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的白莎喇嘛寺庙里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张国焘一面攻击中共中央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一面要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成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公然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由于张另立“中央”的事来得太突然，会上有些干部都傻了眼，就连其主要的追随者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表态，徐向前更是如此。会场上的气氛异常沉闷，谁也不开口。

张国焘要朱德表态，朱德对这种做法根本就不赞成，他重申道：“我们不能反对中央，要接受中央的领导。现在，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

张又让刘伯承表态，刘伯承旗帜鲜明地站在朱德一边。张见朱、刘等人不支持，脸色一沉，但不好发作。就直接宣布了早已备好的“临时中央”名单，并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决议》。《决议》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并下令通缉”，“临时中央”总书记自然由张国焘担任，张的反党行为，此刻已发展到了顶峰。

此次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引起原红一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强烈不满，就连四方面军的许多同志，都觉得荒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会上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因为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不理解，又很痛心。会后，张国焘曾找到他谈话，想取得徐向前的支持。徐向前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他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的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么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

五军副军长（原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同志就曾私下讲过：“这样的搞法是错误的，他（张国焘）搞两个中央，不是分裂是什么？共产党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同志没有出席此次会议，事后即找到徐向前、陈昌浩明确表示：“我们现在有中央，为什么还要另立中央？一国不能有二主嘛。”李先念对此事不理解，他下面的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更觉得荒唐，他对李先念说：“政委，这成立个中央，怎么比我们成立个支部还简单。”

李无奈地摇摇头，叮嘱郑维山道：“要注意教育部队，掌握部队，要对党员对干部进行加强团结的教育。”

1935年11月，张国焘为贯彻实施他的南下方针，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通道，实现在川康边创建根据地的计划。立即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绥崇丹懋战役计划》。该计划将红四方面军八万余人分成左、右两个纵队，先后向大小金川沿岸进发。大小金川地区，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沿途皆深山绝壁，峡谷激流，不便大部队展开作战。这次战役一开始，红军就显得十分被动，而川军则爆发出惊人的战力。两过草地的红军指战员不怕疲劳、困难，英勇顽强地同敌人战斗。共击溃敌川军六个旅，毙俘敌三千余人。但自身也伤亡惨重，得不偿失。

张国焘以前一直对南下作战抱乐观估计，1932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退入四川时，与数倍于己的川军交手从未尝到败绩，在短短两年时间，队伍从当初的一万余人发展到十万之众，建立了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是什么原因促使四川各路军阀不惜血本，空前的团结起来，与红军作拼死一战呢？原来，在红军尚未入川前，总揽四川大权的军阀刘湘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在临行前，刘湘已打定主意，那就是：与红军作战，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打胜了，是帮老蒋的忙；打败了，老蒋要夺我的权，防蒋远甚于防共。

而现在，八万南下红军的矛头是直指成都，要端掉他的老巢。这才迫使一直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的刘湘清醒过来，因为张国焘的南下进攻，危及到了四川各路军阀的根本利益，一句话，就是到了不打不行的地步了。

接着，红四方面军又发动了《天芦名雅邛战役》，此役共击毙、俘敌一万余人，且击落敌机一架。南下初期的胜利，使蒋介石极为震动，立即调薛岳部增援，并令其空军频繁出动配合。川军主力王瓒绪、唐式遵、范绍曾等部也星夜驰援。云集于此的敌人兵力已达八十余个团。11月19日，双方在百丈关展开了一场血战。敌人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向百丈地区的红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仅这一天，我四军、九军、三十一军相继全部投入战斗，其激烈程度，堪称空前。广大红军指战员忍着饥饿，不畏严寒。与川军血战七天七夜，我军共毙伤敌一万五千多人，自身也伤亡近万人。敌我双方都已打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而敌人的援兵还在源源不断开来。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总部不得不决定撤出百丈地区，由进攻转入防御。此时，正值隆冬季节，气候寒冷，风雪连绵。这对于处在困境中的红军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红军被敌人压迫于川西山区，南下东出均不可能，十分被动。

南下以来的严酷现实，深深地教育着广大红军指战员，在他们中间，日益增长着对张国焘南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12月，敌薜岳部凭借优势火力和兵力，又向红军节节逼近，红军边打边撤，又退至天全、紫石关一带，战线才相对稳定下来。

正当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南下碰壁，处境艰难的时候，中共中央率红一、三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并很快打开了局面。现实对比，张国焘异常苦恼。12月24日，张浩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身份致电张国焘要求张取消“第二中央”，成立中共西南局，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电后，张国焘在任家坝召集会议，讨论中共瓦窑堡会议决议和张浩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会上，朱德、徐向前、周纯全、傅钟等一致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在此情况下，张国焘也只能表示同意中央的新策略。部队开始陆续北进，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再次翻跃夹金山、党岭山。这些雪山都是海拨几千米的大山，又正值寒冬季节，饥饿、疲劳、寒冷、疾病，使红军大量减员。至此，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可谓彻底失败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张的行径日益不满。

当部队历经千难万险到达甘孜时，四方面军由当初的8万余人已锐减到4万余人，这其中还包括原一方面军的五军和三十二军。张国焘此时沮丧至极，他明显地感觉到以往那种一手遮天的权威正逐渐消失。英勇的红四方面军由于执行了他的南下战略，不到半年，损兵一半达四万余人，以前毛泽东曾在他面前讲过：“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北上是红军唯一的选择！”，想到这里，张国焘不由地长叹一声。

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了“第二中央”。不久，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七月五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组建红二方面军及领导人任职的命令。该命令如下：

决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织二方面军，并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英为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即分别就职。

按照中革军委的电令，红二方面正式成立。原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调任二方面军参谋长。两军会师后，在甘孜召开了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任弼时率先在会议上朝张国焘开了一炮，批评他离开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没有向党中央报告是不对的，以后擅自成立“第二中央”和率部南下更是不对，违背了中央在毛儿盖会议的决定。贺龙、关向应以及时任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也逐个发言，都是同一论调。再加上与会同志的咐和，孤独的张国焘无可奈何地同意了北上方针。

二、四方面军各部开始积极准备，红五军也不例外，军长董振堂近日里异常兴奋，一扫往日忧愁的面容。加之前不久整编，原四方面军三十三军编入红五军（原红五军部队编为第十三师，辖第三十七、三十九两个团；原红三十三军部队编为第十五师，辖第四十三、四十五两个团。），五军力量倍增。现在，就要过草地北上奔赴抗日战场了，就要与党中央及一方面军会师了，董振堂加紧部署全军干部战士筹足粮食，准备第三次过草地。正巧二方面军参谋长李达带着一袋牦牛肉干来看望他，董振堂兴奋地上前紧紧握住李达的手说：“咱们当年的学兵连长，现在可是大名鼎鼎的二方面军参谋长啦！”

李达也异常高兴，他深情地说道：“总指挥，您过奖了，分别已有四年，您可消瘦多了！”董振堂苦笑了一声道：“哪能不瘦呀！跟着张国焘折腾来折腾去，三过雪山和草地。好在现在思想统一啦！现在全军上下干劲十足，你们那怎么样？我记得当初调到湘赣苏区工作的同志不少啊！”

李达思考片刻，然后沉重地说道：“我们在湘赣苏区打了不少胜仗，队伍发展了，根据地也扩大了，可他们却一个接一个牺牲了。战略转移一路征战吃了不少苦，牺牲了不少好同志。但是不管千难万险，我们还是挺过来了……”

董振堂仔细地听着，随后讲道：“你们没有走过草地，不知道那里的艰难险阻。我们是有经验的，但还是有不少战士掉队牺牲。依我看，你们每人至少要准备好三十几斤粮食才行，还有就是走出草地后，要告诫所有的同志，吃东西要有节制。我们这里就发生过，吃东西猛撑，直到不经意地撑病了，甚至撑死了，你可要注意这些不该发生的事情。”

李达认真地听着，董振堂又讲到：“就要和党中央会师了，咱们从根据地出发至今，损失很大，作为全军的后卫，经常被敌人紧紧咬住，不分昼夜的边打边撤，吃不好，睡不好，补充不上，经常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过湘江还丢掉了整整一个建制师。”说到这里，董振堂眼眶一热，再也说不下去了。李达动情地安慰道：“老首长，不要难过啦！牺牲是免不了的，再说责任也不在你，三十四师五千余将士血洒湘江，换来了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安全转移，保存了红一方面军的实力，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中国革命，他们的血没有白流。想当初我们都是在您的带领下参加宁都起义，义无反顾的投入到革命队伍当中来，走上了一条真正救国、救民的道路。现在，剩下来的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骨干，我们一定会发展和壮大的。回去后我会按照您的话认真准备，过完草地咱们再见！总指挥，我要走了，您可要多保重！”

和老首长道别后，李达跨上战马，返回二方面军总部。他哪里知道，这次相见，竟是和董振堂的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