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雨，总是不大不小地淅沥着，而且，没完没了。

江南的冬，其实比北方还难过。它没有诗意的雪，却有俗气的雨，一天到晚没个停，淋得人浑身上下湿漉漉、潮乎乎的，心也发冷。

没有火沪或暖气的南方，往往让人无法躲避寒冷。

没完没了的雨。而且，数这一次最惨。2000年1月7日这天，我从上海的新亚之星酒店一出门，就被霏霏冬雨追上了，没走多远，已头脸如洗，鞋袜湿透。走在淮海中路上，越走越冷，越走越狼狈，心中的本来挺旺的希望之火，竟也随着霪雨的浸润而幽幽欲熄。我忽然对自己的上海之行感到有些后悔了，因为我想看的这个人总是躲在历史的阴影之下，让人只能感受到其存在，却看不到其真实的面孔。

你，段祺瑞，北洋时代的强人，风雨中，我找你干吗？

共和国的所有教科书上都将段祺瑞认定是历史的罪人——反动的北洋军阀代表，皖系军阀首领，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残酷镇压了“三一八”爱国运动的刽子手。因为中学语文课本上有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我牢牢记住了大军阀段祺瑞的名字。学而优则“农”（下乡插队务农）的时候，整天翻阅县里发给知青点的十几册单行本的鲁迅作品集，在背诵了一堆鲁迅式的警句的同时，我更加深了对段祺瑞的憎恶。因为鲁迅在若干篇传世的杂文中，对下令屠杀学生的段氏痛责不已，甚至称1926年3月18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在只能听到一种高分贝吼声的时代，人们失去了正常的辨听声音的能力。

返城就业之后，我曾在驻军家属院里住过几年。江山是军人打下来的，所以，驻军机关和家属院往往占据着每座城市最好的位置。我所在的大院就在青岛有名的风景疗养区东端。门前一条土路，从市区唯一的佛庙——湛山寺蜿蜒下来，直通大海。

这条路叫芝泉路。

芝泉路是青岛仅有的几条不以国内地名命名的路。它曾让许多对青岛历史有兴趣的人感到困惑，因为岛城的路几乎全是用省、市、县名命名的，而中国并无“芝泉”县。直到某一天，我忽然悟出这定然与段祺瑞有关时，疑惑才涣然冰释——段祺瑞，字芝泉。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似乎成了北洋要人们下野后不约而同走上的一条黄昏路。从“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凛凛屠夫，到终日吃斋念经的佛门弟子，失意了的将军们极为难得地静下心来，让袅袅香火填充因屠戮太多而产生的内心空虚。

青岛的湛山寺，就是当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发起募款兴建的，现在崂山名景“潮音瀑”那三个大字，即叶氏来青时所题。上世纪30年代，主政青岛特别市的市长沈鸿烈，正是北洋时代的东北海防舰队司令。因而，晚年自号“正道老人”的段祺瑞便应湛山寺住持倓虚法师和叶恭绰、沈鸿烈等北洋故交之邀，从上海专程来青岛，为这座正在筹建的新刹捐款。为了纪念段氏的这次施善，青岛当局便把湛山寺前的新路命名为“芝泉路”。我自以为是。不过，仅因区区两百元捐款，便把一条修在青山碧海间的新路名回赠给施主，显得太过慷慨了吧？后来，我才想明白，当年的青岛主政者执意要把“芝泉”雕刻于路名中，还有更深的酬谢之意。

于是，青岛市区就有了两条以人名命名的路，一条是全国哪儿都不缺的中山路，一条即绝无仅有的芝泉路。

嵌着“反动军阀”的字的路名竟然一直保留至今！显然，共和国时代的人们从来没意识到岛城的数千条路名里会隐藏着这么一个险恶的“千古罪人”！历任主政者的无知竟然也能让历史真相幸存。

上海的淮海中路也曾暗藏“历史罪人”。这条位于旧时法租界内的十里长街，曾以“霞飞路”扬名四方。“霞飞”不是一种美丽的自然景观，而是一位法国元帅的名字（Joffre）。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位法军总司令率法军战胜了强大的德军，为法兰西和自己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欧洲人爱以名人名字为路名，于是，上海法租界里这条最长的大街，就被租界当局命名为霞飞路。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收回法租界，此路改名林森中路——林森乃抗战时死于车祸的国民政府主席，和段祺瑞一样，在新中国的语境里，也是反动政府的头面人物。到了1949年春天，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挟淮海战役大胜之“剩勇”（毛泽东诗：宜将剩勇追穷寇），一举攻占了大上海，“华野”司令员陈毅成了共和国首任上海市市长。为向新市长致敬，此路遂改为淮海中路。

在叫“霞飞路”的半个世纪里，上海一直是远东最大也最繁华的国际化都市。这当然与长期存在的外国租界有关，洋人不光把美丽的悬铃木（俗称“法国梧桐”）栽进了这条大路的两旁，还把各种先进的理念——包括“人权”等——也都栽进了上海的土壤里。那时候，无论外面政局有多乱，租界一直是中国各类持不同政见人士的避风港，到了全面抗战开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此避难的人们干脆称租界是“孤岛”了。

然而，人称“段合肥”的段祺瑞与上海无缘无故，其一生的政治舞台都在北京，晚年为何抱病来上海定居？晚年的老段，患有严重的风湿病与胃病，常年吃斋无疑更加重了这位居士的病情。既吃素，何来沪？沪上远非清净处。

我对这个人知道得实在太少！

淮海中路上，车来车往，阴雨天让大上海的泥点子满城飞甩。躲着飞溅的污水，侍茹女士陪我从西向东慢慢找了过来。她所工作的报社就在这条路上，大院里那幢精致的别墅，据称是民国一级陆军上将何应钦的故居。

淮海中路上，这种前朝的洋房太多了，且都保护得不错。它们悄然而立，各据一方，正在栉风沐雨梳理着各自的大家气度。叫霞飞路和林森中路的时代，这条路一直是“上等人”才住得起的地方。从何应钦的日家出来，与宋庆龄、蒋经国等人的故居擦肩而过时，你会有一种走进民国时代的错觉。

当侍茹把她的花伞向上一擎，说声“到了”时，马路对面一座黑黢黢的大门便在我眼前定格。直到这时，我才想起，这趟到上海，最想看的，其实不是俄罗斯“莫伊谢耶夫国家模范民间舞蹈团”在上海大剧院的演出，而是民国时代的名人故居。其中，就有袁世凯之后最有影响的北洋巨头段祺瑞的宅邸——淮海中路1517号。

查到这处地址，得感谢在上海结识的年轻朋友华健雷。她在一本书中得知，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即民国时的“段公府”。知道了这个地址后，我很想亲眼看看，性情刚烈的老段的最后的时光，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打发的？他怎样把自己的火性在每个晨昏的诵经声中一点一点销蚀没了的？

这些年，我在各地看过不少时代巨子的旧居，所以，我太知道吃闭门羹的滋味了！住在老房子里的现主人可不管你来看什么历史遗痕，只要素不相识前来打扰，他就不高兴，就不由分说地往外轰人。居民如是，单位亦然；北京如是，南京亦然。当然，如果我住在哪所名人住过的宅子里，没准儿也是这德性。在丧失了友爱与信任的社会里，人际相处，冷漠拒绝比宽容接纳更符常态。

所以，当马路对面那两扇紧闭的大门肃然出现在眼前时，我已经预知了自己的下场。

长长的灰墙高得像狱墙。墙上有一排橱窗，趋前近瞅，窗里面全是日本总领事馆的各种通告，关于如何办理赴日留学、探亲等的，关于新领事馆的方向和电话的。原来，日本国驻沪总领事馆已经迁往虹桥新址了。

我犹豫片刻，按下门铃。

小铁门开了，一个保安员探出半个身子来，还没听懂我的话，便连说不行。

紧接着又闪出一个“眼镜”，瘦瘦的，穿一件毛背心，典型的上海中年男人模样。他一脸威风，连我的话都不屑于听完就峻拒：不行，这里已经是日本总领事的家了！不可以的！说完就要关门。

我退而求其次，问能否站在门内拍几张这座洋房的外景照片。

“眼镜”毫无表情，“啪！”的一声关死了小铁门。

于是，我的面前一片漆黑。

我本来还要告诉他：其实，即使总领事本人“在家的干活”，也“大大地没关系”，因为他未必知道自家租住的这幢房子曾住过一位近现代中国的重要人物，而且，此人至今还顶着“亲日”的“桂冠”呢！知道门外有位对历史有心的中国人想入内看一眼，总领事先生也未必会不同意吧？

然而，尽职的现代门房不屑于听我唠叨了，倒是听他在里边与保安员讥笑起来：嘁！蛮可笑的嘛，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想来也有趣，他老段一直被称为“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卖国贼”，借贷日本银行的巨款武装国家军队的行径正是他洗刷不清的罪名。下野后，他从北京跑到了天津，本来是为了躲避“亲日”的骂名，但却偏偏住进了日租界里，明摆着让自己往狗屎堆里钻，弄得身上“卖国贼”的恶臭越黏越牢。再后来，为了摆脱日本人的纠缠，他移居上海。但万万想不到，在死后的这么多年里，日本人竟又追上了他，与他的影子同居一室。一想到新一代鬼子的全家天天踩着这介硬汉的阴魂在踱步、跑跳，我就对冥冥中的命运安排颇感无奈。

其实，在被拒之门外的那一小会儿，我已看到，大院里绿树很大也很多，正面的洋房是红筒瓦黄砖墙，即高又阔的两层，古罗马式的。半圆石阶、高大圆柱、雕花阳台，和满院的藏蕤草木，都在很完美地告诉你，这是当年大上海的一流洋房。

事后回忆，多次沪上行，名宅看了不少，包括孙中山、黄兴、蒋介石等的旧宅，但像原段公府占地这么大，且一直保存得这么好的，却并不多见。

在原段公府东面，也有高墙圈起的一幢大洋房。侍茹说，那是现在的美国总领事馆，前些日子美国人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上海的大学生们天天在这里游行示威，有个学生甚至爬上了几米高的大墙，当然被众多值勤的警察硬拉下来了。

大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历来可歌可泣，而上街游行是他们最能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但若超过秩序的底线呢？我突然很不合适地想起北京，想起让段祺瑞背负千古骂名的那个著名事件——“三一八”惨案。

不不，并非“千古骂名”，只是写在共和国教科书里的半个多世纪的骂名。鲁迅在共和国的万丈光焰把段祺瑞的真实面容全部熔化，把其影子拉得太长太长！其实，段祺瑞晚年，附着于他身上的唾骂已经风干，他依然是德高望重的政坛元老，不然，国民政府就不会以国家元首的礼遇迎请他南下安度晚年并为其送终。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元月21日凌晨，段祺瑞在亲信吴光新、魏宗瀚与三女儿段式巽、侄儿段宏纲的簇拥下，出现在天津火车站，与诸位送行者揖别后，登上了专为他加挂的一节专车。本次列车的终点站是浦口，即位于首都南京对岸的江北铁路。

汽笛大叹一声，蒸汽弥漫开来，云山雾罩地裹走了这个长期在北方叱咤风云的政坛元老。

段氏南下，与他早年在保定当校长时的一个学生有关。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在天津郊外督练新建陆军的袁世凯奏请创办陆军速成学堂，段祺瑞任督办（校长）。知耻图强的朝廷马上准奏。首届招收的各省学生中，有一位来自浙江奉化的二十岁学生，姓蒋，名志清，或可会引起校长大人的注意。因为在蒋同学身上，四十二岁的段校长看到了自己当年的模样——同样形态精瘦而健壮，同是在二十岁时考入国内一流军校（段氏当年考取的天津武备学堂，即陆军速成学堂的前身），同样学的是炮兵科——那会儿学炮兵，如同现今学“二炮”（导弹），都是为了掌握最具威力的战争武器。

不过，且慢！在校期间，段校长认识蒋同学吗？小蒋只在保定待了一年，即通过了留学预科考试去了东京进入振武学校。查资料可知，陆军速成学堂每届招收旗籍及各省汉人学生一千余人。如此众多的学子，若非出类拔萃，能被校长大人记住吗？也就是说，小蒋认得老段，老段对小蒋却未必认得。

但蒋介石却对暮年的段氏仁至义尽！他亲自写信将其接到南方供养起来，为其治病，直至为其送终，即便孝子亦无过如斯也！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的蒋介石，已经不做“国府”（国民政府的简称）主席一年多了——前年岁末短暂下野后，国家元首的桂冠被年龄与资历均比他老的林森戴上了。复出后，他专心当起了国府军委会委员长，以集中精力应付越来越纷乱的内忧外患。然而，虽不再担任国府主席，但中外咸知，蒋委员长才是中国的No.1。正是这位与段氏同样精瘦的前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危难之际，耿耿于国事兼私谊，才决定以最高礼遇将前政府的前元首请到本政府所能控制的地盘上，以不让敌寇乘隙利用。他亲笔写下邀请函，委派没有官方身份的银行家朋友钱永铭为特使，1月19日赶到天津，密访段祺瑞。

两天后，“芝泉老”即起身南下。蒋氏长舒一口气。

车过济南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将军亲自上车迎送。韩乃冯玉祥旧部，冯氏对老段先恭迎、后加害的行为很让人不齿。此番韩主席登车致敬，不知是奉国府之命的职责行为，还是代冯氏表达歉意——冯玉祥时任国府委员、军委会副委员长，“党国”里的第二号军事巨头。

沿津浦线从起点到终点，段祺瑞一路上的心神不宁自不待言。且不说当年在保定他与蒋氏到底有多少交情，就凭传闻中蒋氏的处世手段强悍且阴鸷，就难免令他忐忑。作为被推翻的“反动政府”的头号“大军阀”，反对中国“赤化”的最高统治者，他曾空前绝后地以国家最高名义（执政令）通缉过国民党北方领袖们，除了一个跨党的共产党人李大钊后来死在张作霖手中外，其他几位南下后都是“党国”大员，且多是部长级人物了，他们会不会秋后算账？更让段氏担忧的是，“九一八”事变以后，臭名昭著的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曾几番去他家拜访，而他也专程到北平醇亲王府与逊清皇帝溥仪见过一面——本来他与溥仪同住天津日租界的同一条街上，只因一个是前朝的国君，一个是前国家元首，双方谁也不愿屈尊到对方府邸作访客，遂经手下人磋商，改为北平会晤。到前朝摄政王、溥仪的父亲家里相见，算是段氏让了一步。虽说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劝他出面组织华北伪政权的游说被他直言拒绝（此公从来不会婉言待客），虽说与少不更事的溥仪的会面因对方的摆谱而匆匆结束（段的亲信说，溥仪还以为是皇上召见湖广总督呢！），但凭蒋的多疑与其手下军统人员的精干，这几桩极有可能是“通敌”证据的行为难保不给他惹上杀身之祸！后来，当过北洋政府首任总理的唐绍仪，就因在上海租界里与日本军方频繁接触而被蒋氏猜疑，竟下令军统特工将其“制裁”！如今，溥仪已经被土肥原贤二忽悠到东北去了，日本人撺弄北洋各派人士闹“华北自治”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蒋氏接自己到他身边，何尝没有就近约束甚至劫持之意？像太多的国人一样，老段听多了蒋氏杀人如麻的“正面”传闻，却不识此人也有宅心仁厚的一面。

令段氏万万想不到的是，浦口站台上，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寒风中，立着乌压压一片列队欢迎他的人，领章金闪闪的国军将领占了一半！原来，蒋委员长有令：所有在京少将以上军人，一律过江迎接“三造共和”的段祺瑞老先生！于是，浦口车站上出现了空前绝后的一幕——首都的将军们全体过江列队，只为迎接一个人，一个手中无一兵一卒的下野了的老人。

欢迎仪式结束后，这位尊贵的乘客与家人、部属被迎上了渡江的专艇。南京长江上有大桥，是几十年以后共和国时期的事了。有大桥以前，所有南下过江的旅客，无论身份贵贱，都只能在浦口站下车，然后，换乘轮渡过江，再继续前行。

专艇抵达下关码头后，当他被人搀扶着走出船舱时，见到第一个登船迎接的人，竟然是一身戎装的蒋志清同学！

二十多年未见过的学生，快步趋前恭行军礼向老校长致敬，并亲自搀扶着他介绍起诸位迎宾者。其著名的美丽的夫人宋美龄随之上前笑吟吟地对“芝泉老”表示欢迎。再是如过江之鲫一般的党国衮衮诸公上来或作揖或行军礼向老人致敬……

当晚，蒋委员长偕夫人为他的回归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文武百官共同把盏，热烈欢迎寄身天津日租界的民国元勋回到祖国的怀抱。次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以《共和勋臣段芝泉氏莅京》的大字标题报道了此事。

精明的蒋委员长显然在借老段南下一事来打击日本人的气焰，并借老段的号召力召回更多留在北方的北洋军政名流。

老段虽远离政坛，但毕竟是政治家，他知道他的国家需要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所以，在欢迎仪式上，他向记者散发了对时局的书面谈话：

（前略）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

抵达“党国”中心的前“反动军阀头子”深知，成王败寇，现在他的学生最需要他做什么。于是，他主动提出去谒中山陵。

他知道，自己最让国民党人恼怒的，不光是他最后一次出山时通缉过他们在北方的领导人，更因他慢待了他们的终身总理孙中山。

孙中山抱病北上并逝于北京，都与他有关。民国十三年（1924年），为推翻直系政权，南方的割据政权孙中山和实力雄厚的奉天张作霖（时称“奉张”）同时找到他，推他为盟主。他则派心腹徐树铮前往桂林与孙氏会面。由是，段孙张三角同盟结成。是年秋，借江浙战争之际，奉军率先入关挑战直军，直系灵魂人物吴佩孚直接上阵指挥直军反攻奉军。战事正在山海关前线胶着之际，被三方花钱买通的直军第三方面军司令冯玉祥猝然倒戈，回师北京发动政变，直军由此大败，大总统、直系首领曹锟成了中南海里的高级囚徒，吴佩孚从天津登船南逃，三角同盟夺取了军事与政治的全面胜利。因孙中山迟迟未能北上，本着“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治国惯例，段氏便在冯玉祥与张作霖的联袂劝说下重返京城，以“临时执政”的名义，担任了过渡时期的国家元首。到任后，他力邀孙中山尽早到京，与“奉张”、冯玉祥共商国是。

岁杪，孙中山绕道上海和日本后，姗姗抵京，但已病入膏肓，而且，为“善后会议”事与老段公开反目！善后会议如期召开，其间，孙氏辞世，两个执拗的人终没再度见面——民国元年（1912年）孙应袁世凯之邀北上时，段曾陪袁见过孙中山。

自南京政府取代了北京政府之后，国民党人对老段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没去探望中山先生颇感愤然。其实，从礼节上讲，老段所为无可厚非。按官场规矩，客人先要拜主人，然后主人才能回拜客人；你不先来看我，我就不能给你洗尘，这叫“行客拜坐客”。更何况段氏正以“临时执政”名义行国家元首职责，对待比自己年轻的盟友，更不便破此规矩。

为了接待孙中山这位国内最有分量的在野政治家，老段安排得够周到了！孙氏乘船抵达天津港时，他派许世英、叶恭绰专程在码头上迎候。12月31日，孙之专列抵达北京时，他派长子段宏业为代表，与许世英等在京阁员共同在正阳门火车站热烈欢迎之，各界代表更挤满车站内外。第二天，即西方人的洋历年，他又让段宏业代表自己，和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一起到北京饭店，向下榻于斯店的基督教徒孙氏夫妇祝贺新年。原定由他为孙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因孙的病情加重而被迫取消。孙中山到协和医院做手术之前和之后，他都派担任陆军总长的前妻弟吴光新及侍卫武官代表自己登门探望。闻孙中山已处弥留状态，他又安排全体在京阁员赶到距执政府不远的顾维钧家，一一向住在那里的孙先生握手诀别。从礼节上讲，这位临时国家最高领导人做得无可挑剔。

只是，功亏一篑！孙氏发丧那天，他本应出面扶柩执绋，以示尊重故者兼安慰生者。但出于某种考虑，他最终没出现在中央公园的公祭现场，且借口极其“小儿科”：脚肿得穿不上皮鞋了！这自然极大地惹恼了国民党人。

段、孙的真正过节，在于“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之争。结果，老段力主的善后会议遭到了孙氏的抵制，国民党则自行操办了国民代表会议。因对方的抵制，谁也没达到预期的目的，诚所谓两败俱伤。

如此一来，老段也就始终没登门看望病中的国民党总理，并拒绝为其送葬。

解铃还须系铃人。抵达“党国”之都后，老段主动要谒中山陵，以借机向故人及国民党致歉。蒋氏岂不喜出望外？他向以孙总理最忠实的信徒自居，闻此请求，赶紧叫上中山先生的独子、行政院院长孙科，和军政部长何应钦上将，当然还少不了他的优雅而得体的夫人，亲自陪老段去了中山陵。

祭礼如常，但各人的心事谁都清楚。

之后，蒋介石很周到地请老师在南京和上海两座城市中任选一地定居。低调惯了的老人不爱热闹，不爱待在首都与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们应酬，便选择了上海。

于是，就有了我前面看到的那所豪华的花园洋房。

段祺瑞入住上海后，很快有《申报》记者登门采访。谈及时局，老人如是作答：

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

这就是一直被骂为“亲日派”的北洋老人交给国家的一份政治答卷。合格乎？

国民政府送给段祺瑞居住的这座前法租界里的花园洋楼，最早是一位德国富商的豪宅，后被晚清大官僚和大实业家盛宣怀购得，但似乎手续不完备，故给后人留下了麻烦。盛宣怀过世后，此房便因涉嫌“非法交易”而被上海当局查封，是否与盛氏在前清时的政敌、当朝大总统袁世凯有关，尚不得而知。其子无奈，只得将其转让给了一位叫陈调元的将领。这位陈将军也是当年保定的学生，后逐级升至师长，段执政时提拔他为军长兼督办（省长），后率部投降国民党，历任国民革命军的军团总指挥、安徽省长、山东省长，时任国府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将德高望重的芝泉老安排住在北洋旧部的房子里，想必既是国府的意思，也是陈上将的愿望。

在战争与政坛的枪林弹雨中冲杀了一辈子的段合肥，至晚年才有了风平浪静的锚地。

有回忆文章说，段祺瑞每天清晨绕房前的大草坪散步，直至身出微汗时才回屋洗濯。然后，上佛堂，面对释迦牟尼像虔诚诵经。再之后，家人把藤椅搬至草坪向阳处，他便静心读报，下午，与客人下围棋。

段祺瑞乃围棋高手，下围棋是早年办军校时跟日本教习学的。据说其长子段宏业的棋道更高一筹。亲历者薛观澜说：“芝老弈时，态度甚佳，向无厉色，见棋即笑逐颜开。”可见迷棋之深。正因如此，这里也就成了上海滩的一处高等级的棋馆，总有高手前来与段氏父子过招。据说，老段自诩为“七段”，可见水平着实不低。

在北京的日子里，即使治军治国再繁忙，他也忘不了找人下棋放松一下。当时国中的围棋高手，多到段府下过棋，并捎带着接受主人的资助。段府的棋客中，最小的一位是十岁刚出头的吴泉，人称“围棋神童”，曾在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让一流棋手蒙羞，故被老段的一位棋友引进段府。小小少年，聪慧绝顶，每每杀得老段愁眉苦脸。老段惜其天分，怜其清寒，知其有名无字，便亲为起字，并按月赏其大洋百元。北洋时代的一百元，按实际购买力折算，至少等于现在的一万元人民币。可以想见，这笔源源不断的巨额收入对一个正在成长的天才少年有多么重要！段氏定居上海后，当年的“神童”已寓居日本学棋五年，虽不满二十岁，但国内早无敌手矣！闻段老定居沪上，年轻的大师专程到新的段公府与老人博弈，谢恩之意尽在有意输棋中矣！此人入籍日本后，几经历练，竟见谁灭谁，被日本人惊呼为“昭和棋圣”！这就是以段氏所赐的“字”而享誉世界的一代围棋巨匠吴清源。

打了一辈子仗的段祺瑞，总把战争当棋局。谈及旧事，也爱以棋局作比喻。比如定居下来以后，有感于蒋委员长的恭谨周全，也有感于国事，就曾对人说：他和我下的那盘棋（指国民党的北伐与执政府的反赤化），他赢了，赢得有风度；我希望他和日本人下，也要赢才好。

段祺瑞的最后时光，就是在这个足够舒适的空间里度过的。

虽然远离了他曾叱咤风云的北方，但毕竟是北洋军人集团里至高无上的元老，所以，前来这里探看的新贵与故旧便一直没断过。他们叩门时，必然受到老辈门房的谦卑接待，肯定比我受礼遇。

哦，不，不，我说错了。鲁贵永远是鲁贵。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

老段安居此院后的某天，一辆轿车停在这道漆黑的大铁门前。一位精干的藏青“中山装”从副驾驶座上下车，趋前叩门。旁门开启，穿长衫的门房探出头来（呵呵，这个动作我已经比较熟悉），没等问清来客姓甚名谁即表示很不高兴：为何事先没预约？“中山装”赶紧代车里的客人递上名片（那会儿叫名刺）。门房看也没看就关上了铁门。车后排那位坐得笔直的光头男子微笑着示意“不必介意”。于是，这辆高级汽车就在段公馆外等了起来。此时，周围的店前树下堂口灶间，已于不经意间多了些陌生而敏捷的身影……

往下的故事，还是听当年的亲历者，寡居后一直跟着父母一起生活的段式巽女士自己讲吧：

我从二楼遥见似有客至，下楼向仆役询问，接过名刺，则赫然蒋氏！急忙迎入，并扶老父出见。

门房这才知来客之尊、之贵、之高、之威——

是蒋委员长登门拜访来也！

喏，连说一不二的蒋介石也曾在此门外遭受冷落，况我辈乎？我立时觉得自己被这所房子拒之门外是很正常的事了。

往下接着看段女士的回忆：

蒋氏向老人先致问候之意，坐定后又对老人的起居寒暖、身体现状及医疗情况等，询问甚详。情意殷勤，言词亲切。坐了一个多小时方辞去。

蒋介石知道老师已无心重返政坛，而且，素有清廉之名，便留给了段祺瑞一个可以光拿钱不干事的虚衔——国府委员。不料，老段曾经沧海难为水，只挂着虚名，却一直没去南京参政议政。

由于蒋的关照，生平不攒钱的老段的晚年过得像在津门一样，优雅而从容，政府按月拨给段府生活费一万银元——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可是个巨大的数字。

蒋氏对他所看得起的军政前辈真够意思。也是这一年，国民政府以国葬的最高礼遇重新安葬了逝去多年的北洋时代的前总统黎元洪。

南京之夏，热得待不住，蒋委员长爱到九江的庐山上去处理军政要务。当年酷暑来临后，蒋宋夫妇便在山上派人请芝泉老及家人一同上山避暑。老段想必不爱与“党国”的军政大员们相遇，便派儿子上庐山辞谢了蒋委员长。第二年夏天，他做完胃溃疡手术后，就被安排到庐山上静养了一段时间。在山上，每天只有两件事——诵经，下棋，优哉游哉。

段祺瑞在上海生活了三年半，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2日，因胃溃疡复发而在宏恩医院谢世。报载，他是因“忧虑国事”而致病情加重的。经英国医生诊治，他稍能坐起读报，但阅知“国事紧张”后，病情急转直下。

是时，侵占东北的日军开始加紧对东北抗日联军的扫荡，苏联与我外蒙地方政权擅自签订了《军事互助协议》，日本华北驻屯军开始以北平为攻击目标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曾任执政府财政总长的李思浩南下看望老段时，忧诉北方国情，令老段心情大坏！

除外寇欺凌之外，国内的局势也颇令他担忧。大批国军被调往西北实施围剿共产党军队的最后一役，而蒋介石正为此役飞往西安亲自部署。

“正道老人”虽久已退出政坛，但却无法不关注中国政局。空前沉重的内忧外患压在老人衰弱的心头，终致无药可医。

自知不起时，老人留下了遗嘱。

因段氏遗嘱算得上是“佶屈聱牙”，故笔者不揣冒昧，将其加注，加标点，并分行。试读之：

余年已七十余，一朝怛化（“怛”读如“达”，源自《庄子》，人死之意），揆（猜度）诸生寄死归（成语，生如暂寓，死如归去，意将生死置之度外）之理，一切无所萦怀。

惟我瞻四方，蹙国万里（蹙，收缩；国，国土。国土沦丧之意，源自《诗经》中“蹙国百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生平不喜多言，往日徙薪曲突（源自《汉书》，把烟囱弄弯，把柴草移走，以免火灾，即“防患于未然”意）之谋，国人或不尽省记。今则本识途之验，为将死之鸣，愿我国人静听而力行焉！则余虽死犹生，九原（墓地）瞑目矣。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

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

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

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

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

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

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

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

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余生平不事生产，后人宜体我乐道安贫之意，丧葬力崇节俭，殓以居士服，毋以荤腥馈祭。

此嘱。

祺瑞

八月二十日

段氏虽不喜文墨，但古学功底扎实。然而，其时，“蹙国万里”，更兼内乱不止，谁还顾得上咂摸一个过气了的垂暮老人的谆谆留言？所以，“愿我国人静听而力行焉”的殷切期望，也就成了一通无人理会的自说自话。逝者“九原”难瞑目矣！诚所谓“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坚信“攘外必先安内”才能救中国的蒋介石，其时已从西安返回洛阳，当天收到段宏业的报丧电报，即刻复电：

闻芝老夫子长逝，国伤耆贤（耆贤：年高贤德之人），世丧坊表！闻耗痛悼，宁唯私恸，敬电致唁，节哀为盼。

军务缠身的蒋委员长意犹未尽，又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转段宏业云：

上海吴市长译转段骏良先生礼鉴：

冬（二日）电敬悉，昨发唁电，谅达礼次。

老夫子令德考终，薄海永悼。中正行役在外，不克亲临视殓，除托铁城兄代表致唁外，并已呈请政府优议追恤，以示崇报。

我兄孝思笃至，遭此大故，务望节哀自重。勉承公志为盼！

蒋氏所说的“呈请政府优议追恤”，是他领衔多位国府委员提出的《关于段芝泉先生赞成共和再造民国遽尔逝世宜报哀崇，拟请予以国葬案》。随后，蒋又派专人到段公府致送“私房钱”两万元为抚恤金。离开洛阳后，蒋氏复飞西安，督促东北军与西北军从速出兵剿共，不料却被两军司令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兵变攫为楚囚！“西安事变”距段氏过世仅四十天，国事一时大乱！所幸党国的“芝泉老”已魂归西天，无法为国分忧矣！

段公府大门搭起素彩牌楼，院内高搭大棚，以为灵堂。国府主席林森为逝者题写了“元老徽猷”的额匾悬于正中上方，匾下是逝者的大幅遗像。蒋氏送来的花圈上，写着“芝老夫子处士千古”，两旁悬满政要、故旧们题写的挽联，有人甚至称逝者为“一代完人”。其中，国府委员、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氏的那副格外简约，但却耐读：

白发乡人空余涕泪；

黄花晚节尚想功勋。

因皖籍乡贤过世，冯副委员长涕泪横流，也算忏悔了一把吧！冯氏是安徽巢湖人，正宗的北洋派军人，但直到当上陆军巡阅使时，也没攀上老段。后来北京政变成功，想起了“乡人”，便亲自跑到天津，与驻军那里的张作霖携手到“芝泉老”家里一番恳求，请出了老段。但一年多后，冯军又发动兵变，直欲加害段氏，由此冯上将军留下“倒戈将军”的恶名。如今，死者长已矣，他的挽联让人颇有些感慨。不过，他没到上海来吊唁。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的代表褚民谊、军委会委员长蒋中正的代表吴铁城、军事参议长陈调元（正是段公府的主人）、外交部长张群（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具体负责政府与逝者联系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合肥籍同乡）等众多党国要人，与专程南下的一批北洋政界人物（多为总长级旧友），络绎抵沪。本在申城的上海闻人们，如三年前接他南下的银行家钱永铭，如虞洽卿、杜月笙、张啸林、王晓籁等民间社会的大佬，更捷足先登，接踵而至，吊唁逝者。凡段氏亲属、管家、仆役及学生，一律着白布孝服，引人注目的是外交部长张群也以学生的身份穿着孝服站进了弟子行列，其他各界，均以黑衫、深蓝马褂到场。场面极尽肃穆。那份寄语生者“八勿”的遗嘱，被摆放在了遗像前，令每位读罢的凭吊者唏嘘不已。

三日之后，段氏按佛教礼仪大殓。

就在上海的段公府里举行繁琐的宗教仪式的时候，南京的国府第二十五次常会如期召开。会上，冯玉祥主持通过了国葬段氏的提案。前面说了，整十年前，正是冯发动了一场欲加害段氏的未遂军事政变，今天，他却成了国葬段氏的提案人之一；国府委员于右任也是提案人之一，十二年前，正是他作为孙总理的特使到天津说服了老段，才使段、张、孙三角联盟松散地组成；另一位提案的国府委员丁惟汾，则是“三一八”当天到执政府院里找领导对话未果的四位代表之一。盖棺论定，党国要人们对“段芝泉先生赞成共和，再造民国”（提案语）的钦敬显然已经超越了个人恩怨。

大敛当日（11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葬前临时执政段祺瑞令》：

前临时执政段祺瑞，持躬廉介，谋国公忠。辛亥倡率各军赞助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洁身引退，力维正义，节概凛然。嗣值复辟变作，誓师马厂，迅遏逆氛，卒能重奠邦基，巩固政体，殊勋硕望，薄海同钦。

兹闻在沪溘逝，老成凋谢，惋悼实深，应即特予国葬，并发给治丧费一万元。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国家笃念耆勋之至意。

此令！

这一天，全国下半旗志哀。老段身后，诚可谓“哀荣之极”。

巧合的是，段祺瑞是与当年痛骂自己不已的原教育部官员周树人（鲁迅）同年同季死于同一座城市的，只是比段氏年轻十六岁的周氏早走二十几天，年仅五十五周岁。众多的左翼文学青年们走上大街，给故去的思想导师的遗体覆上了“民族魂”的挽旗，悲愤地把丧礼当成了又一次反政府的游行示威。这是当代的国人已经十分熟悉的史实了。

然而，人们只知民间操办的鲁迅之死曾轰动上海滩，却根本不知道官方发丧的段祺瑞之死也曾是大上海乃至古都北平的盛极一时的场景。教科书对史实的记忆从来都是有选择的。

本来蒋先生对“芝老夫子”的归宿是有安排的，政府已经出资二十万元在安徽黄山购得一方“风水宝地”，想让段氏叶落归根。不料，死者长子段宏业不同意此方案，执意要将父亲送回北平安葬，理由很正当：故大人平生多在北方生活，一世事业，均在京师。国府遂不再坚持原议，仍以最高规格将段氏之灵以专车送往北方。

段祺瑞终老在日本侵略者还未到达上海之际，晚节未受污抹，生命的句号还算圆满。

段氏死后，这偌大的房子顿显空荡。段公不在矣，“段公府”自然无法按既定待遇维持下去了。于是，国府又为其遗属在另处安排了新居，每月致送五千元补助，以继续保持政府对逝者的敬重。

蒋氏对段氏的关照，堪称完美故事。对昔日的师长的真心敬重，与对思想死敌的宽容大度，再与对退出政坛的元老的应有礼遇，搅和在了一起，让人看到了蒋氏的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段祺瑞走了，霞飞路上的这幢收藏着北洋巨头之謦欬与足音的老房子，又归了盛家。抗战胜利后，逐年衰落的盛家把这座花园洋房卖给了蒸蒸日上的著名的荣家。直到共和国时代，此房产才不再为私人所有，成了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的辖地。等到我来时，这里已是日本总领事租赁的家了。

上海人做事心细，在不少名宅前嵌有小铜牌，注明某某名人曾寓居此处。但淮海中路上的这座豪华的洋房，门前却未见任何标志牌。什么时候把这房子也保护起来，注明在近代中国甚是了得的盛家、段家、荣家先后寓此，让行人经过这里时能稍驻片刻，则大上海可看的风景就会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