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南下上海前，一直住在天津日租界里。

他四任国务总理，一任最高执政，共五度下野。每一次下野，人在津门，情系京华，胸中依然千军万马乱蹬踏。可能与青年时代在德国留学不无关系，像德国人一样严谨的他，也像德国人一样喜欢鹰的形象，北京的段公府里，就有雄鹰展翅的雕塑立于院内的假山之上。不过，退到天津的他，已经是一只折断翅膀的鹰，虽盼有朝一日重上九霄去擒尽他眼中的兔鼠之辈，可是气力已经耗尽。上苍不让一个并不具备足够体魄的生灵在政治的天空中盘旋得太久。

段祺瑞等北洋军政要人们和逊清的帝王将相一样，喜欢天津，除了因这里有连片的外国租界可以保障其人身安全外，还有地利之便，即它距北京最近，可进可退——进可当日抵京，退可放洋南下。对段祺瑞他们来说，还有更深一层，就是感情上的原因，即他们这伙人都是从天津起家的。当年，跟着袁世凯在津郊的小站练兵，才有了飞黄腾达的后来。所以，北洋军人们对海河畔的这座充满洋味儿的城市有着割舍不尽的情愫。

段祺瑞一生最佩服的人，即袁世凯，当然除了袁氏帝制自为的最后那一年光景。与袁相识，实是段氏人生之大幸。北洋人士回忆过，大到为人处世，小到言谈举止，段氏都在有意无意地模仿老袁。

段祺瑞能到袁世凯手下当差，要感谢他在北洋武备学堂的总办荫昌。正因袁世凯奉诏小站练兵，请好友荫昌推荐得力之人，段祺瑞才有幸成为袁氏的部将。

荫昌，满族正白旗人，是清国出外学习军事的前辈，曾赴德国学习。这位两度出使德意志的钦差大臣和前贵胄学堂总办，还是赴德学习军事的五位学生的督学，他只比段祺瑞大六岁。得光杆司令袁项城的请求后，他便将自己的优秀毕业生段祺瑞与王士珍、冯国璋等一并推荐给了袁。袁司令喜得北洋学堂的“龙”、“虎”、“豹”（王士珍、段祺瑞与冯国璋的绰号，一说冯氏为“狗”），虽均无乡谊，却视若股肱，各委以重任。

在小站的旷野上，新军按全新的德式建置迅速崛起，数年后，成为清国最具战斗力的武装力量，进而成为清末民初最有影响力的军事政治集团，即所谓的“北洋集团”。段祺瑞为该集团主要的支柱之一，并在袁死后成为核心，最终登上了国家权力的巅峰。这个结果，是早年从安徽来山东当兵的那个艰苦跋涉的小伙子怎么也没料到的。

在强悍的袁氏手下，坚毅且寡言的段氏不仅改变了官运，而且也改变了“家运”——三十六岁那年，他随出任山东巡抚的老袁到济南任职时，原配吴氏在济南病故。袁大人于痛剿拳匪（义和团）的军务之余，成人之美，将一直住在自家的干女儿张佩蘅许配给段氏为继室。张姑娘的祖父是已故江西巡抚张芾，其父随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剿捻时阵亡，属大清国的烈士遗孤，被袁氏收养家中，一直未逢合适郎君，嫁给段祺瑞时，已经二十六岁，是超级剩女了。段、张结合，使段祺瑞成了袁世凯的干女婿。老袁最疼爱的女儿袁静雪回忆说，袁家的兄弟姐妹都称段为“大姐夫”。亲不亲，一家人。在外人看来，袁与段公私难分矣！

其实不然，段祺瑞虽感戴袁世凯，但也有自己的做人底线。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没有被知遇之恩和赐妻之恩所融化。只看袁氏称帝时他拒不合作的种种强硬表现即可窥知，在原则问题上，段氏决不退让。

段祺瑞注定是个末路英雄。他怎么也想不通，他豁出身家性命来“三造共和”，但“共和”总是难以实现。老袁死后，南方割据政权没了反对中央的口实，但就是不肯服膺政府的领导，反倒动员军队开始“北伐”。南方国民党的反抗倒也不意外，意外的是，为了统一国家，他和北洋兄弟冯国璋、曹锟总也说不到一块儿，到头来竟会稀里糊涂地被徐树铮等追随者推戴成所谓“皖系”的首领，最终竟与弟兄们兵戎相见！

在北洋时代的三大势力中，先是皖系不可一世，再是直系问鼎中原，最后是奉系把持中央。

所谓皖系、直系与奉系，都是政客、文人们给当国军人巨头们生造出的名分，是对各从政、从军者的“政治成分划分法”——无论你籍贯是哪，只要跟着某籍的巨头干事儿，就成了某系的人。倾力维护安徽人段祺瑞的，便被划归皖系；冯国璋与曹锟都是直隶人，那他们的部将和政友就属直系，哪怕后期的直系首领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也不得另立“鲁系”；到了奉天张作霖那儿的，管你是不是奉天籍的人，统统都是奉系（沈鸿烈是湖北天门人，于学忠是山东蓬莱人）。这系那系的整天叫着，就成了真事儿。

民国初年军人巨头们轮番主政时，没像南方的革命党一样，以严密的组织、无情的纪律和崇高的奋斗目标来召集、规范和驱使团队。传统士大夫阶级固有的治国理念和既定的国家法律，即足以管理国家。但是，他们谁也没有老袁的政治智慧和容人雅量，所以，一遇纷争，即想到了嫡系军队，一动用军队，政治格局就彻底失衡，就出现了《红灯记》里李奶奶所念白的“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时代。无论你认不认账，都得戴着舆论颁发给你的“系”的黑帽子，且终身不得脱帽，就像佛祖强加给孙猴子脑袋上的那道箍儿，想摘下来？呵呵，门儿都没有！所以，尽管段祺瑞从来没自认过“皖系”，但却不得不以“系主”的身份治军与治国。

袁世凯过世后，因段祺瑞的地位使然，其所谓皖系曾势力最大，但是，垮得也最早。民国九年（1920年）7月，直系曹锟以反对段之心腹、西北筹边使徐树铮为由，悍然起兵犯上，段总理不得不动员军队迎战，是为直皖战争。然而，政府军只四天就被吴佩孚指挥的叛军打得落花流水。老段绝没想到，自己乃北洋军人的祖师爷，居然打不过犯上作乱的学生兼部下——曹锟的灵魂吴佩孚是保定武备学堂学测绘的学生，现任的陆军第三师师长也是他老段提拔的。为让京畿免遭战火，他下令双方停火，并辞职回到天津，恨恨地嘟哝：“吴佩孚学问不错，兵练得也不错，学会打老师了！”

许多人都想，像段祺瑞这样个性刚烈的人，哪能忍气吞声地当什么寓公？他领军与为政时间均长，旧属、学生甚多，哪能闲得下来？来客频繁问计，一旦时机成熟，只消他一挥手，说声：“走！”一行人就为重新出山的段大帅忙碌起来。待那两扇厚重的大红门开启后，几辆小轿车便鸣着笛一溜烟消失在拐角处——对了，车两侧的踏板上，一定站着几个威风凛凛的佩短枪的卫士，那可是北洋时代大军阀出门时必不可少的一道风景。于是，乱纷纷闹哄哄的北京政坛因这个人的复出而暂时清净了一会儿，不过，未久，便更加混乱起来——事实一再证明，老段出山总不逢时，总也赶不上命运的步点儿。

2000年6月7日一大早，我和朋友在北京站买了最近一班经天津的特快车票，赶往津门。

此次访津，一举两得——白天寻访民国时代的名人故居，晚上观赏齐秦专场演唱会。我把一件陈得发霉的事与一件新得耀眼的事搅在了一天。

我在拥挤杂乱的天津卫只认识几个人，但他们对我的要求却一个比一个热心。先是这一年春天在欧洲结识的年轻朋友徐夔，后是《今晚报》的杜仲华和谭诚东，他们接力一般把我们从一辆车子安排到另一辆车子上，让我颇为顺利地找到若干处民国豪宅。

我刚才已经说了，每次找段祺瑞遗址时，老天爷总是设法给我阴下脸来。真是奇了，这次小谭驾着他的“切诺基”吉普刚一上路，车窗上就密密地浮起了一层水点儿。他用略带天津味儿的普通话告诉我们：“今年的天儿热得早多了，昨天还三十四五摄氏度呢！今天你来了，好嘛，带来雨了，天儿凉快多了！”

我们的车从堵得七扭八歪的南京路上拐了过来，一入鞍山道，即可见两边的各式的已经狼狈不堪的旧朝洋房。

我已经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上淘出了要找的地址——日租界宫岛街38号。

民国时代的宫岛街，就是现在的鞍山道。

车经过一处紧闭着的大红门时，我忽然有预感：这可能就是我要看的地方！忙喊停车，稍倒，再看门侧标志牌，果然是38号！

凹进去的墙上挂着一条“天津市和平区教师进修学校”的长牌。噢，当年的“段公府”，如今是让小学老师们当学生的地方了！

老段在天津住过多年，最后的和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眼前这座建于1920年的洋楼。

木制大红门森然壁立，使人只能看到里面建筑的顶部。大门旁，仅开一道小门容人出入。

我们走了进去。

那一天下午，我和同伴们还在雨中转过徐世昌、孙传芳、孙殿英、小德张等几位的旧宅，但都不似看望老段家这般顺利。

院内，该校总务科的一位杨先生面对我们这群冒雨而来的不速之客并未怫然作色，反而当起了向导。毕竟学府，斯文在此也。

相对于其他沦落为民居的名人旧宅，“段公府”保存完好。老段最后一次下野后，寓居此宅六年多。但其故宅保存完好却不是缘于这位晚年自号“正道居士”的老人修得了正道，而是因为一直在文化人手中。

赫然在目的一幢很气派的米色欧式建筑，在近百年前的天津卫，应算是一座很雄伟的大楼，在整个日租界里，也算是不可小觑的一座豪宅。楼正门朝东，多级石阶上矗着高大的罗马列柱，其后是高大的雕花木门；二层是圆柱与矮栏构成的廊房，廊外沿的浮雕图案完整如初；三层为阁楼。古典的西方建筑风格使人记起曾在德国学习军事的主人的履历。

进入楼内大厅。当年的护墙板、天花板等竟一样未毁，只是两壁多了张衡、黄道婆、蔡伦和牛顿、居里夫人的五幅画像，厅内多了一张乒乓球桌。正面楼梯口处，一方紫绒标志牌上有“敬业求索，谨严奉献”八个金字，梯口另一面转角上，则是一方“保持安静，讲究卫生”的木牌。一楼确也安静，一边是会议室，一边是接待室，加一间厕所，均空空荡荡。

当年肯定不是这样安谧，早已冷透了的壁炉可以作证，依然生动着的雕花四壁可以作证，下野的段祺瑞使这座洋房一下子热闹起来，高朋满座，盛景空前。有亲历者回忆过：当时南来北往的各色人士，仍不断出入其门，讨计问策；段也常派代表外出，联络各方势力。政客、棋客、食客，每每人满为患，为的都是让老段再度出山，重新掌权，在帮助主人完成统一中国的宏愿之余，来客们也捎带着完成自己的各种私愿。

扶梯登高，我等一行人咚咚的足音很有一些历史感，让人恍若回到从前。

二楼，原先是主人的起居室，现在自然被充分利用了——右侧两个门分别是“校长办公室”和“党总支”，闻屋内有人语，我们未便打扰；左侧是两间大教室，空无一人。正面是临街的房间，门口嵌着“演播室”标志牌，无疑是为电气化教学所新建的大课堂。

今天无人上课。即使有，还要学模仿苏联人口气所写的中国近现代史吗？

老段虽然喜欢天津，但几次下野回到津门，都那么地不情愿。头一回是被继老袁当大总统的黎元洪给气恼了，为是否参加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黎的总统府与他的国务院的矛盾公开了，结果是他尴尬地离开京城。第二回，直军打上门来，他不得不让出政权回来避难。最后一次，他干脆被反复无常的冯玉祥的大兵轰出北京，和昔日的对头黎元洪一样，成了天津租界里的寓公。

本来，段祺瑞在国人心目中还是很有威望的。

民国二年（1913年）10月6日，中国历史上头一次用选票多寡来决定谁当国家元首。在第一轮投票中，七百五十九位国会议员们送给了袁世凯四百七十一张票，让老袁无可争议地当上了大总统；而黎元洪以一百五十一票当选副总统，也算实至名归；得票第三的是外交家伍廷芳，三十三票；下面，就是段祺瑞了，这家伙居然得了十三票，与被国民党人后来推崇为“国父”的孙中山得票一样多！

一向好动的北大学生们还曾在校园里搞过一次民意测验，他们看上眼的九位“国内大人物”里，段祺瑞是唯一入选的军人。对一向乐与政府作对的学子们来说，老段上榜显然不是因为他是北洋军人集团的头领。

至少，最后一次下野之前，他的口碑不是很差。

但是，随着南方“赤化”的步伐越来越快，北洋各派内耗加剧，尤其是他主政时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其声望骤降至冰点。

尽管段祺瑞一生征战，摧毁过太多的性命，但只有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18日这天发生的流血事件，使他成了众口铄金的人民公敌。鲁迅恨恨说过的“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成了共和国时代的警句。血泊凝铸成了一件死沉死沉的枷锁，把他牢牢缚在千夫所指的泥潭里。

“三一八”惨案是怎么发生的？其前因，竟还是与他下野后寓居的天津有关！

容我用自己的语言来复述一遍其来龙去脉吧。

只能先从冯玉祥说起。

长期以来，我总以为冯氏所领导的军队是代表着进步力量的军队，是中国工农红军出现以前国内的最具有革命理想的劲旅，它敢于发动北京政变，把反动政府推翻，把封建小朝廷也捎带着轰出紫禁城，而且敢于在守卫大沽口时与日本侵略者交火，委实令人尊敬！但当我读到新解密的苏联史料后，就对冯氏的“革命”纯洁性产生了大大的怀疑！

现在看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的东方外交政策立足点，已经十分清晰，即他们不仅要从中国分离出外蒙古，而且还要分离出新疆，然后，在缩水版的中国建立一个亲苏的中央政府。而这一切，均源自对宿敌日本人的悚惕。因害怕日本人而痛恨可能与日本人有染的段祺瑞、张作霖，所以，他们制订的那些中国政策，无论极力促成南方的国共合作，还是在北方出钱出人支持冯玉祥起事，都是为了抵制段与张的强大。按苏联人当年定好的口径，我们的教科书现在还说此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

于是，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就通过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教授，神不知鬼不觉地说服了驻扎北京一带的直军将领冯玉祥，利用冯氏膨胀的政治野心，鼓动他伺机夺取北京政权。恰好，段、孙、张三角同盟的金钱也送到门上了。于是，冯氏就没辜负国内外各方之热望，于当年10月23日，在“直奉战争”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趁本军统帅吴佩孚在山海关一带亲率大军与奉军激战之时，一举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倏然改变了中国政局，直系组阁的北京政府迅速垮台。不按套数出牌的冯氏，甚至还把逊帝溥仪驱赶出宫——当年，正是靠与清室达成的优待清室的协议，清王朝才答应拱手让出国家的统治权，从而使国家避免了大规模的内乱，但到了冯氏手里，中华民国却一点儿信誉也不讲了。

一番折腾下来，冯玉祥成了拥有国家事务话语权的一流巨头，成了与蒋介石齐名的赤色将领，“南赤北赤”成了令其陶醉的一时之誉。

然而，尽管如此折腾，但还是轮不到冯玉祥组阁。直系的对头、现时的盟友“奉张”，就不会容忍“赤化”了的冯氏独自把持朝政，南方的孙中山也不愿“北赤”独享国政。无奈，冯氏只好与“奉张”、国民党联合捧出更具资格的段祺瑞出山。于是，是年11月，老段离开天津，重登北京政坛。

然而，就连冯总司令也没有料到，在遥远的克里姆林宫，他不过是斯大林下的国际棋局上的一个车或马，而非王或后。就在1925年的12月3日，斯大林在苏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明确地布置起中国新政权的组成结构：

我们认为目前不可能有清一色的国民党政府。我们认为，我们在北京的朋友们采取了过左的方针。在我们看来，北京政府应当是有冯玉祥、国民党人和其他或多或少温和派参加的联合政府。

瞧见了吧？人家的终极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纯国民党政府”，他这个拿水龙为全军将士集体洗礼的“基督将军”只不过是个过渡人物而已。

然而，刚烈的段祺瑞主政后，与另一位也绝非软弱之辈的孙中山闹翻，孙号召本党党员抵制本届政府，此内阁才没顺着苏联人的意思成为斯大林式的联合政府。

而且，第二年，冯氏就与“奉张”反目成仇。为争夺华北，两支同盟军眨眼间成了敌军，退避湖北的吴佩孚、占据天津的李景林、统治山东的张宗昌等又组成讨伐“北赤”的直鲁联军，与奉军共同对冯氏的国民军开战，直隶各地，包括天津，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尽管苏联政府加大了对冯军的支持，但寡不敌众的国民军仍节节败退。反叛“奉张”的奉军将领郭松龄呼啸而起，又被张作霖残忍杀戮。拖到翌年（1926年）早春，战争仍未结束。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冯玉祥以退为进，宣布下野，佯称出洋，实则躲在西北于幕后掌握着他的国民军。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中旬，奉军舰队由泊地青岛开往天津助战。为阻止奉军登陆，占据天津大沽口的国民军第一军发布通令，禁止一切商船出入天津港口，并在大沽口敷设水雷，封锁了水道。

天津港外的战云压黑了北京的东交民巷，当年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们便于3月10日共同向中国政府及交战各方提出“最急切之抗议”。因按该条约，不得阻碍北京通往入海口的通道。不得已，国民军于次日拆除了水雷，留出了航道。

3月12日下午，两艘日本军舰按与国民军的预先约定进入水道，但却与守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守军报告是日舰未按既定时间进入，且由一艘变为两艘，故令其禁入，日舰却突然向守军开火，打伤十数人。但日本人却坚称是守军率先向本舰开火，并致伤四人，为自卫计，日舰不得不反击，并主动退出战场。

东交民巷的公使们相信日本人的说法，并根据各国驻天津海军武官们提供的信息，3月16日向中国政府提出要中国军队限期于“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对大沽口水道的封锁的最后通牒。

列强的“哀的美敦书”（英语ultimatum音译，意为最后通牒）显然极大地挫伤了北方知识阶层的民族自尊心，也极大地激发了在北方的革命党领袖们的斗志，他们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支持国民军、反对“亲日”的段政府的政治攻势。

实际上，执政府并没接受列强们的抗议，相反的，段执政还指令内阁成员们于外交部接到八国通牒的当晚——3月16日，在其宅内紧急磋商。

磋商的结果由执政府午夜派员至东交民巷复文外交使团，措词可谓不卑不亢：

（前略）查辛丑和约所载“由京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一节，素为本国政府所尊重。不幸近因地方发生争执，大沽附近，有军事行动，以致外船通航，受有限制。本国政府迭准驻京各国公使来照，正在竭力设法，消弭此项障碍，恢复由京（通）海之自由交通，谅为驻京各国公使所深悉。

乃各国公使不待该问题之从容解决，竟令驻津海军司令官提出限期答复之通牒。阅该通牒内容，各国驻津海军司令官所采取之态度，本国政府视为超越辛丑和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

简言之，因为入海通道并未断绝，只不过没那么方便罢了，所以，你的通牒超越了《辛丑条约》规定的范围。

如不带偏见，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会读出，“不能认为适当”，即：执政府已经明确拒绝了八国通牒。

但是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袖们却拒绝体谅本国政府的苦心，他们反倒加快了倒段的步伐。在他们的领导下，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一波烈似一波，终于诱发了“三一八”惨案的发生，让段祺瑞一下子陷入不仁不义的泥潭中，百口莫辩。后来，国民军又发起了针对他本人的未遂政变。他饱受责难，心力交瘁，只得最后一次黯然辞职，返回天津。

成也天津，败也天津！从前清时在天津参与创建新式陆军起家，到最终因天津口的一场战事而引发血案，二十五年之前，“北洋之虎”功成名就；四分之一世纪后，临时执政身败名裂。

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十三天，晚间，段祺瑞在已经总辞职的内阁总长们与亲随的陪伴下，乘专车回到天津，回到了我看过的日租界里的洋楼。

这位六十二岁的北洋老人，永远作别了中国政治舞台。

我想，他抵达这座大红门的时刻，天一定刚好下起了雨，让这位末路英雄站在两扇厚重的门板前，任凭雨淋，喟叹自己的一言难尽的争斗生涯。

段祺瑞少年出外当兵，一步步成为军中骁将。在推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王朝的关键时刻，他以北洋军主力部队军长之地位，毅然“犯上作乱”，领衔高级将领通电清廷，逼其退位，否则将“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这咬牙切齿的威逼终于促使了大清江山迅速崩解。虽说人们说此举乃得了袁世凯的授意，但这份孤胆不是每个北洋领军人士所能有的。此即段氏“一电定共和”或曰“一造共和”的美誉之由来。

在平息了国民党人发起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竟要称帝！段祺瑞不顾半生被提携兼赐婚之恩，以缄默和称病抗议之。国务总理不上班，政府便陷于半瘫痪状态。这种大义灭亲之举，也并非每个北洋政府高官所能做的。连最亲近的人也反对恢复帝制，众叛亲离的老袁只得厚着老脸宣布：取消帝制，恢复共和。没多久，袁氏便一命呜呼。抵制袁氏称帝，成为段氏“二造共和”的光荣履历。

袁氏死后，黎元洪当家。段祺瑞因性格与工作方法使然，与新总统黎元洪交恶，终于干不下去了，遂辞职出京。谁料驻防徐州的张勋竟借调处之机，率五千名留着长辫子的大兵入京，搞起叩请清朝复辟的闹剧！寓身津门的段祺瑞，虽为光杆司令，却挺身而出，跑到津郊马厂第八师李长泰部驻地，凭一己声望，组织起“讨逆军”，通电命同乡段芝贵、曹锟为东、西路军司令，吴佩孚为先锋，杀进京城，迅速终结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那一出大倒退的短命剧。由此，他博得了“三造共和”的美誉，也赢得了在北洋军人集团里无人可取代的地位。

即使几度下野，这位意志坚强的军人政治家也没放弃统一中国的宏愿，他虽赋闲津门，却关注着国内政局，并最终接待了孙中山与“奉张”的特使，三方结为同盟，共同推翻了直系政权。只是因为阴差阳错，他统一国家的最后一搏随海河之波悄然流逝。

他的足迹明明白白镌在青史上，只要你真的触摸到民国初期的那几片汗青，就会明显地拭到覆盖着陈泥的有关段氏的深深的刻痕。

是英雄但却不是明君。打仗与治国是两码事。因刚直不阿或曰刚愎自用（实为同一词的两种说法）的个性，也因对饱受争议的徐树铮的过度信任，终使段祺瑞与其他军阀巨头们一样，像基座过浅的山峦，被一次政治的地震所摧毁，终于轰然倒在近代中国民主政治之源头处，成了阻碍这源泉奔流的废墟。而正是这样一堆一堆的废墟堵在二十世纪之初的历史当口，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发展速度才异常迟缓并时有淤湾回流。

可惜，段祺瑞本人不知道他悲剧的所在。

我猜想，一定有那么一场雨在不疾不徐地下着，淋着他，也淋着后世所有记得起他的人的头顶。

说到我造访的天津“段公府”，我不能不想写一个时下报刊上常用的词：廉洁。容我据实志之。

自古以来，为官必贪。只说房产吧，就能看出中国官僚体制的霸道与腐败。历来当官儿的大都是“反动房产主”（恕我借用了“文化大革命”语言），往往官儿越大占房越多。不信你看皇帝老儿，从咸阳的阿房宫到北京的紫禁城，两千多年来，他们的殿堂如重峦叠嶂，却只为“朕”一人所住。“共和”以后亦然，甭看他们自诩为国民之公仆，只要看其住宅，即知是豪门在斯，休得造次。

民国初年的天津租界里，豪宅鳞次栉比。有心人统计过，从袁世凯始，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曹锟五位大总统，六位国务总理，一位众议院院长，十九位内阁总长，十六位督军，以及一时数不清的前清遗老、失意政客等，都在津门各有寓所，有的还不止一处。达官贵人们的洋房各呈其姿，各显其势，房子成了主人显赫身份的佐证。对了，需要说明的是，离职后的北洋政府的高官，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也无论是议长还是总长（部长），房产都是自费所购，也许钱的来历不那么光彩，但没有一人是用国家财政的钱来为自己安置家园。

不过，四次出任总理并最终被推举为国家元首的段祺瑞，却是绝无仅有的例外，我所造访的天津鞍山道38号豪宅，并非段氏私宅，而是一直随他同进退的前陆军总长吴光新的房产。吴光新乃老段已故发妻吴氏之弟，老段没因续娶新妇就不再提携前小舅子。而吴将军也知恩图报，将自己在日租界新买的那栋豪华洋房赠给了前姐夫一家住。

民国十三年（1924年）农历二月初九，是他六十大寿（实59周岁）的日子。之前，他怕各地来人祝寿，专门在报纸上连续刊登广告，谢绝一切来宾到津。结果八方来客不听老领导的话，把租界里的旅馆挤得爆满，并献上贺寿金十万元。老段一向不贪财，也没有积蓄，一转身，就让部下将此笔巨款汇给了冯玉祥，以催其从速倒戈叛直。此生经手的最大一笔私款，就这样一转手又撒了出去。

捎带着说说段氏家事吧。

段氏前后有两妻五妾，即原配吴氏、大姨太陈氏、继室张佩蘅、二姨太边氏、三姨太刘氏、四姨太刘氏、五姨太李氏。吴氏与陈氏相继过世，另有多名儿女夭折，余长子段宏业、长女段式萱、二女段式彬、三女段式巽、四女段式筠、五女段式英、六女段式荃、幼子段宏范，共二儿六女。有人说段祺瑞还有一子，名段宏模，行为不检，甚至在段祺瑞到大连休养期间，在天津与其某位年轻的庶母有染。老段闻举报后，气歪了鼻子，遂将此妾与此子逐出家门。1949年后曾有人见段宏模在北京一家街道小工厂当工人，十分落魄。

我曾当面求证于段祺瑞曾孙女段君宜女士，这位北京君宜中学的董事长大声否认：“没有！没有这个人！我曾祖父段祺瑞只有两个儿子，根本就没有这个段宏模！”老太太反应态度之强烈，令人稍感意外。不过，我确实在她提供的一纸打印好的段氏家谱上看到了用铅笔划掉的“段宏模”三个字。不知段校长是否在为长者讳，单从名字的讲究上看，“宏范”之前似应有个“宏模”。

有书中说，张佩蘅之后的那些妾，都是这位继夫人主动代夫所纳的，因她一连为段家生了式萱、式彬、式巽、式英四个女儿却未生一个儿子，心里有愧，故花几百块钱买了几个北平的小户人家之女供老公享用。对此，段君宜女士很干脆地告诉我：“那都是瞎说！”

七十四岁的段女士乃段氏长子段宏业二儿子段吕仁的长女，她的性情颇有其曾祖之遗风。在北京大兴的君宜中学董事长办公室里，这位民营老校长说起自家历史，毫不含糊。她的原话是：“那两个侧室，是我曾祖父在保定当校长的时候，别人送的。”

没有知情人说出真相，或者不给能说真相的人及时搭一个公共传播平台，则假想将永远流传于世。

早就有人告诉过我们真相，但“有罪推定”的教科书总是忽略了许多亲历者对历史的讲述。所以，我们就一直不明真相，不得不成为别有用心的人。

下野后的段祺瑞住在前小舅子的房子里，每天上午诵经，下午与清客下棋（据说他总执白子），甚至他还学会了打台球！晚上，则与故交打麻将，但也是“小来来”，每天只打八圈儿，终止于晚10点，很有规矩。他不再过问国事，逢农历初一、十五就去庙里进香，并时捐善款以修俗心。这个征战了一生的人，天天以《金刚经》和黑白子打发晚年的时光。

颜惠庆是“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刚刚上任的外交总长，但尚未到任，后来也当过北洋政府总理，故而在很长的时间里也不算好人。他的回忆，理所当然地长期被忽略。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专有一段写到在天津当寓公的段氏：

至于段执政，则素以廉介称，不积资财。他的天津住宅，闻系其旧部的产业。平日除念佛外，喜作方城之戏，每次以“八圈”为度。牌桌伴侣，恒于晚十时，照例兴辞退出。他本人既绝对素食，他留客人共餐时，亦只好“客随主好”。参加他的宴席，往往认为苦事一桩。

他常患坐骨神经痛，及严重性的风湿症，往往须将两腿浸入冰水中，使其失去感觉，藉以暂时免除痛苦。虽经尝试各种医疗方法，均不见效。最后乞灵针灸，据称有时或略苏苦楚。

有人问他中国内乱原因，他总根据佛家果报之说，认为恶魔降世，扰乱人间，非待诸魔彼此消灭净尽，难期太平！

我怀疑老段以佛教理论解释纷乱的政局是装痴卖傻，但他借别人家栖身则是事实。单从这一点看，老段还是挺对得起国家的。

段祺瑞虽在共和国的字典里早已臭名昭著，但他不贪财不求奢的生活作风却并不广为今人所知。他的清廉体现在他虽从军从政数十载，历任各级高官，却从不克扣军饷。许多民国军人就是靠军饷发了横财，以致下野后立时有钱投资实业并速成富翁，“辫帅”张勋即比较典型的一例。段氏做官几十载，手中却无钱，这种清廉在普遍腐败的官场上，自然异常扎眼。比之他的军中同袍、政界同僚、皖系同乡，他这个元首下野后，既无钱投资实业，更无力重建军备。所以，只能不好意思地接受别人——包括南京政府——的资助，以度晚年。

不过，尽管钱不多，但还是有关于他扶贫助学的佳话。美国人包华德（Howard Lyon Boorman）主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上说，段祺瑞在天津时，“信佛念经又资助贫苦有为的学生”。安贫乐道，仗义疏财，老段活得很本色。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他越来越清静淡泊，直至“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他在津门宁谧的寓公生活才被打破。

对南京那边而言，天津租界无疑是一个可疑的渊薮——那么多的前清遗老和北洋大佬扎堆而居，而且多住在日本租界里，岂能让当国者放心？

的确，内忧外患一直不曾让蒋介石先生安宁，尤其日本关东军在奉天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总有情报说，那个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正不断地做北洋遗老的工作，以期在华北成立附日的汉奸政权。随着那个糊里糊涂的溥仪突然从天津日租界的“行在”偷偷去了东北，与“逊帝”同街而居的段祺瑞则更成了令国府关注的人物！

是的，日本人巴不得由曾是中国头号统治者的老段出面组织傀儡政权。为此，与段同乡的北洋元老王揖唐天天待在段府，劝说“芝泉老”与东洋人“合作”。但是，让蒋先生和绝大多数中国人庆幸的是，尽管在位时一直背负着“亲日”的骂名，但老段却并未与异族入侵者“合作”，倒是他的几位老部下如王揖唐等，在他离开天津以后，耐不住寂寞，相继觍颜成了大汉奸。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19日，与蒋介石素有交情的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赶到天津，面交了蒋委员长给“芝老先生”的亲笔邀请信。

蒋介石与段祺瑞是一直有联系的。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北伐大功告成，北伐军四位司令齐聚北京。在西山碧云寺，那个停厝过孙中山灵柩的地方，蒋介石这位北伐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司令，与二、三、四军司令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一起举行了北伐胜利祭灵大典。过后，他请合肥籍的老同盟会会员、北伐军顾问吴忠信把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请到北京饭店，向昔日的老师表达了弟子的敬意，并委派吴忠信专程去天津拜访了段氏。临别时，吴氏替蒋给老段留下两万元生活费。之后几年，南京方面陆续派人送款给段数万元，以维系中央政府和蒋本人予以“芝老先生”的关怀。

谁都知道，在北洋巨头里，段是最清廉的一位，人称“六不总理”，即：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这样一位政坛老人，尤其是当过元首的长者，即便不是蒋介石的老师，由后继政府出钱养起来也是理所应当的。也正是因了这种一直没断下来的关照，才有了五年之后老段应邀南下之举。

“南下颐养”，“随时就商国事”，这些极诚恳的话，打动了老人。深思熟虑之后，他起身掸了掸襟前的香烬，慨然表态：

我已老了，不中用了。如介石认为我南下于国事有益，可以随时就道。

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段氏为此次南下找了借口，并请人拟了份应付报馆的答辞：

此行无所谓任务。二小女（段式彬——笔者注）在沪读书，余思之切，故前往一看。

余研究佛学多年，将往普陀一游。余素患腿病，时愈时患，藉此长途旅行，以活动筋骨。

当时从北方到南方，若乘津浦线火车，必经首都南京。人家肯定关心他与那个“革”了北洋政府“命”的学生蒋介石是否相见。对此，他如是作答：

适蒋派员希望过京（南京——笔者注）时一谈。蒋系余之学生，余当然可见他谈谈。

瞧见了吧？此次南下，既为看看在上海读书的二女儿，还要到浙江的普陀山上去拜佛；路过首都南京时，如学生要见先生，本人当然可以见面聊聊了。这样的作答，真是滴水不漏，毕竟是政坛大佬！

两天之后，段祺瑞在亲信吴光新、魏宗瀚和侄儿段宏纲的陪同下，带着张佩蘅与边氏和三女儿段式巽，随钱永铭离开了家门。

一直跟父亲住在一起的段式巽回忆说，天天来他家的前众议院院长王揖唐，见他们要南下，竟拦住父亲大声嚷嚷：“我们一向是北方的，去南方能干得成什么？不要去南方，守在北方好！”女儿急了，冲着他喊：“王大哥，你就别再出主意了，老爷子主意已定！”然后急令下人将这位王大哥塞上小卧车送走，再将父亲扶上了离家的车子……

挥手自兹去，段祺瑞永远离开了这座米色的洋楼，永远离开了天津，永远离开了北方。

一番徜徉后，我们也要离开这座米色的大楼了。我请同伴为我留了张影。面对这座没有任何文字标志的天津名宅，我选择了那两扇偌大的百年红门做背景。

拍完后，一时兴起，我想拉开大门让这座封闭着的老房子面对闹市透透气。但想不到这道门竟如此沉重！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它拉开一半。

开启历史的大门，真的需要气力——喘着粗气，推着粗大的铁骨与厚重的门板，我一直在咂摸这样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