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上海的临时中央搬到了中央根据地。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被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加之万里迢迢请来了苏联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即李德）。这个26岁的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头脑顿时热了起来，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会议上，博古发言认为：“国民党的统治崩溃和破产已为期不远了，为了适应革命高潮的要求，党必须开展各个战线上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来把革命形势迅速转变为胜利的大革命，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及迅速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为此，他要求：“全中国各苏区创造100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并且将这一行动作为党的进攻路线。而且必须“顽强，坚决毫不倦怠，敏捷迅速的为着这个进攻路线的全部实现而斗争”。一些与会者有着长期革命斗争经验，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博古竞称他们是“机会主义的走向取消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

紧接着，博古等人在军事指挥上排斥了毛泽东，又不用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而以李德执掌红军的指挥权。

1933年6月，中革军委发布命令，调整红一方面军编组，撤销军一级的番号。红一军团的原三军、四军、二十二军和瑞金模范师改编为第1、第2、第3师。红三军团的原五军、七军、二十一军分别改编为第4、每5、第6师。红五军团的原十三军、十五军分别改编为第13、第15师，以后又增补了第34师。五军团仍由董振堂担任军团长，政治委员朱瑞。第13师师长李青云（后陈伯钧），政治委员宋任穷；第15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萧华；第34师师长周子昆，政治委员曾日三。

这次改编不到三个月，蒋介石便又纠集100万兵力，二百余架飞机，开始了对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也是蒋介石准备最充分的一次“围剿”。早在五月，蒋就亲临南昌，并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是年夏秋，蒋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并着手制定“围剿”计划，加紧进行“围剿”准备。其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具体部署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第1、第2、第3路军，计33个师又3个旅。其第1路军4个师又2个旅位于吉水、新淦(今新干)、永丰、乐安、宜黄地区；第2路军6个师位于金溪、腾桥、崇仁地区；以陈诚任总指挥的第3路军18个师又1个补充旅为此次“围剿”的主力军，集结于南城、南丰、临川地区。北路军的任务是：由北向南，构筑碉堡封锁线，实施对中央苏区的主攻。以第3路军在第1、第2路军策应下，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由北路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2个师扼守赣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军维护赣江交通；总预备队3个师位于抚州(今临川)附近。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筑碉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机动，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所部9个师又3个旅，和浙赣闽边守军5个师又4个保安团分别“围剿”湘赣、湘鄂赣和闽浙赣苏区红军，并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2个旅，负责福建防务，并阻止红军向东机动。空军5个大队配置于南昌、临川、南城等地，支持地面部队作战。

面对强敌，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路线，他们否认敌强我弱的这一根本事实，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敌人，继续推行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初来乍到的李德在会上甚至提出“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应该摆脱过去那套过时的东西，建立一套新原则。现在红军应四面出击，以进攻打乱国民党的‘围剿’布署”。在这种极其错误的观点引导下，苏区的军民正一步步迈入危境。

1933年7月1日，中革军委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发布了《关于东方军之组成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系的指示》，正式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和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任命彭德怀兼任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任政委，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东方军的任务是入闽作战，争取在二个月内，给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以严重打击，同时迅速扩大队伍，然后同留在北线的部队，一起夹击抚州，并向南昌进攻。这个错误的决定将主力红军分成了两部分，结果，在闽、赣两个战场上，红军都未能取得较大胜绩。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是在上海与日军作战后不久调防福建省的，是一支坚决主张抗日的军队。由于遭蒋介石的坚决抵制，被蒋一纸令下，调到福建参与围剿红军，其领导人蔡廷锴根本不愿与红军为敌，且已下定决心反蒋。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对十九路军实行以争取为主的方针，但在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东方军仍对十九路军实行打击政策。使红军不仅在政治上带来不利后果，而且削弱了双方的实力，使红军失去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最佳准备时机。蒋军正是乘这个机会完成了对中央苏区的碉堡包围。

毛主席后来对此曾批评说：“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1933年9月下旬，蒋军陈诚部乘我主力红军分离作战之际，集中四个师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一举夺占了中央苏区东北部的重镇黎川，正式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

博古、李德等人在敌优势兵力的大举进攻下，完全抛弃了红军以前的作战原则，推行军事冒险主义。他们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不放弃苏区每一寸土地，在苏区外战胜敌人。红五军团遂依照总部下达的作战命令，连续作战达2个月，历经洵口、硝石等战役，不仅没有歼灭和阻止敌人，反而丢失了若干地方，部队已十分疲惫，在敌人碉堡密布的阵地前，五军团的进攻显得十分被动，部队伤亡惨重。

1933年10月17日，国民党军继续构筑碉堡封锁线，并以六个师加一个旅的兵力推进到谭头、资溪桥一线，企图吸引红军攻击，继而与之决战。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本应果断后撤避敌锋芒，再寻找机会歼敌一路，可“左”倾冒险主义者命令主力红军准备在资溪桥地区与敌人决战。

10月22日，红一方面军以五军团为主，向资溪桥和谭头发起猛攻，以布置在石峡、洵口一线的红三军团、集结于湖坊地区的红一军团，准备在敌军被牵动时，对其实施猛烈突击。战斗开始后，五军团第十三师首先向敌人的天尊殿阵地发起数次攻击，未能奏效，夜间复攻，仍未攻下。次日晨，红十三师继续向敌第五师师部猛烈进攻，又未能取胜。打了两天，部队伤亡虽大，但五军团仍不折不扣的执行中革军委下达的战斗任务。24日、25日，五军团调整部署，以十三、十五师再次向敌第五师发起攻击，在敌阵地重火力点下，在通往敌人碉堡的冲锋道路上，躺满了红军将士的遗体。红五军团苦战四天，敌人巍然不动，我军伤亡惨重，既未能占领谭头和资溪桥，也没能达到牵动敌人的目的。10月26日，董振堂毅然向中革军委发电，以部队严重受损为由，果断地撤出了战斗。中革军委到这时才不得不放弃在资溪桥地区与敌人决战的计划。

接下来的几次战役也都没有打好，这种与敌人硬碰硬，完全抛弃了红军以前灵活多变的战术原则，令军团长董振堂感到深深的懊恼。而“左”倾路线领导者把这一系列战斗失利的原因，归罪到各军团领导人，尤其是红五军团，他们毫无根据的批评五军团里存在“AB团”、“反革命小宗派”、“第三党”等等，在敌人大军压境的非常时期，竟派出大批保卫局人员到红五军团搞“肃反”，弄得部队人心惶惶。

恰在此时，李青云病逝了，董振堂听到消息如折一臂，痛心不已。多年以来，李青云一直在他身边，历任旅部参谋，副官长，少校参谋兼学兵连连长，工作踏实思想进步，在起义前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二十六路军中共特别支部士兵支部书记，并积极开展党的活动，参与了策划宁都起义的一系列工作。

起义参加红军后，李青云在红五军团担任一二九团团长，赣州战役后升任十五军第四十三师师长。33年在水口战役中，指挥果敢，表现非凡，于同年8月1日，荣获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并升任红十五军军长。1934年夏，他率部队在苏区北线辗转奔波，抗击敌人，身体终被拖垮。1934年夏，他又患了疟疾，而且反复发作。政委朱良才要他到后方休息治疗，但在此浴血奋战的严峻时刻，李青云考虑的是部队的安危和保卫苏区的重任，不肯离开部队，离开前线，仍抱病坚持指挥作战。不久，病情越来越严重，他本是一个身高一米八，体格粗壮的大个子，这时已瘦的不成人样了。由于体力严重透支，经常出现高烧甚至昏迷，朱良才知道后赶紧命令战士用担架抬着他送往后方医院，但此时的李青云已经快不行了，尽管战士们飞奔在山道上，一路与病魔赛跑，还是未能挽救这位年轻的红军将领生命，在途中（永丰县藤田附近），李青云去世。

这位毕业于黄埔军校，年仅31岁的起义骁将，在忍受病痛的折磨，行将离世前，曾给河北成安的老家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舅父（收信人是他的舅舅），今后再也不能通信了，仅有这150元现洋，你收起来别告诉父亲。这些钱是我父母的养老费，也是贵山（烈士儿子的乳名）的教育费……”

这封信中通篇没有豪言壮语、儿女情长，读起来却处处感人肺腑。遗憾的是，烈士的儿子——李克敏（贵山）拿着这封信寻找父亲，为父亲正名，却用了整整四十五年。解放后，李克敏开始给中央和中革军委写信，想求证父亲的身份和下落。不久总政回信说：来信收悉，查无此人。1965年“四清”运动中，李克敏一家因其父参加过黄埔军校而被划分为富农，结果一系列的迫害接踵而至。倍受折磨的李克敏常常在内心里呼喊：“父亲啊，你到底在哪里啊，快来救救你的儿子吧！”因为他坚信长辈们告诉他的话：你父亲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1931年随赵博生、董振堂在江西举行了震惊全国的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还当过红军的军长……。此后，他坚定的写着同样内容的信，尽管一一被退了回来，却丝毫没有灰心。

1966年，中央档案馆的几位同志来到他家里，调查李青云的籍贯，李克敏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结果。几天后，档案馆来信：红十五军曾有一位名叫李青云的军长，但档案里记载其为江西人。

错了！？李克敏再次与父亲“擦肩而过”。

时间又跨越到1979年，在烈士昔日的战友袁血卒、孙毅、王幼平、王秉璋、蒋耀德等人的帮助和确定下，军委总政治部给李青云颁发了“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

整整四十五年的时间，烈士的英灵才得以落户。先烈们为中国革命前赴后继，我们享受着由他们带来的和平与幸福。这本是不该发生的事情，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读起来令人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