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相信，世上已经没有北洋时代巨头吴佩孚的任何遗迹了。

我去过“仙境”蓬莱。古登州府里，除了游人川流不息的蓬莱阁外，只有一处像样的历史文物，即明代名将戚景通、戚继光父子的敕建牌坊。吴佩孚也是蓬莱人，而且是权力与声威比戚氏父子还大的国中数一数二的大将军，却被其故里冷落得一干二净。

我在北京串胡同的时候，也曾不断地与一些清末民初的破落豪宅遭遇，却从来不知道吴佩孚的故家“什锦花园”隐藏在哪条胡同里。手头也有几本介绍北京名胜古迹的书，这些小册子是我探寻昨天的行动指南，但却没有一本书告诉过我这“花园”究竟在何方。倒是一个叫“吴家花园”的地方每每让我走神儿——恕我不恭，我老是把颐和园附近的一个叫挂甲屯的小村里的“吴家花园”想成是吴佩孚住过的宅子。那里倒也是困居过一位大将军的“花园”，不过是遭谪贬的共产党彭大将军被赶出中南海后的住处，“吴家花园”的“吴”，说的是明末清初的大将军吴三桂，不是清末民初的吴佩孚。把一个备受敬佩的当代忠臣与一个广遭诟病的旧时军阀混为一谈，实在对不起彭德怀先生的在天之灵。

吴佩孚住过的“什锦花园”究竟在哪里？没有一本书告诉我答案。我甚至问过北京东城区的文物官员（清末民初的达官贵人多在东城扎堆儿），但他们只对列入本区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上的老房子的具体方位及现存状况比较明白，如对辖区内的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等许多北洋大佬的故宅，他们一挥手就能为我指方向，唯对吴氏故家一无所知。于是，我只能认定：吴佩孚确实早已朽透，其所遗之迹，理所当然地被毁灭得片瓦无存。

吴佩孚的“过”，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开始被人数落，直到今天，国共分家半个多世纪，这边的人们犹不解恨，提到北洋时代，必啐他满面唾沫。尽管这位秀才出身的军人一生杀人无数，但遭诟病最多的还是民国十二年（1923年）2月7日他下令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一事。在共和国的教科书中，“二七大罢工”是个重要的章节，无论中学还是大学，历史课本上的吴佩孚总被拴在那一起血案上——在那次中共暗中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中，为恢复被中断的中国南北交通干线，吴派军队弹压了罢工，打死打伤罢工者近百人，并处决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和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因林、施二位均为中共党员，故共和国的教科书和文艺作品里的吴佩孚，从来就是个凶残而狡诈的刽子手。

身为北洋统治集团里的重要一员，一位直系军事集团后期的首领，一个手上有共产党人血痕的统治者，人们对他的唾弃原在情理之中。我只是觉得有些纳闷：同样是“反动派”，皇帝老儿的家（紫禁城、中南海、北海、景山、颐和园）被保存得好好的，北洋政府的其他巨头的故宅总能被用文物保护的石牌标示出来（或被要人或单位占用，或沦为百姓杂院），唯性情最倔的吴氏的故宅永远消失了，这总有失“费厄泼赖”（英语fair play音译，意为公平）吧！

然而，在20世纪快要过到尽头的一个异常晴朗的日子，我在北京美术馆后街旁的一个胡同口怔住了——头顶上方的墙角上，一块金属牌明明白白告诉了我这是什么地方：

什锦花园胡同

东起东四北大街，西止大佛寺东街，全长607米，宽7米。明属仁寿坊，西段称红庙街，东段为适景园。清乾隆时称石景花园，宣统时称什锦花园，民国后沿称。1965年改称什锦花园胡同。民国时北洋军阀吴佩孚曾住过适景园旧址。胡同内19号四合院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办公室

一九九三年

广州侨光制药厂　赞助

我无法不念叨“踏破铁鞋无觅处”那句俗语，禁不住咧嘴朝同伴张彤释然而笑。

吴佩孚并非北京人，他在北京从来没有自己的家。什锦花园不是他的私邸，而是“世侄”张学良安排给他安度晚年的地方。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0月他落户这座大宅院的时候，张学良正任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委员长由蒋介石本人兼），是驻节北方的最高军政大员。

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在那个时兴以原籍为名人代称的时代，他没被人叫成“吴蓬莱”，真是例外。

民国十二年（1923年）年，正是吴佩孚如日中天的时候，蓬莱吴姓重修了《登州吴氏族谱》。族谱上关于吴佩孚，记载如下：

吴佩孚，父吴若天，字子玉，行二，邑庠生，武修学堂毕业生，嵩武后军营务处，尽先都司，补用游击，直隶陆军第三镇第十一标第一营营长，直隶陆军第三师第一旅旅长，第三师师长，陆军上将，勋一位，孚威将军，一等文虎章，一等嘉禾章，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七狮头军刀，直鲁豫巡阅使副使，两湖巡阅使。生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甲戌三月初七卯时。

娶宋氏，例封一等勋爵夫人；再李氏，例封一等勋爵夫人；侧室张氏。

这一版的家谱，执笔人为吴亮孚，而且，因修谱费用不足，吴亮孚专程到洛阳找过堂弟吴佩孚赞助（“佩孚捐钱四仟吊整”）。有这一层关系，新版的吴氏族谱就把吴佩孚的身世记得很清楚。

也还因这一层关系，族弟的一些不够光彩的履历，吴亮孚也就忽略不记了。

据台湾章君榖的《吴佩孚传》称，吴佩孚出生在登州府蓬莱城靠北门的县学后街上的一家杂货铺里。他出生前，其父恰好梦见了本县前朝大英豪戚继光。戚继光，字佩玉，其故宅在距吴家不远的一条巷子里。所以，粗通文墨的父亲就为“孚”字辈的儿子取名“佩孚”，字“子玉”，他把戚大人的字嵌进了儿子的名与字中，指望儿子长大后能像戚继光那样为国雪耻并光耀祖宗。后来，吴佩孚当上直鲁豫巡阅副使以后，人们便以“玉帅”称呼之，也正缘于其字“子玉”。

吴氏杂货铺，名为“安香店”。但传记作者却未写明何以取此雅名。显然，作者不知道安香店乃蓬莱的一处地名，现在蓬莱市区东十余公里处，仍有安香店、安香于家等村名。想必吴氏祖籍为安香店，后才“农转非”的。

因吴家的第一个儿子已经夭折，所以，吴子玉的出生就格外令父母高兴。在有了吴佩孚三年之后，城里的“安香店”又添了一个小子，取名吴文孚，字子斌。

据称，幼时的吴佩孚很顽皮，常到城北门外的蓬莱阁和登州水师营一带去野玩儿。那正是明朝世袭指挥佥事戚继光练兵的地方。本籍民族英雄的盛名与水兵们操练的队形每每诱惑着营地附近的每一个儿郎，尤其是那些生来即具有英雄情结的男孩儿。

六岁以后，吴佩孚始读私塾，颇知用功。六年后，读完四书五经。然而，十四岁那年，父亲一病不起，竟然“走”了！掌柜的没了，店铺维持不下去了。少年失怙的吴氏二兄弟，只能靠母亲纺线卖钱艰难度日。为补贴家用，懂事儿的吴佩孚说服了母亲，出了城北门，走入登州水师营，当上每月挣二两四钱银子的学兵。

几年的学兵生涯之后，他复员回家，仍没放弃“正途”，遂在攒足一笔“束脩”（学费）后，拜了登州府宿儒李丕森为师，继续执经问义。那会儿，他像历代读得起书的中国儿郎一样，打定主意要走科举改变命运之路。

苦读寒窗期间，至少有两件事要说。

一是在他十五岁时，母亲为他订下一门亲事，在讲究门当户对的时代，女子是个小家碧玉。然而，很不幸，那位宋家的“碧玉”没等到过门儿，即染疴过世。吴氏老茔里上一年刚添了父亲吴可成的坟头，接着又多了一座属于吴佩孚妻子的新丘。未及成人，爹爹即过世；未等成家，媳妇却夭亡。吴佩孚真是命苦！但老吴又是个很重情义的丈夫，发迹后，一直以从没见过面的宋姑娘为元配，并为之申报了族谱上所说的“一等勋爵夫人”，为宋氏家人赢得了政府的固定补助。

再是他二十岁那年冬天，某日，突有一艘人们从未见过的大家伙出现在北边海面上，驶近时吴佩孚等人才看清，是一艘载有大炮的战舰。看热闹的人们正在议论着的时候，那家伙突然朝蓬莱阁开了一炮！轰得海边看热闹的人哗然而散，轰得全城人心惶惶。后来，人们才知道，大清国和小日本的海军在东面海上打起来了，这是一艘从威海那边驶过来的日本战舰！倭舰离开后，吴佩孚跟许多人跑到蓬莱阁查看损失，只见阁上那块最大的牌匾“海不扬波”恰好被鬼子的穿甲弹穿中，“不”字不见了，成了一个弹洞！在中国人的辞典里，“海不扬波”是“太平之世”的意思，偏要让海扬波的日本人毁了中国人的太平之世。吴佩孚就是这样开始认识了东邻之邦。

二十二岁那年，蓬莱城安香店杂货铺里的吴家老二一鸣惊人，考取了登州府院试的第三名，中了秀才，也就是族谱上所说的“庠生”。然而，未待这个新科秀才往前走下去，即被县上革去功名，成了“海捕”的通缉犯！关于这一点，本着“为尊者讳”的记录原则，吴亮孚没好意思往族谱上记。

起因很简单：坚信“男女授受不亲”的吴子玉，听说本县电报局长为祝寿从省城请来一个戏班子，正在家里“男女混杂”演戏，遂勃然大怒，叫上几名新科秀才去“替天行道”，闯进人家里砸了场子。知县大人和县上的头面人物均在现场，县太爷恼羞成怒，拍案下令逮人。吴佩孚赶紧趁乱跑回家中。当夜，他寻思再三，自知闯了大祸，估计功名是要被革了，没准天一亮就要被捉拿归案，不如早点出外闯荡呢！于是，他便泣别母亲与弟弟，连夜逃往北京，那里，有父亲生前的朋友孙庭瑶大爷或可接济他。果然，翌日上午，衙役们赶到县学后街的安香店，把门拍得山响，且嚷道：县太爷刚才已革去昨晚闹事的秀才们的功名，所以，要来拿人！那会儿，有功名的人，就像后世的“代表”或“委员”似的，不剥夺其政治身份是不能将其随便“拿下”的。

时值寒冬，为一时冲动付出惨重代价的吴秀才，顶着刺骨的西北风天天跋涉，千里迢迢，终于赶到了帝都。等他找到崇文门外的“隆庆栈”时，身上已分文没有了。在乡亲孙庭瑶大爷的店里，他免费住着，靠在街上写春联与算命聊以谋生。春节过后，生意清冷的他偶遇来京的堂兄，人家知他生活无着，便介绍他去天津卫投奔一位叫郭绪栋的山东胶州老乡，那人虽说只是个营队里的师爷，却能保荐人当兵。由是，吴佩孚结束了第一次闯荡北京的辛酸经历，去了天津，二度入伍，成了清军里的一名“戈什哈”（满语：护兵）。

等他再回北京时，已经是十五年后的中华民国了。民国元年（1912年）的吴佩孚，骑着大洋马，在一群副官和马弁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入驻北京南苑兵营。前清时的正四品的中级军官，已经是中华民国陆军第三师炮兵三团团长。

又过了整整二十年，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岁首，他从四川辗转甘肃、宁夏、内蒙回到北京定居——噢，那时，北京因已不再是国之首都而被国民政府改叫“北平”了。

起身离开兰州前，他给在北平主持北方军政大局的张学良打了个电报，没有什么客套话，就是告诉人家，他要“来京长住”。喏，他不承认北平，也即不承认南京政府。

至包头，有《大公报》记者来访，问大帅对时局的意见。他一言不出，稍顷，命人取过纸笔，刷刷写下一行，也四个字：

和内攘外

吴氏显然是在批评蒋委员长正力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允许前朝的吴大帅回到北方定居，即显示了张学良对与父亲有结拜之交的“世伯”的仁义，更表明了最高当局的豁这。本来，蒋介石很想把吴氏接到杭州定居，且连西子湖畔的洋房都准备好了。但“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子玉不愿到“党国”的那座“后花园”城市与国民党政要比邻而居，执意要回北方。遵从这位倔强的一代名帅的意愿，蒋委员长同意张学良将其迎到北平。

半年前的“九一八”事变，令“不抵抗将军”张学良饱受全社会的诟病，他不得不辞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职，但仍以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的身份驻节北方。

当年的“少帅”给了父辈的“玉帅”好大的面子，他除了派秘书长远赴内蒙的临河去迎接，更在吴氏抵达北平时，亲率文武官员数百人到火车站迎候。按官场通则，主人无须亲往现场迎接客人，尤其是地位高于客人的主人。但张学良却以晚辈的身份表达了对吴大帅的敬意。

然而，好一个吴子玉，居然当众冷落了张学良，甚至连起码的礼节都懒得回，就在他的庞大卫队的簇拥下登车而去。

从前门到东四，上百辆小汽车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护送吴大帅入住什锦花园，其景况极一时之盛。

什锦花园的主人是北洋时期当过京兆尹的薛笃弼。“京兆尹”是个古老的官名，即首都地区最高行政长官。北洋政府覆灭后，一堆官名也随之被埋进了历史垃圾堆里，京兆尹改名为北平特别市市长。薛某乃为冯玉祥当秘书长起家的民国要人，吴佩孚抵京前数年，他南下新国都出任国民党政府的部长去了。这么大一片房产一直空着，只有吴大帅来住合适。

当晚，按“行客拜坐客”的惯例，在幕僚们的劝说下，吴佩孚勉强去了张学良私宅。寒暄刚过，他就发火了：“沈阳事件，你为什么不抵抗？”原来，当众冷淡张学良，是痛恨他去年“九一八”时的糟糕表现！幸亏张的秘书长赶紧岔开话题，才为张学良解了围。

第二天，坐客拜行客，张学良回访吴子玉。令以贪恋酒色而闻名的“少帅”尴尬不已的是，“吴世伯”不依不饶，赠诗羞辱（实为激将）之！诗曰：

棋枰未定输全局，宇宙犹存待罪身。

醇酒妇人终短气，千秋谁谅信陵君？

信陵君是两千二百多年前的战国时代魏国国王的同父异母弟弟，国之大将军，曾数次击退强大的秦军的进攻，最终却死于酒色。

再没有学问，张学良也能读懂吴氏的这番用心啊！张学良自此不愿再来什锦花园。

不过张学良也称得上是大丈夫，他除了为吴氏安排好这所北平城里一流的住宅外，还每月提供四千银元供其开销——吴氏带来了众多的家眷和全套的幕僚机构“八大处”，还带来了数百人之众的私人卫队。“少帅”够意思！

更够意思的是蒋介石先生！这位国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先是委派时任国府实业部长的连襟孔祥熙为特使，持自己的亲笔信到北平专程看望吴佩孚，并奉送十万元现大洋的资助，令吴氏大为感动，事后专遣高级幕僚赴南京答谢。之后，蒋先生北上公干时，邀吴氏到北平外交大楼见面，设宴款待了前朝的敌方巨头。正因有了蒋氏出于谋国之策的周全考虑，吴佩孚才一直在这京城中心的什锦花园住了下来。

顺便匡算一下：自1932年2月张学良每月拨给吴氏四千元，则一年即四万八千元，至1937年“七七事变”，五年下来就是近三十万元；若按20世纪30年代前期银元与现今人民币的比值约为1：100计，就等于在现有物价不变的前提下，张学良为吴佩孚支付了三千万的费用，孔祥熙则代表国府致送了一千万元的补助。对一个被彻底打倒了的前朝领导人，张学良这样的故人与蒋介石这样的政府，实在够仁义的！

虽不再是威风一时的孚威上将军，但吴佩孚依然保持着不屈的尊严，他的数百人之多的卫士，戴的既不是“国军”的统一帽徽，更不是日后汉奸部队“华北治安军”的丑陋标志，而是一体的嵌着“孚威”两字的特殊徽章。胡同两端，“花园”门前，吴氏卫队定时换岗的景象一定是蒋介石和后来的日本人统治下的北平城里的一道特别扎眼的风景——落魄的北洋巨头竟然能把独具的傲骨完整地保存在这条狭长的胡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