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以前的辽宁省和抚顺市的地图上，都没有“元帅林”。

地图上的地名都是些大小圆圈，元帅林不是圆圈，甚至连个小黑点都不是。所以，若不是当地人领来，我很难走到这个草深松高的地方。如同河南安阳的“袁林”，抚顺城东这片草莽里的“元帅林”也是陵园，是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的墓地。

莽莽中华大地上，称为“陵”的君主之丘遍布东西南北，但叫“林”的恐怕只有属于民国的这两座，而名为“元帅林”的，唯此一座。在墓主人殒命后的第六十八个年头，正是长风万里送秋雁的时节，我第一次走进了空旷而寂寥的元帅林。

此地景色甚好。对面是铁骑山，脚下有浑河水，四周峰峦起伏，森林茂然。只是，枉费了死者的长子张学良先生与五夫人寿懿女士的一片苦心，这么好的风水竟没招来逝者的游魂——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陵墓在张作霖周年忌日前开始建造；这座东北第一陵尚未完工之时，“九一八”的枪炮声就骤然爆响。硝烟起时山河变色，铁蹄踏处工匠四散；国破家亦亡，安能顾陵墓？好精致的一座华夏宏墓，遂成为被废弃的建筑工地。那些被奉军从北京的王公墓前和太监庙里移来的精美和不精美的石人石兽，更是凌乱不堪地倒伏于区内各处，一片狼藉。呜呼！张作霖虽死犹耻，倭寇让这位中国强人死后还蒙受着不能入土为安的屈辱。

于是，我的眼前，就只剩一间空荡且落寞的圆形墓室。没有棺椁，偌大的汉白玉棺床一直没等来墓主人。

墓室内，穹窿内壁上绘着炫目的海蓝色的天空，天上的一朵朵白云与下面的一片片波涛都绘得很俗气。最不可思议的是，墓门上方竟塑着两个背生双翅却是坐在石墩上的裸女！在我看来，这粗俗的雕塑实在与墓主人的身份不符，真不知张学良当年为何会选择这种不伦不类的图案。西洋化的雕饰与中国化的色彩十分难看地拧在了一块儿，让人费解。天文台一样的圆顶罩着一个令我感到悲怆的故事，尽管这故事的主人公一直属于戏文里的白脸人物。

我蹑足而出，怕自己蹭起那段历史的悠悠的回音。

也许这样对比不恭——但张作霖的这座墓室确与我数度谒过的南京中山陵的墓室十分相似。

其实中山先生陵寝的设计也非首创，凡在法国巴黎的荣军医院（Invalides）看过拿破仑墓的人都知道，南京钟山上的那座穹窿顶建筑几乎就是前法国皇帝墓室的翻版。张作霖死于孙中山之后三年，而生前又以“中山先生老友”自居；建此墓园时，正是中山陵刚刚竣工之际，张学良已经让东三省统一在了青天白日旗下。所以，无论出于长远的政治考虑，还是追附当时的审美观，张学良把先父的长眠处建得与中山陵相似是很自然的。

而张墓的外形又与河南安阳的袁墓相似，也是直接建在平地上，一个高大的方台，一圈石砌的圆顶，墓道径直通进墓室。没有明清皇陵的那种朱墙金瓦峨楼巨碑，只有洁白的石头与靛蓝色的琉璃瓦。民国初时崇尚全盘西化，仅从这些风云人物的归宿设计上亦可看出端倪。

不光墓室如同中山陵，整个“林”都与“国父”陵寝无二致——正门也在山下，也是必须登一级级石阶才能到达山上的墓丘。只是，站在修葺未久的元帅林牌坊往下看，一切都是反的——原先的一百零八级石阶，现在大部分已沉于深不可测的水中，成了陆地通向水里的码头；而石阶起点的元帅林正门，更早已沦为鱼鳖之宅了。两幢带五角星浮雕的造型独特的石柱，孤零零地分立水中，不复有帝陵前望柱的威严，倒像西子湖里的“三潭印月”一类的建筑小品。正门成了水乡泽国，旁门便成了通道，我就是“走后门”从陵墓背面绕过圆墙进入陵区的。前后错位，上下颠倒。

我禁不住走下残破的石阶，俯身撩了把水。令人心寒地凉。

张氏陵前的这一泓大水，是抚顺大伙房水库东北角儿的一段河汊。狂热的1958年，高唱着“大跃进”歌谣的人们，在努尔哈赤一战功成的萨尔浒古战场上建成这座泱泱水库（总蓄水量二十一亿立方米）。从此，这一方黑土地饱受滋润，但也从此，一座完整的陵区成为孤立于半岛上的半拉子风景。自从有了下游那道四十八米高的水库大坝，铁骑山与元帅林就成了隔水相望的两个景点。

身后，一位出租望远镜的老汉指点着对岸的铁骑山说：“瞧见了吧？对面山顶上有块大石头，叫晃荡石，平常老晃荡，可就是掉不下来。不信，你花两块钱看看？”我眼力尚好，极目远眺对面山顶，果见中央凹处有块巨大的石头。我笑着拒绝了老汉的怂恿。

我知道，把寻常的景物说得神乎其神是旅游景点的人对外来游客的一种商业性诱惑，如同长白山人士坚称天池里有个巨大的水怪。估摸得有几十吨重的“晃荡石”显然不可能摇晃，无非因为它身陷两峦之间，旁有疏林遮挡，加上相距遥远，时有山岚漫漶，才让人偶会产生错觉而已。

那么，人们对墓主人——那个在北洋时代晚期的政治巅峰上不摇不坠的小个子东北汉子，是否也一直有视觉上的误差呢？

张作霖，奉系军阀首领，时以“奉张”称雄于北方。这位北京政府的最后一位执政者，是唯一不得好死的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众所周知，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4日一大早，从北京撤回东北的张作霖在家门口沈阳城外遭到了日本人的暗算，毙命于两声惊天骇地的巨响之后。因事发地是皇姑屯火车站外的一座铁路桥，故史称“皇姑屯事件”。

从民国元年（1912年）春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只十余个春秋的北京政府，就走马灯似的换过七位国家元首。七人中，数首任的袁世凯和其老友徐世昌的在位时间最长，都当政四年；数他张作霖最惨——从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18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里宣誓就任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到转年的6月4日上午殒命于沈阳家中，还未满一周年。

来元帅林之前，我曾在沈阳仔细浏览过“三洞桥”——那个因张作霖被炸而名载史册的铁路桥。

我不是头一回来看三洞桥。

第一次，1994年“十一”期间，我与三洞桥擦肩而过。那是我第一次到沈阳。乘出租车偶过此地时，无意间瞥见高高的路基上有块高不过膝的肮脏的水泥牌，上面极不认真地嵌着几个小字：“张作霖被炸处”。没待回过神儿来，车已驶远。两年后，我随单位领导谭泽先生路过沈阳，借转机飞延边的空当又打的来看旧地，知否？知否？却道光景依旧——还是那块蒙满尘埃的简陋水泥牌，还是那六个毫无怜悯心的铭文，如同标明此地埋着一条脏狗一样的不屑。那一次我还是连车也没下。这一次，2001年10月24日，借采访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举行的庆祝中国男子足球队入围世界杯的大型演唱会之机，我第三次到沈阳，也第三次来看三洞桥。

所谓“三洞”，说的是桥下由两座水泥桥墩隔成的三个通道，两“洞”依然跑火车，一“洞”为公路与人行道。史籍称此处为“老道口”，因其为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两条铁道的交叉口——桥上的铁路北接长春南通大连，桥下的轨道由沈阳铺到北京（时称“京奉铁路”）。当年，日军就是在这座桥上预埋了二百五十磅炸药，待凌晨5时30分大元帅专列如期而至时，五百米外瞭望塔上的关东军独立守备队中队长东宫铁男狠命扭动了开关，三洞桥那极厚重的钢筋混凝土桥面就准确地砸在了第四节车厢上……

一个有可能改写近代中国乃至东亚历史的强人消失了。

我是一个对历史遗迹有盎然兴趣的找寻者，我对所有影响过历史的人物都怀有一种敬意。所以，我第三次来沈阳时，专程来到这里，找那块猥琐的水泥牌。

从一个修理自行车的老人身后绕过，登上斜斜的路基，却只见一方新砌的卧式黑色大理石碑取代了原先的标志牌。

新碑正面是一行深镌着的大号魏碑金字：

皇姑屯事件发生地

哦，奉天遗民们对前朝的本土首领有了起码的敬意。

张作霖虽为万人唾骂的“反动军阀”，但他主政东三省时，东北地区的民族经济获得很大的发展却是事实，仅以脚下的铁路为例——在没有发达的航海与航空运输业的时代，张氏自建铁路达十一条之多，里程总数竟占了当时全国自建铁路的80％以上！就凭这个纪录，东北人也不该忘记这位先人啊！

碑阴是一篇记载事件发生过程的铭文。不过，还是直呼“张作霖”其名，既不是“先生”，也不是“将军”，更不承认他是“大元帅”。上前摸一摸，尽管每个字窝都黏着金粉，但还是挺脏。

我们城市里的铁路两侧总是一副准垃圾场的窝囊相，脚下自不例外，碑前就是一片极简陋的平房，碑下杂乱的枯草中掺着不堪入目的生活垃圾，让人难以喘息。铁桥附近正在兴建一座颇有规模的市内公路立交桥，重型卡车来来往往以致尘土飞扬。这时，道口的横杆伴着鸣笛声缓缓放下，横杆两侧很快挤满汽车与行人。俄顷，一列橙色的新型旅游列车自北京方向隆隆驶来，钻桥洞而过，直趋沈阳北站。然后，道口开禁，噪音与尘土相携而起，纷纷扬扬。

2001年10月24日这一天的上午，我站在三洞桥上忽生感慨：在这样的大环境里，人不可能不灰头土脸。

张作霖一直是中国近百年历史教科书上灰头土脸的人物。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那个黑色的暮春，张作霖的噩耗传出沈阳城后，除了东三省悬着吊丧的挽幛外，关内外乃至国内外，竟是异口同声的庆幸！

势头正盛的国民党骂他，因为他是“党军”（国民革命军）武力统一中国的最后一块顽垒，没有他，南京城外那个无梁殿四壁上的“北伐烈士英名录”就会少镌若干行；共产党骂他，因为他一直以“讨赤”为天职，并下令处决了中共启蒙者与北方领导人李大钊。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现代史，国、共两党的评价总是你是我非，但说到奉系军阀张作霖，却颇为例外地保持了一致。

其实，更为高兴的是两个都在中国东北地区有各自利益的强横邻国。用病榻上的孙中山谆谆告诫年轻的张学良的话说，就是：你们东北身处“红白两个帝国”中间。孙中山不管两个强邻更换什么样的国体外衣，挂什么图案的国旗，他一眼就看穿苏联与日本的共同本质。逸仙先生确是神仙！

日本人的兴高采烈是可想而知的。虽说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自作主张操办了这次卑鄙的谋杀，以致日本内阁总理田中义一在遭天皇责难后不得不引咎辞职，甚至忧愤至死，但一直不肯就范的中国“东北王”张作霖被提前终止了生命，只会使“大日本帝国”的“大陆政策”更加顺利地实施下去。

苏联人更是欢天喜地。他们一直把张作霖视为中国第一仇敌，他们认定张乃日本人的走狗，而曾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他们的日本人一直是苏联人的心腹之患。欲防备日本人的抄后路，必先打倒“奉张”，进而在远东建立一个符合苏维埃国家利益的中央政权——苏联人全力策动的中国南方的“国共合作”和北方的冯玉祥的“北京政变”，其实质盖出于斯。苏联人尤其忘不了前些日子张作霖在北京主政时留给他们的耻辱——中国军警突然闯进苏联使馆及相关办公室，起获了七卡车干涉中国内政的材料（李大钊就是在那一天被捕的），并翻译、编纂了《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公之于世，从而使苏联人在世人面前大大地丢了一回脸。现在，与苏联接壤的漫长疆界上没了这个强人，“老毛子”岂不快哉？

而且，北京东交民巷里的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美国人等对张的毙命似也有些释然。他们对一直周旋在日本人与苏联人中间的中国“东北王”并不了解，也不太感兴趣。去年张就任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即非常名义的国家元首，西方列国的公使们竟没到场祝贺！既然当初违反国际外交惯例不去祝贺，现在当然也就更不会为其丧生而哀伤。国际社会不讲道义，只认实力。

死了张雨亭，居然会让各方都开心！呜呼！

雨亭是张作霖的字，是他在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1875年3月19日）生下来后就有的称谓。待他升任“东北巡阅使兼满蒙经略使”后，人们便以“雨帅”称之；及至其长子张学良长大成人开始带兵，成了奉系的“少帅”时，他则升格为“老帅”——北洋时代，并无“帅”职，因“使”（如巡阅使、经略使、筹边使等）的地位在一省最高军政长官督军（或督办）之上，故凡被任命为“使”的军人，统被世人称为“帅”。

张雨帅的身世很惨，一个从辽宁省海城县叶家铺子北小洼村走出来的流浪儿，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苦孩子。

有关张氏家族的来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行状》上说，张家“远祖居山东”。而晚年的张学良则说：他们张家本姓李，祖籍是“河北省大城县”，本家一位女子嫁给张家后，因无子嗣，便将李家一个男孩子过继给了张家，这位男孩儿，就是张作霖家族的先人。张学良还说，他曾问过父亲：现在李家已经没有后人了，他再过继回去如何？“我父亲听后，还连连说好！”

张作霖连连说好，是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本该叫“李作霖”或“李”什么，因为还在他担任奉天督军时，就曾有一个来自河北省大名县（并非大城）的老农前来认亲。督军府的卫兵听这个自称姓李的老头儿来认本家张督军，以为他是说胡话，差点儿动手打了他。但见老农理直气壮硬要往里冲，才不敢贸然行事，将此不速之客的“怪诞”言行层层上报上去。令护兵们大感意外的是，老头儿竟被请进府里！据说，张大帅亲自接见了此人，但见老农从包里掏出一册极旧的家谱，指指点点，找出张作霖祖先的名讳，并准确地说出张的祖父的大名！督军大人礼遇了这位找上门来认亲的老叔，并让副官将其好生招待了一番。数年前，魏福祥等人编著的《张作霖沉浮录》中有此记载。

张作霖的传记在海峡两岸出了不少，相同的说法是：张作霖之父张有财是个不务正业、嗜赌成性的家伙。某次，他把庄上一个姓王的人赢得光光的，逼人家拿老婆抵债，被那人一怒之下打死了。而被打死的版本又有两个，一是说被那厮引入村外林中用铁镐敲碎后脑勺当场毙命的，一是说两人互殴时被那人踹中要害抬回家后不治身亡。总之，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文革血统论”来看，张作霖日后成为杀人越货的土匪，成为“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军阀”，是自有其“反动基因”的。

然而，对于张有财的死，长孙张学良却不这么说。暮色苍苍的“少帅”告诉他的传记作者唐德刚说：祖父被害的原因并非因要把别人的老婆赌回家。那天，他根本没参赌，而是在观赌时看出王姓赌徒是靠耍手腕赢光了别人的钱，便忍不住指责了王。回家途中，两人由唇枪舌剑演化为拳脚相加，结果，他被年轻力壮的王某打伤，回家后不治身亡。那一年，张作霖才十三四岁。

不知是外人们以讹传讹，还是张学良誓死为长者讳，反正我们读到的“历史”往往与真相并不是一回事。

幼年的张作霖，人称“张老疙瘩”。东北方言里，“老”即“小”——“老姨”说的是“小姨”，“老闺女”说的是“小闺女”，而“老疙瘩”当然就是“小儿子”了，“疙瘩”即“宝贝疙瘩”之简称兼昵称。传统的说法是，因父猝死，家又被洪水冲毁，娘不得不带着他们兄妹几人改嫁外乡的一个兽医。“张老疙瘩”虽天资聪颖，却因家贫，只读了几个月私塾便不得不辍学，后跟继父学相马、医马、骟马，并因之结识了各路“胡子”（土匪）。后因生活所迫，甲午战争期间，他成了大清国的一名骑兵，时年二十岁。

关于张作霖从军的原因，张学良另有说法。他说，父亲是因避祸而投奔了清军。当年，张作霖和二哥张作孚为给亡父报仇，蓄谋枪杀王某。就在他们夜袭仇人家时，却无意中惊动了其宅院内的一位老太婆。怕老妪大叫，张作霖上前掩其嘴，不料手中的枪响了，老妪登时毙命，宅子内遂一片大哗！兄弟二人不得不中止复仇行动，连夜潜逃。流浪多日后，张作霖在远离故里的“毅军”当了兵。而他的二哥则被官府缉捕到案，被判刑十年，因《大清刑律》有亲属代为服刑之规定，故张作孚的刑期由其二伯父代服了。

战争失败后，张作霖这位已升至哨长的清军下级军官不得不流落回籍。男大当婚，他娶了本地财主赵占元的二闺女赵春桂为妻，因家中太穷而不得不“倒插门”——入赘岳父家。本来，小日子过得挺安稳，不料却被村里一位多事的财主举报“通匪”而蒙冤入狱，受尽屈辱。出狱后他一气之下落草于绿林，成为保护一方的黑道首领，后渐成气候，所部拥有上百人，一直到被新民府知府增韫收为官军。

这就是张作霖青少年时代的全部履历。与他同时代的未来军阀们在读私塾或读武备学堂的那些年里，他却一个人在荒凉的东北黑土地上啃读生活的艰辛。

动荡的成长岁月，使这个生性机敏的小个子拥有了过人的胆识和坚强的意志，拥有了宁可亡命也不肯认输的倔强性格，拥有了胸怀白山黑水放眼中原大地的宏志与耐力。

这是一个自立于草莽的民间枭雄，这是一个有别于其他军阀的另类元帅，在北洋时代的政治舞台上，这位最后出场的主角无疑是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

仅复述早年张作霖的两个故事，即可窥其为人。

一个故事说的是他的果敢。少年时代的一次赌博中，他遭人合伙算计，输得精光。他悟出被诈，遂一刀剜下了自己腿肚子上的一片肉，掷在赌桌上：“来！我坐庄，赌这块肉！”旧时赌场的规则是庄家赌什么，众人就要陪着赌什么——张作霖赌了身上的一块肉，若赢了，输家也必须奉上自身的一块肉！众赌徒连忙向张作霖认错赔不是，并把诈来的钱悉数退还。敢做敢当，甚至敢玩命，这就是张作霖！

另一个故事说的是他的大度。新婚后入住岳父家的张作霖，因常替各路过往的土匪医马，本人性情也刚烈，遂惹得赵家庙村的富户们暗自担忧，村里那个多事儿的财主李老恒竟向广宁县（今黑山县）县衙举报张氏兄弟涉嫌“通匪”！张作孚、作霖兄弟遂蒙冤被逮，关进县狱，一番磨难自不待言。由于查无实据，关了一段时间后，县衙便将张氏兄弟释放。出狱后的张作霖干脆破罐子破摔，真的投奔了一路“绿林”。山不转水转，十几年后，当年被诬“通匪”的张作霖一跃成了中华民国奉天督军（全省军政第一把手）。就在张督军衣锦还乡回到赵家庙村时，吓破了胆的李老恒与老妻前往督军行辕请罪。谁知督军大人哈哈一笑，说：我张作霖从不记仇，你虽告发我，但也是为了乡里安宁，况且县衙并未将我怎样，反使我奋发向上，才有今日。说罢，他掏出二百块大洋塞给李老恒，劝其回家安心过日子。喏，这样一个心胸敞亮不计前嫌的人物，能不出人头地？

没有任何外力帮助的张作霖在乱世中迅速崛起，成为20世纪初期东方大地上的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你能说没有缘由？

那天，站在那个终结了他生命的铁路桥上，我的目光顺着两道泛着阳光的锃亮的轨道滑得很远，直至渺茫的北洋时代……

铁路还是当年的铁路，路基也还是当年的路基，旧桥炸毁后又建了新桥，铁路炸断了再续新轨，唯独对斯人的评价，却一点也不肯翻新。

望着一旁尘土飞扬的立交桥建设工地，我很想知道这座城市的决策者与建设者们是否会从这庞大的工程投资里拨出一点点碎银来，在这令整个中华民族蒙羞的地方，为一个曾让历史生动的先人，再留点什么……

后来，我找到了当地有关这座立交桥开工的报道，人们显然没有考虑要为一个“坏人”殉难处追加点预算——

1999年9月28日，《沈阳日报》上是这样报道的：

本报讯　9月27日，位于当年张作霖被炸的皇姑区三洞桥附近，鸣响了兴建立交桥的哨响。

这一开工兴建的群体式立交桥，位于和平区与皇姑区交汇处，该地因历史上曾发生张作霖被日本人所炸而闻名。此处地处交通要道，道路狭窄，车辆拥挤，经常发生交通堵塞。由沈阳铁路局设计院和沈阳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共同设计的这一组大型立交桥，将从地上穿越沈吉、长大铁路……

显然，没他张作霖什么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