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军在董振堂的率领下，无奈的随张国焘的左路军南下，返回了阿坝。9月13日，董振堂接到通知，带五军营以上干部到阿坝格尔登寺开会。这些天来，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时时困扰着他，他缓缓起身，来到屋外。望着远处荒凉冷寂的草地，凛冽啸杀的寒风中，董振堂百感交集，抑郁不已。朝思暮盼的会师，转眼间弄成这种局面。张国焘的种种行径，不用说，党中央现在也一定处于危境之中。红军的前途在哪里？自己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事业，难道就葬送在这片荒草漫漫的大草原上？再看看身后那些衣单食乏、疲惫不堪的战士们，董振堂从内心感到愧意。多好的战士啊，他们随自己从江西苏区出发，一路征战至此，没有牢骚、没有怨言，凭着顽强的革命斗志再一次战胜了草地。他们是人，不是神啊，他们经得起几番这样的折腾……

警卫排长马金福悄悄来到他身后，提醒首长该上路了。董振堂这才转过身，跨上了那匹瘦骨嶙峋的老马。

来到会场时，格尔登寺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显得格外戒备。他们步入寺内，几条横幅标语上写着：

“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路！”

“南下创造川康根据地！”

“打到成都吃大米！”

董振堂连日来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但他此时显得异常的冷静，回过头来扫了一眼五军的干部们，然后平静地说道：“咱们先坐下来吧！”

上午10点，大会准时召开，主席台上的张国焘站起来首先发言：“我告诉大家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蒙蔽了少数红军后于9月10日夜逃跑了！”

台下顿时轰的一声乱了起来，站在一旁张国焘的亲信黄超、李特等人振臂高呼：“反对毛泽东搞分裂！反对毛泽东的分裂行径！……。”

稍停一会儿，张国焘又说道：“我不得不向大家提起一件令人非常痛心的事，这就是，我们的红军现在只剩几万人了，我们应该大胆地承认，长征是失败了。现在，虽然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但我们应该想一想，怎么会弄到现在这个样子？现在蒋介石掌握了全国的政权，革命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是总退却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硬要北上抗日，那简直是开玩笑，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是机会主义，是退却逃跑！”说到这里，张国焘得意地把手指向台下一方面军五、九军的干部们说：“你们中间有没有机会主义？你们戴的那顶小五角帽（指中央红军的军帽）就是一顶机会主义的帽子！机会主义帽子底下没有机会主义脑袋？就没有机会主义思想？我不相信。但是，右路军里大多数红军，眼睛是明亮的，相信他们迟早是会觉悟的！”

张国焘不愧是一个演讲天才，他口若悬河，声情并茂，偶尔还装出一副饱受委屈、痛不欲生的样子，将四方面军和中央分裂的责任全部推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身上。在座的绝大多数干部并不清楚这场斗争的真实内幕，但一方面军连遭重创、四方面军蓬勃壮大的现实，让他们深信张国焘是正确的，而犯错误的只能是中央。接着，张国焘又说道：“同志们，我们红军的路为什么会越走越艰难？过去是李德、博古的错误，但他们已经垮了，现在又是谁的错误？”他指着会场上的横幅、标语说：“很明显啊！他们明知道北上走不通，还要逼着我们四方面军跟他们走，其用心将断送整个红军。这样无知无能又一意孤行的人，还配做红军的领袖吗？他们已经把十万人的中央红军拖垮了，现在又企图把我们辛辛苦苦壮大起来的四方面军带往死路。同志们，难道你们愿意跟他们走？跟他们一块儿完蛋吗？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会勇敢的站起来反对他们。现在，他们不打招呼悄悄跑了，我认为这是件好事，迟跑不如早跑，他们走他们的独木桥，我们走我们的阳关道！”

旁边的陈昌浩立时站起来讲道：“同志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巴西不向张总政委打招呼，拖着1、3军，连夜不辞而别，这是可耻的分裂行为！太令人痛心了！毛泽东这种破坏党纪、军纪的行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这都是他那失败主义、游击习气的恶性发展，才堕落到这步天地。”

会场上口号又响了起来：

“反对右倾逃跑！反对机会主义！反对毛泽东分裂红军！”

“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张总政委！红军万岁！”

……

台上的张国焘得意的笑着，朱德、刘伯承则严肃地坐在那里，张国焘笑着对朱德说道：“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还是北上？”

朱德严肃的看了张国焘一眼，冷冷地说了一句：“你都定了调子，我还说什么！”

“你表个态嘛，是拥护毛泽东的北上路线，还是同他划清界线。”张国焘不以为然地说到。

朱总司令从容不迫地站起来讲到：“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担当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抗日，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我认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要我同毛泽东同志划清界限，这一点恐怕我做不到。大家都清楚，我与毛泽东自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国民党称我们是‘朱、毛’红军，哪有‘朱’来反‘毛’的呢？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我是赞成的，毛泽东没有错。”

说完，朱德转向张国焘问道：“遵义会议的决定，中央曾电告过四方面军，你看到电报没有？”

张国焘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不高兴地对朱德说道：“不要提远了，你必须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承认毛泽东他们北上是逃跑！”

朱德望了望台上的张国焘，转而面对台下的干部们，和颜悦色地讲道：“我再重复一下，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是正确的，我决不会反对。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朱德一番掷地有声的回答，令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张国焘气急败坏地站了起来，铁青着脸，目露凶光。他的秘书黄超首先跳了出来，手指着朱德吼道：“你是老糊涂，你是老右倾，你是老而不死！”

紧跟着台下就有人恶狠狠地喊道：“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

朱德冷静地看了那人一眼，缓缓说道：“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刘伯承见一部分人蛮横地围攻朱德，便愤然而起：“你们这是在干嘛？这是在开党的会议，又不是申案子，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

这样一来，一些人的攻击目标又转到了刘伯承身上。

“刘瞎子！你既然反对批判毛泽东等人的分裂行径，又为什么不跟他跑呢？你们根本就是一路货色。”

刘伯承对这些漫骂不屑一顾，语气坚定地回击道：“我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敌薛岳、李抱冰等部并没有走，向南走，就会碰到薜岳的人马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时间，打不好还得向北转移。”

由于朱德、刘伯承对张国焘攻击党中央，以及其鼓吹的南下路线不支持，张的追随者在台下开始谩骂起来，引起台下的原一方面军的五军（五军团）、三十二军（九军团）广大干部强烈不满。好不容易等会散了，五军干部们气呼呼地步出会场。一路上，他们跟在军长董振堂身后纷纷议论开来：“太无耻了，怎能这样对待朱老总、刘总参谋长！他张国焘不就是多几个鸟兵，敢同党中央抗衡，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有的则更火爆地讲道：

“咱们五军团单独北上，找毛主席、党中央去。”

“如果他（张国焘）阻挠，咱们就跟他干！咱们难道还怕他不成！……”董振堂平静地回过头来，大家顿时又沉默不语。

回到军部，董振堂心情异常沉重，主要还是担心在这种状况下朱老总、刘总参谋长的安危，再就是张国焘这么胡作非为的搞下去，红军的出路在哪里？他猜想毛主席、党中央率一、三军单独北上，一定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的决定。党中央制定的北上抗日方针他是积极拥护的，只可惜5军被分在了左路军。现在这种形势下，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再想想噶曲河边总司令对他讲过的话，董振堂一筹莫展。

几天以后，局势渐渐恶化。首先，张国焘派来他的亲信黄超任五军政委。他来之后，口口声声叫嚷着要对五军来个根本改造，查抄了五军的电台，致使董振堂与党中央的联络就此中断。接着调走了原五军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又换了一批营、连级干部。还在一次全军干部大会上造谣说：“周恩来、陈庚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董振堂是投机分子、是旧军阀……”等等。董振堂没去开这个会，事后听说到这些无中生有，欲加之罪，董振堂笑了笑，选择了沉默。

可五军将士们不服气，纷纷来找老首长董振堂。时任红5军教导大队政委的张力雄就曾问他：“首长，今天你怎么没去开会呀？我们都想听听你的讲话。你要是去了，他（指黄超）也没这么嚣张。”

董振堂考虑了一会儿，慎重地讲道：“因为有事没有去，再说我也不想讲什么。”

张力雄听后明白了，军长不去开这个会的真正原因，是在用沉默来对抗张国焘的错误路线。

以后陆续又有许多同志找到他，董振堂则耐心地教导大家：“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受点委曲算不了什么。关键要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决不能让他们抓到什么把柄。”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政委的欧阳毅将军，对这段与张国焘斗争的历史回忆说：

……一天，红五军团一个营奉命到阿坝西北20多里的地方去执行任务，张国焘以这个营不听从命令，要叛变红军为理由，要缴他们的械，并把营长抓起来要他承认是叛变。为了把所谓“叛变”红军的罪名嫁祸于朱德，张国焘逼迫朱德对这件事情进行表态。朱德义正词严地说：没有事实，没有证据，怎么能乱说这个营不听指挥，要叛变？你们这样做不是有意制造分裂，破坏红军内部团结吗？张国焘见朱德态度严明，只好放了这位营长。我奉命把这位营长领回来，他回来后伤心地放声大哭，他告诉我，这些人往死里打他，就是为了让他屈打成招。我一方面喊来医生为他治伤，一方面劝他，分裂红军的是张国焘，审讯吊打他的那些同志是受了他的蒙蔽，不能跟他们计较，那样就上了张国焘的当了，这样他的情绪才稳定下来。在南下途中的一天，五军团收到一封以朱德、张国焘的名义发来的电报，大意是：五军团的一个排有计划地组织反动武装，企图叛逃，要五军团派得力干部进行处理。情况严重，五军团领导最后决定让我去处理。领受任务后，我分析了情况，认为不可能有一排反动武装，可能是掉队的同志与红九军的同志发生了什么误会。掉队是常有的事，出发时让伤病员先走，军团随后行动，有时忽然改变了行军路线，来不及通知他们，他们就掉队了。在掉队期间没有什么吃的，干出点违犯群众纪律的事也不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就下令清查掉队的人，一查刚好有30个人，一个排。我就赶紧将情况报告了朱总司令。朱总司令说：“你们要注意，不要闯祸啊！”朱总司令的话语透露出自己微妙的处境。此时，朱总司令已经被张国焘折腾成了空头司令，不但指挥不了什么兵马，连自己的安全都缺乏保障。我说：“总司令，总部是否也派一位同志一起去？”“好！”朱总司令同意，并派自己的秘书跟我一起到红九军处理这件事。经过深入调查，最后总算把情况弄清楚了。原来这个排在执行任务时，突然和一股敌人相遇，他们消灭了这股敌人，并缴获了一批枪支。他们在返回阿坝的途中，遇到张国焘手下的一名连长带的部队，当这位连长得知是五军团的人又有些缴获，就让他们把缴获的东西交出来，结果遭到拒绝，双方争吵起来。那个连长自恃人多，就把这个排的人全部扣留，并安上了“叛逃”罪名。我们回到总部，怎么也找不到朱总司令。有人悄悄告诉我，朱总司令正在喇嘛庙挨斗。我忙赶到喇嘛庙。一会儿，一个受人唆使、被人用担架抬进来的小战士哭哭啼啼地向总部告状说他被打了。有些人在外面喊：五军团打了我们的人，请朱总司令验伤！这分明是给朱总司令出难题。朱总司令走到担架旁对小战士说：“小同志，我看看打哪里了。”张国焘也幸灾乐祸地走来，一声不吭，等着看朱总司令的笑话。朱德认真地看了看，说：“小同志，你可要说实话啊，打了就打了，没打就没打，打了人是要枪毙的，没打你把人家枪毙了，不是冤枉嘛！同志，要讲阶级友爱，不能冤枉好人。”刘伯承看了看说：“没伤啊。”张国焘装模作样地瞄了几眼说：“伤嘛，是有一点。”闹剧过后，他们又继续围攻朱总司令和刘伯承。他们逼迫朱总司令表态，要他反对毛主席，反对北上抗日。朱总司令坚定地回答：“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我是举手赞成的，你就是把我劈成两半，也不能割断我和毛主席的关系。‘朱毛’，人家都以为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张国焘又继续攻击毛泽东、周恩来，说他们制造分裂，向北逃跑，说：“毛泽东、周恩来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支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我一听就不对味，这不是恶毒造谣吗？煽动对立情绪的罪魁祸首就是张国焘，他还嫁祸于人，我反驳道：“张主席，是不是闹错了，我们对待俘虏还优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呢，怎么会烧粮食呢？”张国焘不满地对我说：“你这是为谁说话，下面的同志亲眼看到的，还能有错？”朱总司令气愤地说：“这纯是谣言，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官兵平等，这些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造出来的。”张国焘被驳斥得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久，张国焘就改组了五军团，派他的秘书黄超来当军团政委，把原代理军政委、政治部主任和我都调走了，架空了军团长董振堂……

一天，沉默中的董振堂等来了保卫局的几个人，他们气势汹汹来到军部，向董递上一份名单，上面有：魏传统、吴瑞林、傅崇碧等三人。接着说道：“董军长，我们奉张总政委命令，前来捉拿这几个反革命分子。”

董振堂听着听着心里就来气，这段时间保卫局是三天两头来捉人，连他的参谋长曹里怀也被带走，至今生死不明。看完名单，他强压心中的怒火，冷冷地说道：“哪来这么多反革命！他们都是久经考验、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红军干部，我还嫌这样的干部少了呢！”

一旁的罗南辉副军长也紧跟着说道：“这几个同志是值得信赖的，我可以担保，他们不会出问题。”

“你们有几个脑袋！这些人都是小知识分子，左右摇摆，我们要对他们严加审查！走，带人去！”

这些同志一旦被带走，多半是回不来的。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他们将人带走？董振堂豁出去啦，眉头紧皱，怒吼道：“慢着！”

保卫局的人顿时怔住了，董振堂缓缓站起身，拔出腰间的手枪，“啪！”的一声拍到桌子上，铿锵有力地说道：“你们如果说他们是反革命，我就是他们的头！如果你们要杀他们，就要先杀我！”

面对这位铁骨铮铮的红军名将，保卫局无计可施，灰溜溜地走了。这句多么需要胆魄和勇气的话，董振堂为新中国保住了一位中将，两位少将。

在南下期间，董振堂拼全力挽救了不少同志，但还是有部分同志被张国焘密谋杀害了。比如总部侦查科科长胡底，国共谍报战场上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被毛泽东、周恩来评价为为中国革命立过大功的人。过草地时因吃蘑菇中毒，神志不清，把积压在胸对张国焘不满的话骂了出来。有人立即报告了张国焘，张听后恼羞成怒，骂他是反革命，当即取消了他的马和警卫员，让他自己背着包袱行军。胡底抱病跟着队伍，狼狈不堪，经常掉队，被断后的五军保卫局长欧阳毅发现，董振堂下令对外保密，将他妥善保护起来。尽管这样，胡底还是被张国焘搜出来抓走了，不久在行军途中将他秘密杀害。

面对日益紧张的形势，五军原参谋长陈伯钧想先下手为强，积极联络部分干部，准备拉走原一方面军队伍，并解救出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等，如情况良好，将张国焘一并控制住。当陈伯钧将这一计划告之董军长时，董赞许的说道：“这一行动计划不错，要实施必须得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这肯定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不到紧要关头，没有周密布属，不得实施。两位老总（朱德、刘伯承）还在他们那里，正在做他（张国焘）的工作，我们要沉住气。第二：一定要得到两位老总的同意，才能实施这个计划。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此外，要告诫我们的同志，一定要采取理智的斗争方法，目前情况下不能盲动。押在总部的曹里怀、胡底、彭绍辉等同志，就是因为平时的言行得罪了他们，至今生死不明。以后我们要谨慎从事，尽量减小不必要的损失。”

告别董振堂后，陈伯钧来到红大请示刘伯承。刘伯承是前不久被张国焘贬到红大任校长的，听完陈伯钧的叙述，他完全赞同董振堂提出的两点意见，当即讲道：“张国焘倒行逆施，与党中央分庭抗礼，还迫害、打击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你们的行动计划是正义的，我完全赞同。这样，我同朱老总商酌一下，很快会通知你们。”

计划悄悄进行着，刘伯承将朱德约至离营地较远的一处荒坡上，并示意警卫员撤至几十米开外，然后笑着握住朱德的手说：“老总，许多天不见，近来可好？”

朱德苦笑着摇摇头：“这个人（张国焘）脑子里面有问题哟，硬是要带着队伍往南走，总说川军好对付。其实他不明白，川军各路军阀历来勾心斗角，只想保住地盘，不想与红军拼老本。看来，他不撞得头破血流是不会罢休的。伯承，你那里怎样？你把我约到这里来，不只是问候我一下吧！有啥子事你就说嘛。”

“真瞒不住你这位总司令！”刘伯承笑着观察了一下四周，继续说道：“是这样的……”

他将行动计划一五一十地向朱德作了汇报。最后，刘伯承激愤地讲道：“张国焘带着队伍往南闯，必将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与其这样，不如拉走队伍迅速北上，与党中央毛主席汇合！当然，这只是大家的意见，具体还要征得你的同意，你觉得如何？”

朱德皱着眉头，沉思片刻，缓缓讲道：“我完全理解同志们的心情，这种想法我也有过，但我很难下决心。四方面军也是党的队伍，与张国焘无关，如果对张国焘实施兵谏，弄得好还行，要收拾不了怎么办。一、四方面军要真正动起手来，你我都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啊！我不能同意这个方案。”

刘伯承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总司令！请你别再对张国焘抱任何幻想，挽救革命务必果断行动，这是处置张国焘这个阴谋家唯一的途径。”

朱德摇摇头，说道：“你错了，我不同意这个方案，不是对张国焘下不了手，而是觉得这个计划不稳妥。你看，我们实施的方案是以少胜多，我们不再是以红军对付白军，而是要针对我们党领导的、英勇善战的红四方面军啊！一旦控制不好，将会引发惨烈的内杠，蒋介石要是知道红军内部真刀实枪地干起来，不知会有多开心。即使退一万步，拉走少数队伍回师北上，那也不知会付出多少沉重的代价。”

“那我们就这样听任张国焘摆布，跟着他走向灭亡！”刘伯承显然急了。

“不！对张国焘动武现在显得操之过急，冒险成份过多，时机尚不成熟。还记得南昌起义的时候吗？也是这个张国焘前来搅局嘛，他坚决不同意起义。那时我们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幸亏前委书记周恩来等同志与他据理力争，才使得起义顺利实施。现在不同了，张国焘手握重兵，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其实他是大错特错。四方面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他一个人的军队，我们只要做好工作，将四方面军将士的思想统一到北上路线方面来，相信迟早我们会踏上北上道路的。”朱德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继续讲道：“老五、老九（五、九军团）那边怎样？看来我得去那边一趟。目前局面如此，你、我肩上的担子不轻呀！”

两位老总的手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相互道别后，两人匆匆赶回了各自的驻地。

此后不久，朱总司令特意来到五军军部。董振堂秘密召来军里部分营以上干部在他的房间开了一个会，大伙见到朱总司令无恙，还和以前一样和蔼可亲，激动地鼓起了热烈的掌声，董振堂把手压了压，屋内又迅速地安静下来。

“现在请朱总司令给我们讲话！”

朱总司令微微点了点头，用缓慢的语调说道：“同志们！我很早就想来看看你们，和你们谈谈，同志们都好吗？”

听到朱总司令亲切的问候，不少干部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同志大声地说到：“我们都好！总司令，您可要多注意身体呀！”

朱德笑着双手一摊：“你们看！我不是好好的嘛！”说完话锋一转：“现在党中央、毛主席他们北上了，已取得了很大胜利，这是一条正确的路线！毛主席早已讲过：南下是绝路，无论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都对我们极端不利，可是有人却说北上是逃跑，只有南下是革命，谁是谁非，历史会作出结论……同志们！我们迟早也会走党中央、毛主席他们走的路的！但是，现在我们要耐心，要多做工作，不能太性急呀！”

大家都屏息聆听，室内出奇的静，总司令略停顿了片刻，又继续说道：“我们要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无论如何不能扩大矛盾，更不能盲动！红军要和红军冲突起来，那就意味着对中国革命的犯罪！一、四方面军都是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亲密的阶级兄弟。四方面军的同志有许多优点，正如中央毛儿盖会议所指出的，他们英勇善战，吃苦耐劳……。”

董振堂这些日子沉默多了，也消瘦多了，听完总司令的讲话，他站起来代表五军全体干部、战士表态：“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原则，冷静、理智地处理问题，决不感情用事。”然后又转向在座的干部们说道：“总司令的这些话，大家要牢记在心，同时要向部队进行传达，只要每个同志都能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着想，即使有天大的困难，也是能够战胜的！”

经过朱总司令和董振堂的努力，五军的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10月初，张国焘率人马到达卓木碉，试探性地问朱德：“玉阶兄，你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大家都希望你能挑起革命的重担。”朱德知道张国焘肯定又有什么阴谋，没有理他。张国焘见朱德没有表示，便厚颜无耻地说道：“我们要遵重群众的意见，成立新的党中央，开除毛泽东等人的党籍。”

这边话音还没落，愤怒的朱德“啪”地一拍桌子，“张国焘！你这种做法是篡党的行为！”

张国焘脸上抽了几下，又厚起脸皮笑道：“朱老总，干嘛发这么大的火呀！成立新的党中央，正是我们顺应革命潮流……，你是德高望重之人，现在只要你点个头，我会给你第二把交椅坐的。”

朱德摇摇头，手指张国焘怒道：“你知道吗？你这种做法、想法是对党的犯罪！”

张国焘见说不动朱德，面色一沉，哼了一声说：“朱玉阶！我告诉你，如今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你就跟我走，要么你就北上去找毛泽东，我张国焘是个君子，放你走，不像毛泽东，是个小人，办事偷偷摸摸。”

朱德毫不留情地痛斥道：“张国焘，我留在左路军，是党中央的决定，你无权指挥我！”

张国焘见讨了个没趣，气得把门“啪！”的一关，扬长而去。此刻，脑羞成怒的张国焘恨不得立时把朱德收拾了，但朱总司令在群众中的威信太高，一时又不敢贸然下手。

这以后，朱总司令的处境日益艰难。首先是饭也不叫吃了，开饭后晚一点时间就要饿肚子，康克清深为老总的身体担忧。她找到营地附近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九军团）的领导，扛回几袋白面，肚子问题总算解决了。可没过几天，身边的警卫莫名其妙又给撤掉了。

堂堂的红军总司令身边，连个警卫人员都没有。董振堂获此消息气得把桌子一拍：“岂有此理！”立即吩咐五军保卫局局长欧阳毅：“你立刻安排二位同志去朱总司令那里作保卫工作。”欧阳毅心领神会，正要出门，董振堂又叫住了他：“黄政委若过问此事，就说是我安排的。记住！要‘靠得住’的同志！还有，听说老总连马都没了，你去警卫队找匹好马一道带过去。”欧阳毅点点头说：“军长！放心吧，我这就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