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作荣

雷塘

隋炀帝陵位于扬州邗江区槐泗镇的雷塘。

陵区占地不大。门前有今人竖起的三门牌坊，立于三层石阶之上。其后不远处即陵园之门，灰墙青瓦，两侧各筑一小屋，陈列着画图文字，记述隋代亡国之君的生平、文治武功。前行十余步是一座石桥，桥的两侧则是著名的雷塘了，该是雷击的深坑，已是塘水盈满。令我诧异的是，通往坟墓的神道没有帝王陵墓常有的石人石兽，百余步后便是一座荒坟，底部由石头砌筑，偌大的圆坟之上长满荒草。看来，这位被称为穷奢极欲的暴君生前并未给自己修筑陵寝。或许他在位13年时间太短，无暇顾及；或许他竭力开凿运河，三征高丽，拓疆固土，志在高远；也许他生前享受尊贵荣华，作为亡国之君本无葬身之地，被葬雷塘，天怒人怨，死后仍受雷击，让人们在传说里泄恨。

墓碑“隋炀帝陵”四字隶书，为清代书法家、扬州太守伊秉绶所书。据称，嘉庆十二年，时在扬州的学者阮元查访到陵墓故址，勒石竖碑，才使湮没已久的皇陵得以确认。

这就是隋炀帝陵，一堆黄土埋着一个名字，1000余年了，曾盛极一时的王朝随着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可他仍在典籍和史书中存在，仍在民间传说里被斥骂被臆想而变形，仍在教授和研究者的争论中渐渐显露出他的本来面目。

扬州人对炀帝的情感是复杂的。或许，隋炀帝本身便是一位复杂的君王，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去看他便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可扬州，实在和他有着颇深的历史渊源，有着无法断绝的文脉。扬州是“应运而生”的城市，即因运河的开凿而成长、壮大，富足而繁盛，在唐代，曾成为除京城之外的全国第一大都市。扬州古运河，从瓜州入江口至宝应的黄浦，如今全长125公里。2000余年来，这条河段樯帆林立，桨声灯影，官舫贾舶，运载着盐粮兵甲，连接着一代代王朝的命脉，连通着中国古老大陆上的江河湖海，北去南来，绵绵不绝。难怪诗人会有“烟花三月下扬州”，“处处青楼夜夜歌”，“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咏叹了。看来这里也是销金窟和风月场，腰间没有十万贯是来不了的地方。而龙舟水殿、垂柳琼花、水榭楼台与古寺高塔，只与帝王有关。至于私家园林、假山竹影、人造的四季，亦为盐商大贾与官人名流的宅第。可这些，皆与官河水渡相连，有如藤蔓上结出的瓜果。或许可以说，没有这条古运河，便没有世人尽知的富甲天下的扬州了。

对历史与人的认知需要机缘。近年我两下扬州，由于隋炀帝陵的两间小屋里展示的炀帝简要介绍，打破了我不知何时留在脑海里对这位帝王的浅薄印象。如同一个迷迷糊糊的人被人在背后猛击一掌，随之清醒，继而有了探究这位复杂君王的兴趣。

由此，我想起了唐代诗人对隋宫与亡国之君的吟咏与慨叹。想起韦庄的“淮王去后无鸡犬，炀帝归来葬绮罗。二十四桥空寂寂，绿杨摧折旧官河”，李商隐的“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以及杜牧的“龙舟东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满故宫。亡国亡家为颜色，露桃犹自恨春风”……是啊，这些唐代诗人面对覆亡不久的隋宫炀帝的咏叹，腐草暮鸦，空疏寂寥，其时广陵花盛，炀帝东游，樯帆千里，禁兵辞象阙，携三千宫女下龙舟的往事，与隋宫的零落成尘，衰颓破败，帝王的垂死覆灭，形成何等鲜明的对照。所谓寒耿星稀，月楼吹角，苔封遗骨，残声落潮，星傍船明，菇蒲摇曳，一派萧条肃杀之气，留下千古的苍凉。

其实，隋炀帝曾是位大有作为的君主。从《隋炀帝大事年表》中可以看出，炀帝在位虽只13年，却曾有过空前短暂的辉煌。杨广继位称帝的年号，称“大业元年”，确有建立大业的志向。《隋书·炀帝纪上》称杨广“美姿容，少敏慧”，且“好学”。称其“才能盖世，数经将领，颇有大功”。魏征赞他“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正由于此，而被立为太子。而炀帝于隋鼎盛时期统一了中国。其时，隋之版图东起大海，西至新疆，南达云南，北抵大漠，成为东西4000多公里，南北7000多公里的大帝国。故《隋书·吐谷浑传》中称其为威加八荒，“师出于琉球，兵加于林邑，威振殊俗，过于秦汉远矣”。

说心里话，看到唐代魏征所修的《隋书》对炀帝“过于秦汉远矣”的评价，我颇感震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国人熟知与钦佩的君王，而史书早有评价的隋炀帝，在国人眼里大抵还是个荒淫无耻，死后也该天打雷轰的暴君、昏君。也难怪有的人为之鸣不平。是啊，秦修的万里长城与隋挖掘的世界上最长的古大运河，成为世界上最宏伟的古代工程，当长城失去效用，只成为一个符号的时候，古运河至今仍存航运之利。诚然，炀帝固有其专横残暴、荒淫、穷奢极欲的一面，秦与隋年代皆短，皆二世而亡，虽然都结束了中国分崩离析的局面而一统天下，却又都很快地土崩瓦解。史家常将秦始皇与隋炀帝并称，大抵因其都是功过并存的君王之故吧。其实，宫闱的血腥、兄弟相残，甚至弑父夺位，中国有为的皇帝里亦并不鲜见。因而，有人称就个人品质而言，唐太宗李世民并不比杨广高明多少。至于唐修《隋书》，由于时近，有其真实之语，自不待言，但修书主持者魏征，早年为炀帝政敌，修传时难免有欠公允之论。后世因袭《隋书》，认为炀帝是历史上最荒淫的皇帝，以唐代隋符合天意，那大抵也是统治者稳固政权的需要。至于明代，其传奇小说的渲染，更把炀帝写得不堪入目，也只为市井勾栏取乐故，填油加醋，异想天开，多不可信。

就开凿大运河而言，旧史家称炀帝从公元605年至610年，分三次役使百万以上劳工开凿运河，只是为了游玩、看琼花，实在有失公允。《隋书·炀帝纪下》明确记载着其为“观省风俗”、“躬亲存向”，使“天下无冤”和“采访”人才“入朝”。从中可知修运河的主要原因，首要用于军事，镇压边邻小国，所谓威如八荒，以及征讨士族豪强的叛乱及人民的反抗。使之南北沟通、控制全国，维护一统。经济上则为了转运江南财物，供应官僚机构以及其他需要，战时则保证兵甲的输运与军粮的供给。就运河而论，它连接了整个封建王朝的命脉，是利于千秋万代的伟业，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或许极盛之后事物便会走向其反面。大业七年炀帝初征高丽之后败归，隋之命运也走向了衰败。连年大战频频、征战不息，加之炀帝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人民难以生息，四野骚动，奋起反抗。民心已失，虎视权位者则借机起事，于是乎朝野失衡、君臣离心，狼烟四起，这时的杨广似已坐在了火山口上。

已无回天之力的隋炀帝，自大业八年之后，他“每夜眠，恒惊悸，云有贼，令数妇人摇抚，乃得眠”。是年四月，殿西院起火，炀帝“以为盗起，惊走，入西苑，匿草间，火定乃还”。看来他已是心神不宁、心惊肉跳，情绪低到极点，意志亦崩溃。此时的他确已荒淫无度、醉生梦死，堪称昏君了。一味享乐，不理朝政，以玩笑解闷。其年五月发生日食，他命三千余人捕捉萤火虫，得数斛，夜出游玩时放出，“光遍岩谷”。其时，其前程昏暗，恐也只余萤火之光了。

随后炀帝三巡江都。劝谏者一一被处罚、杖死或斩首。另有进谏者则一路走，一路斩。此次南巡与前两次的气派大不相同，只能称之落荒而逃。而在江都，各郡县民变造反的奏报不断传来，大臣畏惧，只讲假话，有使者奏告实情，却以为妄言，反遭杖责。

《资治通鉴》卷185《唐纪一》记载隋炀帝被杀前的情况称：“隋炀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宫中为百余房，各盛供张，实以美人，日令一房为主人。江都郡丞赵元楷掌供酒馔，帝与萧后及幸姬历就宴饮，酒卮不离口，从姬千余人，亦常醉。然帝见天下危乱，意亦扰扰不自安。退朝则幅巾短衣，策杖步游，遍历台馆，非夜不止；汲汲顾影，唯恐不足。尝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斫之？’后惊问故，帝笑曰：‘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可见其已知大厦将倾，大祸将临，其玩岁愒日以待毙，也算是视死如归了。或许炀帝没有想到，置其于死地的正是他平日宠信的宇文化及等人。其死虽然原因复杂，然死于自己亲近人之手确是古往今来的至理。《隋史》中的宇文化及“性凶险，不循法度，好乘肥挟弹，驰骛道中，由是长安谓之轻薄公子”。据称，其时马文举历数炀帝之罪，炀帝承认“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炀帝之语，亦揭示出奸佞人性之恶。

叛军退出后，萧皇后和宫人将漆床板拆下，叫人做成小棺，匆忙将炀帝殓葬于江都宫西院流珠堂下。不久，留守江都的隋左武卫将军陈稜集部众穿孝服为炀帝发丧，取宇文化及留下的辇络、乐队，粗备皇帝葬礼，其“衰杖送丧，恸感行路”，以报炀帝提携之恩，将炀帝改葬于江都宫西吴公台下。后据《资治通鉴》卷190《唐纪六》载，唐武德五年八月，“改葬隋炀帝于扬州雷塘。”胡三省于“雷塘”下注：“汉所谓雷陂也，在今扬州平冈上。”

看来，雷塘汉代便称雷陂，便是落雷之地。唐主李渊平定江南后，将炀帝改葬雷塘，或许有以炀帝为鉴，闻雷而警醒自己之意。而雷塘GFEA1受雷击，至今仍是如此。2005年8月20日下午2时，新修的隋炀帝陵门阙亦遭受了雷击，并击毁了门阙一角。

说起来，李渊作为隋所倚重的重臣，与炀帝有君臣之义。故隋末丧乱边将郡守纷纷起兵割据之时，李渊仍按兵不动，即使最后起兵攻下长安，也未亮反隋旗帜，仍以代王杨侑为帝，并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炀帝死后才废帝自立。再则，隋文帝杨坚的皇后与李渊之父李昺的夫人，原是亲姐妹，皆为独孤信之女。故李渊与杨广为姨表亲。隋亡后，炀帝与萧后所生的一个女儿成为唐太宗宠爱的妃子，可谓亲上加亲，太宗与炀帝亦有翁婿之情。因而，李渊以君王之礼改葬炀帝，李世民在萧后亡故时诏令以三品待遇将其遗体从长安运往扬州雷塘，与炀帝合葬。或许，那时的隋炀帝陵该修整得规模威大，亦该是最为正规的炀帝陵了。

就我看来，隋炀帝葬于雷塘亦有其另外的意义在。隋炀帝在位时间不长，做出许多惊天动地之事，其堪称大业的开创，亦是电闪雷鸣的惊人之举，声名也如雷贯耳，故雷塘作为他的葬身处，如是理解，也称得上死得其所。

古邗沟及其他

史载，京杭古运河的第一锹是在扬州开挖的。时在公元前486年，即春秋初期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

在扬州邗江区古邗沟故道徘徊，看一湾清水倒映着天的湛蓝与树的浓绿，于平静里漾着细微的波纹，似怀藏远古的幽思。细长的柳丝密匝匝地在沟畔垂落，与水中的倒影相接，让岸柳增长了一倍，仿佛在空间与水中两个方向同时生长。一座乳白的石拱桥跨越沟渠，拱桥的圆弧与水中的圆弧相连，有如张开的口唇，似乎要向我诉说着什么。是啊，这远古的河道，弯弯曲折的螺蛳湾，古旧的邗沟桥的石刻，以及“古邗沟财神庙”的刻石，都以其古老抑或鲜明的遗迹注释着历史。纵然水已不是昨天的水，可柳树依旧传续着古老的基因，绿草和花朵依旧生生不息，而故道的泥土，仍陈积着那久远的年代。

说起来，如今的邗江在春秋初期为邗国之地。其时乱世争雄，兵家四起，诸小国之间则相互吞并。争战杀伐之中，吴王阖闾曾是一时之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吴国灭了邗国，于公元前505年又开始了扩增版图的征战。帆樯林立、甲兵如水，挥楫转棹，于今天的苏州出航，沿长江顺流而下，达黄海后再入淮河，沿淮水支流上溯中原，与楚国之军隔着汉水对峙。

这就是当时吴国伐楚的航线。长江与淮河是平行的两条河流，吴军入淮需绕行风涛险恶的大海。如此艰难遥远的航程，兵甲疲惫，粮草亦难供给，饥寒交迫的吴军安能得胜？这也应是吴王伐楚败归的因素之一吧。

阖闾之子夫差继位后，国力渐强，他继承父亲的遗志，大举进兵，仍沿旧路北伐。强威的吴国气势如虹，大胜陈、齐，退楚兵，奏凯而归来。当时的吴国，疆土北抵淮、泗，拥有长江北岸的千里沃土。为中原逐鹿，求取天下，北上争雄，吴王夫差雄图大略，决定筑城、挖河，将两条不搭界的长江与淮河接通。

其时吴境湖泊星布、沼泽遍地，于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河道，环绕邗城，串起螺蛳湾、后名武安湖、渌洋湖，继而进入樊梁湖、广洋湖、射阳湖，出今日之淮安楚州以北的末口，最终抵达淮水。如此萦绕弯环，长江之水流经400余里，终达淮河，这便是最早的人工运河，史上著名的古邗沟。据《左传》记载，公元前486年，“吴城邗，沟通江淮。”对于这史无前例的开河之举，史书称“举锸如云”，可见其拥工之众，气势之宏。而蜀冈之上的邗城，则成为夫差北上争霸的前沿统帅部。由此看来，运河开凿之初，便有着强劲的政治、军事目的，水流云在的自在之境和这你死我活的争战毫不沾边。夫差开通邗沟的次年，吴便大举北伐，沿新开的运河北进。自然，由于邗沟水浅沟窄，大兵船仍走海路。此战大败齐军。

这次吴军艾陵【今山东莱芜】之胜，吴王夫差竟再次动工，于山东定陶东北开深沟，引菏泽之水至徐州沛县入泗水，继而使邗沟之水连通黄河，以便在黄池【今河南封丘】与晋国会盟争霸。此运河水源自菏泽，故称菏水。正如《国语·鲁语》载：吴王夫差“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南属之济”。菏水一开，吴国水师便可从长江入淮，由淮转泗、济进入黄河，便可问鼎中原了。至于夫差被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击败，已是后话。吴亡，可邗沟却留了下来，成为千古杰作。

据称，吴国在开邗沟、菏水之前或同时，还开凿了古江南河，亦称吴之古故水道。《越绝书·吴地传》载：“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文中有的地名已不可考，但仍能从中知其河的走向，即从苏州之北的平门，向西北经无锡的梅村，于常州北的江阴利港入长江，溯江而上直达扬州。

尽管邗沟为争霸、杀伐而建，可对于百姓而言，却尽享舟楫之利，稼禾农耕的灌溉之便。邗沟亦是百姓丰衣足食的财源。故早年邗沟旁建有一座财神庙，庙里供奉的财神却是春秋年代的吴王夫差与西汉的吴王刘濞，俗称“二王庙”。老百姓将不同朝代的两位吴王一并供奉，都是因为邗沟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的缘故，在这里，传统的财神不见了，二位吴王在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里成了新的财神。据称，二王庙庙门朝北，与所有南向之庙不同。或许两位吴王面对邗城，看故城繁华喧闹，为民造福，让其望之也感到欣慰吧。

西汉的吴王刘濞，系汉高祖刘邦之侄，封王后建都城于广陵【即今扬州】。刘濞励精图治，开矿铸钱，煮海水为盐，使吴地渐趋富裕、昌盛。为将海盐运出，他下令开掘了“茱萸沟”河道。此运河西起扬州茱萸湾的邗沟，东通今为泰州的海陵仓及如皋磻溪，使东部产盐地与江淮水道连接，予交通运输发挥了极大便利。茱萸沟亦名邗沟，也称运盐河，后来亦为大运河的一段前身。那时的广陵人丁兴旺、商旅不绝，为富庶之地。《芜城赋》中曾描绘为“车挂轊，人驾肩，廛闬扑地，歌吹沸天”，足见其盛。至于汉文帝时，刘濞之子因轻悍傲慢，被皇太子用“博局”打死。吴王萌反意，于景帝三年七国之乱中被杀，此是后话了。但后人仍将他当财神供奉，百姓纪念的仍是他开运盐河之功。

公元137年至200年，即汉建安二年至五年，广陵太守陈登又对邗沟进行了巨大的改造。由于邗沟系穿湖泽而建，为因势利导、减少工程投入而成，故运河曲曲折折、跌宕弯环，只能舍近求远，行船颇为不利。于是，陈登穿渠疏通，下大气力将弯曲的水道拉直，大大便利了水上交通。史书将此工程称之为“陈登穿沟”。而扬州人则称之为“邗沟西道”，将原河称之为“邗沟东道”。

其实，就开凿的河道而言，可以为开凿者用，也能为他人所用，河流没有思维，不管为谁，它只提供便利。

乱世豪雄都知道水的重要。临水而居的都市多为政治、经济之中心，而运河则是一国生存的命脉。公元前224年，秦灭楚，战于今天淮河以南的苏皖之地，便是运河一带。秦军是循颍、淮、邗而下，然南巡江南，并吞楚国。刘邦战胜项羽，亦是沿汴、睢、淮而下，至垓下会战而胜。而西汉周亚夫平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攻吴的路线之一亦为沿泗水南下，进入淮泗口，再沿邗江，直抵广陵。

春秋争霸，至秦至南北朝时期，邗沟这一古运河一线曾战事频频，让水为战争服务，既是开邗沟的初衷，亦是各国争战之常用的手段。中国古老的兵法中早有水攻的谋略。

三国初期，运河的邗沟段成为军事通道，也是南北战争的重要地段。曹魏黄初五年，魏文帝曹丕在许昌建立水军，并经淮河、邗沟至广陵显示威力，威胁孙吴。第二年10月再从邗沟抵广陵，其军容甚整，《三国志》中称其“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准备进攻东吴。可由于河道泥沙淤积、冬季水浅，加之河面结冰，魏军的数千艘战船于津湖“皆滞不得行”。后蒋济献策开凿渠道，增高水位，才得以入淮中。

据史书载，西晋大将祖逖北伐，东晋权臣刘裕领兵北上讨伐南燕等多次征战，皆从邗沟入淮、泗而下。梁敬帝元年谯秦二州刺史起兵反抗独霸政权的尚书令陈霸先，北齐援兵从运河南下，被陈霸先截断江上运输线路，袭其后方，将北齐军打败。

利用运河水道作战，最为突出的是陈周两国徐州之争。太建五年，陈、周结盟共同讨伐北齐，陈帅吴明彻连克多城，并用淝水灌城之法占领了寿阳，迅速占领了淮南广大地区。而北周亦乘机占领了徐州灭了北齐，擒获了齐王高纬。陈宣帝得知，决定与北周争夺徐州，于是盟友顷刻间又成为仇敌。陈之统帅吴明彻又以泗水灌徐州，环列舟舰于城下，攻之甚急。这时北周派大将军王轨相救。可王轨却不与陈军对垒，而把兵将开至泗水入淮口，用铁链锁住数百车轮沉入水底，并在两岸构筑城堡，以阻陈军归路。陈军大惊，欲沿泗水南下归国，吴明彻让马军陆路南撤，然后“自决甚堰”想乘船借水势冲过淮河，可及至泗水口，水力微，舟舰不得渡，众军皆溃，吴明彻亦被俘，饮恨终生，老于敌国。

开渠掘河，邗沟是2500年前开凿最早的运河。秦王扫六合、统一中国之后，亦曾在镇江役使赭衣囚徒3000人，凿京口至丹阳的曲阿河以通航南巡。经由丘陵山地的弯环曲折的丹徒水道，将古江南河河口西移至镇江。此外，秦始皇还修通了从苏州到杭州的水道，“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越绝书·吴地传》】。三国时，东吴于公元245年役兵3万，在句容开凿破岗渎，连通丹徒水道。西晋时，又多次对丹徒水道修整、扩展；由此奠定了江南运河的基本框架。

汉建安七年至九年，曹操先后修治睢阳渠至官渡，漕船由此可通今卫河上游和当时的黄河下游，向东通今海河水系。建安十一年为北征乌桓，曹操又开凿平虏渠、泉州渠，沟通白沟、瓜水、滹沱河等。白沟、平虏渠、泉州渠部分，后成为隋永济渠的前身。

隋再度统一中国之后，建都大兴城【今西安】。大兴城是周、秦以来多次为都的城市，地理优越，经济发达。然关中虽称沃野，可人多地少，随着统治机构及兵丁的庞大，声色犬马之徒日增，粮食及诸多物资的供应则日见紧缺，其时“京邑所居，五方辐辏，重关四塞，水陆艰难”，而“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路途，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迅舟之役，人亦劳止”。开皇四年，关中大旱，隋文帝亲率百姓、官吏、军队逃荒至洛阳，足见生存之艰难。于是，是年文帝令“多技艺”、“有巧思”的宇文恺率兵丁，开凿由长安始，沿渭水之南、傍南山之东、直至潼关连接黄河、沟通关东地区的广通渠。其渠长300余里，才致使“转运通利，关中赖之”。

为进一步沟通“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的江南【《宋书》卷54】，开皇七年夏四月，因邗沟年久淤塞，疏通和开凿了北起山阳末口、南至江都茱萸湾、连接江淮的山阳渎，以通运漕。不过，此次开凿历时短暂，规模亦不大，仅为疏通。开凿山阳渎后，运河南端水又从扬子【今扬州扬子桥附近】入江了。仪征的欧阳埭同时为另一个入江口。

大运河的贯通

由于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故黄河、长江等水系皆为东西走向，所谓“一江春水向东流”。古时的交通有“四载”之说：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木辇。然而，人力与畜力的体能有限，泥、山之路行走更为艰难，因而，利用河流的自然力以及风力便成为水路交通的最伟大的发明。于是，水的浮力承载了更多的重量，水的源远流长使船无腿而能走遍天下。然而，由于河流只有东西走向，且两川之间必有山岭阻隔，故凿分水岭直接沟通两川显得极为必要，这正是开凿运河的起因之一。而对于河道纵横、湖泊星布，“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江南水乡泽国，最早开掘运河则是必然之事。运河的开凿使东西走向的河流有了直接的南北沟通，继而形成纵横交错的水网，构成了连通四野、抵达八极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的命脉，亦是人类所创造的文明的重要标志。

就整个世界而言，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时间最长的河流，是中国的大运河，其全长2700公里，是前所未有、举世无双的伟大工程。大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还沟通了桑干河、沽水、沁水、洛水、渭水等多条水系，成为开万世之利、德泽后人的连通南北的大动脉，所谓“岭南百州之物，滇黔巴蜀之产，齐鲁燕赵之货，东方渔盐之利，水陆相济，周流不息，莫不相通”。

众所周知，中国最古老的大运河，却是被称为“暴君”的隋炀帝下令开凿的，有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一样，中国最伟大的两项工程，皆为“暴君”所为，且炀帝之恶在传说中更甚于秦始皇，是颇令人深思之事。从历史看来，秦、隋皆短命的王朝，然而，两朝都先后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多年的争霸之乱，达到了空前的一统，这无疑是中华民族之福。隋结束了近300年的南北分裂，且隋之后，中国的格局则是统一多、分裂少，也只有统一的大国，才能修筑万里长城和贯穿南北的大运河。秦重陆路车马，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秦皇驰道，“道广50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汉书·贾山传》】。然而陆路成本极高，大批劳动力疲于运输，却成了“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织不足于帷幕。百姓糜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此也成为秦亡的因素之一。与秦相较，隋开运河，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隋文帝灭陈到其驾崩，历15年，已是经济复苏、国力富足。《隋书·高祖纪》称其时“人物殷阜，朝野欢娱”，“区宇之内宴如也”。据考证，周隋之际，有户359万，灭陈之后，则有740万户，至炀帝大业五年，全国已达890万户，4600多万人。这时隋朝已储备了可供五六十年的物资，充足的人力，有了吃穿不完的粮布。文帝时耕地1940万顷，大兴城的太仓和并州、陕州、华州的国库及义仓充盈，《隋书·食货志》卷24称“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同时，建筑、造船业、农业、手工业均有高度发展，继而又推动了商业的繁荣。应当说，当时已有了开凿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的雄厚的物质基础。

公元605年，36岁的隋炀帝登位。其以“关河重阻，无由自达”为由，将都城从长安迁至洛阳，史称东都。其时炀帝下令，“每月役丁200万人营建东京”。此次迁都，诏书中称其为“听采舆颂，谋有庶民，故能审政刑之得失。……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其民下有知州县官人政治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于民者，宜听GFEA3朝堂封奏，庶乎四聪以达，天下无冤”【《隋书》卷3·炀帝纪】。在炀帝下诏始建东京的第四天，即大业元年【605年】三月二十一日，隋炀帝命左丞相皇甫谊与大臣辛亥征调河南、淮北民工100多万人，开凿通济渠。

总体看来，隋炀帝所开大运河是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分为南北二系。南运河即洛阳东南方向的通济渠，连通邗沟与江南运河；北运河则为永济渠，即自洛阳通向东北，达涿郡【今北京市】。

通济渠即后来唐宋时期的汴河，为炀帝开凿运河中最早的一段。通济渠分三段，西段自洛阳城西炀帝所造的一座豪华宫苑西苑，引谷、洛二水，东循汉代所建阳渠故道注入黄河。中段自洛口至板城渚口【今河南荥阳东北】，主要是利用黄河的自然通道。东段则自板渚引黄河水入汴渠，从大梁【今开封】注入淮水。

《广陵通典》卷六载，在开凿通济渠的同时，隋炀帝“又发淮南民工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炀帝修邗沟疏浚了邗沟西线，即东汉陈登所开的邗沟直道，进一步截弯取直，拓宽加深，水面宽度达70米。白居易在《隋堤柳》中曾描绘出“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自黄河东至淮，绿荫一千三百里”的诗句。

大业四年【608年】正月初一，炀帝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炀帝纪上》卷三】。永济渠的开通由阎毗负责，主要利用自然河道开凿连接而成，即从今河南武陟县西北的沁水北岸向东北开渠入卫水，再由卫水通淇水、洹水、漳河，接漯水【永定河】达今日的北京西南郊。阎毗用断水之法，在淇水上修造分水入渠的淇门，加大白沟水量，使漕运由黄河入白沟而达天津附近入海。永济渠的修成，北段大运河即加强了对北部粮食的调运，又加强了对北方的军事控制，亦成为隋东征高丽运送甲兵粮草的主要渠道。永济渠“长三千里，广百步”，虽工程量大，但由于沿用部分故道，完成的时间比通济渠还短。

江南运河是永济渠完成两年之后，隋炀帝贯穿南北大运河的最南亦为最后一段，为沟通长江与钱塘江水系的重要运河。据《资治通鉴·隋纪五》载，大业六年【610年】冬十二月，炀帝“敕穿江南河，自京口【镇江】至余杭【杭州】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宮草顿，欲东巡会稽”。江南运河基本上是在春秋吴国至六朝开凿的旧渠道上整治修建而成，绕太湖之东，穿越了中国东南江浙最富庶的吴、会地区。千百年来，北段的大运河时塞时通、时兴时废；可江南运河却始终川流不息，帆樯如林。

隋炀帝南北大运河的开凿，历时6年，可实际工期加起来只一年多时间，长3050公里，亦有学者认为2700余公里，但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但大运河的凿通也付出了极大代价，累计征发民役300万之多，加上修长城，建洛阳城，总计征发民役上千万。隋总人口仅4600多万，如此，凡15至50岁男子都在征调之列，“如有隐匿者斩三族”，“男丁不供，始以妇人从役”，一些所役丁夫劳累而死，最终民怨日深。

在隋代，在不长的时间里开凿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如此浩大工程，堪称奇迹，为旷世之举。可这样繁复重大的工程，无疑将面对诸多的技术难题。诸如河道开挖、水源工程、运河与天然河道交叉、水位的调节等等。可以肯定，大运河的设计运筹、工程的具体实施，以及在引水、调水和过船等方面，均体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准。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到了9项最为重要的原创性水工技术，其中7项是在大运河上创造的。大运河的贯通，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智慧。

一次设计、一次施工，则一次通航。如此的高速度与效率，是如何勘察测量、节制水量、平衡水位、巧妙利用天然与旧有水道的？我们只能说，其时已拥有了丰富且精湛的水利工程技术。因为具体的设计与施工史书并无记载。然而，据《隋书》卷68载，其中宇文恺、阎毗、何稠的经历描述及他们所担任的职务，看得出这些人均为具有丰富工程技术知识与才能的高级技术人才。被称为“多技艺”、“有巧思”的宇文恺，曾主持东都的营建与广通渠的开凿，先后任将作大匠、工部尚书。阎毗曾总领筑长城之役，并督役开凿了永济渠，后亦兼领将作少监。何稠“性绝巧，有智思”，曾主持烧制“绿瓷”为琉璃的工艺，建造了难度颇大的“辽水桥”，亦任过工部尚书。另外，“性强明，有巧思”的一些将作大匠，“俱巧思绝人”、“直少府将作”的黄亘、黄兖兄弟等，都是这项伟大工程的设计与组织者。他们的智思、绝巧、强明，正是大运河贯通的重要保证。

这些能工巧匠，是根据运河和自然河流的地形、地貌，进行通盘的设计和规划，解决了运河的高程和水流等复杂的技术问题，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显示出非凡的聪明才智。为了顺利通航，对河道拓宽加深、截弯取直，枯水期水浅运涩之时采取“狭岸束水”之法以提高水位。

邗沟与江南运河天然河流及湖泊多有交叉，形成水位落差；而长江、钱塘江、太湖尚有潮汐，因而运河水位很不稳定。为了调节水位落差、稳定水量、保证船只的航行，早在春秋时代就在运河上采用人工渠化的方法了。最早的设施叫“埭”或“堰”，实际上就是修筑拦河的蓄水坝。如邗沟入淮处，因运河水位高、淮河水位低，便筑有一道平水堰，名曰北神堰。堰埭在邗沟及江南运河中曾大量运用。史料载，邗沟上有五大名堰：茱萸、龙舟、邵伯、新兴、北神。与堰埭有关，至今仍留下诸多如梅堰、黄埭、堰桥、宝堰、钟埭等地名。

三国时，堰埭又被用来解决丘陵地带开挖运河所面临的地形落差难题。孙权下令开破渎岗时，共设14处堰埭，形成梯级渠道，实现了运河翻山过岗，是世界上最早实现渠化的运道。堰埭解决了水位和水量问题，可舟船过埭颇为艰难与麻烦。重载之船需反复装卸、用人力或畜力拖拉过坝。为拖拉船只省力，堰埭的两侧均建有平滑舒缓的斜坡，并在斜坡上敷以草土混合的泥浆，用其增加润滑度，减少摩擦力。或在堰顶设绞车。瓜州堰埭上便有过22头牛拉船只过埭驱动绞车之举。

为解决过堰埭之难，南北朝时就发明了“斗门”，实际上就是可以自由启闭的木头单门船闸。但单闸开时，急流凶险，很不安全，后来便有了于运河上连续开两道闸门，“随次开闭”，为通航复闸，接纳江潮并节制内河之水的进出，潮平过船，水流不再凶险。大诗人李白见之，曾有诗赞曰：“两桥对双阁，芳树有行列。”“吴关倚此固，天险自兹设。海水落斗门，潮平见沙汭。”诗中的“两桥对双阁”，即指二斗门上的辅助设施。

水是运河的载体，没有水，哪里还有运河？而中国是个缺水国，运河在北方时枯时盈，并不能常年通航。于是缩窄河面，节水行舟，聚泉为流，尤其是在运河两岸规划天然塘泊为蓄水池，用以调节运河水量，修建拦水大坝蓄积河水等措施，亦体现了中国人高超的水源工程技术水平。

三下江都与三伐高丽

杨广与扬州有不解之缘。当年统兵灭陈他立下赫赫战功，从并州调任扬州，任扬州总管，直至开皇二十年被立为皇太子归京，历时10年，才离开江都。

据《隋书·地理志》载，江都郡辖有江阳【今扬州邗江区】、江都【今扬州】、海陵【今泰州】、宁海【今如皋】、高邮、安宜【今宝应西南】、山阴【今淮安】、盱眙、盐城、清流【今滁县】、全椒、山阳【今六合】、永福【今天长北】、句容、延陵【今镇江】、曲阿【今丹阳】16县，堪称其时跨越大江南北、区域广大、山川秀丽、人口繁密、经济繁荣的雄藩大郡。在江都之时，杨广知道六朝在江南割据近400年，且南北政治、文化差异巨大，而文帝推行的“关中本位政策”对江南人士采取了排斥鄙视态度，其地极不稳定，陈灭不足两年，规模巨大的反隋叛乱便接踵而至。当朝廷派宰相杨素与他统率平叛时，杨广则与杨素的血腥镇压不同，实行剿抚并重、攻心为上之策，招降纳叛，请吴郡世族名士四处游说，其间有17城叛者纳城投降，不战而屈人之兵，其功不在杨素之下。

22岁的江都总管杨广广泛收纳江南人士，对江南文人优礼有加，尊崇宽大，并效法东晋宰相王导，学会一口流利的吴方言。开皇十一年，他在江都城内总管府金城殿设千僧会，隆重迎谒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觊，其礼遇之隆，不亚于陈朝君臣。这次盛典，杨广拜智觊为师，并在江都设立了四道场，亲临寂照寺听大师讲经说法。6年后智觊圆寂，杨广“五体投地，悲泪顶受”，十分悲痛。他依大师遗愿，于天台山南麓建立大寺院，后来他登基为帝，御赐这座寺庙为“国清寺”。由此可见其不凡的政治素养和手腕。

大业元年，隋炀帝建东都，打通通济渠和邗沟，与下诏准备亲自“巡历淮海，观省风俗”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命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为巡幸江都作准备。仪卫之备，由太府少卿何稠总其成。何稠精通古今文物典章制度，又颇多创新。他制作36000人的黄麾仪仗，恐已空前绝后。为制作豪华仪卫，何稠向各州县征收羽毛。百姓为捕捉鸟兽，水陆布满罗网，可用作羽毛装饰的鸟几乎被一网打尽。

大业元年，通济渠、邗沟相通，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资治通鉴》卷180《隋纪四》描述称：八月壬寅，上发显仁宫，行幸江都。所乘龙舟四层，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二层有一百二十个房间，皆饰以金玉，丹粉，金碧珠翠，雕楼绮丽。缀以流苏、羽葆、朱丝网络。下一重，长秋内侍及乘舟水手，以青丝大绦绳六条，两岸引进。可见，船舟是按照宫殿形制建造的，将宫殿建筑运用于造船业中，隋时造船工人的聪明才智由此可见。其豪华，更是前所鲜见。而皇后所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装饰无异。翔，为盘旋而飞；螭，为无角之龙也，是作为器物装饰的祥物，用来刻就皇后的船首，可谓名副其实。

这次首下江都的船队规模宏大，数量众多，所谓“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从东都洛口起航，五十日乃发尽。据《隋书·炀帝纪》中称，王弘、于士澄大业元年三月制造的船只，有数万艘之多，送往东都的船只则有数千艘之多。隋人杜宝在《大业杂记》中，对这支龙舟船队作了较详细的记载，称这支船队共有船只5191艘之多。

乘坐龙舟者亦君臣有别、等级森严。据方亚光考证：位卑于皇后的妃嫔，船名“小水殿”或“浮景舟”，虽也朱丝网络，但却比龙舟、翔螭舟少一重；贵人、美女、十六夫人乘坐漾水彩舟，只有二重。随行的大臣官吏皆按官品高低分乘诸船。五楼船乘坐者为诸王、公主及三品以上重臣；三楼船乘坐者为四品官及僧尼、道士；五品官及各国来宾乘二楼船；六品以下九品以上的从官和五品以上官吏的家属，只能乘坐黄篾舫。

非但乘船者分为三六九等，挽引各类船只的船工亦分等级。挽引龙舟的船工称“殿脚”1080人，分三番，每番360人，皆“着杂锦彩装子袄行，缠鞋袜”。人数多、待遇丰。挽引翔螭舟的船工有900人，名“殿角”；挽引浮景舟、漾水彩的船工，每艘100人，称“船脚”。至于挽引诸王、公主、大臣、僧尼、道士、诸国蕃客之船的船工，则以“黄夫人”称之，每艘配备四五十人不等。其他船不配船工，兵士自乘。从船只的名称来看，有朱鸟船、苍暾船、白虎船、玄武船，为四方宿名，各方船只皆24艘，该为行进中的方位。另有12卫兵士乘船，并载兵器帐幕，内外百司所需供奉之物。船队仅挽船船工便有8万余人，可见其声势之浩，鼓乐之声亦闻之数里。凡所经州县，下令500里内都要献食，山珍海味，多有剩余，则就地掩埋。抵达江都之后，炀帝又令吏部尚书牛弘等议定舆服、仪卫制度。而为制造这些舆服仪仗，役使人工10余万人，“用金银钱帛巨亿计”。故炀帝每出游幸，“羽仪填街溢路，亘二十余里”。

应当说，炀帝南巡，考虑的是安抚江南，加强对江南的控制。此行，特地带上陈后主遗孀沈婺华，显然是为联络南人的感情。十月初二，又在江都宣布免除扬州租赋5年，旧总管内3年，次年初，又纳陈后主六女陈婤为贵人，并特诏灭陈时流放的陈皇室子弟，“尽还京师，随才叙用”。

诚然，如此浩大铺张的声势与仪仗，有皇帝唯我独尊、至高无上的尊严威慑江南的用意在，恐怕也有炫耀功业的心理。当年刘邦初见秦皇仪仗威仪出行，曾感叹大丈夫生当如此，可见帝王对此皆以为然。可像炀帝这般无所不用其极的骄奢荒唐之举，船队与两岸士兵总计二三十万众，沿途献食从役者每天都需十数万人，如此靡费而逞一时之兴，历史上恐也绝无仅有。这哪里是“观省风俗”，“躬亲存问”，使“天下无冤”。分明是鱼肉百姓，奢华游幸之举所带来的灾难。

王船山在《读通鉴论》卷十九中，曾言隋文帝为大俭者，其富有四海，求盈不厌，侈其多藏，甚至有盗边粮一升以上者便将其斩首。然“隋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俭于德曰俭，俭于财曰吝，俭吝二者迹同而实异”。将金粟看得越重，则积金粟也越丰。隋积累的财富亦前所未有，隋灭后唐用20年也没有用光，可见其财之富足。可在这种情境之下，其不肖子孙便以为天下皆可随心所欲，莫若财也。谚称“大俭之后，必生奢男”，隋太子杨勇之饰物玩，耽于声色，炀帝之建“离宫别馆，塗金堆碧，龙舟锦缆，翦采铺池，裂缯衣树，皆取之有余”，到头来又资助了李密之狼戾，以丰盈自侈者，只是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炀帝首次南巡江都，历时八个月，大业二年三月十六日离开，“陈法驾，备千乘万骑，入于东京”，进入刚竣工的东都洛阳城。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第二次巡幸江都。《隋书》称“三月癸亥，幸江都宫”。二下江都之盛况，史书未载，想来当与第一次相像吧。不过，大业五年便在扬州建了江都宫，其殿阁巍峨，装饰华丽，内有不同名号的宫室十多处。此外，另建有临江行宫等。此时炀帝威震四海，被突厥人尊为“圣人可汗。”

同年六月，炀帝又将江都的地位提高，“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令江都有了陪都地位，成为隋在南方统治的政治中心。据《隋书》载，次年，“十二月己未，上升钓台，临扬子津，大宴百僚，颁赐各有差……”此次南巡，近一年时间。本欲东巡会稽，但因即将征伐高丽，于是，“乙亥，上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于涿郡”，未回东都，直接巡视了征战准备情况。为了这场战争，炀帝开凿了永济渠，于黄河向北直达涿郡，兵甲粮草皆从此渠运往战地。渠成两年后，又令天下富人出40万钱买马，并派使官阅检器仗，务令精新，若有滥恶，则立即斩首示众。

大业八年【612年】正月，隋炀帝一意孤行地发动了这场战争。

这位皇帝是个真正的好大喜功者，似乎凡事都求极致，冠冕堂皇。他下令左右各十二军兵分二十四路，“络绎引途，总集平壤”。每军统领骑兵40队，步兵80队，设大将、亚将各1人，下设各团偏将1人，另有辎重散兵等四团，由步卒夹道护送。每军又特置受将使者1人，直接听皇帝命令，不受大将制约。兵力总计1133800人，而后勤供应的民夫比兵士加倍。二月九日后，每天发一军，前后相距40里，连营渐进，40日后才出发完毕。最后御林六军出发，长80里。故史称其“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旗旌亘九百六十里……近古出师之威，未之有也”。其实，征一小国，何须如此阵势，且兵在精而不在多。也许，炀帝此行也意在炫耀，以此声威，似闻者必降。故严令诸将凡进止都须奏闻待报，不得专擅，若高丽投降，必须安抚。结果误了战机，隋军渡辽水围辽东城时，守军遇危，即称投降，隋军即停攻。驰奏朝廷，然命至，守军补充完毕，复又坚守拒战，如此反复，打打停停，无一城攻下。可炀帝仍迷信自己的声威，执迷不悟。直至大将来护儿从海路攻至平壤，被守军击得大败，精兵4万，仅数千逃回船上；宇文述所率30余万人马，除一军保全，其余仅有2700人逃回。加之资储器械亡失殆尽，隋炀帝只得撤军败归洛阳。

大业九年【613年】，炀帝再次征发全国兵力集于涿郡，修辽东古城以储军粮，再次以“拔山移海之势”亲临辽东，再次发动了与高丽的战争。此时，隋之境内已不安宁，时有揭竿而起的起义者，局面已呈乱象。可炀帝竟毫不顾及，仍大举兴兵。二征高丽炀帝吸取了上次教训，允许诸将便宜行事，双方攻守20余天，均伤亡惨重，可这节骨眼儿，传来负责督运粮草的杨素之子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的消息。被委以重任的杨玄感扣住粮草不发，断了炀帝后路，又谎称大将来护儿造反，并打出“以救兆民之弊”的旗号，得下民支持，不久攻下洛阳，以大军10万，直逼关中。于是炀帝连夜下令撤军镇压，而杨玄感因战略失当，兵败自杀。

大业十年【614年】二月，隋炀帝再次下诏议征高丽。其时已是国政垂危、大厦将倾，人心惶惶，数日之议，百官竟无敢言者。然炀帝不顾一切，独断专行，似乎只是为出心头的一口恶气，又出大手笔，复征天下之兵，“百道俱进”，再伐高丽。三月，炀帝至涿郡。可此时已成乱世，诏书似成一纸空文，应者寥寥，诸郡多留兵不发，所发之兵也相继逃亡。虽屡斩叛军者示众，怎奈大势已去，至七月，应召之兵仍失期不至，于是炀帝驻军辽西怀远【今辽宁北镇】，隔辽河相望，不敢冒进。还是大将来护儿率兵从海路至比奢城击破高丽，兵临平壤城下。如此看来，所谓“百道俱进”的铺天盖地的大军已成泡影，只一支精兵便能奏效。高丽王元亦久战疲惫，难以支持，遣子乞降。炀帝大悦，令来护儿随即撤军，八月班师回朝。可当他回长安诏令高丽王入朝时，对方竟不加理会。炀帝又怒，复敕将帅严装，拟四征高丽。可此时烽火已遍及隋境，有心而无力了，隋已至穷途末路。

大业十二年【616年】，隋炀帝于乱世之际，再巡江都。当年刀兵四起，隋之天下已摇摇欲坠，臣子上书极谏，皆不欲行。可炀帝一意孤行，将极谏的建节尉任宗于朝堂杖杀；奉信郎崔民象、王爱仁等上表谏阻，尽被处死。

因龙舟水殿于杨玄感起兵时被烧毁，炀帝复令江都造新船千艘，且更为阔大美观。巡行之前，他又下令“毗陵【今常州】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数万人，于郡东南起宫苑。周围十二里，内为十六离宫，大抵仿东都西苑之制，而绮丽过之，又欲筑宫于会稽”【《资治通鉴》卷183《隋纪七》】。

此次三巡江都，已今非昔比，有如逃难了。似有放弃西京、退保江都之意。

在江都，炀帝愈加昏庸，地方官谒见，他只问礼饷丰薄，“丰则超迁丞、守，薄则卒从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献上铜镜屏风，并“简阅江淮民间美女献之，由是益得宠”，旋即升为江都通守。于是乎，郡县官吏竞为刻剥，以充贡献争宠，黎民百姓则深受其害，乃至煮土为食或自相食之。为了稳定军心，支撑其靡烂的却将要倾覆的暴政皇权，炀帝还下令“括江都人女寡妇，以配从兵”。

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挽回其穷途末路的到来。四海之内，锋镝雨集，膏血川流，民怨沸腾，烽烟烛灭。尽管运河仍川流不息，可龙舟倾覆，甲兵星散，殿阁为墟，所谓“兵不足以为强，险不足以为固，天子之位不足以为尊”，新建的宫苑尚未筑成，炀帝来江都一年又8个月后，被缢死于此，结束了他的一生。

功与罪

一个活在1400余年前的人，纵然是皇帝，我们也只能在史书中去了解他了。可史书也是人写的，除正史之外，野史、传说以及传奇小说也描绘出他的形象，众说纷纭。正史也难免偏颇之论，野史及小说的虚构却流传甚广，有时却歪曲了其本来面目。看其人，恐怕只能以可靠的史实为据。据《隋书》零落的描绘，隋炀帝名杨广，又名英，小名阿GFEA6。幼时姿仪俊美，聪慧敏捷，极受文帝杨坚和其母独孤氏钟爱，为杨坚次子。隋朝开国时杨广13岁，被封为晋王，拜为柱国、并州总管。不久，拜武卫大将军，进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

杨广痴迷文学，能写出佳诗妙文。其举止端庄，城府深沉，颇有王者之风，被朝野看好。据称，隋文帝曾请著名相师于暗中为诸皇子看相，相师来和言：“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或许正是这句话打动了文帝，给其暗示，才有了废太子复立杨广的后事吧。

年幼的杨广颇收敛。打猎遇雨，他拒披油衣，与士卒同被雨淋。文帝去看他，见其乐器弦断蒙尘，则认定此儿不好声色，心中亦喜。其间杨广被称为有德之人，“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如此情形，他羁束压抑自己，屈服于道德、文化的规范，若非胸有大志，阳奉阴违，便是为天降大任而克服私欲，严于律己。杨广真正广受推重且名闻天下，是在平陈统天下于隋的战争中，他被文帝任命为三大行军元帅之一。他恩威并重，兵不血刃而受降门城；下令将陈朝民愤极大的五奸臣正法。同时封存了陈之府库，丝毫不取。这使他声名大振，“天下称贤”。此后，陈之余属豪强再度造反割据，杨广再临江都，任扬州总管，负责剿抚，坐镇江都，由此，扬州成为他的“龙兴”之地。

杨广遭非议最多之处，是他对太子杨勇的取而代之。对此，杨广确竭尽心力，且不择手段。立太子自然以嫡长制为原则，然功勋制也是一种补偿原则。杨广既已“天下称贤”，且平陈功高，于是杨广对太子步步紧逼至绝地，最终取而代之。再则，杨勇性格放荡不羁，奢侈不改，张乐受贺越礼，又不听劝诫，无作为，已日益失宠。杨广则深谋远虑，派亲近宇文述带金宝入京，拉拢权臣杨素、杨约，多次与约饮酒“共博”，每次皆故意将财宝输光，待言谢时则称为“晋王之赐”，说明夺嫡之意。由此，靠心腹联络更多权臣，“私赂东宫幸臣姬威”刺探太子情报，稳定江南，取南北名流支持，巧取人心，于是内外形成一股“废勇立广”的较强的力量。

杨广知皇后之言，上无不用。他消息灵通，凡父母派人考察都能有效应付。他“姬妾但备员数，唯共萧妃居处”，“后庭有子皆不育”，使母后“由是薄勇，愈称晋王德行”。且父母派来晋王府的人，杨广无论贵贱，都与萧妃亲迎，并热情款待，“申以厚礼”。致使往来的仆婢，“无不称其仁孝”。而杨广每次上朝，“车马侍从，皆为俭素，敬接朝臣，礼极卑屈”，使其在父母、朝臣心中“声名籍甚，冠于诸王”。父母亲来考察，所见侍者是穿着俭朴的老丑，连屏帐亦缣素，乐器亦仍弦断蒙尘，让吝啬俭朴的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终在600年杨广再次取得北逐突厥的军功后，废勇立广，文帝亲宣杨勇“建春宫”、“近小人”、“迁奸佞”、“乱天下”的大罪，废为庶人。重立杨广为太子。

按韩隆福教授的说法：杨广夺嫡成功，凭借的是其“南平吴会，北却匈奴”维护国家统一的实力和功劳；治理并州与江南的政绩，以及亲信集团的努力，利用了关陇集团的内部矛盾，取得了后宫和朝廷的支持，加上父母的钟爱和考察，杨素等的权谋，在政治、军事、舆论、策略的较量中，日益显出越来越大的优势，最后击败了杨勇，取代了东宫，坐上了太子宝座。我觉得此说合乎实际，是中肯之论。

杨广更不可饶恕的罪行是“弑父”。关于隋文帝之死，唐初官修的《隋书》并未坐实，记载比较隐晦和极为简略。其中记载最详的《隋书·后妃·宣华夫人传》并没有所传被张衡毒杀的记录。《隋书》中所有与文帝之死有关的传文，都没有炀帝弑君的明确记载，且疑点颇多，多重复了杨广调戏陈夫人的桃色信息。后来，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综合了《隋书》各传的说法，仍说“中外颇有异议”。只是胡三省注才将“异议”注为“此上叙帝所以见弑”便真成了“弑父”了，可据《隋书·高祖纪下》记载：“秋七月已未【初一】曰青无光，八日乃复。己亥【初五】，以大将军段文振为云州总管。甲辰【初十】，以上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丁未【十三日】，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下面是“遗诏曰”。这里已将文帝病死的事实说得颇为清楚。即使真有“弑君”之事，袁刚教授也认为：仁寿末年，“废勇立广”的斗争达到水火不容之时，“杨广被迫自卫，由卫宫走向夺位，在隋文帝态度发生转变的关键时刻，肆行弑逆，冒天下之大不韪，乃是势所必然之事”。

仁寿宫变，被废为庶人而文帝死前又欲重立的前太子杨勇被杀。而拥有52州，几十万军队的汉王杨谅兵变。然而，“君臣位定，逆顺势殊，纵有士马精兵，人心已是劣势”，故杨谅所辖52州从者只有19州，其中亦有反对者。杨谅从起兵叛乱之日起，三四十万军队“月余而散”，杨广仅用10余万部队胜之，开创了大业之治的时代。炀帝考虑到自己帝位已定，与杨谅终有兄弟之情，仍“屈法恕谅一死”，以示宽容，将其“除名为民，绝其属籍，竟以幽死”。

对此，韩隆福教授认为：仁寿宫变，是杨广开创大业之治将隋朝推向极盛的关键，是国家之幸。他的任何兄弟为皇，都不可能有如此的才能和气魄。与任何帝王相比，隋炀帝的大业之治，都不比隋文帝的开皇之治或唐太宗的贞观之治逊色。其次仁寿宫变既稳定了杨广的地位，也避免了统一国家的分裂，亦避免了人民再遭血雨腥风的灾难。再则，杨广宫变为皇，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带有明显的进步倾向。

据史书载，隋疆域之阔超于秦汉；国之财富亦为历代所不能及；开运河更是史无前例，造万世之福；立刑律，施政法，简机构；创科举，选贤能……曾一度将隋推向极盛之巅。诚然二世短命，隋亡而法末亡，为整个封建社会制度打下了久远的根基。

就我看来，隋炀帝最大的功绩是开凿堪称旷世之举的大运河。或可称之为大业之治的具体实施。运河是隋之血脉，亦是后世王朝得以延续的血脉。如果说黄河、长江哺育了中华民族，那纵横交错的运河则是细密的血管，七经八脉，给了整个民族以生机和活力。这样世界难以逾越的伟大工程和长城一样，成为中国的重要标志，并将继续造福中国人以千秋万代。

对隋而言，大运河可称得上是一条生命线。它解决了“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的问题；强化了以东都为中心的南北东西通畅无阻的有效控制，其政治与经济联系；是维护一个大帝国统一、国富兵强的有力保证，且河道的开通直接给农业带来灌溉之利。运河流经之处皆农业发达的地域，春秋时吴国常常是“禾稼登熟”，吴曾一次借给越国粮食达万石之多，古运河开凿的同时，两岸塘浦田的建设几乎是同步而行，即在平原低地开沟渠，筑成“横塘纵浦”，周高中低的稻田。于是，耕作技术逐步改进提高，塘中禽飞鱼跃，鸡陂、牛宫、鸭城、鱼城遍及两岸，且规模之大，养育之丰，令人叹为观止。

运河的开通，还促进了物资交流与商业的繁荣，同时促进了造船、纺织业及手工业的发展。一些港口由于水运的通达，成为繁荣的市镇，并逐渐孕育、生长、兴盛了一批沿河的重要城市。而南北文化的交流，对形成整个民族文化相互滋养、渗透与互补，亦起到了重要作用……于是，春秋时百家争鸣的私学随着河流传遍了大江南北；孔子整理的《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典籍，以及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亦大有普及之势；有了吴人言偃跨江越河，至孔子门下受业。言子曾回故乡吴地传孔子之道，使儒学南渐。子贡、澹台灭明等人亦游历江南，后者隐居江南吴都湖边，有弟子300余人，授徒讲学，并终老于此。其时，道家之说地得到相应传播，范蠡就曾与越王详细讨论过“道”的问题。此外，墨子的“兼爱”、“尚贤”、节用，反对战争争夺与铺张浪费，亦在吴越产生过重大影响。

齐人孙武曾在吴地著《孙子兵法》，其中关于吴国水战的实例，应与吴水运的开发有直接关系。其他诸如吴之天文学，吴地歌舞、音乐、气功、饮食、铜铁的冶炼技术等，亦流播全国各地。委婉、细腻的吴歌。吴发明的笙、箫、笛管；中原的青铜雕绘艺术、医药学等，亦相互交流，使中华文明于南来北往。纵横交错中浑然一体……

对于“开万世之利”的大运河的开凿，旧史家贬意居多。说隋炀帝开运河只是“为了游玩”，隋炀帝一登上宝位，就开始了穷奢极欲的腐化生活，开运河“导致生产停滞”，“严重破坏生产力”，“劳民伤财破坏生产”等等。这种论调不仅可笑，甚至违背了常识。《隋书》主撰魏征是炀帝同时代人，由于隋之基业短暂，因而，尽管修书目的是以隋为鉴，本有贬炀帝颂大唐的倾向。但还保存了不少史实，其内容应当是可信的。据《隋书·炀帝纪》《食货志》等记载，炀帝登基后曾几次大赦天下、免除妇女课税，“男子以二十二岁成丁”。通济渠开凿完工后，“赦江淮以南。扬州给复十年，旧总管内给复三年”。大业二年【606年】又“大赦，免天下今年租税”。大业三年【607年】，又“大赦天下，关内给复三年”。大业四年【608年】修永济渠、筑长城，又“大赦天下”，炀帝“车驾所经郡县，免一年租调”，“诏免长城役者一年租赋”。大业五年【609年】，“诏天下均田”，“陇右诸郡，给复一年”。炀帝“行经之所，给复三年”。从《隋书》记载中可以看出，从大业元年到五年，炀帝虽先后征丁300余万人开凿运河，工程之大，费力之多可以想见，死伤恐也难免，但五年之中年年大赦，减免租赋，应当说还是考虑了民之生息，将养，并让耕者有其田，于那个年代，便已有了“土地改革”了。

也就是在大运河基本贯通之后的大业五年，炀帝降服西突厥，平定吐谷浑，在新疆，青海设置郡县，建立了远远超过秦汉的广大疆域，正如《隋书·地理志》所言：“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威，极于此也。”正是大运河的开凿使隋人均耕地达120亩，运河本身亦是隋极盛之年的重要内涵之一，至于中唐杜佑所撰的《通典》，言开凿运河的河丁“死伤大半”连《隋书》也未记载，该是不实之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甚至将野史、笔记小说中的描述也纳入史实，便更不足为训了。

唐人小说《开河记》说炀帝开凿运河的初衷是为了“凿穿王气”。明清小说中的《隋炀帝艳史》、《隋唐演义》、《说唐》之中，亦将炀帝开运河说成是为了下扬州看琼花，玩美女。那种荒诞不经的虚构故事，类似如今“地摊文学”的“艳史”之类，在说书人的口中广泛流传，在黎民百姓中影响深远。其实，琼花在宋代才出现，炀帝时根本没有琼花。文学中的虚构，夸张与传说代替了正史，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一个人坏事做多了，就会将其所做的好事也完全抵消和抹杀。

唐、宋时，也有人对炀帝开河有公正评价。唐代诗人皮日休所作《GFBC6河怀古》曾写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虽也摆及了龙舟豪奢之事，但治水功可与大禹堪比，该是公允之论。唐代另一诗人许裳的《GFBC6河十二韵》亦云：“百年开GFBC6水，元应别有由。或兼通楚塞，宁独为扬州！”亦为免去偏颇之论。而宋人卢襄也认为炀帝开河之举“盖有害于一时，而利于千百载之下哉”。

文物保护专家罗哲文先生曾著文研究中国和世界古代最伟大工程长城与运河的价值。他说，对隋炀帝责骂的典型语句出自李密的檄文：“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而李密恰恰是一个先反隋后瓦解瓦岗寨，再后又投降唐朝，最后又谋反被杀的反复无常的人，其评价人物的公正性可想而知。从史实来看，隋炀帝的大业之治前五年所取得秦汉亦无法比拟的辉煌业绩，盛极一时，本身已证明了其并非只是个只知玩乐的无道昏君，他曾开辟了中国的一个全盛时代，纵然只如历史中的流星闪烁，虽即寂灭，可光亮是深刻的，仍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然而，龙舟水殿所留下的豪奢确也惊人，从登基起便开始营造的离宫别馆及一处又一处华美的宫殿，直到死时尚未造完。不知道浪费了多少人力资财。大业六年之后的衰败，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大势已去的糜烂朽腐，以杀戮遮其过等，让他真正成了昏君与暴君。

炀帝气魄宏大，无论开河、兴兵、巡游、造宫殿之类，均无所不用其极，玩儿也玩得大且达极至之境。造显仁宫时，他下令全国贡献草木花果，奇禽异兽，搜罗各处的奇材异石，置于宫中。所筑西苑，于苑中开人工海，阔十余里，海中设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其上遍布亭台楼阁。海北有龙鳞渠注于海中，渠旁建十六院。苑内花木秋冬凋谢，便以绫彩剪叶装饰。池沼中也布满绫制的荷、芸、菱、芡。所建迷楼更是“千门万牖，上下金碧”，“工巧之极，自古无有也”。

大业五年之后，盛极的隋朝如充分利用运河贯通之后的有利条件，不折腾，轻徭薄赋，与民多修养之机，除奸佞，灭肖小，使上下内外统一，则必将成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健的大帝国。

可隋之亡，便亡在“甲兵屡动，徭役不息”。炀帝三征高丽，倾举国之兵，只为高丽王对其俯首称臣，既不掠城，也不灭国，似乎只为出一口恶气。如此轻率用兵，最终只得到一个口头诈降，却亡了自己。百姓是反对征辽之役的。“转输不息，徭役无期”，已造成“耕稼失时，田畴多荒”，“人饥相食，邑落为墟”的荒凉败象，“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其时，太史令庾质曾力谏：“此岁伐辽，民实劳弊，陛下宜镇抚关内，使百姓尽力农桑，三五年间，四海稍丰实，然后巡省，于事为宜。”对此直言，炀帝竟全然不顾，致使“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

大业七年首伐高丽时，山东、河南发大水，漂没三十余郡。大规模的反隋起义就此爆发，反徭役、兵役，称“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一些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投奔义军，烽火四起，渐成燎原之势。

炀帝不顾人民死活，三征高丽致使官逼民反，朝臣中怀有异志者遂乘机火中取栗，于是乎众叛亲离，炀帝陷入绝境。炀帝无视民之艰难，而隋之富，汉唐之盛未之逮也，却未用之于民，最后倒成了李密反隋之资。大业十三年，李密策划瓦岗军攻占了隋最大粮仓兴洛仓，开仓济民，恣民所取，得到热烈拥护。隋用自己积累的几十年也用不完的粮食助人灭了自己。正如王船山所言：“聚钱布金银于上者，其民贫，其国危；聚五谷于上者，其民死，其国速亡。”

隋之遗产

据胡如雷统计，隋末乱世之中农民起义共120余起，而地主豪强起兵也达60余起，为历代所罕见，可见隋之内部矛盾是何等突出，如此纷乱之际，水火难容，宫苑之内又分崩离析，各怀异志，隋安能不亡。

当李渊的关陇贵族集团于纷乱中潜结英俊，密召豪友，于静观中培置势力，攻克长安扶炀帝之孙杨侑为傀儡皇帝，炀帝死后，杨侑“禅让”，李渊继位，国号称唐，便顺理成章地当了皇帝。

唐朝建立，遂对官僚地主及农民起义武装采取了镇压和分化瓦解的方式，逐一加以铲除，此如王船山所言，斯时“白骨邱积于郊原，孤寡流离于林谷，天下之毒痛又不在独夫而在群盗矣。唐之为余民争生死以规取天下者，夺之于群盗，非夺之于隋也”。“隋已无君，关东无尺寸之地为隋所有，于是高祖名正言顺，荡夷群雄，以拯百姓于凶危，而人得主以宁其妇子，则其视杨玄感、李密之背君父以反戈者，顺逆之分，相去悬绝矣。应当说，唐取天下固然靠自己的实力，但颇顾忌名分，起兵的时机亦恰到好处，在舆论上做得“名正言顺”而无大逆不道之嫌，即使继帝位亦为“让贤”，可见李渊的深思熟虑及其政治智慧。而“荡夷群雄”也确救民于水火之中，故唐之兴盛，亦在情理之中。

隋基业短暂，二世而亡，但隋却为历代的统治者及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宝贵遗产。其最为丰厚的遗产，便是炀帝开凿的大运河。

新朝初始，百废待兴。《新唐书》卷53《食货志》云：“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尽管隋末之乱江淮也曾遭战争洗劫，但与北方相较其害较轻。大运河为炀帝所奠定的基业，加以修整，令唐“渔翁得利”，给了其充足的实惠。故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说：“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皮日休在《皮子文薮》卷4《汴河铭》中亦指出：“隋之疏淇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亦如李敬方《汴河直进船》诗云：“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

其实，不仅唐朝前期，整个唐代基业，“军国大计，皆仰于江淮”【《权载之文集》卷47】。安史之乱后，“国之赋税，出自江南者十之八九”，到韩愈时，“江南田赋已占全国田赋总数十分之九”【《历史年鉴》第4卷】。北宋以开封为都，“国之根本，仰给东南”【《宋史·范祖禹传》】。金兵入侵中原，大宋南迁定都杭州，靠江南之富庶，南宋的半壁江山竟维持了200年。其时，大运河的舟楫灌溉之利充分发挥，致使南宋“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宋史·安焘传》】。工商贸易亦极为发达，杭州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与国家银行“交子务”，杭州已成百万以上人口名扬世界的大都市。其时江淮各地，10万以上人口的商贸城市就达40多个，南宋的外贸收入已有200万缗。指南针亦已用于航海，并与50多个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商贸关系。至元代，杭州到大都【北京】1700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对古运河进一步修改取直，亦是财政赋役“无不仰给予江南”的反映。至于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首在江南发展，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以及清100多年康熙乾盛世的出现，都和这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清初学者顾炎武著书时，亦引明人于慎行《谷山笔尘》评价杨广开河一事称：“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者矣。”

即使在今天，古运河尤其是江南运河，仍旧船来舟往，人们仍旧延续着享受古运河带来的福荫与便利。目前国家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亦有江南之水滋泽着干旱的北方。水是生命的源头，是人类文明之母。临水而居的人类繁衍生息，人类社会的产生，文明的演进，皆沿江河湖海而展开。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的尼罗河文明，古巴比伦的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文明，古印度的恒河文明，以及中国的黄河——长江文明，皆为河流文明。而古运河，成为连接黄河、长江文明的纽带，加快了其交流与融合，促进了伟大的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其连通的大海亦使中华文明与世界文化的循环互利的交融，相互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文明是物质财富、思想文化和制度方式的综合体现，是各国、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学习、逐步提高和不断进步的结果，是知识、经验的积累和延续。而交通运输，则是不同区域、不同民族间交流的重要前提。

就运河而言，其逐渐成为封建王朝的生命线，运河的“畅通与滞塞，都足以影响到国运的兴隆和衰替”，已是不争的事实。其经济作用，亦有目共睹。而在习俗、信仰、价值观念的逐渐趋同，人文荟萃，青史留名的名流大家，更是比比皆是。马可波罗、利玛窦、普哈丁等均先后造访大运河；鉴真和尚七次东渡由此起步，《清明上河图》更是汴京繁华及汴河风光的生动写照，乾隆五下江南多经此线路，……大运河滔滔不息的流波，亦孕育、生长出一片丰富且独特的文化传统。

隋为后世所留丰厚遗产，除大运河之外，还留下了隋末触目惊心的起义兵乱，及二世而亡的深刻历史教训。正是目睹且经历了隋之覆亡的前朝之鉴，致使唐太宗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才有了居安思危，以“先存百姓为本”，“去奢省费，轻徭薄赋”【《资治通鉴》】，与民养息的一系列政策，致使经济发展，四海升平，人民安居乐业，为唐的繁荣昌盛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隋为后世帝王所留下的遗产，还有“行之千年而不GFEA1”的皇帝之服色，所谓“定黄为上服之尊迄今不GFEA1”。这是历代史书所不载，孔、孟未言，独清代大学者王夫之所发现。隋之前的帝王，“夏尚玄、殷尚白、周尚赤。”“而周之冕服，上玄而下GFBC7”，理无定。而“开皇元年，隋主服黄，定黄为上服之尊，建为永制”。黄色“明而不炫，韫而不幽，居青赤白黑之间而不过，尊之以为事天临民之服可矣，迄于今莫之能GFEA1”。由此看来，千年以来的历代帝王，身加黄袍，身上都留有隋文帝的影子。

从隋始，施行千余年的法律，也始于隋代。王船山云：“今之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政之泽远矣。千余年间，非无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淫虐，法定故也”。汉文帝时，不復用肉刑，已见文帝之仁，然汉之刑亦多制约，故五朝以来，亦有惨烈的兽食之刑。后来亦有定死刑为“磬、绞、斩、枭、磔”五种，都因为汉代法之不定所致。至隋，则死刑只定为两种，绞或斩。“并改鞭为杖，改杖为笞。非谋反大逆无族刑。重至于今，所承用者，皆隋之制也。”隋将死刑简化，除去极为残酷的“凌迟”等方式，并传之久远，确是“政之泽远矣”。刑极于死而止，所谓止恶、惩罪，不得已而为之。大恶者，不杀其恶不止，杀之以绝其恶，故此为生道杀人。而死法过于残酷，实无益于风化，恐怖施于人，于人无益。故夫之称，隋之律，“以启唐二百余年承平之运”，并承续于各代，此也可视为隋所遗的“德政”之一吧。

隋之政权体制，亦有自己的创建。周代设六卿各司其职，上由天子直管六卿。可当时治教政刑，虽颁典自王，但各诸侯国自行于内，不为六卿所管，故政简。可秦一统天下之后，面对诸多的繁难国事，揽九州于一握，六卿之上，必须有佐天子以总理之者，故增设宰相之职。可相臣一人而代天子，则权力过于集中，加之事务极其冗繁，不利于治。而多置宰相，又可能产生互相推诿，责不专一，以及意见不一相互阻挠、拆台的弊病。隋之立法，设二僕射，两人皆为相，以两省分宰相之权限，各统三卿，而天子统二僕射。六卿依旧统庶司。此有条不紊，由小而至大，由众而至寡，由繁而至简。用王夫之所言，称其为“亦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以尽天下之至GFEA7”也。隋之独有的治法之善，以居要而治详，“不可以文帝非圣作之主而废之也”。事实上，设左、右丞相亦为后世君王所沿用。

隋沿着运河之岸建诸多粮仓，及时递运，与运粮转漕，何者有利？恐怕要视具体情况而言，其因时因地而各宜，不能一概而论。所谓递运，即每年轮换上年所储之粮，徐徐递旧而补新，源源相因，对农民而言GFEA1粮入仓，而仓储无期会促迫之苦，按所需调运，从容不迫，虽无近功，却能经久而行远。故隋沿河置仓递运之法，唐、宋均沿用，所以船山云：“隋无德而有政，故不能守天下而固可一天下。以立法而施及唐、宋，盖隋亡而法不亡也。”

隋代对中国历代皇朝影响尤为深远的举措，是隋炀帝首创的科举制度。文帝在位时就曾令各郡县举荐人才，委以责任。大业二年，“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唐会要·制举科》】。刘肃《大唐新语》称炀帝“置明【经】进【士】科”，开始了采用“试策”考试取仕的科举选官制；杜佑的《通典·选举典》亦言“炀帝始建进士科”，确立了逐级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从此做官不凭门第，不再豪门世袭，全凭考试，以才德取人，打破了门阀家世对仕途的垄断，形成了较为公平的竞争机制，也给具有真才实学的下层知识分子及穷困书生，提供了一条求学、应试、做官的进取之路。隋文帝时，江南人才入仕为官者寥寥，炀帝的科举制则给江南士子铺出上进的台阶，举明经、进士科，“试策”以及试诗赋，使久习经学、偏重诗赋的江南才子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诸多学子通过应试而登堂入室，进入高层统治者的行列。据《新唐书·选举制上》载，“唐制，取进士之科，多因隋旧”。武则天首创密封卷，也只是炀帝科举制的完善。想来后世历代著书立说之辈，他们无视公允，只知斥骂炀帝、称其十恶不赦，不知想没想到，其进士及第之时，仍受炀帝首创的科举制之赐。而炀帝之注重人才的选拔，不止科举一途。他认为四海之内必有“奇秀”，且人才“不必全备”，只要“一艺可取”则予以“采录”，“随才升擢”，“唯有功勋乃得赐封”。这种不拘一格任人才的取仕任用方式，今天看来也有其意义。

隋炀帝亦是位十分注重教育、注重文化积累的帝王。炀帝即位后，统一了南北经学，作为其统治的教化之用。魏晋之际，南北经学“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之前便有南学超越北学之趋势。其原因，“南朝衣冠礼乐，文采风流”，受北人称羡，“以为正朔所在”；而北人笃守汉儒之学，“本近质朴”，“南人善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加之王朝丧乱，南北儒者北去南来，南北之学已渐交融。炀帝为晋王时，曾在扬州十年，深受江南文化熏陶。他设立尊崇佛、道教的四道场，请名僧主持法事。他又“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上引均为《隋书·儒林传序》】。而隋盛行的《六经》皆为原来江左所用南儒的注本，故“隋之官学大抵操诸南人或南方学者之手”【《中国经学史·隋唐之经学》】形成了南学统一北学的隋代经学。炀帝并颁布“劝学诏”，令各州县兴学育才，国家亦有兴办的学府。615年，杨广又开始编纂经典，集120位官员整理，编修各类著作，去伪存真、精心遴选，成集31部17000余卷。又令柳顾言等，依类别排列修订，删除杂乱、重复部分，将西京【长安】嘉则殿原有藏书37万卷精选为钦定本37000卷，藏于东都修文殿，并抄副本50部，分三等，分置两都宫中及各院、部、署。正本依炀帝之好，装帧华贵精美。炀帝如此尊重知识与人才，与焚书坑儒的秦皇相比，可谓天渊之别。所存经典，亦为后世留下诸多的精神遗产。据《中国医学史》论证，皇家的“太医署”亦始于隋朝。炀帝是继“六朝”时的经验创办了太医署，为中医的研究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太医署开创时便有相当规模，如主药、医师、药园师、医博士、助教等300余人。第一次绘制了今天中医学界仍在引用的“经穴按摩略图”，并有医学博士巢元方撰著之《诸病源候论》50卷。巢元方是颇有盛名的良医，他据前人的知识与自己的经验，对中国医学进行了总结并有开创性的论述。他的著作分67门，1720论，是疾病分类与鉴别诊断各种病因、病理、症候的医学名著，对后世医学有重要影响。太医署还编纂了《四海类聚方》2600卷，并择其要编制简本300卷。在整理医学典籍上，《隋书·经籍志》言隋有医方256部，4510卷【含兽医、神仙房中】。《旧唐书·经籍志》言唐有医方本草110部，3789卷【含养生、食经】。可知隋38年整理收集的医方，比唐290年还多146部721卷。其实，唐初名医皆来自隋。唐代太医署大体因袭隋制，只取消了按摩和兽医两个专业。而这两个专业倒是不该取消。如今遍及中国城镇的无以计数的按摩者，上溯渊源，都该是隋炀帝开创的太医署的不知多少代的弟子了。

最后我要说及的，隋炀帝还是位十分出色的诗人。他的“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以及“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已成千古名句，那种边塞征战的壮阔场景与寂寥孤绝的意境营造堪称奇妙，至今在有关文章中常被引用。

炀帝诗作在《全隋诗》与《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中仅存40余首，但据《隋书·经籍志》载，他有集55卷，数量远在存诗之上。其时的诗风南柔北刚，亦有浮艳绮靡、质实直白之弊。炀帝之诗却融合了南北诗风之精要，刚柔并济，独树一帜，开了一代诗风。这可能与他本有胡人血统，骨子里便因袭了刚毅勇猛的基因有关。而他又任江都总管10年，并娶后梁的名门闺秀为妻，深受江南文化的影响，喜浮华艳美、清词丽句有关。他的《早渡淮》中的“晴霞转孤屿，锦帆出长圻。潮鱼时跃浪，沙禽鸣欲飞”；以及《夏日临江》中的“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鹭飞林外白，莲开水上红”，《春晚诗》中的“杨叶行将暗，桃花落未稀”，“唯当关塞者，溽露方沾衣”等句，皆为有独到感悟、意境深远，且意象鲜明、感觉敏锐、细微之作。诗将远与近、动与静，苍茫阔大与清丽婉约融于一起，写得情真意切，有声有色，大写意与工笔的描绘简略与精细并存，客观的境象凸显与主体意识的进入浑然一体。而叶片转暗、花落未稀，以及日落江静、云散山空之句，已是具有挽歌气质的沉思，是深化的感受力，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精神视野，所体现的场景本身即为诗的重要元素。而“唯当关塞者，溽露方沾衣”这样直接述说，且重细节的诗句，亦是当前中国新诗所青睐的常有的表达方式。看来，炀帝之诗不仅直接影响了唐诗的发展，有着承前启后的文学史地位，即使在今天，也给了中国新诗以滋养。

从诗体着眼，炀帝的五言十句的《早渡淮》为典型的齐梁山水诗架构。《夏日临江》对仗之工整，以比五言律诗更甚，已近排律。而其所写的乐府诗，尤其是七言与五言交替运用的长短句《纪辽东》，已具有词的意味，已为词的产生准备了条件，故称炀帝之诗为词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亦非妄言。

从炀帝之诗可以看出，其诗的题材多与运河与征战有关。其《泛龙舟》，亦写出“舳舻千里”之豪奢的夸张之句。而他的《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其诗之感觉、变幻的意象堪称绝唱，放在著名的唐诗之中也毫不逊色。也正是炀帝的《春江花月夜》给唐代诗人张若虚以启示，亦写下同题的著名诗作，以孤篇出神入化，传之千古。可就我看来，两首《春江花月夜》各有特色，难分高下，从精短GFEA1记，且具有诗名的版权而言，炀帝之诗恐要胜一筹。

写到这里，我又想到炀帝的大业之治及隋之覆亡。或许，炀帝作为诗人，有恢宏阔大之气度，有奇思异想。诗人的特征亦抵极致之境，GFEA1走极端，且厌陈腐而日求新变。基于此，他才能做出开大运河及除旧布新、开创千古伟业的前无古人的改革与创新，并一度使隋进入秦汉亦无法比拟的全盛时代。也同样基于此，他的三征高丽、不顾一切的极度用兵，被想象中的强大所囿，致使众叛亲离，而葬送了江山和自己。看来，诗人的极端和随意很难当好一个政治家，炀帝的悲剧或许也是亦然。

一个王朝逝去了，炀帝亦死于非命。可诗却留了下来，一些名句直至今天仍旧活着，活在今人的摘引和口中。连同他开创的一切，亦留在史书里。而贯穿中国的大运河，是炀帝写在大地上的史诗，更是他的不朽之作，川流之水仍以不息的声韵，诉说着过去和未来……

【韩作荣：曾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