所谓“坐飞机”则是日本鬼子好几个人，分别抓住受审者的四肢，口里用日语喊着“一、二、三”的号子，一是一齐用力，二是向上提，三是同时撒手。这样他们先鹕受审者用力抛向高处，一齐撒手，将人仰面朝天甩于地上。

如此一边用刑，一边审问，多次反复，直到把人甩得皮开肉裂、昏死过去为止。有爵他们还将受审者的衣服全部剥光，在地面放上圪针、石块、玻璃渣之类的东西，再施行这种酷刑，那就愈发残忍。

“坐好汉床”，也称“坐老虎凳”。这也是鬼子们创造的一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动刑时，日本鬼子将抓捕来的我方人员，先五花大绑捆起来，逼受刑者坐在一条长宽板凳上，双腿平伸出去，再把受刑者的大腿处连同板凳捆缚在一起。

施刑时，把砖块从小腿后跟下撑塞进去。撑一块，问一回口供。这伙暴徒、野兽便一块接一块地往里塞，有时竞增至十多块青砖。每撑塞进去一块，腿骨便嘎吱一声，筋裂骨断，痛彻心脾。

1938年10月8日，江西星子朱家港村(今温泉乡新塘坂村)38人避难于羲之洞中，因晒衣暴露目标，被敌人发现，将38人押至三祖庵，用机枪扫射，只有魏世付跳下高坎，跃入森林，逃脱虎口，死者中最惨的是卢善敏，鬼子选用五棵不同位置的大竹，同时弯曲下来，将卢的头、手、足各系一根，突然将山竹松开，卢的身体被分成五段而死。

可以说，日本鬼子在中国是倾尽其残害之能事，用尽其恶毒之心机，有许多酷刑是无辜的中国人民想也想不出来的，而日本鬼子却将其在中国人身上实践了，这其中包括插肛门、割舌头、剖肚填成菜、大卸八块等。

1937年9月14日，日本陆军中将土肥原贤二部第14师团渡过永定河，侵入固安县境内。日本鬼子在东大堤抓到青年张万青，把他推倒在地，几把刺刀朝身上乱扎乱挑，张万青多处受伤，鲜血直流，疼痛得在地上左右翻滚，日本鬼子仍不罢休，又砍下一根一尺多长的枣木橛子，将一头削尖，从张的肛门狠狠地钉进去，血浆顺着木橛子往外喷，张万青大声惨叫身亡。

1943年5月4日湖南南县边境厂窖乡的汪宏奎，当时已60多岁，耳有点聋。鬼子见其问话不答或答非所问，即举刀将其舌头与下颚一并割掉，不几天即惨痛死去。瓦连堤彭连山身患肺病，被敌兵抓获后因见其行动迟慢，便用东洋刀凶狠地将他砍成数块，而后将碎尸抛入藕塘中。有一次，鬼子从一个难民身上搜出一张“难民身份证”，即一刀从其头上劈柴般地砍下去，然后用刺刀挑开肚皮，弄来一些咸菜，塞入死者肚里。

1937年10月，河北赵县李家岗街李白子和其母藏在家里。突然几个日本兵砸开门户闯进来，看见李母就上去强奸。李白子一窜抱住一个鬼子就地滚打，又上来几个鬼子，把李白子捉住，先割去耳朵，再砍掉四肢，最后砍掉脑袋。李白子被大卸八块而死。鬼子在东晏头把陈大娘的儿子陈广泥卸下四肢，割成肉块，放在皮箱内，还硬逼迫陈大娘食儿之肉。

1941年4月16日，冀鲁战区的安山的一位70多岁老母亲竟被敌人砍成了8块。一个年已半百的老太太，被开膛破腹，尸体分成五块散布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