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北洋高地，最先看到的，当然不是随风折腰的平民百姓的芸芸草丛，也不是你绕我缠的军政过客们的粗蔓乱藤，而是几株各成风景的国士的苍然大树。然而，历经七八十年的沧桑巨变，已经有众多粗壮的乔木纷纷倒毙于历史的河床上并随之被时代的洪峰卷入水底。到现在，已没有一圈儿微澜来证明他们曾经的高大与葳蕤。

倒是有一棵孤立着的高大桐树，无论政治季节的更换如何惨烈，也无论人格谤伤的冷雨久久淋浸，它都不曾倒伏，而且，一直绿着，直到寿终正寝。在充斥着乱砍滥伐记录的中国现代政坛史上，这几乎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子。

此桐名曰“章士钊”。

章士钊以桐自喻，一生笔名多带“桐”字——青桐、少桐、秋桐、孤桐。

中国历代士人每每借草木言志，更有以树喻人之习。如以柳树比喻女子婀娜，以杉树形容丈夫伟岸，以松柏代指性情不移，以竹子表示节操正直。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干脆把为他遮过雨的泰山上的松树敕封为“五大夫松”，而现今南国的人们仍把天寒时能开出红红火火的木棉花的树叫成“英雄树”。

唯特立独行的章士钊不肯随波逐流，他爱的不是那些自古被推崇的名贵植物，而是极普通不过的梧桐。“桐”字系列的笔名记录了他由一个长沙乡间才子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大政论家的全过程。

这位饱学之士的笔名并不来自哪部经典，他自己解释过这些笔名的由来：少年在老家读书时，他总爱在庭院里的一老一少两棵梧桐树之间徘徊，尤其那株少桐，皮青而干直，很得他喜欢，他常在树下或沉思或吟哦。二十二岁在上海滩开始办报时，他用的是“青桐”和“少桐”。后来在日本参与革命活动时，一位挚友因黄花岗起义失败而愤然蹈海自尽，他“黯然有秋意，感于诗人秋雨梧桐之轴，遂易青而为秋”。回国后，他一直以“秋桐”面世。不料，某天，他的结义大哥章太炎突然告诉他：《红楼梦》中贾琏之妾就叫秋桐，你怎么能拿风流的贾二爷小老婆的名字作自己的笔名？于是，他又从唐代白居易的《云居寺孤桐》一诗得到启发，改名“孤桐”。

于是，北洋时期的“孤桐”就成了朝野争相阅读的符号，嘈杂的时代乐章里一个坚决反对专制、极力倡言民主的强音符，又是进行曲中一个厌恶新文学、坚守传统文化阵地的不和谐音。但无论如何，这是民国初期政治荒原上的一株独具风骨的硕桐。

不过，五星红旗下长大的几代人知道的章士钊，却不是什么“桐”，而是“狗”，并且是“落水狗”。尽管鲁迅先生自己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但他老人家骂起人来也真叫厉害。历年的中学课本里总少不了鲁迅的文章，而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先生就愤怒地骂章士钊及其手下人是“落水狗”，号召人们要穷追猛打之，而决不能“费厄泼赖”（英语fair play的音译，意为公平比赛）。在那个“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语）的年代，哪个学生不爱听圣人一样的鲁迅先生骂人？都被鲁迅骂作是“狗”的人了，能是好东西吗？于是，记忆中的章士钊就和反动军阀段祺瑞绑在一起了，他不光没学问——鲁迅笑话他连“二桃杀三士”都弄不明白，而且还是流氓无赖——竟然雇一班老妈子去殴打进步女学生！他不仅思想反动——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而且手上还有爱国者的血债——他是“三·一八”惨案的主谋之一。

但令人无比困惑的是，这样一个铁板钉钉儿的反动派，居然从来没被“打倒”过！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刮起的一阵紧似一阵的政治狂飙中，他的好友一个个成了罪在不赦的“极右派”或“历史反革命”，瘦弱的他却安然无恙地待在史家胡同的深院里，用他曾卖过好多钱的毛笔字恬静地撰写着繁体的《柳文指要》。而毛泽东竟有闲情逸致看他的手稿。该书出版后，周恩来则将这十六册厚的古董作为国礼赠给了尼克松的随从。

我生也晚，人也微，所以，无缘识得东风面。章老先生过世时，我还是个十六岁的初中生呢，只会端着刊有章氏追悼会消息和照片的报纸发愣——被鲁迅骂过的“落水狗”，死后怎么会这么风光！原来，主席和总理身边那个清秀的女翻译章含之竟然是其女儿！

那时候，除了鲁迅的观点之外，我对章士钊其人全无了解。

岂止我无知，就连章含之对亡父也并不理解，她在自己的那本畅销书《风雨情》中承认，她在香港目送父亲的棺木进入火化炉时，才感到自己“始终未曾真正摸到他生命的脉搏”。

我理解章女士的遗憾，但却不理解她何以长达九年未到亡父灵前祭祀。她说，她只在父亲走后的第二年（1974年）清明节去过八宝山一趟，之后就再也没去过。到了1983年秋，她给新逝的夫君乔冠华选骨灰盒时去了趟八宝山，这才想起进骨灰堂看了看父亲。她自责是“不孝女儿”。

女儿的不孝反映出整个社会对历史的不屑。在政治运动阴影里生活过太长时间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对所有历史事件的固定讲述，谁还有心思和机会去翻阅或求证一下事实真相？

《风雨情》是章含之写下的第一部自传体著作，是1994年冬天出版发行的。她在该书中的《忆父亲》篇里为自己早年对父亲和家庭的对立大大地悔恨了一把，同时也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时有人要写章士钊传，还会遭到有关方面的反对。我一气读完那本书后，对那个已经过世多年的瘦老头子不禁肃然起敬。我想更多地了解一下这位历史人物，便托青岛市政府驻京办的人设法打听作者的近况，得知这位当过副司长的名女人早已离开朝内大街上的那栋外交部大楼，调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去了，但当时正生病住院。我致信给她，她回过信。随后，我供职的《青岛晚报》上连载了十几篇关于章士钊与毛泽东的故事。

1998年5月，章含之携她的第二本自传体著作《那随风飘去的岁月》，与演员秦怡、作曲家陈刚一道来青岛签名售书，我与她曾在青岛香格里拉大饭店有过浅谈。她比我想象中还高还胖（她笑道，胖是恶症手术后做治疗带来的副作用）。她优雅而自然地请我和同事宋华去大堂一角喝咖啡。只是很遗憾，她对自己的父亲真的所知不多，甚至当我问及父亲为什么给她起“含之”这个名字时她都笑答：“我还真不知道。”女儿洪晃花了十多万美元在青岛东部海岸上为她买了一套高层复式房，她说，她会常来这里住的，因为，这毕竟是属于她的第一幢房子，在此之前她随父亲住过的所有房子，要么是父亲朋友的，要么是国家的。

章含之不知道自己名字的来历，甚至也不知道“越俎代庖”这句成语——当年周恩来会见外宾时随口说了句“越俎代庖”，一旁当翻译的她竟张口结舌！事后总理颇为不解：章老的女儿竟然不知道“越俎代庖”？你得跟章老好好学学中国文化啊！

是的，她的那位老父带走了太多的东西！本应留给后人的那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却因为时代使然，成了遭遗弃的废品。每想到这里，我总会想起章女士在《忆父亲》中写得最准确的一句话：

也许父亲一生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知音能够理解他的追求，他的理想，他的欢乐和他的悲伤。

是的，没有一个，无论是重用他的临时执政段祺瑞，还是收容了他的民间领袖杜月笙，也无论是与他打官司的“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还是格外眷顾他的共和国领袖毛泽东。

章含之说，父亲晚年的修养已是炉火纯青，尽管一直遭受误解，却从不为自己辩解。

其实，老人至死都是孤寂的：他的政治理想，如调和新旧体制，如完善政党政治，如坚守传统文化，如立国以农为本，一样都未能实现！民国以降的忽而这个极端、忽而那个极端的中国历史，不都在证明着这位超时代思想家的英明？然而，各派政治家们总在忙于既得利益，没人听他详说国策，没人理解他的价值，相反，他倒成了被嘲弄的迂夫子。这株深秋里的苍桐，只能扎进故纸堆里但愿长醉不复醒，待阔叶落尽，水分尽失，一阵轻风便折了它干枯的生命。

老人在香港过世时，已经九十二岁矣。北洋人士，鲜有如此高寿者。

章士钊，字行严，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所以，比他小一旬的毛泽东一直以“行老”称之。因为章士钊与毛的恩师杨昌济有着非凡的友情，他不光是与杨先生一同留学日本的湖南老乡，而且还是改变了杨的生命轨道的人——他转去英国读书后，先将杨推荐给清廷欧洲留学生总督，使其获得公费留英的名额；后在自己成为北大图书馆馆长兼教授后，将在长沙当师范学校老师的杨推荐给校长蔡元培，使其成为名扬一时的北大伦理学教授。毛泽东得以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李大钊手下做助理员并旁听，与杨昌济有关，更与章士钊有关，因为李大钊正是他推荐给蔡元培接任图书馆馆长一职的。既是父执又是老师，还一直帮助共产党，所以，毛对章一直非常客气。

和杨度一样，章士钊也是从三湘大地走出来的一代国士，也曾在乡间饱读传统文化经典，也去过日本，也是北洋时期颇得统治者敬重的名流。但与杨度稍有不同的是，章士钊的家世并不显赫。人家杨度家是“累世贵显”，而章士钊的父亲仅是长沙东乡一个冲（山沟）里的有些田产的乡间塾师而已。

章士钊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章家老三从小生长在远非通衢大邑的“冲”里，人文土壤的贫瘠自不待言，而其血脉里也没流淌着高贵的成分，他何以就长成了一棵顶天的大树？放眼望去，不算太远的一个更偏僻的“冲”——韶山冲里，十二年后降生的那个学名叫毛泽东的娃儿，日后不更是擎天立地吗？

近代湖南，人才辈出，这不能不让人想起湘江边上的那座岳麓书院正门上的名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只是，这副有些王婆卖瓜意味的对联说的只是现象，而没说本质，本质应该是：世上确有天才，而近百年来湘省的天才有点扎堆儿了——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杨度、章士钊、齐白石、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乃至朱镕基，这些杰出的湘人，要么国君，要么国士，文可为相，武可为帅。绵延百余年，不绝于途，真令外省人叹服不已！尽管毛泽东在收拾陈伯达时否认自己是天才，但那只是“党内路线斗争”的需要，权当客气话，切勿当真。天才乃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岂能说无就无，说有就有？

章士钊就是天才。

不是天才，他能在“家贫书不多”的弱冠时就“夜午不肯息”吗？——现在有几个家长不为孩子的学业而犯愁？

不是天才，他能在二十一岁时考取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并一跃成为学生领袖吗？

不是天才，他能在二十二岁即被上海滩的《苏报》聘为主笔并使该报成为国内反清第一报吗？

不是天才，他能在二十四岁那年流亡日本成为孙中山、黄兴所倚重的策士，且因执意不肯加入同盟会而让孙先生竟如此抱怨：“吾革命所以不成，都是因君不肯帮助！”

不是天才，他哪儿会离开日本后又去英国苦读近五年以求索救国之真理？

是啊，不是天才，精明的大总统袁世凯哪儿会瞅上他！

他很受袁世凯恩宠。虽说与袁氏的相识晚于杨度，但他受老袁礼遇的程度一点儿也不比那位后来得“御匾”的“旷代逸才”少。这倒不全因为他当时的夫人吴弱男乃袁氏恩人吴长庆的孙女，而袁又是个知恩图报之人，更因章本人已经是名满天下且又特立独行的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了。

也许，袁世凯还看中的是他与孙中山、黄兴两大革命党首领的既亲近又独立的关系。

有谁知晓，“孙中山”这个影响了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名字，竟是他章士钊给起的！

话说当年章士钊离开江南陆师学堂到了上海，受聘办报，虽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倡言“革命”，却并不了解有个广东籍的名孙文、字逸仙的革命家已经流亡在日本。孙文因在香港策动“谋反”而被清廷在“文”字上加了个“氵”以喻洪水猛兽，在全国通缉。但在革命队伍里，知道孙氏的人并不多。

章士钊在他的长文《疏〈黄帝魂〉》中说过：

时海内革命论已风起云涌，但绝少人将此论联系于孙先生。

章士钊是无意间在湖北籍朋友王慕陶那儿见到了孙氏手书的一封长信，见其“字迹雄伟”，才对“海贼孙汶”心悦诚服的，称：“由此不敢以草泽英雄视先生。”

孙文当时已有日本名字，姓中山，名樵，平时不提自己姓孙。章氏只在武昌学堂里学过一点日语，对东洋文自称是“一知半解”。因不知日本姓氏的规矩，便“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

王慕陶知道章擅自为孙文起了个不伦不类的名儿后，勃然大怒，找他理论：根本讲不通嘛！过去范睢到秦国，化名张禄，只听人家都叫他“张先生”，没听说叫他“张范先生”的！你怎么能把两个姓（“孙”、“中山”）摞起来用了？不通！

章士钊辩解说：已经这样了，不好改了啊。结果，“久而久之，从不见有人提出问题”，更让他意外的是，听说孙文本人“似亦闻而默认”。所以，当他得知日人宫崎寅藏写了本介绍孙氏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后，便据此书编译了一本《孙逸仙》，向国人强力推介：“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想不到此书刊印后，“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因章氏的大力宣传，“孙中山”这个似是而非的名字竟然成了那个时代最为响亮的革命家的大名。

章士钊与黄兴的关系更铁。他二十岁离家在武昌求学时即与同乡黄兴同窗，但因年龄差距过大等原因（黄比章大八岁），“不过同舍嬉游而已，彼此并无所体会”（章士钊语）。两年后章在上海办《苏报》，黄从日本弘文学院毕业回国，在上海入境后才又重逢。此时，二人都已是有名的革命家了。黄兴回湖南策动华兴会起义失败后，跑回上海，与章等人会合。某晚，黄兴向章士钊展示一把新购得的手枪，两人正喜滋滋地摸索着，突然枪走了火，一粒子弹擦着章士钊的头皮嵌进了窗棂一寸多！未久，因章士钊的莽撞而连累了黄兴，二人同案入狱。这种交情，不正所谓生死之交吗？出狱后章士钊即流亡日本，当年（1915年）夏日某晚，他又陪黄兴在东京与孙中山相见。

晚年的章士钊写过《与黄克强相交始末》：

克强与吾，皆初见先生（孙文——笔者注）。吾昨岁草《孙逸仙》册子，以前知尤相契合。

楼下席广窗明，主客失次，三人或蹲或卧，按地图，议天下大势……

你看，他因上一年写过介绍孙氏的书而与传主“相契合”，孙、黄二位更是惺惺相惜的两大革命组织的首领。初次见面的三位革命家已经顾不上讲什么礼仪了，说累了也无妨，不是蹲着就是躺着。当时，一心为革命的先驱们真是没有一点领袖的作派。

只是，让孙中山和黄兴深感失望的是，最早参与筹划革命党联合的章士钊却坚决不加入新成立的同盟会！这一点，他比他的同乡杨度还拗！人说湖南人性同骡子，不谬也！到了第二年，盟兄章太炎出狱后也到了日本，甚至用限制其人身自由的狠招逼章士钊盟誓签字入会，可是熬了两天两夜，章就是不肯答应。之后革命党人见正值春光的章士钊（时二十五岁）对孙中山的英文女秘书、年方二十的名门之后吴弱男小姐颇有好感，便安排敢“与孙文上下议论”的“气焰万丈”的吴小姐前往章的住处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党人欲以美人计收降此倔人。

1972年因病住院的章士钊已经九十一岁高龄了，耄耋之年对女儿说起当年的情事，依然十分开心。他告诉章含之，吴弱男做了几天说客后，非但没把他说服，反倒把自己赔上，成了他的未婚妻！

章含之追忆道：

父亲对我说，后来孙中山先生谈及此事时，戏称：“同盟会与章行严的关系真乃‘赔了夫人又折兵’。”说到这里，父亲开怀大笑。

君子群而不党。章士钊信奉的是古之士人的独立人格。在他的《甲寅周刊》上，他是这样《答稚晖先生》的：

章士钊者，一笃于个性，不存机心（即心机、计谋——笔者注），情理交战，迭为胜负之人也。惟笃于个性也，故其行动，不肯受党派之羁绊，而一生无党，人次第以同盟会、政闻社、政学会拟议之，此见仇者之谰言，不足信也。

看看，这就是特立独行的“孤桐”，不管你说我属于哪个组织，哪怕是同盟会，都是“仇者之谰言”，休要辱我！吴稚晖乃同盟会元老，论齿序长他一辈。当众如是回答吴老夫子，让革命党的大佬们情何以堪？

袁世凯知章士钊其人后，曾托人带去亲笔信，让章早日回国效力——老袁的不俗书法还曾让章士钊眼睛为之一亮呢！

民国元年（1912年）秋，回国后的章士钊自上海初抵京城，便在老友杨度的带领下前往“公府”见到了当今大总统。老袁也真够意思，竟让章士钊住进了自己在府外的家里——锡拉胡同西口的一座大宅子！此后半年，总统时常召见晚辈章士钊（两人相差二十二岁），甚至还曾邀其共餐。最令人意外的是，老袁对小章竟到了“你想怎么着都成”的地步：想当内阁的总长也行，想出外任公使也行；住处大小随便你选；钱呢，由着你花吧——“欲总长，总长之；欲公使，公使之；舍，广狭惟择；财计，支用无限。”

能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如此隆重的恩宠，这可真是天大的荣幸哪！

那一阵子，在好多人眼中，“孤桐”似乎失去了独立旷野的茁壮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