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前行时，天开始飘起若有若无的雨。

真怪！我觅时代巨子遗踪的时候，老天爷总是要朝我头上洒点雨丝，似乎为了让我的思古之幽情更富有诗意。真的，无论是在福州看林则徐和严复的故居，还是在天津和平区找那连片的民国名流的旧居；也不管是在重庆高攀红岩村，还是徜徉在上海淮海中路历览风云人物的花园洋房；更不必说一次次在古都北京的寻找。记忆差不多总是和雨——而且多是小雨——连在一起。

前行没多远，就见到了路边的“袁林”标志牌。

官员人等在此下车。

中国帝王及其后之坟，谓之“陵”。可袁世凯的墓为何不叫“陵”而叫“林”？虽说他短暂的“洪宪皇帝”名分因不合游戏规则而被历史取消了资格，但他毕竟是在任上死的民国大总统，这可是两千多年以来第一位用选票统计出来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啊！死于他之后的那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的墓不就叫“中山陵”吗？此地不叫“袁陵”而偏称“袁林”，莫非因为眼前这一片茂密的林子？

袁世凯是民国五年农历五月初六（1916年6月6日）那天一命归西的。尽管总统府的医官称，大总统因患尿毒症不治身亡，但人们更愿称其为“忧惧而死”，因为自从上一年他执意要做“中华帝国”的始皇帝开始，就得罪了天下人。四面楚歌的老袁，又惊，又恨，又怕，肾病猝发，而他偏偏又不信西医，不准洋大夫在自己身上动剪子动刀，结果从发病至咽气，只有短短的几天。都知道他生来身强力壮，饭量超常人一倍，更因终生习武，腰不弓背不塌，实不应一病致死啊！袁氏生于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卒时五十七岁，正是一个秉国者的最好时候。

是金子一样光灿灿而又沉甸甸的皇帝梦魇生生把他压死了。

他死了，倒是废物利用，自此，安阳有了一个比殷墟更招揽人的景点。虽说游客并不太多且要专程赶来，但总能为安阳带来一些旅游收入。

袁林能保存至今，完全缘于毛泽东的一句话。1952年11月1日那天，当家作主刚三年的毛泽东视察黄河沿岸。路经安阳时，河南地方大员安排主席先看殷墟，再看袁林。看过之后，地方官员赶紧说：袁林是要平掉的。不料，党和国家最高领袖不以为然地说：“不要平嘛，还要保护好，留作反面教材。”

正是这一言九鼎的“最高指示”，才使近代最大的反动封建军阀头子的陵寝得以保存下来。

隔着黄土，共和国首任主席看望民国首任总统，“俱往矣”的豪情一定又陡然而生。只是，博古通今的毛泽东也有像普通游人一样的疑惑，他问陪同的中共安阳地委负责人：袁世凯的老家是项城，他为什么不回项城下葬呢？

是啊，“袁项城”为什么不让后人把他送回老家安身呢？弥留之际，儿子们听他嗫嚅了一句：“扶柩回籍，葬吾洹上……”为什么偏偏是安阳的洹上村而不是项城故里？原籍究竟怎样让这位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伤透了心？

项城是河南的一个县，不在豫北，而在安阳以南数百里的地方，与安徽省搭界。我在河南地图上找了半天，才把这个因为老袁的发迹才屡被史书提起的豫东小县“打捞”出来。真的，若不是袁世凯，外省人很难知道还有这么个地方。

古时中国人爱把某人的原籍当成其别称，至清代，此风尤甚，如叫左宗棠为左湘阴，李鸿章为李合肥，张之洞为张南皮，康有为是康南海，如此，袁世凯也就被叫成袁项城了。

“项城”不回项城的原因，毛泽东不知道，河南的干部们也语焉不详。

只有袁世凯的后人知道得很清楚。袁的三女儿袁静雪（袁叔桢）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道出前因后果：

我父亲的兄弟姐妹，一共九人。除了我的大伯世敦是嫡出的以外，其余兄弟五人、姐妹三人都是庶出。我父亲的生母是刘氏。……

后来，我祖母刘氏死在天津。当时我父亲任直隶总督。他请了假，搬运灵柩回转项城安葬。但是我的大伯世敦，认为刘氏不过是一位庶母，所以不准入祖坟正穴，可是我父亲却和他争执了很多次，由于大伯坚决不答应，最后只得另买了新坟地安葬。从这以后，我父亲和大伯世敦就不再往来。还由于这个原因，以后就定居在彰德的洹上村，不再回项城老家，直到我父亲做了总统，他们老兄弟俩还是不相闻问的。

原来如此！袁世凯并非其父袁保中的正妻所生，所以，他的母亲，亦即生父之妾，死后便没有资格进入袁家祖茔正穴。别看你已官至正二品的总督大人，而且还是全国八大总督排名第一的直隶总督，但正妻所生（所谓“嫡出”）的大哥还很坚持原则，愣是不尿你呢！

袁世凯因生母未被尊重而愤然迁籍，从此一去不回。

如此看来，这个人还有点儿骨气。

但就是这样一个烈性子的人，回到官场后，竟会表现出婢女一般的驯顺！同僚们背后讥笑过：老袁不惜屈尊与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们交往，除了按惯例晋见前给御前太监们的袖里塞钱不说，他见了大总管李连英时居然单腿下跪！这破了规矩的大礼虽让同僚们笑冷了齿，但却挺管用。

有人记下了这样一段逸事——

某日，慈禧太后召袁世凯入宫奏对。袁提前问计于李连英，称自己有一事想禀报，但怕太后心情不好不敢提及。李公公说：看“老佛爷”脸色行事呗！但“老佛爷”的脸乃“天颜”，跪在地上的人哪敢仰面观“天”？于是，李公公又授意袁大人：你老哥伏在地上汇报工作时，不就在我脚下嘛，只看我的双脚可也——双脚分立则暗示主子心情不错，有话快说；双脚合起则示意太后已面呈不快之色，请免开尊口。老袁唯唯喏喏。

你看，匍匐在领导脚下、阉人跟前的袁世凯哪有什么骨气？专制体制下的官场，实在是销蚀脾气、摧残个性的泥淖。

喏，又扯远了，话题还回到安阳吧——老袁因兄弟之阋而拒回家乡，安阳因老袁在此而声威显扬。

一进景点的门，就看到了似曾相识的古陵里所特有的一些建筑，如照壁，如神道，如玉带桥。只是，袁墓的规模比隆然于华夏大地上的那些帝后陵寝小多了。毕竟不是君权时期了。

比比漫长的君权时代，北洋时代终究是进步一大截子了！历史的长河如同袁林门前的这条洹河，总在或疾或缓地向前流淌着。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洪水洗劫后的袁林。

高大的石牌楼只剩了石梁石柱的骨架，应有的门扇全不见了，虽说每根石柱上都覆着一层水泥，但斑驳破损处总是露出荒唐年代的破绽——每根柱上都有用黄色油漆喷涂着的“文化大革命”的口号。神道两边的石像也不规矩了，虽然也有石柱、石马、石狮、石虎，但到底不若从未被破坏过的明清皇陵那般井然有序，而且，多数石像是被重新修补过的。

“史无前例”的人类文明浩劫之痕，又哪是水泥所能掩盖的！

有意思的是民国式的翁仲，文官均是高冠博带的古士打扮，而武官则全是过膝军装、圆筒高帽、外加一绺鸡毛帚的北洋军官模样。逝去了的时代一下子通过这五对有些滑稽的石像再现于世。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守陵者个个都是五短身材，且都身长腿短耸肩无脖——是洋设计师独具匠心地要表现一种艺术上的古朴美呢，还是有意将矮胖的墓主人的尊容显形于阳间？

神道之北是锁起来了的碑楼，楼内循例有巨大的赑屃托起的巨大碑石，碑文为其老友徐世昌所题的“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既无谥号，便不似皇帝们的碑文那么复杂，像那个窝窝囊囊的光绪皇帝的谥号，就是长得让人读不下去的“德宗、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若不加上顿号断句念，非把人憋死不可。

碑楼的外墙涂着厚厚的朱砂色涂料，但依稀能读出斑驳的“毛主席语录”，这边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那边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最高指示”已有好多年不背了，现在竟在这里让我来重温。

碑楼后有殿堂一座，应是供奉墓主人的享殿，虽雕梁画栋蛮精致，但其间空空荡荡。袁林自建成后，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特别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洪涛的冲决，岂能不空荡？

出一旁的圆门，绕过殿堂，刚拐过来，便被那座与中国帝陵截然不同的墓台震了一下——

高大而宽绰的石台上，赫然入目的先是两扇铁栏门，门虽残败且已锈得不可开关，但铁骨犹坚，其造型也精美，实为中华大地所罕见；而绕墓台一圈儿的护栏，大都只剩一垛垛矮柱分散孤立，不过从仅余的粗铁链来看，那时的冶炼、翻砂技术还是十分高明的。宝顶（坟丘）很大，据书上称有一丈二尺高，五丈二尺圆。大则大矣，但比之小山一样的帝陵却又小得多。墓室周遭都是钢筋混凝土砌成的匝墙，若是特意来破坏，也够费劲的。

果然，安阳文物管理所的所长朱女士告诉我说：“文化大革命”时，当地的“红卫兵”来掘过袁墓，但因没有炸药，全凭镐刨锤砸，所以，“造反”很不彻底，忙了一阵子只好撤走了。

在空荡荡的享堂里值守的一位中年管理员则告诉我：当时要是照死里弄，还能挖不开？只因为有个人忽然想起“最高指示”，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好像说过，要留作反面教材。正累得精疲力竭的学生们这才顺坡下驴鸣金收兵。

呜呼！幸亏安阳是远离大城市的地方，“土著”红小将们的“革命干劲”又不甚大，而且在关键时刻想起了伟大领袖的英明指示，所以，中国近代头号大坏蛋居然极为侥幸地保留了全尸，阴魂至今未散！

墓圹上方是一周探出头来的青石块，正面一方石块上镌着这样几个字：

中华民国五年八月兴修

越二年六月望告成

也就是说，袁林是袁世凯死后的两个月里开始施工的，耗时两年，至民国七年（1918年）6月份才完工。

查史料，袁林的设计师为死者本人生前聘请的一位德国人。能请洋人为自己的陵寝绘制蓝图，这起码表明了百年前的那个矮胖的河南老头儿思想并不如后人想象的那么保守。这可是中华大地上第一座由外国人设计的君主陵园。

按中国人“入土为安”的规矩，袁世凯的儿子们并没等墓地全部完工后才将亡父下葬（那样的话，老袁岂不要遗臭两年？），而是早在当年的8月24日就先将那个阴沉木的大棺材送进了墓室中。

到底是老外设计的建筑，墓丘正面上竟探出了一尊十分逼真的石狮头像——这难免让人想起欧洲那些老房子门口上方的装饰性动物雕塑。设计师真的把这里当成了死者的家。

不过，说来也真是和狮子有点缘，袁世凯待过的地方，门口无不有石狮庇佑。至少我见过的就有这几处：天安门城下有两尊石狮，民国二年（1913年）10月10日，他宣布就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的仪式就是在天安门身后的太和殿前举行的，然后，他登上了天安门检阅了他的北洋大军；铁狮子胡同的前清海军部门前也有一对石狮子，他从天安门下来后就去了那里办公——最早的总统府就设在那个大院里；天安门西侧的中南海门前也有两尊石狮，逊清王室把西苑（即中南海）让给民国政府后，老袁就把总统府从铁狮子胡同搬了过去，并把南海南岸的宝月楼破墙改为“新华门”，把该门西侧的那条街改叫“府右街”（总统府右边的大街），这些“袁氏之名”一直叫到了现在。

然而，张牙舞爪的东方神话里的狮子没能保佑他。所以，灵魂出窍的他被专列运抵安阳，又被八十人的“皇杠”抬到这里后，便又有了这尊西洋式的逼真的狮子相伴。

石狮上方，墓草萋萋。

对了，袁林还真是一片蔚然的林子。陵园里外，到处都是松、柏、槐等半粗的树。最初的袁林，因经费紧张，树稀难成林，是袁家自费移种来很多树，才使这黄土地上有了一方绿洲。这是袁静雪告诉我们的。老袁有十个妻妾，三十二个子女，四十九个孙子孙女。若每个儿孙种上十棵树，那就是八百多棵树啊！单从绿化工程上来讲，还真是多子多荫。

但袁墓称“林”，不是因为树多，而是另有故事。这是我在袁林里的小摊儿上买到的一本小册子上读到的。

此书说，“袁林”是后来也当过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命名的。老袁入土后，袁的长子袁克定理所当然地请“世伯”徐世昌题写“袁陵”二字。

徐世昌乃出生于附近的卫辉县书香世家的布衣寒士，早年在豫北、豫东各县以当私塾老师和县政府文书为业，偶然游历袁家花园时，与慕名已久的袁世凯相识，两人“纵谈古今成败、中西奇异”后，遂结金兰之好。他大袁四岁，当时就认定：“他日治天下者，必斯人！”后来，正是仗义疏财的袁世凯出资供他去北京赶考，他才一步登天，成为帝都里的翰林。在翰林院坐了十年冷板凳后，又是奉命办新军的袁世凯奏请徐翰林来当自己的“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即秘书长兼参谋长，徐才走运于官场，从袁氏的头号军师起步，官至东三省首任总督、邮传部尚书、协理大臣，授太保、太傅。因其精明过人，袁克定曾以“水晶狐狸”名之，并得到官场认同，其为人可窥一斑。

精明的徐世昌告诫老侄：“陵”乃帝王之墓，令尊生前称帝未成，且已自行取消“洪宪”年号，故非帝王，称“袁陵”不妥。袁克定争辩说，亡父大敛时即身着皇帝的冕服嘛！但老徐明白，一来因老袁死时正值初夏，其粗胖的尸身暴胀得没合适寿衣可穿了，不得已才罩上了称帝时做的冕服；二来老袁着帝制服饰入敛是藏在棺内的事，但若堂堂正正把其未做完的皇帝梦摆在阳间炫耀，却万万不敢。所以徐世昌又引经据典：“《说文解字》中，陵与林可相互借用，避陵之嫌，却有陵之实，就称袁公林，如何？”做不成新皇帝的跛足袁大公子还能“如何”？只得允之。

安阳城外洹水之上，遂有了这空前壮观的偌大墓葬——除了袁林本身这近一百四十亩地外，袁家还买断周围泱泱上千亩地为祭田。

当年民国政府为先大总统发殡时，只批了五十万银元建墓。对这样一座宏大的陵园来说，这笔钱根本不够。是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和负责工程的河南巡按使（省长）田文烈等一班袁之北洋旧部又共同集资了二十多万元，“萃袍泽三十年之谊，竟山陵一篑之功”（田向政府报告语），才得以将袁林建成。

我见过不少散落在华夏大地上的君主之墓，袁墓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式的墓讲的是封闭——大门紧关，高墙屏障，外头人无论如何是看不到里面的；而洋式的则是开放型的，铁栏门和铁栏杆只为界定范围，却不是为遮挡人们视线的。

袁墓为洋式，一目了然。

虽说袁世凯生前即请风水先生在此选定了位置，不过，没等破土动工，他就一命呜呼了，他和所有的人都没料到，故土会提前召他回来长眠。因是洋工程师所绘的蓝图，但又要表现出中国君主的气派，所以，中西合璧的袁林的前后部分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前半部祭奠区是传统中国皇家式的，后半部墓葬区是典型西洋国王式的。

老袁不正是这么一个半土半洋的矛盾统一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