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

江苏的水文环境

江苏的地势很平坦，是地势最低平的省份。如果中国是一个大斜坡，有许多级台阶构成，江苏基本上处在最下面的那级台阶上。中国的地势是西高东低，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多米，越往东越低平。位于西南的成都平原仰望西方，会觉得自己是块很低的洼地，它的平均海拔只有500米，不过与更低洼的东部江苏相比，成都平原简直就像是搁在摩天大楼的天台上。目前世界最高的大楼是台湾的101大厦，高509米，正好相当于成都平原的海拔高度，相对于高高在上的成都人，江苏给人的印象是住在底楼，最矮的那就是住地下室了。

江苏平原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三分之二，比例之大，在全国占第一位。徐淮平原，里下河平原，滨海平原，长江三角洲平原，这些平原的海拔都在50米之下，其中半数以上是在5米之下。不要说很难与西部的高原相比，比较东北平原的海拔200米之下，华北平原的海拔100米之下，海拔5米之下仍然是个很低的数字。长江三角洲的某些区域，苏北的沿海地区，平均海拔都在两米以下，最低处是苏北射阳河沿岸，平均只有0.6米。

研究表明，近3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总体上升了9厘米，其中，天津沿岸上升最快，为20厘米，上海次之，为12厘米，辽宁山东浙江都超过了10厘米，福建广东较低，为5到6厘米。总体趋势为“北高南低”，天津沿岸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上升较快，福建和广东沿岸上升较缓。根据预测，未来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剧，与2000年相比，2050年中国沿海海平面将上升13到22厘米。如果环境问题得不到改善，全球持续变暖，水平面不断升高，海水倒灌，在中国版图上，最先消失的很可能就是江苏。

江苏境内没有大山，只有一些很矮的小山，还有为数不多的丘陵，大都集中在北部和西南，约占江苏总面积的14.3％，比例之小，在中国也是第一位。江苏的地貌大势是南北高中间低，像一个倒放着的马鞍，最高的山在连云港，是黄海之滨的云台山主峰玉女峰，海拔625米。考虑到大多数的山峰海拔都不高，云台山基本上就是江苏的喜马拉雅山了。位于西南部的宜兴，也可以戏称为江苏的青藏高原，此地与安徽和浙江交界，是低山和丘陵地区，山体均作东西向延伸，绝对高度在500米以上，最高峰为黄塔顶，海拔611.5米。

我们已经说过，在地理方面，江苏有两个数据值得注意，平原面积所占比例全国第一，低山丘陵面积所占比例全国倒数第一，喜欢登山运动的人显然不太适合到此地来玩。除了低平山少之外，江苏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水乡泽国。中国有“五大淡水湖”，江苏占了两个，分别是太湖和洪泽湖。江苏共有河道2900余条，湖泊近300个，河湖众多水网密布，长江横穿境内大约400多公里，大运河纵贯境内大约690公里。江苏的内陆水域面积达1.7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16.9％，是全国内陆水域所占比例最大的省份。

内陆水域面积大于低山丘陵面积，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特例。除了江苏，其他省份都是山区面积大于内陆水域面积。在全球水资源越来越吃紧的大背景下，江苏的丰富水域面积是一份非常宝贵的财产。江苏的主要河流和湖泊，分别属于沂沭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京杭大运河和苏北灌溉总渠等人工挖掘的河道，将全省的主要河流湖泊连接成一个完整的水道系统，这不但方便了排灌和航运，而且是很好的水上旅游活动资源。

换句话说，只要旅游者乐意，你可以坐船周游江苏，饱览沿途的秀丽风光。水路四通八达，这是江苏的奇异景观，长江淮河苏北灌溉总渠沟通东西，大运河连接南北，多年以来，它们一直是江苏境内最重要的交通动脉。江苏不太适合游山，却非常适合玩水，只要旅游者乐意，你可以像当年的康熙和乾隆一样，坐船观光江苏的绝大多数城市，你可以游览南京的秦淮河，游览徐州的奎河，浏览南通的濠河，还可以沿着大运河及其附属水道，周游苏州、无锡、常州，欣赏扬州、镇江，见识淮安、宿迁。

江苏的锦绣文章，离开不了一个水字。水上的文章做好，江苏便是前程似锦。由于西部高东面低，江苏的很多地方，譬如广大的里下河地区，完全可以利用水位落差，进行自流灌溉。这好比到处都安装了巨大的自来水龙头，需要用水的时候，只要把开关拧开就行。源源不断的水源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命根，而且是相当一部分工业生产的必要条件。从种植业看，每公顷农作物生长期内的用水，小麦是23至34吨，棉花是22至27吨，甜菜是31至40吨，而水稻必须是在水田里才能生长。从畜牧业看，生产1千克牛肉需耗水31.5吨。从工业看，生产1吨钢需耗水20至40吨，1吨纸需耗水200至400吨，1吨人造纤维需耗水1200至1800吨，生产1吨合成橡胶的需水量竟高达2.75万吨。

江苏东临黄海，有954公里的海岸线，隔海与韩国朝鲜和日本相望。然而在这漫长的海岸线上，更多的是滩涂，真正适合建造深海码头的地方并不多。好在长江江苏段是深水航道，海船可以沿着长江一直进入江苏腹地，南京以下可终年通航万吨级的船舶，十分方便开展远洋和江海直达运输业务。

江苏在习惯上分成江南江北两大块，这是以长江为界。江北又可以继续划分，分成苏中和苏北，大致是以淮河为界。很显然，它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多样性。

实际上，苏南最初只是一个行政概念，50年代初，江苏分别设置了苏南行政公署和苏北行政公署。没有几年，行政公署被撤消，苏南苏北的称呼被继续沿用，它基本上也就是个地理概念，所谓苏南，意味着大家都位于长江的南部。在苏南这个称呼出现之前，更传统的叫法是江南和江北。

江南的5个省辖市呈线状，由西向东，沿沪宁线依次排开，他们分别是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虽然同属江南，西端的宁镇和东端的苏锡常有着许多不同，在苏锡常的老百姓看来，南京镇江差不多就是苏北，在当地尤其是农村随便找一个人询问，很可能就会弄错近邻镇江和南京的位置，会想当然地觉得它们应该是在江北。这显然与方言有关，宁镇和苏锡常虽是邻居，却分别属于不同的方言区。吴方言区的苏锡常在经济上比较发达，特别是进入明清以后，此地已成为名满天下的鱼米之乡，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粮食基地，对历代皇家粮库的供应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一阔难免会变脸，感觉难免会良好，看人的眼光立刻不太一样，这当然也包括属于同一方言系统的上海人和浙江人，在他们不屑的眼神里，凡是吴语之外的人都是“江北人”。

“苏湖熟，天下足”，说的就是苏锡常这个区域。这个区域丰收了，饥肠辘辘的中国人就不会再挨饿。这里也是长江三角洲最富庶的黄金地段，人口密度之大，既是中国之首，也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因为人多地少，向来有精耕细作的传统。多少年来，苏南一直享受着“鱼米之乡”的优越，并引以为自豪，很多人更相信它与繁体字的“苏”有关，因为在草字头下面，分别有一个“禾”和“鱼”，所谓天意合成是也。这其实是拆字先生经常干的勾当，是典型的望文生义，文字学家并不赞成这种观点，“苏”的本意只是一种草本植物，“鱼禾”之解完全是想当然的附会。

富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传统，需要时间的积累，绝不能一蹴而就。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可持续增长非常重要，富庶说到底也还是一种文化，仅仅是着急解决不了贫穷问题。苏南已经有很漫长的富庶历史，在不同的时期，有着经营传统的苏南人更善于抓住机遇。今天，鱼米之乡的美誉，正在成为一段逝去的历史。苏南显然已经不在乎把这顶戴了千年之久的桂冠，拱手送给江岸对面正在崛起，相比较而言还有些贫穷的苏北兄弟。在如何发家致富这一点上，聪明的苏南人总是走在观念保守的苏北人前面。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彻底颠覆了苏南人引以为自豪的农耕传统。新的“苏南模式”从乡镇企业起步，经过大胆甚至有些出格的招商引资，正把这里逐渐改变成世界工厂。

经过这些年骤变，田园牧歌似的江南生活早已不复存在，农业社会正迅速向工业社会转变，苏南板块按照人口划分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60%，正快速逼近工业化国家标准。很显然，对于苏南来说，世界工厂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也许在继续富庶的道路上，这是一道必须经过的门槛，而且注定会有令人满意的，但是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农业土地流失等等问题，将有可能困扰和影响苏南人民未来的生活质量。

历史上的江北曾经比江南更富裕，今天富得流油的太湖流域，当它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沼泽时，江北的开发早已初具规模。以先天条件而论，江北的苏中和苏南一样，同属于长江三角洲，完全可以成为经济富庶地区，但是事实却如大家知道的那样，要贫穷很多，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经济水平。资料显示，江苏13个地市中，苏北的经济更差，宿迁，徐州，连云港，加上淮安和盐城五市，总面积超过江苏全省的一半，人口数量是全省的五分之二，GDP总量只占全省的五分之一，人均GDP还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

造成这种巨大差异的历史原因首先是人祸，天造孽犹可挽救，人造孽往往不可收拾。都说黄河是条母亲河，没有她就没有中华民族，没有她也谈不上五千年的中华文化。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黄河中的滚滚泥沙，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大片黄金一样的土地，一方面也带来了无尽的灾难。黄河仿佛是一位处于更年期的不安分女子，到日子就要泛滥成灾。自古以来，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黄河下游像一条巨龙尾巴那样随意地甩来甩去，一直是在河北平原上决徙改道，每次改道都给当地老百姓带来灭顶之灾。黄河是一条纯北方的河流，本来与江苏没有任何关系，毕竟中间还隔着偌大的一个山东，到了1128年，南宋的东京留守司杜充为了阻止金兵南下，在今河南滑县西南扒开了河堤，结果黄河从此改道，经过豫东鲁西南，汇入泗水，最后再注入淮河，开始势不可挡地涌入江苏境内。

黄河改道给苏北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横贯江苏境内的淮河原本是一条很清澈的河流，在这之前，辽阔的江淮平原很少有什么大的水灾，可是自从黄河因为人祸蛮不讲理地闯了进来，平静的一个苏北从此不得安宁。可以这么说，黄河改道之前，江南和江北的经济状况虽然有些差异，基本上还能算是同步，改道进入苏北之后，江淮平原的经济立刻一落千丈。黄河在江苏境内横行了700多年，在1855年才再次改道山东入海，它所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已经不可逆转。

在人为造成祸害上，必须一提的还有明朝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所谓“筑堤束水”，就是把堤坝尽可能地修高。这是个确保漕运的治水方针，它不仅没有丝毫改变江苏境内的黄河水患，反而使得河床越来越高，结果造成高悬在老百姓头上的黄淮之水，随时都有可能决口为灾。当时徐州至淮阴的运河和黄河已成为同一条水道，为了确保大运河的畅通，确保每年数百万石的粮食和进贡物资安全抵达京城，这段河道成为一条高架在空中的天河，成为当时黄河最危险的一段。

看一下南宋之前中国地图就会知道，历史上的洪泽湖远不像今天这样浩浩荡荡，它有幸能够排名中国第四大淡水湖泊，完全是因为人工的缘故。为了抬高水位，洪泽湖大坝也越修越高，终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悬湖”。这可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意味着整个洪泽湖就顶在苏北的大脑袋上，湖堰一旦决口，立刻“方数千里，滔天大水”，立刻“鱼游城关，舟行树梢”。长期以来，苏北水灾罄竹难书，随着堤坝的不断增高，灾情也日益严重，从1575年到1855年的280年间，高家堰大堤共决口140余次。康熙十九年的一次大洪水，干脆把古老的泗州城给淹了，大水不仅冲了龙王庙，连朱元璋老子的坟明祖陵，也一起吞没在了浩瀚的湖水之中。

都说财富是一种积累，频繁的水患让苏北的老百姓一次次忍受巨大灾难，动不动就会倾家荡产，贫穷潦倒自然也就不可避免。水来成灾，良田顷刻间成为一片汪洋，水去了还是灾难不断，留下了大片长期不得宣泄的沼泽，结果土壤盐碱化日趋严重。众所周知，盐碱地是导致苏北贫困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多少年来，徐淮盐地区不得不和盐碱地作不懈的斗争。黄河重新改道后，连年的水患并没有随着黄河离境而彻底消除，它遗留的问题一直是苏北的心病，洪泽湖对下游的严重威胁就始终存在。

此外，由于苏北东部地势低洼，除了要忍受上游随时会滚滚而来的洪水之外，从阜宁至海安漫长的沿海地区，还要经常受到海潮的侵袭。据不完全统计，从公元964年到1948年的984年中，盐城地区由于海潮冲击而引发的灾害就有65次，每次都是淹死人畜无数。清雍正二年，也就是1724年，巨大的台风将树木连根拔起，海潮势不可挡地冲进了盐城县城，成片的房屋被冲倒，淹死的人差不多有5万。1903年，如东县境内海堤溃决13处，这一次，被淹死的人似乎已没办法计算。

经过多少年几代人的综合整治，江淮之间的水患以及盐碱化趋势已经大为改善。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治理能力的提高，贫穷落后的帽子正在被摘除，但是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苏北的综合实力搁在全国，或许还不算最落后，但与相对风调雨顺经济形势大好的苏南相比，显然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尽快地改变江南江北的差距，尽快地使苏北富裕起来，让苏北成为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和稳定的一个基本面，这正是江苏人还需要共同努力的地方。

江苏是一个非常富庶的省份，起码在目前，江苏的经济地位还不可动摇。

往远里说，江苏所在的区域并不是很好，尤其是江南，与富庶这两个字还挨不上边。中国最古老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中，中国被划分成9个地理区域，即陆游《示儿》诗中“但悲不见九州同”的九州，其中位于长江下游南边的大扬州，也就是今天的江南，被定为最差的地区。隋唐以前的扬州都是指的江南，当时的土地也分成了九个等级，大扬州是“厥田惟下下”，名列倒数第一。

排在第一位的黄金土地是雍州，位于秦岭以北的渭河谷地及陕甘黄土高原，今天的人听到这排名有些吃惊，可是当时的情形确实如此。为什么秦能统一天下，千万不要想当然地认为秦国只是落后和残暴，像小说上记载的那样只是一些善于打仗的野蛮人。经济在什么时候都是基础，汉朝唐朝定都长安，为什么能够威名远扬，敢自称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不可忽视。在古时候，黄河中游的自然地理环境还没有恶化，开发得也比较早，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的西部要比东部还发达，天下财富一度以关中为最多，这也难怪司马迁当年会说，关中之地占天下的三分之一，人众不过十分之三，但是财富竟然占了十分之六。

不过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到了唐朝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中心虽然还在长安，皇上还在那里办公，经济中心已开始逐渐东移南下。昔日的穷乡僻壤扬州，扔掉了落后的倒数第一的绿帽子，一跃为冠绝中华的老大，成了最有钱的主。当然，这个扬州仍然是大扬州的概念，差不多包括整个长江下游。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这时候，该轮到古文八大家的首领韩愈大发感慨，经过了孙吴东晋南朝的大开发，长江下游成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天下赋税已经是“江南居十九”，也就是占了十分之九。“天下大计，仰给东南”也好，“国之根本，仰给东南”也好，都说明了当时此地经济的举足轻重。

到了明朝，仅仅比较一下南北两个直隶的赋税，就可以清晰地看清南北经济实力的巨大差异。根据张岱的《夜航船》记载，北直隶有8府17州116县，赋税60.1万，南直隶有14府17州96县，赋税599.5万，南直隶上缴给国家的赋税，将近北直隶的10倍。说是南方养活了北方，这话听上去有些刺耳，但是事实差不多就是这样。根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南直隶的赋税额占了全国总额的近三分之一。和安徽分了家后，江苏尤其是江南的赋税仍然居高不下，譬如长江三角洲，就一直享有“天下赋税尽出其半”的美称。

长期以来，江苏经济一直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年以GDP总量计算，江苏的排名开始有些落后，在最近几年的评比中名列第三，已排在同样是沿海发达省份的广东和山东之后，但是若以人均GDP计算，以人均贡献衡量，江苏仍然是排在广东和山东的前面。

江苏人吃苦耐劳，这是十分优秀的传统。江苏非常富裕，富裕有时候只是一种表象，可以做多种分析。处在底层的老百姓，从来就不是乱花钱的主，与奢侈铺张的生活根本就不沾边。在赋税的重压下，吃苦的永远是底层的劳动大众，耐劳的永远是生活在底层的穷人。历史上，江苏的非常富裕照例是多作贡献，是为他人作嫁。文化首先由历史和地理决定，同时也受政治和经济的制约。和中原地区相比，江苏开发虽然比较晚，它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发达程度却是惊人。客观地说，高赋税既是江苏的沉重压力，同时也是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的很好动力。长期以来，江苏不仅要为强盛的中央政府财政多作贡献，当国家处于弱势不得不向敌国称臣纳贡的时候，也要在经济上为政府分忧解难。南宋时期，朝廷每年要向金国进贡银币25万两，绸缎25万匹，这些白花花的银子和琳琅满目的绸缎，有很多都是出于江苏。

富庶一词绝不是空穴来风，绝不会无缘无故，从来就是有成本的，它意味着江苏一地对国家的巨大付出，意味着一份荣耀，同时也意味着这里的老百姓生存艰辛，意味着他们有非同寻常的吃苦耐劳精神。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说过，中国人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严重得多。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将古代中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相比，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的地理气候条件最差。古代文明通常是在肥沃的区域产生，独有中国文化因苦瘠而发展。因为“苦瘠”，所以“不断有新刺激和新发展的前途，而在其文明生产中，社会内部亦始终保持着一种勤奋与朴素的美德”。

这种勤奋和朴素的美德在江苏人身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江苏人民与天斗与地斗，面朝黄土背朝天，确实很不容易。历史学家考察中国的文明进程，发现一个规律，在古代每隔500年左右，中国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次大乱，发生一次大的分裂，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通常会把这些造成老百姓背井离乡的动乱，简单地归结为少数民族入侵或是农民起义，事实上，生活物资的匮乏和对生活必需品的追逐，同样是引发战争的重要根源。江苏地处南北交界之处，总是位于南北两大军事集团中间，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身受战争的祸害也最为严重。相比较而言，苏北的军事冲突要更激烈一些，历史上很多著名的战役都在这里进行。

江淮地区饱受战乱，注定了政治上不会有太大前途，老百姓只能在历史的夹缝中，逆来顺受随遇而安。战乱引起的首要问题便是人口的流失，江苏境内的移民多是战争造成的。人口流失引发了一次次大规模的移民潮，除了北方外省移民的入境，每一次大的战乱以后，同样可能引发本省境内新的人口大挪移。譬如在元末明初，淮扬一带人口骤减，扬州城内的土著居民只剩了40余户，淮安城中仅剩7家，而盐城地区更是找不到一个土著，人人都说自己来自苏州，根据专家的考证，明朝洪武年间，苏北地区接纳外来移民多达65万，其中有很多人都是来自江南。

劳动者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惊人的，江苏境内的老百姓似乎生来就不会坐享其成。他们是天生的劳动人民，无论是苏南还是苏北，到处都是他们忙碌的身影。江苏人的吃苦耐劳性格并不是在一天里形成，在连绵不断的战乱中，他们要平静地面对动乱和死亡，面对流离失所，一旦战争结束以后，又要不遗余力地恢复生产，重新建设自己的家园。从六朝的大开发开始，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经过了无数次的人祸天灾，江苏终于被建设成为一个富庶的鱼米之乡，同时，也塑造了自己吃苦耐劳的优秀品格。

关于桥和水

江南的桥数不胜数，小桥流水人家，人从桥上走，水自桥下流，一切都很平常。春城三百七十桥，夹岸朱楼隔柳条。童年记忆中，桥和平地差不多，桥连着路，路接着桥，人俯在桥栏上，孩子气地往河里吐口水。记忆中的桥面上都很干净，那水也不像今天这等肮脏，小孩子站在桥上，除了吐口水，想不出还能干别的什么事。

第一次对桥有深刻印象，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一个大些的小男孩，十分神秘地问我们，能不能找到一条路，不经过桥，就能抵达夫子庙。这问题引起了好奇心，充满了挑战意味，我们因此逃学，走了差不多整整一天，遇到桥就绕路，没有路便回头，脚底下磨出了水泡，小腿肚开始抽筋。通往夫子庙有很多条路，大路小路，柏油路，水泥路，还有那鹅卵石铺的路，所有的路都踩遍了，终于得到答案，不过桥，只能隔岸观望。

我们用同样的问题问别的孩子，问那些什么事都已明白的大人。得到的答案大同小异，所有刚听到这问题的成年人，都不相信不过桥，就到不了夫子庙。没有人相信我们能把所有的路都走完，一个上年纪的老人说我们是胡说八道，一起探路的小男孩则被母亲用鞋底狠狠地打屁股，理由是外面这么乱，冒冒失失乱闯，天知道会闯下什么祸。我们成了一群说谎的孩子，大家都觉得这些孩子太天真了，夫子庙又不是孤岛，它就在市中心，有那么多条路，又是大家经常要去的地方，有的人甚至天天走过。

经常去，天天走过，临了，对自己是不是过桥这么简单的小问题，却不得不产生疑义。可笑的是，大人常常不愿意在小孩子面前，承认自己的无知。大人总是对的，即使错了也是对。那时候不知道去找地图看，也许拿张地图出来，大家立刻无话可说。很长时间里，我们的小脑袋瓜里总被这问题纠缠，我是个信心不足的孩子，更多的时候宁愿相信自己错了。虽然那条路根本不存在，然而我还是怀疑，也许有条秘密的通道被我们漏了过去，这条路直通夫子庙，用不着经过任何一座桥。

文化大革命越来越激烈的时候，我去了农村外婆家，在那上小学。小学校建在河坡上，有座窄窄的木桥，小孩子眼里就算很高，很悬，人在上面走，能听见叽叽咔咔的摇晃声。

夏天到了，一下课，差不多所有的男孩，都脱了短裤，光着屁股争先恐后地往河里跳。我是个城市里的小孩，刚开始众目睽睽之下，真有些不好意思。当时的情况下，大家已经光屁股了，如果你穿条游泳裤，反而显得有些怪。不仅是农村的小男孩，就是大人，下河也光屁股。唯一的例外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是个复员军人，当过兵的，讲究文明，记得当时有人讥笑他，说：“你又没两个鸡巴，怕谁看呀！”

乡下孩子游泳，清一色的狗刨式，就听见嘭通嘭通的水声，扑腾了半天，人却前进不了多少。我比所有的乡下小孩都游得快，30多米的河面，我已经游到头了，那些乡下孩子，至多才游到一半。

桥上有几个女孩子在看我们戏水，因为有女孩子看着，我越游越快。乡下的小孩比不了速度，就和我比胆大，比谁敢从高高的桥上往下跳。那桥确实有些高，刚开始，谁也不敢跳，大家胆战心惊地翻过桥栏杆，做出要跳的模样，比画了半天，不敢撒手，一撒手，人就会掉下去。

女孩子们在一旁叽叽喳喳地看着，终于有个叫和尚的调皮蛋，一不小心，像下饺子似的，平躺着掉了下去，嘭的一声，溅起很高的水花。女孩子一片声地惊叫，站在桥栏外面的小男孩，不约而同赶紧翻过栏杆，回到安全的桥面上，扶着栏杆往桥下看。和尚已经冒出了水面，这一摔，胆子摔大了，湿漉漉地重新回到桥上，越过栏杆，二话不说又往下跳。

和尚是第一个敢从桥上往河里跳的小男孩。刚开始，就他一个人敢这么做。渐渐地，敢从桥上往下跳的孩子多起来。我几次下狠心，闭上眼睛想往下跳，就是不肯最后撒手。同伴们跑过来推我，扳我的手指，用最难听的话刺我，最后还是没有敢跳。

敢不敢从高高的桥上跳下去，说穿了，是心理障碍，很后悔自己当初的胆小。直到现在，胆怯仍然伴随着我，其实当时咬咬牙，真跳下去，后来的情况会完全不一样。有些事，小时候不敢做，长大了，更不敢。如今，我可以在水里不间断地游上一个小时，但是让我从游泳池边上往下跳，仍然有一种由衷的害怕。

与外婆家隔河相望的村子，叫河东村。至今不知道这村叫什么名字，因为只有外婆村上的人才会这么叫。人家是河东，自己这边自然是河西了。河东河西共一个老祖宗，都姓姚，姚家祠堂在河西村，当时是文化大革命，也没什么祭老祖宗一说，祠堂改成了小学，印象中，两个村子的感情一直不太好。

一条小河将两个村子隔开了，一座桥又将两个村子连起来。这座桥大家都叫它“乌龟桥”，不知道为什么取这么一个名字，怀疑有讹错，也许是“五归桥”，或“吾归桥”。

两个村上的孩子常常隔河对扔土块，一边扔，一边拣最下流的话骂。有时候已是成人的小伙子，也会加入这种无聊的干仗。河东村有个屠户，养了一条狗，那狗因为经常有肉骨头填肚子，毛色光亮，见生人就叫，就想咬。河西村的人往东去走亲戚，必定经过河东村，那狗也坏，成群结队的人走过，只是吠，遇上单身的胆小的，咬牙切齿地便要扑过来。

河西村的人恨透了这条狗，算计着想把它打死了吃肉。那狗有灵性，知道有人想吃它，任你怎么哄都不过桥。河东村的人往西走，也会遇上同样麻烦，河西村上养了条狗，虽然瘦，见了河东村的人就凶神恶煞。河东村的一个小伙子，和河西村的一个姑娘偷偷好上了，两人在桥下的桑树林里上演了一场罗米欧和朱丽叶，姑娘肚子说大就大了，于是也顾不上同姓不能结婚的祖训，匆匆办了喜事。可惜好景不长，婚后并不幸福，尽管只隔一条河，姑娘再也不愿意回娘家，而且和丈夫也一点不恩爱。

连接两个村子的桥年久失修，常常会有人掉下去。好在河也不深，出了几回事，都是有惊无险，都没死人。一个小脚老太掉到了河里，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也掉到了河里，恰巧都有人在一旁看到，刚栽下去，便被救了起来。我在农村待了两年多，耳边屡屡响起大人的关照：

“过桥小心，别掉到河里去！”

桥是东西交通的必由之路，至今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不齐心合力，把那桥修修好。记忆中，有很多闲散的日子，憨厚的年轻人在墙角里晒太阳，没完没了地打扑克，花很大的气力搭“忠”字牌楼，就是不肯去修桥。当年总以为修桥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那桥真要修，一点也不困难。

上中学时，有一次看见一位居民，从门前的秦淮河里捞起条金鱼。很大的一条，可能是别人放养，也可能是天生的，反正那鱼的颜色，和一般的缸养金鱼不一样，是青色，大尾巴。捞起这条金鱼的人，把鱼放在一个大木脚盆里养着，不少人围着看，纷纷猜测这鱼的来头。连续很多天，我们放学路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去看那条鱼还在不在。那人想把这条大金鱼卖了，可是一直没有买主。

那年头，若有人举着一根鱼竿，在秦淮河边钓鱼，不能算是发疯。秦淮河里确实有鱼，不仅有鱼，还有小虾，孩子们河边玩耍，眼疾手快，用捞鱼虫的小网兜迅速出击，便能有所收获。关于流水的概念，我其实到了很久以后，才逐渐明确起来。童年的记忆中，河水永远在流，这和现在见到的情况完全不同。小时候见到的都是活水，不像现在，动不动就是臭水潭。

小桥流水人家，是典型的江南特色。记得80年代初期，秦淮河排水清淤泥，几个喜欢收藏的朋友闻讯，赶过去淘换宝贝，高高地卷起裤腿，光着脚跳下河，从几尺厚的淤泥中，搜寻前人留下来的文物。忙了几天，把能搜集到的破青瓷碗，有裂纹的花瓶，断的笔架，还算完整的小鼻烟壶，喜气洋洋地都席卷回家。说起来都是有上百年的历史，喜欢古董的朋友就好这个，他们博古架上的供品，有很多好玩意其实就是埋在河底的垃圾。过去年代里走红的妓女，失意的文人，无所事事的贩夫走卒，得志的和不得意的官僚，未必比今天的人更有环保意识，有什么不要的东西往河里一扔，便完事。

不妨想象一下，河水不流，又会怎么样。壤非壤不高，水非水不流。流水不腐，秦淮河要是不流动，早就不复存在。正是因为有了秦淮河，我们才可能在它的淤泥里，重温历史，抚摸过去。这些年来，人们都在抱怨秦淮河水太臭，污染是原因，水流得不畅更是原因。流水是江南繁华的根本，流水落花春去也，看似无情，却是有情。是流水成全了锦绣春色，江南众多的河道，犹如人躯体上的毛细血管，有了流水，江南也就有了生命，就有了无穷无尽的活力。

“昨夜月明江上梦，逆随潮水到秦淮”，这是王安石诗中的佳句。如果说水乡纵横交错的河道，是毛细血管，长江就是大动脉。大江东去，奔腾到海不复还，古人把百川与大海汇合，比喻为诸侯朝见天子。长江厉害，更厉害的却是大海。

江南水乡的人，对潮起潮落有特殊的感受。水往低处流，长江下游，受到潮汐的抵挡，水位迅速变化。以我外婆家后门口的石码头为例，潮来潮去，一天之内的落差，可以有一两米高。清晨起来，河水已泛滥到了后门口，站在门外稍稍弯腰，就可以舀到水。到了下午，滔滔的河水仿佛脸盆被凿了个洞，水差不多全漏光了，要洗碗洗菜，得一口气走下去许多级台阶才行。

现在的江南，已很难看到潮起潮落。到处修了闸，水位完全由人工控制。人的日常生活，和潮汐几乎无关。要说这种变化，也不过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我在农村上小学的时候，吃完饭，大人把锅碗瓢盆放在河边的码头上，慢慢地涨潮了，河水漫上来了，到退潮以后，容器里常会有小鱼留下来，慌慌忙忙地游着。那鱼是一种永远也长不大的品种，一寸左右，大头，看上去有些像蝌蚪。

水乡的男孩子没有不会捉螃蟹的。秋风响，蟹脚痒。30年前，江南水乡，到处可以见到螃蟹，河沟里，田埂旁，捉几个螃蟹来下酒，谈不上一点奢侈。流水螃蟹的生命线，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有螃蟹的足迹。如今是在梦中，才能重温当年捉螃蟹的情景。要先找螃蟹洞，发现了可疑洞穴，便往里泼水。如果有一道细细的黑线涌出来，说明洞里一定有螃蟹，于是就用一种铁丝做的钩子，伸进去，将那螃蟹活生生地揪出来。

这是一种野蛮操作，螃蟹会受伤，受了伤很快会死，死螃蟹绝对不能食用，所以不是吃饭前，一般不用这种下策。聪明的办法是用草和稀泥和成一团，将洞堵死，然后在旁边做上记号，隔三四个小时再来智取。取时手穿过堵塞物，沿着洞壁慢慢伸进去，抓住螃蟹的脚，另一只手拿开堵塞物，螃蟹也就手到擒来。螃蟹意识到氧气不足的时候，会不得不往洞口爬。如此捉蟹的方法，关键要掌握好时间，太短了，手刚伸进去，螃蟹还未进入昏迷状态，仍然要往后逃，太长，便会憋死。

苏州人嘴里，河与湖发同样的音。这种巧合，反映了江南人对水的看法，在长江下游的人眼里，河与湖没什么太大区别。

我有个亲戚阿文在江南水乡插队当知青，按辈分，比我小一辈，按年龄，却比我大了差不多10岁。他长得非常帅，而且聪明，一转眼，在乡下已经当了5年知青，中学里学过的教材仍然不肯丢，没事就看书，还偷偷自修英语。他中学学的是俄语，当时中国和苏联关系紧张，原来学的那点俄语根本没什么用。记得有一次说好了一起去赶集，他兴冲冲借了条船回来，笑着说：

“明天我们一起坐船去，我正好要去接一个人。”

在水乡，船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知青下乡，首先要学的就是摇橹。我曾经尝试过许多次，划不了几下，橹就会掉下来。第二天一大早，阿文打扮得干干净净，扛着一个橹接我来了。那天走了很多路，去镇上的路并不遥远，可是船在镇边上停了一下，就马不停蹄继续赶路。去镇上只是一个幌子，我因此跟着他坐了整整一天的船，还饿得半死。后来才知道他要去接的人，是个女孩子，是阿文朋友的女朋友。春光明媚，正是菜花开放的季节，菜花金黄，麦苗青翠，天空中飘着大朵大朵的白云。阿文的朋友被推荐上了大学，在大学里学地质，他有个同学生病回乡，就便托这位同学带封信给他的女朋友。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信要托人带，而不是直接寄，并且要绕个大弯子，由阿文带着她去取。很多事一直也没有弄明白。阿文和女孩子显然很熟，她生得极小巧，皮肤很白，戴个大草帽坐在船头。我至今仍然能记得草帽上的一行红字，“将革命进行到底”，日晒雨露，字迹已斑驳脱落。一路上，大家都不说什么话，我觉得很闷，很无聊。终于到达要去的地方，见到了那位同学，在那吃了饭。女孩子看完信，似乎有些不太高兴，老是冷笑。

后来就是回程，先送女孩子。女孩子也是知青，是上海人，回去同样没什么话，半路上，她突然开口，冷笑说：“我们真倒霉，来时逆水，回去，又是逆水。”船在航行，坐船上的人并不太在意水的流向，经她一提醒，我才注意到水流很急，难怪我们的船慢得够呛。

阿文笑着说：“你倒什么霉，吃苦的是我，涨潮落潮全赶上了。”

我们披星戴月，很晚才到家，阿文活生生地摇了一天的橹，没有一点疲劳的样子。整整一天，他都是很兴奋，我当时有种感觉，觉得阿文是有点喜欢那女孩子，因为喜欢，所以兴奋。当然只能是喜欢，没什么别的意思，毕竟是他朋友的女友。岁月如流水，将近许多年过去了，往事不再，女孩子据说后来和一个毫不相干的人结了婚，阿文对这事闭口不谈。

关于秦淮河

关于秦淮河，民国时有人写过一本专著，叫《秦淮志》。很多事都在书上写着，真想了解秦淮河，不妨找来看一下。对于大多数人，秦淮河知道个大概就行，有时候，知道得太多，反而更糊涂。

秦淮河很长，有里秦淮外秦淮之分。往模糊里说，秦淮河是母亲河，南京的生生死死，都离开不了，它的演变代表着这个城市的发展。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杜牧诗中“秦淮”，究竟是内秦淮还是外秦淮，自古就有争论。一般人印象中，秦淮河可以简单地看做夫子庙最热闹的那一段，桨声灯影，它最光彩又最不光彩的一页，便是“户户是花，家家是玉”。一个外地人来到南京，找一地方歇下脚，到处闲逛，只要是条河，哪怕是个小臭水沟，也会情不自禁，联想这会不会是当年李香君出没的地方，迎面过来一个美眉，会猜这难道不是金陵十二钗的后人。

历史上的南京是水陆大码头，河道交错，水巷纵横，划着小船，南来北往，东逛西走，可以去任何地方。长江下游的城市都有这特点，江南江北都一样，都是在河道上做文章。可是唯有南京，成了整个东南的重镇，想想上海今天在全国这盘棋上的重要，就不难明白南京当年在华夏版图上的威风。想当年，也就是开埠之前，上海能算什么，不就是个小渔村吗。有人开玩笑说，自从美帝国主义厉害了，大英帝国也就日薄西山，可怜南京就是衰败的大英帝国，如今只能眼睁睁看着大上海的崛起，看着人家成为东方明珠国际化大都市。

今日大上海的繁华，与秦淮河历史渊源，已很少有人去想到。都说旧上海是十里洋场，它的繁荣与洋人的租界分不开。很多人也许不知道，租界里的第一桶金，却是从南京秦淮河淌过去的。想当年，太平军一路从广西杀过来，江南的富户纷纷逃往上海租界，而此前这些有钱的阔佬，最喜欢流连的风流场所，就是销金烁银的秦淮河。长毛来了，客户们跑了，洪秀全坐地为天王，又提出了全面禁娼，这一禁，娼妓们干脆也跑了，也跑到上海去了。事实的真相就是，嫖客和娼妓携手把上海滩的经济搞活了。

曾国藩率领湘军打败太平天国，为重新繁荣深受战乱之害的南京，被后人誉为道德上的完人曾文正公，采取的最简便办法，是对秦淮河再次开禁，重新恢复六家妓院。为什么只允许恢复六家妓院，历史学家说不清道不明。所谓六家，是官家允许的挂牌执照，开门营业后，每家妓院有多少妓女，并没有硬性规定。史料记载只说明这一招十分管用，经济迅速复苏，恰如一剂强心针，几乎立竿见影。南京顿时娼盛繁荣，而上海租界也就人口骤减，工商业随之萧条，“阛阓遽为减色，掷缠头非复如前之慷慨矣”。

秦淮河是南京历史的见证，传说中六朝繁华的活标本。秦淮河全长110公里，覆盖南京的七区一县，有内秦淮外秦淮之分，我们通常说的是内秦淮，自东水关经白鹭桥文德桥，蜿蜒向西，再穿过武定桥镇淮桥，最后到达西水关，大约10里路光景。这一段水路，自古就是南京最繁华的地方。所谓繁华，就是热热闹闹，沿十里秦淮，有许多古迹名胜，譬如桃渡临流，譬如乌衣晚照，譬如长干故里，但是一般游客来到秦淮河，往往顾不上这些。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些古老南京文化的重要象征，显得根本不重要，不就是一条有点文化含金量的河吗！

说到南京，不能不说秦淮河，说到秦淮河，不能不说夫子庙。大家感兴趣的只是夫子庙，世界古城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夫子庙也不是一天建成。夫子庙的中心是一座文庙，文庙并没什么了不起，在古代中国，只要是个城市，只要是个读书人的地方，要祭拜孔子他老人家，就得有文庙。南京的老文庙原来并不挨着这飘荡六朝金粉气的秦淮河，一旦搬到了秦淮河边，老百姓心目中立刻变了味道。不再叫“文庙”，也不叫“孔庙”，大大咧咧地就叫夫子庙，很严肃的称呼，到老百姓嘴里立刻世俗化了。

和夫子庙齐名的建筑群，还有学宫和江南贡院。学宫又名“泮宫”，始建于北宋，江南贡院是我国古代最大的考场，创建于南宋。夫子庙的最大特点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它的文化是科举，经济便是吃喝玩乐。夫子庙的故事就是《儒林外史》，就是《桃花扇》。很显然，没有科举制度，夫子庙的很多故事都无从说起。没有了科举，就没有那份热闹。没有了科举，就没有那份悲欢离合。

随着三年一次的秋闱临近，桅杆上高悬“奉旨江南乡试”的帆船，一艘接着一艘开过来了。夫子庙的狂欢节拉开了序幕，考生来了，考官也来了，一大群蹭科举饭吃的人都跟着来了。旅馆生意立刻兴旺起来，有钱的少爷，没钱的穷秀才，都得找地方住下，都得有地方吃喝。各种档次的旅馆客栈应运而生，做生意的个个喜笑颜开，卖文房四宝的，卖古书的，卖字画的，卖杂货的，看相算命的，经营典当行的，经营成衣铺的，包括人口贩子和媒婆，都迫不及待地打起考生的主意。科举养活了一大批人，一大堆的配套服务产业，雨后春笋似的冒出来。石板小街，店招迎风，在科举的指挥棒下，夫子庙的商业气氛像春天里阳光一样灿烂。

乡试三年一次，许多考生早在一年前，已在这周围住下来。还有更长期的，干脆就是这次秋闱落第，索性秦淮河边上找个落脚的好地方，好好预习功课，准备三年后再考。三年考不上，再住三年，再考，再落第。秦淮边读书人越多，商家生意越好做。赖着不走的落第秀才越多，商家越高兴。一家挨一家的店铺老板非常高兴，比屋而居的妓院老鸨非常高兴。夫子庙一带妓家林立，是落第秀才的最好去处，红粉佳人慰藉着失落的心，让他们意志消沉，让他们醉生梦死，让他们深陷在秦淮河边的灯红酒绿中不能自拔。

天下文枢的夫子庙曾被誉为“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有了这样的荣誉头衔，斯文早就扫地，文化品位也大打折扣。遥想当年，门卷珠帘，河泊画舫，秦淮河边到处都是玉软香温的旖旎风光。站在文德桥上，人约黄昏后，但见两岸河房灯火通明，粉白黛绿者出入其间，征歌选色，通宵达旦。远远的一条画舫驶了过来，雕栏画槛，绮窗丝障，美不胜收。风吹过，一阵阵的酒肉香，一阵阵的莺歌燕舞。读书人住在秦淮河边，天长日久，难免风花雪月。有才子，自然就有佳人，才子和佳人相遇，没有故事，也会生出一些故事。桃花扇底看前朝，于是有了李香君的香巢，有了柳如是和马湘兰的活动场所。

青砖小瓦马头墙，庙堂挂落花格窗，夫子庙附近的秦淮人家，千姿百态变化。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民居特色绝对不能忽视，除了大大小小店铺，最具有秦淮文化的便是河房和画舫。河房和画舫是夫子庙最有活力的象征，是追随着秦淮河缓缓流淌的一道风景线。河房和画舫因为科举而产生，因为科举发展和壮大，却没有与科举一起灭亡。正是因为有了河房，有了画舫，科举被废除了，夫子庙依然生气勃勃，经久不衰。

古往今来，秦淮河畔的夫子庙屡遭破坏，屡毁屡建。夫子庙的不断重建，反映了南京人的一种不屈不挠，毕竟这地方是南京历史文化的最好见证。

历史上的南京，一直是江南的中心。江南曾经是个很大的概念，它的范围越来越小，现在的通常理解都是狭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已成了江浙沪富庶之地的代名词，只局限在长江下游南岸这一段。其实江南可以分为东西两大块，北宋王朝的中国版图，很像一个大城市的地图说明书，它把省这级的区域称之为路，譬如长江的中下游便分成了江南西路和江南东路。历史上的大江西与今天的江西省，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是有很重要的继承关系。与江西相对的是江东，这个江东，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江南。

南京又被称之为吴头楚尾，或许长江天堑的缘故，江南的最初碰撞，应该是东和西之间的较量，而南京的秦淮河，恰巧就是这么一个衔接点。追溯到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时代，卧薪尝胆的越国胜利了，接管吴国地盘，为了与更强大的楚国对抗，把秦淮河畔的冶城扩建成越城。冶城与越城是南京城的雏形，很快，强大的楚国灭了越，越城改名为金陵邑。关于金陵二字有很多说法，最流行的是楚王觉得此地有“王者”之气，必须要改造它，于是在周围埋了一些金，以图镇住王气。到了秦始皇南巡，风水先生认定金陵的王气仍然存在，为保子孙永世为帝，秦始皇下令凿断了此地的龙脉，并改金陵为秣陵。这一改，再次体现汉字的趣味，金木水火土，金乃五行之首，太贵，秣是牲口的饲料，差不多就是最贱了。

成也王气，败也王气。金陵帝王州，秦淮佳丽地，南京的繁华不是胜利带来的，恰恰相反，它的欣欣向荣是因为失败。失败的江南有着太多不堪的记忆，只要想想南下和北伐这两个不同的词组，就知道南人和北人内心深处的强弱。南方要想打回北方去，风萧萧兮易水寒，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力气，要闻鸡起舞，要卧薪尝胆，要悬梁刺股，而北方要想打过来，却如严冬的寒流一样，想杀过来，立刻势不可挡，转眼就是百万雄师过大江。

当年的项羽何等英雄，率了八千子弟渡江，所向披靡，到最后四面楚歌，仓皇别姬。历史证明，谁能在中原称雄，谁就可以控制中华。逐鹿中原的潜台词，是角逐对大一统中国的最终控制权。说到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中心，如果说真存在着什么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那么处在中心位置的，从来就是黄河流域。谁占有了中原，谁就可以君临天下，雄视江南。黄河既是我们的母亲，也是我们的爹。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事实上，在南方和北方的对峙中，南方根本就不是对手，一直处在失败的境地，企图卷土重来，多数是书生之见，不过是纸上谈兵，说着玩玩而已。

江南的偏安先天注定，生来缺钙，一点不像顶天立地的堂堂男子汉。长期以来，作为江南文化中心的秦淮河，它的常态似乎只能醉生梦死。以生存之道而言，偏安就是最大的安全，稳定才能够压倒一切。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江南女人不仅红颜薄命，要繁荣文化振兴经济，而且是祸国殃民的祸水，要背堕落亡国的黑锅和恶名。

北极朝廷终不改，当汉族在中原地区称王的时候，秦淮河为代表的江南，只能是华夏文明的一个副中心，负责收税纳贡搞活经济，往北方源源不断输送黄金白银。除了经济的繁荣之外，北方不太能够容忍江南的过分强大。换句话说，江南可以拥有经济地位，但是不能拥有政治地位。当汉族在中原地区受挫，黄河流域遭到了异族入侵，随着北方士族的纷纷南逃，华夏文化的中心才会被动地移到江南。这时候，以秦淮河为代表的江南，就有可能一跃为汉文化的中心，成为了维护中华文明的最后堡垒。南京历史上最能引以为自豪的黄金时代，是六朝时期，为什么，因为恰恰是在这个时期，中原汉文化的基地转移到南京来了。

说到底，秦淮河边发生的故事，是了解中国大历史的最好教材。江南并不是天生软弱，秦淮河也不是自古堕落，它的各种毛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还是失败的北方带来的。西晋东迁，北宋南渡，这不是江南的过错，账都不应该算在江南人头上。东迁和南渡带来了很多问题，桃花扇底看南朝，秦淮河上的灯红酒绿，从来就不仅仅属于江南。秦淮河只不过是宽宏大量地接受了中原王朝的失败，无可奈何地囤积了耻辱。多少年来，失败和耻辱的阴影始终笼罩着秦淮河，这里是出后主的地方，是亡国之都的代名词。秦淮河水源源不断，奔流不息，透露着江南文化中的一缕缕重要气息，说不完的柔情和感伤，道不尽的颓败和绝望。1945年抗战胜利，一批国民党元老力主国民政府迁都北京，理由就是这里的亡国气息太重，太腐败太堕落，虽然是被先总理孙中山看中了，可是它实在不适合作为一国之都的所在地。

历史选择向来有它的合理性，事实上，在江南的大版块上，秦淮河的老大地位越来越不重要，早就是明日黄花。如今江南盟主是不可一世的大上海，在很多年轻的上海人眼里，以拥有秦淮河为荣的老南京，还能不能属于江南，都已经有些可疑了。

南京的魅力指数

南京的魅力指数是什么，这是一小学同学提出来的。当时正在聚会，多年不见，一个个酒意正浓，都被这提问镇住，不知道如何回答。小学同学常年生活在欧洲，洋味十足，大家于是玩客气，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眼拙，吃喝拉撒睡局限南京，家门口的事熟视无睹，好像看不见自己老婆的好一样，还是听听你的高见。

小学同学就说，南京的魅力指数，就看一条秦淮河。

大家都笑，觉得他说是说了，跟没说一样。

小学同学皱着眉头，说前些年我从欧洲回来，秦淮河臭不可闻，感觉实在不好。美丽的秦淮河一臭，就像女人过了更年期，立马不可爱。在座的几位女士，正处于更年期前夕，脸色顿时不好看。小学同学连忙改口，说不对不对，说错了，应该说秦淮河臭了，就像好女人被坏男人糟蹋过一样。

大家还是不做声。

小学同学抱歉，我又说错了，好女人被坏人糟蹋，绝不是好女人的过错。

大家又笑，小学同学有些尴尬，说我不说了，有些话一说就错，一说就俗。今天是太高兴，酒喝得有点高，高了才说真话，不管怎么说，也是为家乡的变化高兴。这些年来我在欧洲到处跑，好地方看多了，欧洲的那些城市，为什么漂亮，也就是因为有条河。红花要有绿叶来衬托扶持，欧洲名城都有河流做伴侣，塞纳河，泰晤士河，莱茵河，有了河，这城市自然而然就漂亮了。

在座的有一位，前一天陪他游石头城，知道是说的外秦淮河，就挑他的刺，说他看到的秦淮河，和历史上的秦淮河，其实不是一条河。夜泊秦淮近酒家，应该妓院林立酒旗招摇才对。

小学同学说，别来这一套，幸好我自小就在你说的那个秦淮河边长大，什么妓院酒旗，我只看见有人在河边倒马子，淘米洗菜，别用伪造的民俗和历史来蒙人好不好。

一位女士说，朱自清先生《桨声灯影中的秦淮河》难道没读过，那里面可是把这条河说得很美。

小学同学说，你们这是上了文人的当，朱自清时代的秦淮河，已开始臭烘烘。我见过欧洲人的记载，他们说早在晚清，夫子庙一带的秦淮河，就已经不怎么样。

大家再次举杯，小学同学不胜酒力，打了一个酒嗝，说今天确实喝高了，好在脑袋还不糊涂。他说你们觉得我周游世界，见多识广，那就不客气地告诉你们，本人还真是知道的事多。我告诉你们，天下的事情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就说这秦淮河，不臭，它不是现代化，臭了，不花力气把它弄得不臭，也不是现代化。

南京的魅力指数，就看这秦淮河臭不臭。

八十年前，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那时候，长江以北还是北洋军阀的天下。谁也没想到革命形势发展得那么快，根本不用打持久战，历史上南蛮常常不是北侉的对手，可是这一次北伐军打过长江，势如破竹，不到一年工夫，就把四分五裂的国家统一了。

新成立的南京政府开始忙乱，开始精心打造“首都”，召集了一批国内外高人，忙了差不多一年，弄出一本《首都计划》。这计划有个基本思路，宏观上采纳欧美城市规划模式，微观上采用中国传统风格。既然只是“计划”，免不了纸上谈兵，因为当时真正能全力以赴的年头并没有多少，计划完成不久，就是“九一八事变”，然后是上海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日战争日益迫近，南京的建设只能缩手缩脚。接下来又是八年抗战，紧接着解放战争，对于雄心勃勃的城市建设者来说，很多事根本没来得及做。

然而仅仅这样，已经蔚为大观。《首都计划》让南京吃足了老本，此后多少年，游人来到南京，吃惊变化的月新日异，除了一幢幢让人刮目相看的民国官邸，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盛赞这里的绿化，盛赞宽阔的林荫大道，对矗立在马路两旁的梧桐竖大拇指。法国梧桐是最好的民国遗产，它彻底颠覆了南京原有的历史形象。

历史上的南京，更多的应该是杨柳。唐诗中，“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桃花扇》的结尾，一片凄凉中，“那无人处，又添几处杨柳”。杨柳貌似无情却有情，最适合表达伤感。在造型上，梧桐往上扬，仿佛华盖一样铺开，意气奋发，很有点官场气派。杨柳枝条下垂，很低调，透露出一种历史沧桑。

南京这地方不但适合种梧桐，更适合栽杨柳。俗话说水性杨花，只要沾上一点水气，生命立刻就发扬光大，立刻就“含烟惹雾每依依，万绪千条拂落晖”。前些天，陪外地朋友去石头城公园，从外秦淮河边的杨柳枝下走过，多次来过南京的朋友非常感慨，说想不到在梧桐之外，南京竟然还会有这么多美丽的杨柳。他不知道南京自古就多柳，不知道这些杨柳还都是新栽的，不知道这些新杨柳不过是八十年前的旧梦。

八十年前制定的《首都计划》，关于秦淮河治理，曾有专门一章。具体方案就是，除了现如今夫子庙一带，继续保留原来的河房风格，其他民居都得远离河道，然后在堤岸上栽草种柳，再修一条很宽阔的马路，将河道与建筑物有效地隔开。如果按照当年的这个“计划”实施，现如今的南京市内，就不再是马路边的梧桐一枝独秀，整个内秦淮河包括各支流，都将因为沿岸的杨柳，变成一条无限风光的绿色风景带。

可惜，这“计划”只能在外秦淮河上实现，而且是在八十年后。

女儿考高中，遇到一道语文题，必须填出四句带“鸟”的古诗词，写明出处和作者名。这题目能拿满分的很少，有趣的是学生胡乱凑，鸟不够，便用其他会飞的东西来起哄，例如旧时王谢堂前燕，例如高台不见凤凰游，例如惊起一滩鸥鹭，最绝的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想起看的一则古人笔记，说苏北高邮一带，小鸭子孵出来后，成群结队地往南京赶，赶鸭人很偷懒，只是坐在小船上，笃悠悠看风景，沿路让鸭有什么吃什么。每天走不了多少路，不急不慢赶到南京，小鸭也从童年进入成年，差不多够分量了，正好杀了吃。那鸭子一路行军过来，吃的又是杂食，所以味道很鲜美，不像今天的鸭子，用饲料硬填出来，一斤鸭恨不得有三两脂肪。

一位朋友在城南住了许多年，告诉我一件事，说小时候，常看见有人挥着细长竹竿，赶着一大群鸭在街上走。这场面仔细想想，很有些惨烈，鸭子走水路还好，走旱路，尤其是在晒得滚烫的马路上溜达，样子虽然像绅士，肯定十分痛苦，而且更痛苦的还在后头，即将宰了做盐水鸭或烤鸭。古人关于鸭子的记载显然可以相信，在今日，水路的重要早不被人当回事，很少有人去想，成群的鸭子怎么就自己来了。一只只幼鸭不远千里，沿水路从苏北源源不断地赶赴南京，在行进中成长壮大。终于到了江边，迎着波涛骇浪，渡过天堑，然后进入秦淮河。秦淮河四通八达，差不多可以抵达南京的任何一个角落，鸭子们到了这里，“夜泊秦淮近酒家”，大限也就不远了。

秦淮河是母亲河，它周围还有不少分支，纵横交错。一个城市如果有河水在流动，非常美妙，既现代也古典。南京的河流照例都有前人起的很不错的名字，珍珠河，进香河，还有金川和青溪，古时候，这些河水和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运输，饮用，全都离不开。时过境迁，昔日流动不息的河川，现在已成了一条条臭水沟。报纸上老在喊要治理，确实也在治理，但是污染依然，臭味依然。我们总是说臭水沟会滋生蚊蝇，但是有个朋友很认真地说，由于污染太严重，有些水域连蚊蝇都生存不下去。

我去机关取信，一度必定经过金川河。有一阵，忽然工程浩大地把小河挖个底朝天。有没有挖出文物不得而知，在充满感伤历史的淤泥里，真挖出什么秦淮八艳的遗物，也不一定是胡说八道。当时以为仅仅是疏通，经过很长时间，才明白是要做个大盖子，将很长一段的金川河全盖住。这似乎是个省心的好办法，眼不见为净，至于以后会怎么样，天知道。我真担心这种野蛮的治理方案，会在这个城市推广。市府花了很多银子，治理河水污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边尚未治理好，一边已糟蹋得更厉害。我担心决策人员最终会失去耐心，留下夫子庙的秦淮河做样子，其他的都改成暗沟。这是很可怕的一着臭棋，因为整治污染和清除腐败一样，必须花大气力。捂盖子没有任何用处，在看不见的幌子下，不法的排污只会愈演愈烈。

我非常怀念小时候，夏日去紫霞湖游泳，那水明澈见底，喝下肚绝不会闹肚子。那年头，从紫金山上淌下来的溪水也可以喝，这水便是青溪的源头。我忘不了青溪河边的桃红柳绿，或许是沿岸居民相对少些的缘故，青溪的秀美并不比大名鼎鼎的秦淮河逊色。秦淮河之外，南京有很多的支流，一度都很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美好的往事难道就只能一去不返。

二十多年前，我天天去长江大桥下的一家工厂游泳。那时候还在读研究生，身体好，每天游了一两千米，意犹未尽，便骑车到大桥上去吹风。印象很深的，是源源不断有人骑自行车，载着鸭从桥上走过。当时只是吃惊，一辆自行车竟然能载那么多鸭，而且全是活的。我至今也不太明白，这些鸭从哪贩来的，只知道它们被成串地挂在自行车后面，浩浩荡荡从我面前经过，时不时还叫几声。这是一道很独特的风景，是80年代中期夏日大桥上最常见的一组镜头。这些鸭子的大限已经到了，它们被连夜送到加工场所，宰杀，做成美味的盐水鸭和烤鸭，成为南京市民第二天桌子上的佳肴。春江水暖鸭先知，是说鸭子有灵性，其实它真要有灵性，就不应该被人类驯化。嗟来之食吃不得，人类歹毒得厉害，绝不会给吃白食。

天知道南京人一个夏天里，要吃掉多少鸭子。这个城市的人喜欢吃鸭，就仿佛山东人爱吃葱蒜，山西人爱吃醋，四川湖南人爱吃辣。据说著名的北京烤鸭，正宗的源头应该追溯到南京，是明朝迁都带过去的。记得汪曾祺刚成名时来南京，请他吃南京街头常见的那种烤鸭，问了问价格，连声说便宜，说比北京全聚德的好吃。鸭丰富了南京人的生活，盛夏到了，人都懒得动，吃饭前去剁半只鸭，要点卤汁，再买些冬瓜海带，从剁好的鸭里捡点骨头烧一锅汤，足以应付一家人。在街头排队买鸭子，排队时遇到熟人，都是常见的事情。考究的吃户都有固定的摊点，精明的摊主都有固定的回头客。附带说一句，地外虹桥的南京饭店中的鸭头，味道奇佳，价格虽然不便宜，却实在值得一尝。

有一款回民菜叫料烧鸭，属于大路货的鸭肴，并不名贵，据说只是把吃剩的鸭子重新烧一下。父亲在世时，我们曾和南京的几位老饕相聚安乐园酒家，已故的吴伯匋老先生对那里的料烧鸭情有独钟。他是南京大学的教授，吃的段位属于专业水平，他说好，通常是真的好。汪曾祺据说已经是很会吃了，他谈起吴伯匋，便有些自愧不如。

关于大运河

扬州在江苏的地理概念上，属于中部地区，仔细看一下地图就可以明白，省城南京偏于西南，苏州偏于东南，扬州基本上是在中心位置，但是在习惯上，大家更愿意把它称作苏北的一个代表城市。我们今天的很多习惯思维，都是明清时期形成的，明朝永乐皇帝移都北京以后，在今天的江苏境内设有七府，其中有五个府在江南，分别为应天府，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松江府，只有两个府在江北，分别为扬州府和淮安府。很显然，“府”这个行政概念，更多的还是看重人口和经济。江北的地盘是江南的好几倍，从面积上看当时的扬州府，几乎相当于江南五府，虽然大，政治地位并不怎么显赫。

早在元朝的时候，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人口达到3万户，就可以申请设县。因为江南人口的日益稠密，清政府曾把江南的许多县一分为二，结果便造成两县共用一个县城的情况，譬如苏州城里，就曾经同时出现过三个县衙门，分别是吴县，长洲县和元和县。清初改置江南省，设江南布政使统领上下两江，安徽为上江，江苏和上海是下江。以后又设左右布政使，左布政使管辖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淮安，扬州九府，以及徐州，滁州，和州，广德四州。右布政使管辖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五府。左右布政使的分治，为江南省的瓜分作了准备，当时的右布政使驻扎在苏州，等到正式分省的时候，把位于江北的两府一州划归江苏，从此扬州府淮安府，暂时还未升为府一级的徐州，开始成为江苏大家庭中的一员。

历史上的扬州和苏州相比，丝毫也不逊色。扬州人和苏州人在自我感觉良好上如出一辙，他们都很会过日子，都习惯于自得其乐，都积淀了非常丰富的文化。这是两个有着悠久历史，同时又是非常适合人居的古城，城市规模都不太大，民风温柔，生活悠闲。如果说它们还有某些不相同的话，那就是苏州处于和平的岁月居多，千百年来和扬州相比，处于战乱的日子要少得多，受到的伤害也少得多。

地处江淮之间的扬州古城并不是什么军事要塞，然而这个城市的建设，从一开始就与军事企图紧密相连。在苏州开始建城的28年以后，也就是公元前486年，野心勃勃的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伐齐，开挖了一条邗沟。千万别小看了这条古运河邗沟，在此之前，长江和淮河并不相通，那时候的军队要走水路，连接江淮的唯一途径，便是由出长江绕海进入淮河，这得要绕很大的一个弯子。因为有了邗沟，行程大大地被节省了，同时，在半路上也有了一个城池邗城，根据专家的观点，这个古邗城就是扬州的前身。

夫差为了北进中原争霸，无意中发展了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和航运交通。从此一直到汉代，当时的江苏境内，江南最大的城市是苏州，江北最大的城市是扬州，那时候的省城南京还算不上什么。然后越灭吴，然后楚灭越，胜利的楚国给扬州起了一个名字叫“广陵”，就像它给南京的赐名“金陵”一样。广陵的名字用了很久，直到900年以后，隋炀帝杨广成了这里的最高统治者，为了避自己本名的讳，改“广陵”为江都。现在的扬州辖区内也有个江都县，此江都并不是历史上的江都，历史上的江都就是今天的扬州。

吴王夫差开挖了邗沟，目的是想称霸中原，结果出师未捷，被更有心计的越王勾践抄了后路，活生生把国家给亡了。一千多年以后，隋炀帝又在古邗沟的基础上，花了六年时间，挖掘了著名的京杭大运河，结果呢，也把一个好端端的大一统江山隋朝给折腾完了。大运河这样的丰功伟绩，不是在秦皇汉武这样的英雄人物手下完成，多少有些让人感到意外和遗憾。人们总是习惯以成败论英雄，如果夫差北伐成功，如果隋炀帝平定了叛乱，结局也许会完全不一样。当然，历史从来就不相信如果，历史也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事实只是，因为吴王夫差和隋炀帝，因为这两个既富传奇又是悲剧性的人物，江苏的命运就此彻底改变。

隋炀帝三下扬州，“玉玺无缘归日角”，老天爷不保佑，最终他只能客死在这里。历史与这位倒霉蛋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因为忌讳扬州的原名广陵，本名叫杨广的隋炀帝特地改了一个地名，没想到自己还是被埋葬在了此地的雷塘，隋炀帝陵结果还是在广陵。“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平心而论，隋炀帝真不能算是个没有用的皇帝，想当初，他领着51万大军南下江南，活捉了醉生梦死的陈后主，结束了自东晋以来270多年南北分裂的局面，那是何等的业绩辉煌。清朝的康熙和乾隆也都是六下江南，同样是劳民伤财，同样是为了缓解南方的怨恨和怀疑，同样是为了加强对富庶的江南地区的控制，同样是为了榨取江南人民的财富，为什么康熙乾隆的下江南，就变成了一种粉饰盛世的大好局面，而隋炀帝的巡游却导致了亡国，这并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清楚的。

不管怎么说，大运河的功都远远大于过。唐诗人皮日休甚至把隋炀帝修运河，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清朝的一位史学家也说，吴国和隋朝的开挖运河，虽然是“轻用民力”，但是后人的享用无穷无尽，他引用了春秋战国时的西门豹的话：

“今天你们恨我怨我，百年以后你们想念我都来不及！”

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南至余杭，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在江苏境内长约690公里，不仅从南到北贯通了江苏全省，而且四通八达，成了江苏与全国各地联系的大动脉。江苏境内的大运河在京杭运河总长度中占有绝对比例。中国现存大运河全长约1794公里，在江苏境内约占总长的五分之二。大运河全程分为七段，其中有三段在江苏境内，它们是淮安以北的中运河段，淮安至扬州的里运河段，镇江以南的江南运河段，大运河依次流经江苏的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8市，江苏共有13个省辖市，大运河所经流域大约占了全省的三分之二。

江苏境内的运河沿线也是历史文化遗存的主要地域。江苏现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7个，运河沿线就占了5个，分别是徐州市，淮安市，扬州市，镇江市，苏州市，低一级别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有6个，运河沿线也占了3个，分别是高邮市，常州市，无锡市。此外，江苏现有全国历史文化名镇10个，运河沿线就占了5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13个，运河沿线就占了11个，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两处，运河沿线占了1处。江苏现有各类地面文化遗存近万处，截至2006年统计，被各级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890处左右。这些重要文化遗存有相当一部分位于运河沿线。由于江苏水系发达，许多河流都与大运河发生联系，与大运河有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江苏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占有绝对比重。

大运河颠覆了江苏作为一个边远省份的落后地区形象，它所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此地老百姓为了自己对国家财政上缴的利税，不免有些怨言，所谓“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这是典型的目光短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大运河的开凿在当时确实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劳民伤财，引发了很大的民生问题，但是它对江苏的经济建设，对江苏的繁华富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人说，在中国的大历史上，万里长城是“人”字的一撇，而大运河则是“人”字的一捺，有了这一撇一捺，中国人就站住了。

时至今日，大运河对于江苏的经济发展，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历史上繁忙的江南漕运已有所不同，现在再也不是用船把粮食和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而是把大量的煤炭和建筑材料送到南方。如果没有运河运输煤炭，华东地区的能源就会出现问题，而建筑材料则满足了快速发展的许多南方城市建设新城区的需要。运河的总运输量相当于两条京沪铁路加一条京沪高速公路的总运输量，运输成本比铁路和公路运输都要便宜，这一点如果不加以说明，一般人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因为现在出门，走水路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

上世纪的30年代，上海的一位大学教授在讲授《中国文化史》的时候，给学生提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150年前，黄浦江两岸蒲苇遍地，田野间偶见村落，很少有人知道有所谓上海，诸位试想那时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应该会是什么地方。同学们被这个看似不太难的问题卡住了，七嘴八舌，说了很多种答案，有人说是北京，有人说是洛阳，还有人说是南京，没有人会想到竟然是扬州。

这位教授十分感慨，说尽管标准答案确实如此，但是大家都没有想到，说明在过去的100多年时间里，大名鼎鼎的扬州衰落得实在太厉害。落水的凤凰不如鸡，自东晋以来，特别是隋唐以后，曾经一直占据中国经济中心的扬州，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作为中国历史上特大城市的光彩早已不复存在。教授苦笑着告诉他的学生，说这个就叫历史的变迁，今天的上海人，听到扬州话便想到江北乡下人，看到扬州人便想到穷瘪三阿木林，要是在150年前，或者往前一些的康乾盛世，再往前一些唐宋元明，扬州人眼里的外地人，清一色都是乡下人和阿木林。阿木林是流行于当时上海滩的洋径浜英语，意思相当于今天的“土包子”和“土老帽”。

苏州人觉得自己的城市是天堂，在心高气傲的扬州人看来，所谓天堂也不过就是一个满足温饱的小康社会。不过是小日子过得有点富裕，不愁吃不愁穿，和平和谐和睦。这样的岁月在扬州人心目中根本算不上什么，稍稍知道一点扬州历史的人都知道，如果说在六朝时期，南京算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那么到了隋唐，自从大运河通航以后，东南繁华的第一把交椅，恐怕就不得不让位给扬州。扬州那时候的来头要大得多，那年头，长安因为是京城，是皇上待的地方，是政治中心的所在地，其地位正好相当于今天的首都北京，而扬州便是今天的大上海，商贾如织，是不折不扣的经济中心。

一千年前的扬州繁华，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实在是难以想象。可以这么说，今天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拥有的种种优势，当时的扬州基本上已全都具备。那时候的扬州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唐代诗人眼里的扬州，是“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是“十里长街市井连”，是“九里楼台牵翡翠”。诗圣杜甫一生贫寒，他看到当时的外国商人一个个东下扬州做生意，不禁心生羡慕之意，也想顺势搭个便车，跟着一起到扬州见识一下，可惜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成行。据说唐朝有些名气的诗人，有一半到过扬州，杜甫偏偏只留下一首“商胡离别下扬州”，这让扬州人民十分遗憾，好在同一首诗的四句话中，杜甫说到了“忆上西陵故驿楼”，根据这句话里刨根问底，他当年似乎也来过扬州，只是惜墨如金，没有留下其他更能让人咀嚼的诗句罢了。

在考古挖掘中，扬州发现了一批唐俑，这批唐俑的最大特点，就是高鼻深目，一望便知道是“胡人”。唐时的胡人不是今天的欧美，大都是来自波斯和大食，也就是古代的伊朗和阿拉伯。同时出土的还有与胡俑有联系的骆驼俑，骆驼有“沙漠之舟”的称呼，它们显然是胡人长途跋涉的交通工具。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对外贸易交流，最初都是沿着丝绸之路进行的，因为是陆路，形成不了太大规模。到了唐朝的时候，海上交通开始发达起来，我国的东南沿海对外贸易大盛，扬州是水路运输的重要枢纽，要想把海外的货物运到京城去，扬州是必经之路。

形容当时扬州繁华的谚语，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扬一益二”，意为全国之富当推扬州为第一，益州为第二。益州就是今天的成都，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排名显然不是扬州人的主意。按照中国南方人的传统习惯，一般不太喜欢自称天下第一，不喜欢太张扬，动不动就是一个吉尼斯记录，这是近年来兴起的时髦。中国人做事喜欢留有余地，喜欢我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的境界，譬如江南第二泉，又譬如天下第二泉。扬州人才不在乎自己排名第几，“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这话最好是让别人去说，等到扬州人自己再津津乐道这些往事的时候，扬州城早已经彻底地败落了。

外地人来到江苏，可以沿着沪宁铁路自东向西，过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也可以顺着沿海高速由南往北，去南通盐城连云港，说完了这些城市，再回过头说大运河途中的淮安，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和扬州徐州一样，位于大运河边的淮安也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说到这一点，它显得要比江苏东部的沿海城市更有底气。如今，淮安人给自己的定位，是要建立一座在苏北城区规模仅次于徐州的大城市，提出的口号是“人均超全国，财政再翻番，建设大城市，苏北争先进”。目标很远大，任务很艰巨，淮安的辖区总人口和市区总人口，处于江苏十三省辖市中间，然而它的GDP总量和增幅都排在后面，人均GDP和人均收入都差强人意。

在一个讲究数字化的现代社会，淮安人提到经济难免沮丧，历史地看，淮安曾经很富裕，可惜那时候没有GDP排名，也没办法统计人均收入。搁在隋唐，今日富庶的苏南怕是没有一个城市敢与淮安叫板，更不要说苏北沿海的那些不毛之地。自从大运河开通，淮安便成了沿线的重镇，唐代的楚州城，商品贸易十分兴旺，著名的开元寺和龙兴寺前是热闹非凡的庙市，吸引了众多的海内外客商，阿拉伯人，日本人，韩国人，不远万里来这做买卖，那时候的此地有个新罗坊，新罗就是今天的韩国，居住的都是高丽棒子。当年的淮安是最改革开放的城市，白天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到了晚上，城边运河过往的船只“连墙月下泊”，城内“千灯夜市喧”，达官显贵前呼后拥，一个个招摇过市，宴饮游乐诗酒唱酬。

当时淮安的繁华程度，仅仅逊于扬州，如果说那年头的扬州相当于今天的上海，淮安基本上也就是今天的广州或深圳，不仅在全国处于绝对领先，而且还是主要的对外开放港口，难怪白居易会把这里盛赞为“淮水东南第一州”。唐以后的历朝历代，淮安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繁华势头。相比之下，宋元时期要逊色一些，宋在中途分成了北宋南宋，淮安处于战乱地带，元朝的军事又过于强大，漕运可以走海路，留在淮安的买路钱便少了许多。明清时期的淮安显然更加繁荣，不仅盛于宋元，而且大大地超过了隋唐，它是京杭大运河上能与扬州苏州杭州相媲美的城市，当时有个说法是南有苏杭，北有淮扬。

如果说淮安在唐代的繁华，还有点自由贸易的特征，明清时的兴盛基本上是靠垄断。作为运河途中的重要城市，淮安与它南边的城市扬州相比，它更像一个巨大的官场，能看到的都是肥缺。扬州城里满眼有钱的盐商，淮安城里到处这样那样的官员。在黄河北徙之前，由于淮安位于黄河运河淮河交汇处，地理位置十分显赫，众多的官员在这上上下下走马换将，也就在情理之中。没人说得清楚此地有多少个衙门，负责漕运的最高长官漕运总督在此驻节，负责治水的最高长官河道总督在此驻节，全国最大的内河漕船厂清江督造船厂在这，著名的淮安漕粮中转仓在这，国家财政收入占有重要地位的淮北盐运公司也在这。淮安被誉为“运河之都”绝非是夸大之辞，清乾隆鼎盛时期，今淮安城的楚州区常住人口“不下数十万”，河道总督署所在地的清河区又“猛增到数十万”，有专家把这两个数十万相加，得出的结论是当时淮安人口应该有60万，而同时期的南京杭州武汉也不过只有30多万的人口规模。

1905年1月，淮安官场大放鞭炮欢欣鼓舞，清政府终于下令将江苏省一分为二，这一回是南北大分家，南方仍然叫江苏省，省府仍然在苏州，北方则取名叫江淮省，省府便设在淮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江苏巡抚的大权被削减了一大块，高兴的是北方的这一位，级别拔高了一截，成了堂堂的抚巡大人。江淮省的设立一下子带来众多的做官机会，大家弹冠相庆，奔走于南京和淮安之间，轮船公司专门开通了航班，特备小火轮直达南京。南京是两江总督的所在地，会跑官的都去总督府钻营，上行而下效，苏北各地也不断有人跑到新设立的巡抚衙门拜码头，结果“官场晋谒抚军络绎不绝，几于应接不暇”。

可笑的是好日子闹腾了三个月，便偃旗息鼓树倒猢狲散。这时候的大清朝气数已尽，禁不起上上下下一片声反对，竟然出尔反尔，再次下旨宣布取消分省。这一来，很多人空欢喜了一场，刚到手的好买卖都没了，顿时人心惶惑，淮安城内外一律罢市，哭天抢地聚众数千人，弹压也没用，急得淮抚一个劲地往北京拍电报，请求暂缓裁撤。最后当然还是取消，就淮安的繁华而言，此次设立江淮省不过是一次回光返照，事实上从1855年黄河北徙，运河的北上运输能力已基本消失，漕粮多由海运，运河的显赫地位已不重要，清政府在此前已经裁撤了南河总督，只留一个漕河总督，接下来，漕河总督虽然被提升为江淮巡抚，可是刚提升又撤消，淮安的地位跟着运河的衰退一落千丈。

淮安的命运与运河息息相关，在运河沿线，像淮安这样一味依赖运河生存的城市，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连接五大水系的大运河全长约1794公里，淮安以“九省通衢”的咽喉要地，独占沿线城市的鳌头，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官场，政府为什么要在这设置那么多的机构。其实只要还原一下历史场景，就不难理解淮安当年繁华的真正原因。地处淮河中下游的淮安位于苏北腹地，东接盐城，西邻安徽，南毗扬州，北方被连云港和宿迁包围，因为处在淮河与大运河的交接点上，“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衔尾而至”，这里是国家的经济命脉。事实上，如果大运河真的畅通无阻，淮安的重要性就会大打折扣，问题的关键是自从黄河改道夺淮之后，运河的梗阻就越来越厉害。

明清时期的商人由南而北，到了淮安，一般都是在清江浦的石码头舍舟登陆，北渡黄河，到王家营去换乘马车，由北而南正好反过来，必须弃车马过黄河，到石码头登舟扬帆，这就是所谓的“南船北马”，或者又叫做“南楫北辕”。因为这样的行旅方式，当时的淮安不仅是这样那样的官多，而且旅馆特别多，譬如在王家营，街道两旁旅店栉比，如果赶上秋闱会试，平时做其他营生的居民为了牟取暴利，也纷纷把住宅改成临时旅店，收入相当可观。车骡厂也多，有记载说，自清真寺以南至黄河大堤，有轿车厂100多家，有48家大车厂，还有七八家骡厂，这些车骡厂皆有镳师保证旅客安全，镳师们个个武艺高强，驰名北道。每到凌晨千车齐发，声闻数里川流不息，是一道很壮丽的景观。

淮安作为交通枢纽和漕运中心，是中国最早议修铁路的地方。一开始想法很简单，南方水路运输成本很低，可以保持不变，将北方的车马大道改成铁路就行。李鸿章在给友人的信中，就说起他曾极力主张国内第一条铁路，应该从淮安修到北京。左宗棠病逝前写给光绪皇帝的遗折，也是强调应该先修这条铁路，认为此举“以通南北之枢，一便于转漕而商务必有起色，一便于征调而额兵即可多裁”。由于保守派的极力阻挠，计划中淮安至北京的铁路虽然最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却一直也没有修成。

反对修这条铁路的理由很简单，是担心洋人会沿着铁路线一路杀到京城，最后，经过种种曲折，其他路段早已开工或者完工，津浦铁路才磨磨蹭蹭开始动工。这时候，淮安的枢纽地位已变得不再重要，芦汉铁路和沪宁铁路已经完工，粤汉铁路正在修，陇海铁路中间的这一段也在修。天下的方寸大乱，南方行船北方铁路的局面已不成立，津浦路北上可以有洪泽湖东或西两种方案，选择东面将经过淮安，也就是原订方案，由于顾忌到苏北的洪水，原本应该贯穿江苏的铁路终于决定绕道安徽，改从洪泽湖的西边经过。

这条铁路一修，以交通枢纽为立命之本的淮安，终于失去了最后的机会，淮安人为此痛心疾首。

淮安附近在黄河没有改道进入江苏之前，是个非常富庶的区域，民谚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黄河夺淮彻底颠覆了整个淮河水系，挟带了一万多亿吨泥沙的黄河水，在江苏的苏北境内疯狂肆虐，使得鲁南的沂河沭河泗河不能平安入淮，而淮安以下原有的入海河道被夷为平地。滔滔洪水逼淮从洪泽湖南面决口入长江，无数支流和湖泊被淤浅或被荒废，从此淮河两岸灾情不断，民不聊生。为了保持运河这条大动脉的畅通，以淮安为界，洪泽湖的水位被一再提高，结果导致上游许多村庄城池被淹，最后连赫赫的明祖陵也吞没在了湖水之中。下游的情形更为惨烈，由于洪泽湖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悬湖，它的湖底要比里下河地区高出许多，一遇大水，洪涛奔腾而下，淮扬二府顿时成了泽国。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在淮水泗水交汇之处，曾经有过许多小的古城，譬如泗口城，甘罗城，小青口的古清河县城，这些古城因为洪水的缘故，已经深深地埋入了地下。最著名的应该是韩信城，据专家考证，它应该位于现在的清浦区大运河南侧，是当年汉将韩信的封侯之城。对于淮安人来说，韩信是一位他们要常常提到的历史名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出生在这里，而且因为与他有关的一系列故事早就深入人心。韩信从食于漂母，受辱于胯下，萧何月下追韩信，韩信为刘邦确立了楚汉战争胜利的根本方略，率军出陈仓，定三秦，灭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全歼楚军。虽然已经两千多年过去了，如今淮安与韩信有关历史遗迹仍然很多，有淮阴侯庙，有韩信钓鱼台，有胯下桥，有漂母墓。

很多人都搞不太清楚淮安与淮阴的关系，它们既可以是同一个城市，又可以毫不相干。今天的淮安市早在秦朝的时候就有建置，因其地在淮河南岸而被命名为淮阴县。汉时淮阴属下邳国，西晋时曾为广陵郡郡治，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是南北对峙的前沿，建置紊乱隶属多变。南宋时这里是抗金前线，曾一度废淮阴县为镇，并分县西北境置清河县。元朝时又废淮阴入清河，从此，元明清三代淮阴均称清河县。到民国三年，清河县因为与河北的清河县同名，又改名为淮阴县。1951年设清江市，县与市分治。1958年市县合并为淮阴市，1964年市县再次分开，又复称清江市。1983年清江市改称淮阴市，为省辖市。2001年淮阴市正式定名为淮安市，而在这之前，离淮阴市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县级市也叫淮安市，它归淮阴市管辖，淮阴市把淮安这两个字拿去用了，原来的淮安便改成了楚州区。

这样的变化就是当地人也有些头疼，楚州区自古以来就是有来头，譬如说周恩来是淮安人，这个淮安就是现在的楚州，和淮阴市区并没有什么瓜葛。楚州在古时候也曾经属于淮阴县，后属射阳县，又属山阳县，南齐武帝时曾分山阳县百户置淮安县，淮安一名从此开始。隋朝的时候设楚州，南宋时改淮安州，元时设淮安路，明清时均设淮安府。民国三年，废淮安府为淮安县，1948年曾与淮阴县合并为两淮市，时间很短，很快又分开。在这以后，淮安县曾经属于盐城专区，后来又长期属于淮阴专区，1983年正式属于淮阴市，1987年撤县为县级市，2001年改名为楚州。

不能说淮阴市改名淮安市，是为了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桂冠据为己有，这个荣誉本来只是颁给过去的淮安今天的楚州区。事实上，淮阴的历史要比淮安更悠久，一个城市的命名，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道理，也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欠缺，譬如连云港，放着现成大气有历史渊源的海州不用，偏要用更狭隘的港口来命名。退求其次叫连云市也比加一个“港”看着好得多，不妨想一想，大连如果叫大连港该是如何的煞风景。究竟应该是叫淮阴还是淮安，显然是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而且很可能在未来还要继续争下去。

洪泽湖是淮安的生命之湖，有“日出万金”的美誉，如何善待洪泽湖，不仅与淮安人民的切身利益有关，而且关系到整个里下河地区的安危。历史上的洪泽湖就从来不曾太平过，公元616年隋炀帝下江南，春风举国裁宫锦，时值大旱，行舟十分困难，当龙舟经过此地时突降大雨，水涨船高，舟行立刻变得顺畅起来，隋炀帝一高兴，取“洪福齐天，恩泽浩荡”之意，为此地取名叫“洪泽”。

自从黄河改道入淮，洪泽湖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人工湖，淮安人沾足了它的光，也吃尽了它的苦头。淮安是江苏境内水运资源最优越的城市，共有73条可供行船的航道，通航总行程有1485公里。虽然已经通了火车，高速公路也四通八达，船运以其低廉的成本，在当地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位于淮安西部的洪泽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也是整个淮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是我国最大的平原型水库，它西纳淮河，南注长江，东通黄海，北连黄河，湖水面积1597平方公里。

如果说淮安是水资源较为贫乏的地区，大家一定会感到十分意外，然而残酷的事实就是这样，淮安是一个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少，过境水丰富而利用率低”的城市。资料显示，淮安全市多年平均地表径流量为21.55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降水虽然丰富，却存在着时空分布差异较大和与上游来水同步的特点，换句话说，这地方洪水来时就泛滥，平时真正可利用的饮用水源并不多。水污染正变得日趋严重，据调查，淮安市80%的人都饮用河水，而近20多年来水质被严重污染，饮水中有许多有害物质，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深受影响。由于无锡的蓝藻事件，江苏政府正在加大对太湖的治理力度，相对于太湖，淮安地区的水污染治理可能更加艰巨，因为此地是多条河流的集散处，污染源头主要是来自上游的河南和安徽，很多难题绝不是靠一省之力就可以解决。明朝的一位皇帝曾经说过，古代治理淮河只是为了“除民之害”，而“今日治河，乃是恐妨国道，致误国计”。现在，运河的畅通已不是问题，传统的水患譬如洪涝与干旱，也对淮安人构成不了什么威胁，但是新的恶魔之剑却又一次高高悬起。

多少年来，淮安人为了国家利益牺牲巨大。为了治淮，在水利工程方面，作出了卓绝的贡献。被称为“水上长城”的高家堰大堤，古称“捍淮堰”，可以追溯到公元199年，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人们漫步在这可与长城媲美的大坝上，欣赏着湖光十色，不能不感叹淮安人1800年的奋斗历史。如今，大运河的水上立交可以让水在不同水位，按照人的意愿流向不同方向。这里的水利枢纽是国内最壮观的水利工程之一，它充分地体现了淮安人的智慧，在不到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30余座大型的水利工程建筑，密集度如此之高实属罕见。江淮之水在这里重新分配，可以北上，可以南下，涝可排，旱可灌，长江淮河大运河苏北灌溉总渠被串通起来，洪泽湖白马湖、高邮湖等水系也因此连成一片。

范公堤烟雨

范堤烟雨是江苏古盐城最负盛名的八景之一。范堤又名范公堤，以知名度而论，或许还不足以与杭州西湖的白堤苏堤媲美，但是说到它的气势，它对民生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却远比白堤苏堤更为出色。这是一条非常古老的锁海大堤，北起阜城，南抵海安，纵贯南北15个市县，全长462.6公里，其中绝大部分都在盐城境内。如今，范公堤沿线是盐城经济最发达的地带，这一线人文资源集中，古迹名胜众多，驱车从堤上走过，思古之情油然而生。

宋朝在盐城的东台西溪设立了盐仓监，朝廷曾经先后派过三任负责盐务的官员，这三位盐官都是干才，被誉为“西溪三杰”，他们不仅在任上的成绩突出，而且最后都当了大官，都是官居参知政事。千万别小瞧了这个参知政事，在北宋这职务相当于前代的宰相，基本上就是今天的总理副总理。这个例子也足以见证当年盐政的重要，三位盐官中最后一个是范仲淹，公元1021年，范仲淹来到西溪接任盐仓监。这时候，盐城东台一线，与大海的直线距离，不过是一里路光景，滔滔黄海汹涌澎湃，每逢海潮泛滥，“远听如天崩，横来如斧戕”。原有的海堤因为年久失修，根本经不起风浪的侵袭，堤堰倒塌潮水漫浸的悲剧经常发生，盐亭农田遭淹，庐舍牲畜漂没。范仲淹看着当地老百姓苦不堪言，遂决定上书重新修筑大堤。

1023年，范仲淹被任命为兴化县令，主持修筑海堤工程。第二年秋天，大规模的修筑堤堰终于正式开始动工，为此范仲淹共征集了通州泰州楚州海州的4万民工。民间传说这一浩大工程还与范仲淹的宝贝女儿有关，当时建造堤坝的地址迟迟决定不了，于是范仲淹便采纳了女儿的建议，亲自率领一批民工，将数以万担的稻壳倒进沿海，入夜涨潮了，稻壳随着海浪涌向岸边，等到海潮退后，稻壳留在了海滩上，出现了一条漫长而明显的标志，范仲淹随即率领民工沿稻壳线打上树桩，堤址就此而定。大堤施工历时4年多，最终修成堤座10米，堤顶宽3.3米，堤高5米，全长181华里的大海堤。

从此，沿海一带的海潮之患被遏制住了。范公堤建成之后，堤东煮海为盐，堤西麻桑遍地，盐城的老百姓受益显著。堤内良田万顷，稻浪千重，堤外海涂纵深，风光旖旎。很多人熟悉范仲淹，都是因为他留下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是对于盐城人来说，却是“海水有时枯，公恩何日已”。“前后筑堤非一人，至今群口推仲淹”，后人为了缅怀这位造福于民的父母官，在盐城境内修建了多处“范文正公祠”，而在老车站附近还修建了纪念范仲淹的“景范亭”。

多少年来，范公堤被一再修筑扩建，随着时光流逝，海岸渐渐东移，堤身已远离海边，至清道光年间，范公堤终于完全失去挡潮作用。1932年，范公堤被改为通榆公路，再后来就是204国道，时至今日，古老的范公堤仍然还是贯通苏北东部沿海交通的大动脉，它进一步被拓宽，经过盐城市区的路段已经宽阔美丽的开放大道。

说起江苏经济，有一个江南的苏锡常，还有一个江北的徐淮盐，两者相对照，江南的经济明显占据优势。江北的发展却有着重大差别，过去是南高于北，改革开放后，沿陇海线的发展一度比较快，结果便出现了两头高中间低的形势。这些年形势又在改变，大家都在使劲提速，位于中间低的盐城已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

盐城的最大优势便是它长长的海岸线，甚至超过了江苏从南到北直线距离，总长有582公里，占全省的56％。它拥有着一望无际的滩涂，总面积是4550平方公里，占全省的67％。潮涨不淹的叫滩，潮落才出水的叫涂，在过去年代不是什么值钱的地方，现在都是大可利用的宝地，滩地去碱之后即成沃土，因此盐城拥有了江苏最大也是最具有潜力的土地后备资源。

事实上，盐城的滩涂现在仍然以每年3至5万亩的规模继续增长，对于人多地少的江苏来说，土地资源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南宋时的黄河夺淮，彻底改变了整个苏北的格局，由于黄河最终是在盐城北部入海，沿海的泥沙堆积作用大大增强，海岸线迅速东移，唐朝的时候，盐城就在海边上，到了宋朝，仍然是“去海不过一里”。到明嘉靖年间，海岸线东移了15公里，到清乾隆年间，又增为50公里以上。清咸丰年间黄河再次改道，由山东境内入海时，盐城离海已达70多公里。其后，由于泥沙来源减少，射阳河口以北海岸侵蚀严重，废黄河三角洲已蚀去1400平方公里土地。好在河口以南的海岸还保持着淤涨速度，尤以东台和大丰两个县级市为最。

从煮海利兴，到废灶兴垦，盐城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相对于南通，同样是苏北沿海城市，盐城的工业基础要薄弱很多，但是近年来，盐城开始大打工业的招牌，已成为国内重要的汽车制造基地。贫穷的帽子正在被摘掉，时至今日，江南的鱼米之乡桂冠，当仁不让地戴在了盐城头上，这里的农产品资源优势突出，是江苏最大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粮棉油禽蛋鱼的种养规模和总产量，均居全省的首位。此外，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蕴藏量高达800亿立方米，预计总储量达2000亿立方米，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陆上最大的油气田。在沿海和近海还有约10万平方公里的黄海储油沉积盆地，居全国海洋油气沉积盆地的第2位，有着广阔的勘探开发前景。

盐城人似乎厌倦了落后，这些年来，他们跟在富庶的江南后面亦步亦趋，不知疲倦地精耕细作发展农业，大张旗鼓地招商引资致力于工业。另一方面，盐城人也开始意识到了湿地的重要性，意识到自己不能简单地重复别人走过的成功之路。海侵和淤涨是盐城地区同时面对的两个现象，随着全球气温变暖，环保形势恶化，海平面每增加1公分，都会给沿海地区带来十分的严重影响。盐城拥有了太平洋西岸最大的一片海洋性湿地，在以往的历史里，盐城总是没完没了地向大海索取，人们获得无数的盐，开垦了数不清的土地，因此只要一提到盐城，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开发，如何尽快得到更高的回报。

一个社会进入到高速发展时期，那些偏远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要想改变贫穷落后，并不是最困难的事情。困难的是如何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好人类赖以生态的自然环境。对于盐城的人来说，湿地差不多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只是在最近的这几十年才被专家提出来，但是很可能因为这个全新概念，会彻底改变未来盐城的历史进程。如今，盐城已经将自己定义为“东方湿地之都”，它一改当年只知索取不思保护的传统，将蓝天大海滩涂森林草原，与珍稀动植物等生态旅游资源融为一体，未来的盐城将拥有一个国内领先，在国际上也是一流的国家湿地公园。

也许，过不了太久，随着经济水平的日益提高，在生态学观点的指导下，享受和认识自然将成为一种必然。到那时候，盐城将成为江苏境内最为时尚的城市，去湿地尽情享受自然风光，看仙鹤飞舞，看麋鹿奔跑，将自己置身于相对古朴和原始的自然区域，将成为一道独特的生态文化景观。

江苏的南通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城市，与省内同等级别的城市对比，它似乎没有那么多的辉煌历史可以炫耀和卖弄。秦始皇统一中国，汉王朝威震海内，所有这些历史课上的家常话，与古老的南通似乎都沾不上边。四海之内，莫非王土，这话也只能是说说而已。凫雉栖飞，獐狐窜走，南通的先民生活在草丛荒滩之上，置身远离大陆的世外，沉浸在打鱼和狩猎的活动中，远比当时还没有大开发的江南更加原始。

唐宋之前，今天的南通大都还是一些大海里的沙洲。沧海变桑田的故事，让南通人来叙说最为生动。根据史料记载，南通的前身，也就是一些大大小小的沙洲，大约在公元7世纪，才开始与大陆东端的扬泰岗地相接，到10世纪的五代之初，已出现在长江口外几百年的胡逗洲，终于与长江北岸相连接，这就是今天的南通城区。

历史上的南通曾经属于泰州管辖，在城区开始与大陆对接的100多年后，东边大海中的古海门岛又开始与大陆相连。形象地说，南通的地盘就是这么一块块拼起来的。只要你有心，只要你愿意往深处挖，在整个南通地区，到处都有可能找到一条古船的遗骸。上世纪70年代，南通管辖的如皋境内，几个小孩在一个小池塘里玩水，居然从河底摸出一块很大的木板带回家。村民觉得这事不可思议，于是接着探索下去，结果发现淤泥下面是一条古船。专家们闻讯赶到，用起重机将古船吊起，那时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做事有些粗糙和欠考虑，吊起时船身还很完整，到放下时古船就散开了。据测量，这条古船长17.32米，宽2.58米，舱深1.6米，船上有日用瓷器9件，都是唐代制品，此外还发现了3枚唐代的制钱“开元通宝”。

发现这艘古船的地方，离长江有几十里，离大海有上百里。在南通地区发现“陆地海舟”从来就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1985年，如东汤家园的农民在挖河藕时，发现了一块“古木”，经博物院专家研究和鉴定，竟然是一艘东汉晚期的“独木舟”。到了1987年冬，如东掘港的农民挖鱼塘，又挖到了一条元代的海船，船上有一只陶香炉和两只陶罐。

所有这些发现，足以证明南通在古时候是个很偏远的地方。南通人编了一本《历代文人咏南通》的小册子，根据这本书上的记载，似乎找不到什么宋以前的文字记录。在写诗词歌咏南通的古代文化名人中，最早的也就是王安石了。一生好入名山游的诗仙李太白没到过这里，与江浙大有缘分的苏东坡没到过这里，动不动就喜欢“下江南”的康熙和乾隆皇帝，也没有到过这里。与李白和苏轼相比，初唐四杰的骆宾王名气要小一些，但是南通人相信自己与他的关系十分密切。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当年把武则天本人也给惊呆了，连呼“宰相安得失此人”。关于他的下落有着不同解释，《资治通鉴》说他当时就被当做乱党给杀了，《朝野佥载》说是投江而死，《新唐书》说是“亡命不知所之”，而孟綮《本事诗》则说他落发做了和尚，“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南通人坚持认为骆宾王最后躲在了“邗之白水荡”，这个白水荡又名白水窝，就是今天启东的吕四。明朝的时候，有人在吕四发现了“骆宾王之墓”，到了清朝，这个墓被移到狼山东南山麓的峭壁前，现在已成为供人游览的一个景观。

同样，为纪念文天祥南归修建的“渡海亭”，不但是很好的旅游景点，同时也可以作为当年这里是边远蛮荒的见证。1276年，文天祥在被押随元军北上的途中脱逃，几经磨难，在通州卖鱼湾附近渡海南下，与惊恐逃亡中的小朝廷会合，重举义旗，最后虽然没有能够完成挽救南宋的大业，但是南通人永远忘不了这位忠贞不贰的民族英雄。

一提起今天的滨海城市，人们首先想到的会是旅游度假胜地，想到一片片金黄色的沙滩，想到一栋栋建筑风格迥异的别墅，想到衣着鲜丽的男女游客，想到温暖的海风和绿色棕榈树，这些海边常见的旖旎风光，显然不是南通的真实写照。地处长江入海口北岸的南通，三面临水，一面靠陆，状如菱形半岛，与上海和苏州的常熟张家港隔江相对，境内拥有江海岸线364.91公里，是长江入海口的第一个河口港口。作为长江流域进出物资的转运枢纽，作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港口，南通已在1984年被国务院列为沿海对外开放城市。

这里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像上海那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但是历史并没有把这美好的机会留给南通。让人不得不感到遗憾，或许与大上海挨得太近了，南通不仅不能与它相提并论，与其他省份著名的滨海城市相比，也要逊色许多，起码到目前为止，南通还不具备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那样的综合实力。一个城市的发展，通常都是可遇而不可求，滨海城市能够成为亮点，也就是在近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事实上，只要稍稍考察一下中国城市的发展，就可以发现在历史上海边不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好地方。在闭关锁国的政府眼里，一个滨海小县城，并没有太大的价值。很长一段时间，南通只是伸向大海深处的一个拐角，是犯人藏匿的好地方，天高皇帝远，老百姓自得其乐。

南通又被称之为“崇川福地”，虽然滨海临江，位于长江口岸绝佳的地理位置，把守着进出中国内陆的大门，这里自古就不是兵家必争之地。偏安于江海三角洲之间，境内地形平坦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河网纵横，因为少有战乱，人民的生活相对安定和富足。离南通不远的江面与沿海，有确切记录的大小战斗共发生了40余次，这些战斗一般都跟改朝换代有关，对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影响并不太大。明清时代的海禁，抑制了南通的对外发展，譬如清政府就严格规定，如有打造双桅500石以上的船只出海者，不论官民，俱发边卫充军，文武官员及地方甲长同谋打造者，判3年徒刑，明知打造而不举报者，官要革职，老百姓要杖100记屁股。

真正影响生活的是大自然，在生产工具极其落后的条件下，南通的先民只能是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这里的地理环境，与地处莱茵河入海口的荷兰十分相似，不同之处在于，荷兰人的航海业发达，敢于出外探险，到处去寻找殖民地，南通人干不了这个，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待着，煮盐为业或者开垦荒地。千百年来，围海造田是南通人最可歌可泣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他们所做的努力，完全可以与荷兰人相媲美。自13世纪以来，勇敢的荷兰人向大海填土争地，为其国土增加了700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其领土的五分之一，南通人历年从大海所争得的土地，已经接近这个数字，因此，南通也被誉为东方的“荷兰”。

当然，向大海争土地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星移斗转天道无常，人类在和大自然作斗争的时候，并不是总占上风。唐宋时期，南通土地面积不断增加，到了元朝末年，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长江主泓北移，江水海浪开始发威，冲刷着已成为平原的南通。整个明朝期间，南通的海门都在不停地崩溃之中，无数村庄沉入了大江大海，无尽哀号响彻了数百年，海门县衙一次次搬迁，结果清朝康熙皇帝接手这个烂摊子时，不得不含恨撤消无土而治无、民而抚的海门县治。今天的人站在狼山前，望着山下滚滚的长江，难以想象这里曾是良田万顷，随处可见炊烟缥缈的村庄。好在海门很快从海底冒了出来，在取消县治的几十年后，海水又一次退去了。新的沙洲再次被改造成了大片良田，大规模的移民又一次从江南和崇明拥过来，筑堰修圩开沟排水。南通人向大江大海要地的不屈精神让人敬佩，事实上，如果没有几代人的前仆后继，栉风沐雨历尽艰辛，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南通。南通的这些神奇土地，既可以说是老天爷的恩赐，也可以说是南通人靠自己的奋斗获得。

江南水乡和太湖佳处

真往古时候说，苏州算不上什么好地方，譬如汉朝的司马迁眼里，中国土地分成9个档次，苏州的所在区域，属于让人感到尴尬的最后。后来江南大开发，到了唐宋，这里逐渐牛起来，经济开始起飞。于是天下财富数这地方最多，所谓“江南居十九”，国家财政收入的10块大洋，有9块是江南的贡献。江南不是苏州一家，若没有了姑苏这道菜，这桌宴席怕是也没办法弄。

朋友们聚在一起聊天，想不明白苏州为什么能一直这么牛。历史文化名城中，发达的城市有一大串，唯有苏州保持的亢奋状态最为持久。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苏州人一旦阔了，似乎再也没有穷过。这究竟是为什么，大家各抒己见，我的观点是苏州人沾了两个光，一是善于规划，二是有富贵传统。

好的规划莫过于900年前的苏州再造，那时候金兵来袭，好端端的一个城市破坏得不成模样，苏州人索性以城外的河湖为依托，引水进城，有计划地开凿了一条条河道，构成了非常完善的城市交通系统。传统中国民居都是坐北朝南，太湖在城西，大海在城东，湖水潺潺东流，前街后河家家临水，便成了此地日常生活的情景。

我们心目中的那个苏州，通常都是“水陆相邻，河街并行”，这个传统并不是天生，靠的是历史上一个好规划。好的规划可以有上千年的深远影响。其实就城市功能而言，老苏州早已遭遇了太多的现代化障碍，而解决这些棘手问题的出路，说白了就是只能再造一个全新的苏州。螺蛳壳里做不出道场，要想继续做一只经济的领头羊，必须要有新的好的城市规划。

苏州人说起自己的高新开发区，眉飞色舞情不自禁。经济腾飞在有着富贵传统的苏州人那里并不算奇迹，但是今昔对照，面对一系列惊人的统计数据，那种强烈的自豪感仍然按捺不住。一位苏州官员告诉我们，有钱的洋人很乐意把银子拿到苏州来，为什么愿意在这投资，因为这地方有文化底蕴。

不由得在心里感到好笑，想自己这些年不说见多识广，好歹也去过一些码头。说到文化底蕴，中国毕竟是泱泱大国，几千年辉煌历史，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说自己有底蕴。外国人又不傻，他才不会跑到中国来投资文化，情人眼里出西施，洋人老板一眼相中苏州，是看中了富贵传统，看中了这里做事有板有眼，也就是有好的规划，因此才敢大胆放心地过来投资。一个巴掌拍不响，就相当于我们心甘情愿把钱放在银行，不是老百姓手头有钱，是为了这家银行有实力，有很高的利息和回报。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故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是红楼梦第一回中的描写，说到了《红楼梦》就会联想到林黛玉，林黛玉便是苏州人。苏州的文人有名气，苏州的女人也是非常了不得。历史上与苏州有关大名鼎鼎的美女太多，譬如那位在四大美女中名列第一的西施。

倾国倾城的西施本来是越国女子，可就是这位大美人，依靠玩美人计彻底颠覆了强大的吴国。自从西施来到了吴国，美人与苏州的缘分从此就再也分不开。自古红颜多薄命，不许佳人见白头，苏州的美人似乎都难逃悲剧厄运，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陈圆圆是苏州人，桃花扇底看南朝的李香君是苏州人，状元夫人《孽海花》的女主角赛金花也是苏州人。

元朝时期，一个叫马可·波罗的外国人曾经到过苏州，这地方给他留下的印象就是十分富庶。他用“漂亮得惊人”来形容这个城市，在他眼里，人人都穿着昂贵的丝绸，人人衣食无忧。在西方人眼里，马可·波罗绝对是一个中国通了，可是他完全弄不明白什么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对我们来说如此简单明了的意思，却被他曲解为杭州是“天上的城市”，苏州是“地上的城市”。更为荒唐的是，他认为苏州城外附近的山上，不仅大黄长得茁壮喜人，同时还盛长生姜，而且售价低廉，一个威尼斯银币，可以买到18公斤生姜。

大黄和生姜显然不是苏州的特产，大多数的苏州人恐怕连大黄是什么玩意，都弄不太清楚。不过有一个信息非常准确，就是那时候的苏州确实已经是不同寻常的富庶。除此之外，苏州与马可·波罗的家乡威尼斯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它们都是人家尽枕河的水城，都是在水上大做文章，并且做好了文章。同样是出于人工，与威尼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苏州城并不是像精明的意大利人那样，把一座美丽城市凭空建造在一排排结实的木桩上面。

苏州城的基本格局，是借助了一条条人工开凿的河道。要想解释清楚这个城市基本格局，举世闻名的宋《平江图》是一份最好的说明书。1129年金兵南下，原有的苏州古城几乎毁于战火，这是有文献资料以来，苏州城遭受的最大的一次伤害。在其后的100年间，废墟中的苏州不断恢复和发展，很快又生机勃勃地繁荣起来，当时的郡守李寿朋令人绘制了平江城地图，精细镂刻在一块石碑上。苏州又名姑苏，姑苏之外，用了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平江。《平江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幅古代城市规划图，绘图手法是以平面和简练的立体形象相结合，它是国务院颁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平江图》形象地反映了当时苏州的繁华风貌，勾画出了宋代苏州人民的生活景象。苏州城充分利用了水这个自然条件，以城外的河湖为依托，十分大胆地引水进城，在城内有计划地开凿了一条条河道，构成了非常完善的城市交通系统。由于茫茫的太湖在城西，大海又在城的东面，湖水经苏州城潺潺东流，因此苏州城里的河道更多的是东西走向，而传统的中国民居是南北朝向，于是前街后河，家家临水。“水陆相邻，河街并行”，成了古代苏州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常态。

苏州人很在乎自己的排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并称，苏州排在前面。苏湖熟，天下足，苏州又排在前面。苏州人因此不能不得意。好事者觉得这些排名并不足以说明问题，不过是为了顺口和押韵。苏杭并称是在宋朝，源于北宋京都开封的一句流行俗语，“苏杭百事繁度，地上天宫”。杭州人认为自己是南宋的首善之地，是天子脚下的京城所在地，他们才应该排在苏州之前。苏州人不认这个道理，他们觉得自春秋以来，一直延续到北宋，杭州都是“僻在一隅未显”，它曾经作为京城是不假，那也就是南宋这个小王朝的事，风物长宜放眼量，考察经济指标，“若以钱粮论之，则苏十倍于杭”。

当然，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天堂”不仅仅是应该有多富庶，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衡量指标，是能够远离战乱。苏杭排名之争本来就没什么是非，相比之下，同属吴地的苏州和杭州一样，自古以来便是太平的时间居多，宋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事频繁，民不聊生，大批难民纷纷避祸南下，他们来到江南，看到的是一片和平景象，看到的是这里安居乐业，于是产生了一种恍若来到天堂的感觉。

对我来说，盘门最初是个纸上的符号，是和爱情联系在一起的地名。虽然填写籍贯，习惯上写苏州这两个字，但是直到有一天，去拜访一位住在盘门的姑娘，我才和苏州这座名城，有了真正意义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记忆中，苏州和盘门差不多是一回事，很长一段时期，鸿雁传情，锦书易托，我把感情全寄托在面值8分钱的邮票上，在信封上一遍遍地写着苏州盘门。那位苏州姑娘，确切地说，那位住在盘门的姑娘，把我弄得神魂颠倒。不知道自己为她写了多少封情书，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文字的磨练，我有幸成为了一名作家。

苏州有许多标志性的东西，它的园林，它的评弹，它的美味佳肴，最能够引起我奇思妙想的却是盘门。那时候的盘门，藏在深闺人未识，通过一道闸门，通过一条窄窄的小河道，把古运河里的水，毛细血管一样引向城市的四面八方。我和家住盘门的苏州姑娘，沿着这些小河道，没完没了走着，脚心走出了泡，鞋底磨穿，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都留在了小桥流水之上，都留在桃红柳绿之中。有一句流行的俗语，叫“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实际上，年轻时不仅不懂爱情，而且根本就很少有欣赏风景的闲情雅致。随着青春岁月一同消失的，除了这一条条小河道，还有鹅卵石铺成的小径，它们和交叉纵横的河道一样，通向无数条小巷的深处。以盘门为起点，沿着鹅卵石小径，我们浏览了苏州的每一个角落。我用自行车驮着盘门姑娘，她为我指引着路。

苏州城以它的美丽精致闻名。在苏州人眼里，古运河边上的盘门，有着水陆两门和瓮城，这已经足够壮观了。水门傍南，陆门依北，有城楼有城垣，这又是何等的气派。我有时候喜欢和苏州人抬抬杠，尤其喜欢和那位下嫁到南京的盘门姑娘比阔。和南京的中华门城堡比起来，盘门的狭隘，至多也就只能算是个小弟弟。苏州人是中国最傲气的，必须煞煞他们的威风才行。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以一个城市的古城门而言，盘门这个小弟弟显然是最具有特色的一个。大而无当，盘门从来不以庞大取胜，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精致，恰巧是“小是美丽的”的最好注解。

今年春天，与文友夜游苏州古运河，经过盘门的时候，灯火辉煌，同游者一片惊呼。知道行情的人，都在反复念叨它的好，不知道的便想立刻弃舟登岸，一睹盘门芳容。我情不自禁怀起旧来，仿佛重新回到了当年，回到小河边古道旁。纸上的盘门早已不复存在，经过多次维修改造，盘门旧貌变新颜。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既是怀旧，自然免不了一番多余的感伤。

水乡古镇

闻名世界的建筑大师贝聿铭是苏州人，他认为真正的苏州特色就是，“粉墙黛瓦，枕河人家，水道纵横”。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苏州的经济高速发展，城市面貌急剧变化，现代化正日新月异地改变着这个千年古城。

时至今日，要想重温当年情景，很有必要到苏州周围的小城古镇去拜访一下。温故然后知新，在这些保留完好的小城古镇中，蕴藏着大量老苏州的影子。苏州附近是古城镇最多的地区之一，围绕在苏州的管辖范围内，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名镇星罗棋布。根据1992年的统计资料，苏州境内共有200多个小城镇互相呼应，平均每42.4平方公里就有一个，比全国平均数的每160平方公里才有一个小城镇高出了3倍多。

苏州的古镇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木渎，长桥，太仓，千灯，还都是一些带有军事性质的部落。随着东晋的大开发，尤其是随着隋唐大运河的开通，江南的经济地位日益提高，漕运盐运使得苏州周围的小城镇兴旺发达起来。其中非常著名的有“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的盛泽镇，有号称“六国码头”的浏河镇，有花果和鱼米被大家所熟知的东山镇，除此之外，还有黎里，震泽，陈墓，沙溪，虞山等等，这些古镇的共同特点，都是在经济上十分富裕，文化上名人辈出。

当然，今天苏州最出名最有影响力的古镇，无疑是周庄同里和甪直，这三个古镇已成为江南水乡最具有标志性的代表。周庄历史上出过20多位举人和进士，至今仍保持着大量明清时代的古建筑，以“沈厅”和“张厅”最为著名。沈厅为明代江南第一富豪沈万三的后裔所建，坐东朝西规模宏伟，是七进五门楼。张厅为明代中山王徐达之弟徐孟清的后人所建，潦倒后卖给了张姓人家，是前后五进，一条小河穿屋而过，有“轿从前门进，船从家中过”的独特建筑风格。

同里是江苏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古镇之一，建于清末的退思园非常有特色，1986年，美国纽约以退思园为蓝本，在该市的斯坦顿岛植物园建造了一座江南庭院，取名“退思庄”，由此可见它在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同里因为水多，桥也特别多，其中那座被人们叫做读书桥上的“一泓月色含规影，两岸书声接榜歌”的桥联，生动地记录了同里人的勤学苦读之风，同时也证实了当地自古以来的“科名”之盛。

甪直境内有六条玉带似的河流、三横三竖地从镇上穿过，吴淞江则沿着镇西流过，构成了一个天然庞大“甪”字，而甪直镇也因此而得名。镇中央有个保圣寺，寺中的唐塑罗汉像被誉为“东亚瑰宝”，相传是唐朝的雕塑家杨惠之所塑。杨惠之与唐朝的画圣吴道子齐名，曾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不过杨惠之可要比米开朗基罗早了好几百年。

虽然当地人觉得这些古镇千姿百态，有着很多的不一样，在来自五湖四海的旅行者眼里，仍然还是有些大同小异。旅行者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水乡特色的“粉墙黛瓦枕河人家”，看到的是青石板径木栅小窗，看到的是里巷幽长弄回路转。这些在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里已逐渐消失的水城景色，终于让他们清晰地看到了苏州的过去。经济和文化一样，必须要有相当长的历史积累才行。很多人都把江南的富裕，简单地归结于改革开放以后的乡镇企业，简单地归结为一个政策的实施，造访了苏州周围的古镇以后，人们终于不难发现这里为什么会富裕的秘密。

首先，苏州城是处在金字塔的最顶端，它的惊人富裕和繁华，建立在周围小城古镇强大的物质基础之上。说苏州城只是坐享其成有些夸张，但是如果没有来自下面的支持，苏州城的欣欣向荣便要大打折扣。隶属苏州管辖的各个县级市，每一个都是GDP的高手，常熟，昆山，张家港，吴江，太仓，个个都是实力雄厚，谁也不会在上缴利税方面示弱。

在军事上苏州甘罢下风，在经济上敢称老大。江南从来就不是在一夜之间暴富起来的，相对而言，这里远离战火兵乱，既不是兵家必争之地，也不是南逃的中原王朝可以建都临时避难之地。在乱世的时候，苏州并没有值得坚守的军事意义，也没有稳定民心的政治意义。通常情况下，只要东南重镇南京被攻破，此地传檄可定。对于苏州人来说，耕读传家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种田，读书，勤劳，刻苦，追求一种和平淡定的岁月，这不仅是此地老百姓的一种生活态度，也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

在八年抗战之前，无锡荣氏家族的领袖荣德生曾在风景绝佳的太湖边购地1200亩，想把上海的复旦大学迁到无锡。这是个很有野心的计划，因为荣德生相信“事业之成，必以人才为始基也”。要办学，首先得有经济实力，荣氏家族既然愿意出钱，经过蒋介石的首肯，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已同意迁校，可惜抗战爆发了，这造福于无锡乡民的大好事活生生地给耽误了。抗战胜利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各种原因，复旦大学再迁无锡已无可能。

这件事情充分说明了江南特别是无锡对教育的重视。有两个比较确切的数据，能够形象地说明了无锡人的素质，一是江苏城市的文化程度，一是城市的职业人口比重。先说文化程度方面，1982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无锡有大学学历的人，也领先于南京之外的其他城市，不仅高于苏州、常州，而且领先了徐州差不多一倍。到1992年，基本情况还是不变，无锡仍然处于领先，每1000人中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是21.07人，比徐州的9.18还是高了许多。大学的创办是要有各种条件的，有相关的政策和相对的程序，并不是谁想办就能办。因为历史的原因，南京的传统高校比较多，应该另当别论，无锡与其他城市相比，在高校数量上并没有优势，它的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数多，只能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城市更重视教育。

其次是就业状况，城市人群对职业的选择，既是一种生活态度，也反映了一个城市的面貌。统计资料表明，在1982年，除了省城南京，无锡市内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行业人员包括公务员，在数量上都高于其他城市，而在生产工人和运输工人这一栏上，它的百分比甚至超过了南京。与之相反的却是，在农业人口的数量上，无锡比南京之外的其他任何城市都低，远远低于全省的平均数。到了1990年，无锡公务员和服务行业人员的百分比，甚至已超过南京，达到全省最高水平，这说明起码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无锡的城市化程度在江苏是相当高的。

上世纪初，上海经济迅速发展，人口开始暴涨。当时的上海还没有完全独立建市，大量江苏人不断涌入。一份人口调查的资料显示，在1900年，上海公共租界里有14.19万江苏籍人口，到1935年，已增加到59.12万人，35年间增加了45万人。1950年1月的统计数目表明，全上海498万人，江苏籍人口有239万，占48.06％，上海本地籍75万，浙江籍人口128万。这个数据还无法精确显示究竟有多少无锡人在上海打拼，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无锡人在上海的一定不会占据少数。众所周知，无锡人在上海办厂或者做工，这曾经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数据虽然有些枯燥，往往可以简单明了地说明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后，苏锡常也进入了一个经济迅速发展时期，这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借助上海的辐射。这期间，在上海的大量江苏籍人员开始用各种方式回报乡里，或提供相关技术，或直接退休回乡发挥余热。苏南模式中举世闻名的乡镇企业，没有上海的技术支持，显然要大打折扣，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当然，无锡的优势，其实也就是苏锡常的优势，就像语言上的差异一样，在外省人看来，甚至是在苏北人看来，他们的不同并不是太大。在上海的江苏籍人士中，苏南的打工者中，有很多都是技术工人，他们掌握着工业时代的先进技术，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技术，这些游子们回报家乡父老的美好愿望，才变得完全有可能。

苏锡常三强鼎立，这是江苏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虽然苏南一带是传统的发达地区，但是长期以来，依靠的都是农业，只有在改革开放以后，靠乡镇企业打开缺口，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桶金，苏锡常才谈得上是真正的快速发展。苏锡常互相竞争，只是无锡在某些时间段里，显得更突出一些，享受的“苏南模式”的成果更多一点。

关于太湖的形成，地质学家有不同的观点。持泻湖说的观点认为，远在5500多年前，长江三角洲基本上还不存在，那时候长江是在镇江一带入海，钱塘江则在杭州附近入海，江南的海岸线是在今天的奔牛，金坛，溧阳，宜兴至浙江的长兴一线。随着长江和钱塘江携带的大量泥沙，形成了冲积沙嘴和三角洲，长江南岸与钱塘江北岸的沙嘴逐渐合拢，中间低洼地方的海水慢慢淡化，便形成了古太湖。古太湖应该是一个巨大的湖，现在江南的有些湖泊离太湖已很遥远，譬如太湖以东的淀山湖和阳澄湖，以西的滆湖和洮湖，当年与古太湖曾经是同一片水域。

与泻湖说认为太湖由大变小不同，构造说的观点是太湖由小变大。持构造说的学者强调地壳运动，他们认为随着新构造运动，本区破碎的地壳一直处于振荡的轻微升降之中，在断裂破碎比较厉害的地方，形成了小洼地，也就是说太湖平原缓慢下沉，先后形成了几个小湖，即司马迁《史记》中提到的五湖，所谓游湖，贡湖，胥湖，莫湖，菱湖，由于继承性新构造运动的影响，这5个小湖进一步扩大，终于不复存在，消失在茫茫的太湖之中。

太湖古名震泽，是中国的五大淡水湖之一，长约68公里，最大宽度56公里，湖水总面积约2238平方公里，平均水深1.9米，蓄水量为44.3亿立方米。江苏的苏锡常三市还有浙江的湖州市，都拥有太湖辽阔的水面，但是在这4个城市中，显然无锡与太湖的关系最为密切。太湖是无锡的招牌，1982年评出的第一批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全江苏境内只有两处，一处是南京的钟山风景区，另一处就是太湖风景区。相比之下，南京钟山风景名胜区有中山陵、明孝陵、灵谷寺，多少还有些文化的含义，不像太湖虽然也有些人工建筑，但是更多的还是依靠自然山水。

俗话说无锡之美，美在太湖，太湖之美，美在鼋头渚。鼋头渚是茫茫太湖岸边一块突出去的大石头，站在高处，36000顷的浩瀚烟波奔来眼底，浓淡相宜的七十二峰缥缈可辨，山外有山，湖中有湖，仿佛一幅“天然图画”。天下之山，得水而悦，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宋人曾经说过，“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登鼋头渚观太湖，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辽阔，帆影鸥飞，显然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观景点。

在中国的帝王中，恐怕最喜欢游山玩水的就算是乾隆了，他六下江南，在无锡均驻跸惠山寺，曾七次漫游寄畅园。顺便说一句，乾隆的爷爷康熙也是六下江南七到寄畅园，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寄畅园竟然接驾十四次。与苏州园林的小家气相比，建于明朝的寄畅园要古朴清旷许多，也苍凉婉转许多，这当然要归功于此地的奇特自然风光，难怪乾隆到了这会诗兴大发，前后一共写了二十几首诗。乾隆常被后人讥笑诗写得太多，可是像寄畅园这样一个景点，让万岁爷就留下这么多笔墨的地方，委实也不多见。写诗之外，乾隆还珍重其事地题了词，康熙留下的墨迹是“山色溪光”，直白浅露，写眼睛所能看到的美色，乾隆便掉了回书袋，题的四个字是“玉戛金枞”，写耳朵听到的流泉淙淙如击玉撞钟的声响。

无锡还有一个唐代茶圣陆羽评定的“天下第二泉”，苏东坡曾高度地评价过它，“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当然，天下第二泉今天所以被大家所熟悉，不仅仅是因为排名第二，更重要的是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这首二胡独奏曲被誉为“东方的命运交响曲”。

【叶兆言：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