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茫茫烟蔓寻何处 第九节
一旦踏着软软的松土真的抵达吴佩孚墓下,我反倒有些踟蹰了。这位民国英雄的归宿虽不出意料的惨淡,但所见还是让人略感酸楚——
半圆的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大墓没有任何标识,更没有名人之墓应有的一些附属物(如围墙,如松柏,如守墓的房屋),上部的表皮剥落得极为褴褛,下部干脆全然裸露了,只余那些嶙峋的大石子儿在不停地硌眼;更惊心的是墓身上有两处被凿开的不规则的洞,如同两只被戳瞎了的眼窝在幽幽地瞪着世人。
我知道,这肯定是“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在毁灭历史方面,史无前例的那场“大革命”是人类史上最彻底的一次文化大暴行。
我绕墓一周。北面有两扇水泥墓门,为粗壮的铁箍所固定,门隙间有砸过的齿痕;其上,是一长桌状水泥台,疑是当时的供台。我跃上台子,摸了摸早已凉透了的墓身,心里越发冷了。墓南侧有个更大的洞,大到足以让我和同伴把头伸进去看。只是墓室里太黑,得定一会儿睛后,才能看得清里面——
偌大的墓室里空空如也,高旷的内壁上有几行看不清的标语遗痕,再往下,一地乱石。没有了棺椁。
冬日的太阳,早早地倦怠了,才下午三点多钟,就恹恹地要回西山了。旷野风起,疏枝齐瑟。北面是著名的玉泉山,那座有名的宝塔正无奈地瞅着我们几个探墓者。从半个多世纪前吴佩孚被轰轰烈烈地送到这块地上起,此塔就目睹了吴墓的沧桑。
当年,噩耗传出冷清的什锦花园吴公馆,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立马隆重祭奠了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连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西尾寿造也参加了公祭仪式,而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致哀。
吴佩孚之死,一直有三种说法。
一是被日本人害死说,这也是在大陆和台湾都被认同的一种说法。
一是被国民政府的特工人员投毒致死说,这是当时汉奸报纸上的说法。
还一种,即患牙病并发败血症说,这是参与“吴佩孚工作”的日本高级间谍的说法。
乍看起来,后两种说法也不无道理,因为蒋介石怕有影响的“旧人”与日本人合作,确有过此类“前科”——汪精卫逃到河内后,他即命令复兴社特务处(即军统局前身)的人员前往制裁过,只因汪氏命大才侥幸苟活了下来;与吴佩孚一并被日本人考虑的前北京政府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也是刚刚与日本人在上海滩密晤后便被人枪杀的(可见戴笠先生也不是吃素的)。但明眼人都知道日本人的一贯把戏,十一年前的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时,不也曾被日本人宣称是“南方便衣队”所为?所以,尽管后两种猜测属合理想象,但没有谁会相信只害了几天牙病的吴大帅会寿终正寝。
日本人为什么要隆重追念吴佩孚?是善搞诡计的日本人在继续作秀?还是他们的确为吴的民族气节所感动?——有时东洋人也会对宁死不屈的中国志士表现出比较奇怪的敬意,数年后他们不也曾向自杀殉国的张自忠将军的遗体列队鞠躬致敬并妥善收殓了吗?
吴大帅的两位孙子为我们讲述了当年的哀荣:
治丧处由敌伪当权者、生前部下、前朝遗老、朝野名流及亲朋好友等一百八十余人组成,为首的是齐燮元……
丧事是按照传统方式举办的。先祖父身披道氅,足登云履,以全道装为寿衣(有一幅身着此装的写真油画),用一口尺码宽大的金丝楠棺木。这口棺木是在万益祥木厂找到的,号称北方第一棺,要价一万一千元。老板听说是“吴大帅”用的,仅收了七千五百元。
入殓的殉葬品简单而有意义,均由吴道时经手——枣一般大的金银元宝各一,置于逝者左右手中;数枚道院、教会和慈善机构的纪念章,这都是逝者生前所看重的荣誉奖章;一方白玉扳指光润无瑕,象征着其人一生纯洁如玉;一尺多厚的《春秋正议证释》手稿安放在枕畔,这是逝者生前的未完巨著。仅此而已。
由于时处抗战非常时期,不便归葬蓬莱祖茔。治丧处研究议定,暂停灵于北平鼓楼西侧的拈花寺东跨院(原为寺内菜园),借地建造了三间大顶殿式的北房,名曰武圣祠。
1940年1月24日(农历腊月十六)是移灵的日子,六十四人扛着绣“佛”字的大棺罩,两旁各拴三百尺长的白练,由送殡人牵引,缓缓行进。
当时送殡的人数很多,虽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殡头至殡尾延绵数里,据说殡头已至天安门,殡尾尚未出灯市口。北平的老百姓自发地参加葬礼,以此来表达他们的爱国情感和对日寇的愤懑。沿途的楼窗里、阳台上、街道旁的观殡民众,人潮如海,万人空巷。人们还在途中搭有很多席棚进行路祭。殡队边进边停,极为缓慢,从早晨出发至黄昏才抵达,几乎行进了一天。当时报称,此乃民国以来北平罕见的盛举。
对吴佩孚之死,颇感难过的还有远在巴山蜀水的中国中央政府。打败了吴佩孚的蒋中正先生亲致唁电给北平吴公馆:
溯自寇患凭陵,于兹八载,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今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作励兆民,流芳万古。
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还在重庆军政界举行的吴上将军子玉先生的追悼会上,送上了一副挽联,极尽痛悼之意:
落日黯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
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
国民政府与最高国防委员会分别决议,追赠吴佩孚为陆军一级上将。在国民政府的军人荣誉史上,这是一项至高无上的“顶戴”,只有蒋本人才是一级。陪都的报纸上,咸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
耐人寻味的是,国共两党都对他们第一次合作时的仇敌表示了相同的敬意。就在前不久,驻重庆的中共元老董必武还曾在中共自己的周刊《群众》上撰文说:
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以不出洋、不居租界自矢。……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当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而另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谢觉哉数年前即题写了“元敬再生”的大字金匾赠送什锦花园。“元敬”者,戚继光之号也。吴氏孙儿说,“此匾一直悬于我家的大门洞”。
一个被打倒的旧军阀,能得到政见不同的当年敌手们的一致称颂,实属不易!
日光愈发失温,而旷野上的风越来越硬,透过吴墓身上的两个窟窿发出奇怪的鸣响。
它在诉说什么?
枯寒的林枝缄默不语。
我们只好去问一位在吴墓附近牧羊的老人。
尽管老人身上的那件黄色军大衣内里已经脏得和他鞭下的群羊一样看不出白色,但对其童年的所见,老人的记忆还是很鲜明的:
吴佩孚下葬那天,来了好多大官儿、和尚、道士,好几里地长哪!不过,他的墓一直不风光,就这样儿,嗯,就这样儿。
花白胡子上垂着清鼻涕的老人还在讲儿时见到的景象:
吴墓平常很少有人来扫墓。倒是有一个人,在他的坟边上盖了间屋住,听说是他手下的人,一直住了好多年,后来去了那边的村里当了学校的工友,文化大革命来了,这个人就不见了。
不知是天太冷,还是讲述者的岁数太大,老人说不清“文革”时谁来捣毁的吴墓,也说不清原先的吴墓是什么场面,只是纠正了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叫法,说他们庄叫小黄门儿,不是普兰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