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大光明”匾后的秘密立储匣，可做三点思考。

第一，立太子不好。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年帝制史上，立太子几乎成为惯例。皇帝个人的素质、才能、品德、喜好等，于国家、民族至关重要。因此，选拔最优秀、最杰出的皇位继承者，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王朝，都是头等大事。君主应该是当朝整个国家、各个民族中最杰出、最优秀的代表。当然，限于皇位世袭制度，只能选择其范围内的最优秀的人才。康熙帝两立两废太子的教训，令人永记。

为什么说“立太子不好”呢？历朝沿用皇位世袭制，自有它的道理。我们站在21世纪的中华视角和国际视角，重新审视家天下的皇位传承制度，就会有新的认识。我们说“立太子不好”，因为“立太子”有“三弊”：一是容易自骄。皇太子放纵自我，反正是铁打的宝座，无须刻苦修身修心。二是容易结党。皇太子是未来的接班人，一些人就往太子身边靠，容易形成“皇太子党”。这样“皇权”与“储权”就形成矛盾。三是容易内讧。其他皇子设法打击、陷害太子势力，谋求自己为皇太子。康熙朝是这样，一个企业、一个公司何尝不是这样？

第二，一人定不好。道光帝身后，皇位怎么办？一人定。一人定有什么不好？举两个例子。一是道光帝立奕詝（ｚｈǔ）。清朝没有立嫡以长的家法。道光帝有多位皇子可以选择，但他立嫡长子奕詝，可以说是“立之不当”。奕詝懒惰、懦弱、淫乐，缺乏历史责任感。二是慈禧太后“懿旨定储”——光绪帝载湉（ｔｉáｎ）、大阿哥溥儁（ｊùｎ）、宣统帝溥仪。王公贵族、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等都没有参与。慈禧改变皇位继承的祖制。载湉继承皇位，既不是满洲贵族会议推举，也不是用遗诏形式公布，更不是秘密立储，乃是由慈禧皇太后“一言而定”。载湉和溥仪都是在爱新觉罗氏与叶赫那拉氏两个家族血统的交叉点上选出来的，溥仪是在慈禧侄子、载沣之子与慈禧干女儿钮祜禄氏之子血统的交叉点上，这在清朝是没有先例的。选君以亲，而不以贤，这是慈禧太后不以江山社稷为重，而以私利为重的一个恶劣史例。

第三，闭门做不好。清朝道光以降，国际形势大变。清朝郭嵩焘不仅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而且看到西方的议会制度。郭嵩焘（1818—1891年），道光进士，署广东巡抚、兵部侍郎，首任出使英国大臣兼驻法国大臣，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议会制度。他在《使西纪程》中说：“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但这位中国的先知先觉者，因此受到上自庙堂，下至士子的“丛骂”，甚至于要烧毁他的住宅，死后还要掘坟焚尸。

从清朝入关后的二百多年间，综观世界大势，总的发展趋向，就是民主化。清朝闭眼不看世界大势，却立6岁的同治、4岁的光绪、3岁的宣统做皇帝，这完全背离世界发展的潮流。6岁的同治、4岁的光绪、3岁的宣统，在当时的世界，面临的对手是谁？

美国：林肯（1809—1865年），家境贫寒，父为鞋匠，9岁丧母，通过自学，成为律师，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1861—1865年），在任期间平定南方叛乱，进一步扫荡奴隶制度，捍卫了国家统一，遭到暗杀。

德国：俾斯麦（1815—1898年），德意志帝国宰相（1862—1890年），与同治、光绪同时，曾任驻法大使，外交大臣。他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德国；对内推行高压政策，被称为“铁血宰相”。

日本：伊藤博文（1841—1909年），曾四任日本首相，大体与光绪同时。曾任兵库县知事，在英国学习海军，就是说既有基层工作经验，又有海外留学经历。在任期间，起草明治宪法，在废除日本封建制度，建立现代国家中起过重大作用。在甲午战争中取得胜利，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后在哈尔滨被朝鲜志士刺杀。

俄国：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年），俄国皇帝（1855—1881年），大体与同治、光绪同时。在位期间废除农奴制度，并进行财政、文化、司法、军事等重大改革，其任期被誉为“大改革时代”。后被民意党人炸死。

大权独揽的慈禧常以老佛爷自居，图为其亲笔书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年），英国女王（1837—1901年），与慈禧（1835—1908年）大体同时。有人说：英国也是女王啊！但英国当时实行首相制、国会制，维多利亚女王在任期间严格遵守宪法原则，而慈禧施行“女皇”制。

慈禧太后及其傀儡皇帝同治、光绪，恰与美国的林肯、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俄国的亚历山大二世和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等同时代。这对孤儿寡母作为清朝最高权力者，怎么可以同他们相匹敌呢？慈禧对奕这样的议政王，却可以任意革掉，不受任何约束。慈禧太后，不受任何监督——不受法律监督，不受行政监督，不受舆论监督，而形成极权专制局面——“一人治天下，天下奉一人”！

司马迁有句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天时也；人，人意也；古，鉴戒也；今，通变也。其时，西方许多国家已经工业化、民主制，清朝还是家天下、君主制。清末慈禧太后通过“听政—训政—亲政”实行专政，长达半个世纪之久，逆天时，拂民意，不鉴古，拒通变。因此，清朝的覆亡，民国的兴起，既是历史的必然逻辑，也是民意的自然选择。

从清朝皇位继承演变的轨迹，来做个简要的历史回顾。

清朝同列强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军力的较量，更重要的是最高执政者素养与智慧的较量。清朝后期的嘉庆帝为庸君，道光帝为愚君，咸丰帝为懦君，同治帝为顽君，光绪帝为哀君，宣统帝则为幼君。最后三位幼帝——6岁的同治帝、4岁的光绪帝、3岁的宣统帝，做大清帝国的元首，岂不是天大笑话！且执掌朝纲的是慈禧太后。我们不站在女权主义立场上，而是站在中华民族立场上，来考察这个现象。慈禧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无疑是杰出的，是优秀的，她很聪明，更懂权术。我们用政治家的标尺来衡量慈禧，发现她——没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宽阔胸怀、治国谋略、创新精神。慈禧长年在紫禁城或颐和园，不懂农，不懂工，不懂学，不懂商，也不懂军，更不了解国外实情，仅靠玩弄权术，掌控泱泱中华大国，面对新兴世界列强，怎能不败？特别是慈禧太后掌权持续近50年。在世界政治日趋民主化的大潮中，大清帝国的皇权却日益高度集中。这既是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中国历史悲剧的重要原因，也是家天下、君主制的必然结果。清朝的家天下、君主制，皇帝只能在爱新觉罗氏宗室中选择，而不能在民众中选出最优秀、最杰出的元首。在国际竞争面前，优胜劣汰，落后挨打，败下阵来，清祚断绝。

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秘密立储匣，只是一个历史的记忆。这个历史记忆启示人们：要走民主化、国际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