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董振堂率领的十三军在改造过程中，一直走在全军团的最前列。这支部队是由七十三旅为主编成的，董振堂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非常尊重党中央派到十三军工作的政工干部，不但注重向他们学习，并带头纠正旧军队中的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带头拥护党对这支部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一系列改造，积极协助党组织做好起义官兵的思想工作，并经常深入到部队基层，与下级官兵同甘共苦。

原七十三旅二团少校书记官卢云九和上尉书记高子尚都是陕西人，部队起义时正值陕西大旱，灾情传来，两人无心呆在部队，都想回去。先是找到师长边章伍，边说：“上边有规定，军需书记、军医人员、报务人员，特别欢留，暂不能走，你再见见军长，看他怎么说。”

他们都是董振堂的老部下，知道军长是一位富于情感、平易近人的人，于是就一同来找董振堂，当他们提到陕西大灾及家中的惨状时，董振堂默默的听着，许久，他说道：“你们说的都是实情，我亲眼见过的，我很同情你们。这样吧，我替你们打报告，只要上边能批准，我没意见。”

不久，经上级领导批准，二人都如愿离开了部队，回到家中。

受左倾思想“只要兵，不要官”的影响，十三军也有一些起义过来的团、营、连级干部将被打发回家。对此，董振堂极力克制自己的情感，耐心地与这部分军官交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同时，又积极向上级党组织推荐和担保，保留了不少优秀的军事干部，这里面有：徐达月、邓友毅、孙步霞、杨统升、李连祥等。这些同志以后都迅速成长为我军中、高级指挥人员，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中的大部分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经过一段时间整编，起义部队渐渐朝着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靠齐，面对队伍翻天覆地的变化，季振同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曾对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感慨地说道：“红军当中有能人啊！党中央给咱们部队派来的政工同志真有一套。肖政委那么年轻，却文韬武略，刘主任更不要说啦！毛主席博学多才，简直是诸葛亮的化身……”赵博生感叹道：“我投身军旅十七年，先是在皖系，又到奉系，23年转入冯先生的西北军，这么多军队当中，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是真正救国为民的，咱们当初走的道是正确的！”董振堂也讲道：“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那时候醒悟过来，不是条正道啊。我这几日参观了红一、三军团的几支兄弟部队，说实话，论装备，与我们差远了，论单兵军事素质，也要比我们的士兵低。可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却屡屡打败老蒋的正规军。我们刚过来时，八十一旅不就是被红军一个突袭，打掉了大半个旅呀。这里面有原因啊，兄弟部队官兵的政治思想比我们要高，他们的打法也有一套，光这两点，就够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啊！”

不久，季振同郑重地向政委肖劲光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他快言快语地说道：“进了共产党的门，我就是共产党的人……。”肖劲光为他有如此进步感到高兴，但又有点为难。说实话，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他还有不小的差距。可回绝了他，像他这般火爆性子，能否正确看待？如果他因此情绪一落千丈，或者拂袖而去，对刚刚开始改造的起义部队来说，无疑是不利的。肖劲光耐心地向季振同解释道：“总指挥，我很高兴你在思想上有这样的进步，不过，作为高级将领，你的入党要求必须经过中央审批。我会将你的要求向上级组织汇报的。”

很快，经中革军委批准，由朱德、周恩来做介绍人，季振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时，担任军团副总指挥、十三军军长的董振堂也被批准入党。当天，他激动地找到十三军政委何长工，说：“何政委，我已是共产党员了，共产党人不能有私产，我在旧军队中还有一点积蓄，存在军需官那里，我想把它拿出来，交给组织！”何长工十分感动，连忙劝道：“你辛辛苦苦搞了半辈子嘛，这点积蓄，是不是留下一部分，你家里还有老人、妻子、孩子呀！”

董振堂摇摇头，坚持要全部作为党费上交，他说：“革命啦，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

何长工解释说：“不错！你是党员，但入党不久，即使全部交党费，党也不会全部要你的。你还是留下一部分给家人吧！这样吧，你交三分之二，留三分之一。”

二人就这样争来劝去，最后商量的结果是：董振堂只同意留下五分之一，大概是三百块银元。而这留下的银元董又原封不动的让警卫员高志中保存，他自己一个也未动。遇到生病的干部战士，他就让小高拿出一点，给予补养身体，直到长征路上才用完那三百块银元。

在捐献自己积蓄的同时，董振堂把自己一条紫红底带白色图案的俄国军毯，赠送给了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对这条军毯非常珍视。从江西苏区一直带到陕北根据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时，总司令将毛毯转赠给周恩来副主席作御寒之用。不久，董振堂在高台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噩耗传到延安，广大指战员无不为之悲痛。周恩来更是睹物思人，常常用手轻抚这条毛毯，教导身边的同志：“革命不易啊，将来胜利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烈士的遗物陈列起来，供子孙后代好好瞻仰......”

“七·七”事变后，在朱德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时刻，周副主席又将毛毯回赠给了朱德。朱德带着它，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直至全国解放，最后把它献给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至今，这条毛毯仍静静地躺在那里，它记载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诚挚友谊，也是董振堂将军对革命赤胆忠心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