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个世界

问：全球文明分为三个世界，这种说法以前有过吗？

答：从未有过，但“三个世界”的说法是有的。其实，在世界大同的理想实现以前，划分天下总是不可避免。“西方中心论”的时代，世界被分成“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冷战时期，又分为“两个阵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这是按照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来分的。1974年2月22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是按照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来分的。三分法原本就比两分法好。按照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来分，更是比按照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来分好多了。不过，按照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来分，我们是第三世界；按照文明的软实力来分，我们是第一世界。

问：你这样说，有依据吗？

答：有。首先我有标准，这就是：一、人口；二、面积；三、影响力；四、知名度；五、在国际社会和人类历史中的责任、义务、担当；六、在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影响和作用。而且，我也有数据：西方现代文明圈，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二十八个成员国，以及瑞士、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总人口十亿；伊斯兰文明圈，包括伊斯兰会议组织五十七个成员国，总人口十四亿；中华文明，总人口十四亿；斯拉夫文明圈，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国，总人口三亿四千万；印度，人口十亿；非洲黑人，总人口六亿；拉美，总人口六亿；日本，人口一亿二千万。显然，按人口排名，前四名是伊斯兰、中华、西方、印度。但加上面积、影响力、知名度等指标，得出的就是我那个结论：第一世界是西方、伊斯兰、大中华，第二世界综合排名为斯拉夫、印度、非洲、日本、拉美、犹太。

问：这个结论会被公认吗？

答：不会。文明的划分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众说纷纭的话题。就连世界上和历史上有多少种文明，都没有共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提到了二十六个，其中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叫“第一代文明”，包括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由此派生出来的叫“亲属文明”或“子体文明”，包括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庭。另外还有五个中途夭折停滞的，即波利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则认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文明，是西方、中华、日本、印度、伊斯兰、东正教、拉美和“可能的非洲”，号称七大或八大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提出十二文明体系：中华、西欧、美国、斯拉夫、伊斯兰、犹太、拉美、西亚北非、非洲黑人、日本、印度、加拿大。至于“佛教文明”，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只存在“佛教文化”，没有“佛教文明”。

问：你用不同的色彩来表示不同的文明和文明圈，有说法吗？

答：黑色代表非洲，似乎无需说明。浅蓝代表犹太，也不成问题，因为那是以色列国旗的颜色。蒙古和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都是佛教国家，因此用赭黄代表。斯拉夫文明的特征，是斯拉夫加东正教；拉美，是玛雅、阿兹特克、印加等本土文明加天主教。日本国旗红白两色，中和以后就是粉红。这也是樱花的颜色，只不过近现代以后泛蓝。这三种文明，都有红有蓝，因此也都是紫色。不同的是，斯拉夫偏红，是红紫；拉美偏蓝，是蓝紫；日本偏粉，是粉紫。至于印度文明，则只可能是咖啡色的，因为跟西方的蓝，伊斯兰的绿，中华的黄，非洲的黑，日本、拉美、斯拉夫的紫都不搭界，但也不灰。

关于三个时代

问：你在文章中有一个历史年表，也谈到了文明的分期，能展开说吗？

答：可以。西方学术界普遍将人类文明分为三个阶段：古代文明、古典文明和现代文明。以国家的建立为标志，六大古代文明的发生时间大约是：苏美尔和埃及，公元前3500年；哈拉巴（印度河），公元前2500年；克里特，公元前2000年；奥尔梅克，公元前1800年；中华，公元前1700年。古典文明的发生时间是：印度，公元前1000年；玛雅，公元前1000年；希腊，公元前700年；波斯，公元前550年；罗马，公元前500年；拜占庭，公元324年；日本，公元4世纪；阿拉伯，公元622年；俄罗斯，公元880年前后。因此，本书称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为“先行者”，哈拉巴、克里特和奥尔梅克为“同龄人”，印度、玛雅、希腊、罗马为“后来人”，拜占庭、日本、阿拉伯和俄罗斯为“年轻人”。

问：为什么要以国家的建立为文明的标志？

答：文明的标志是国家，国家的标志是城市，这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部分学者不承认夏文明，就因为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城市，有争议。至于为什么要以国家和城市的建立为标准，来区分史前时代和文明时代，我在中华史第二卷《国家》一书中有详尽的论述，请参看。在这一卷，我是把道理讲透了的。

问：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依据何在？通常不都说“上下五千年”吗？

答：上下五千年，是文化；三千七百年，是文明。据最新碳14测定，二里头文化一期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所以是三千七百年。五千年文明史的说法不科学、不严谨，要改。

问：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伊斯兰文明一千四百年，西方现代文明六百六十年，都延续至今，为什么说是“三个时代”呢？

答：三千七百年和一千四百年是存在的时间，不是辉煌的时间，更不是最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时间。所谓“谁的时代”，是指在当时谁的影响力最大，世界性最强。要讲辉煌，周文明八百年，汉文明四百年，唐文明三百年，宋文明也三百年，加起来一千八百年。但影响世界，就是汉唐。而且中唐以后，伊斯兰文明就崛起了，中华文明则开始走下坡路。

问：中华文明以后就是伊斯兰的时代？

答：可以这么说。不过三大文明的辉煌，是有重叠期的。伊斯兰文明新月升起的时候，中华文明并没有日薄西山；欧洲文艺复兴开始之日，伊斯兰也还中天月明。但中唐以后，中华向内收，伊斯兰向外走，欧洲大陆还处于蛮荒和蒙昧，当然是伊斯兰的时代。

问：再之后则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时代？

答：是。看看以下名单吧：莫里哀、洛克、斯宾诺莎、牛顿、巴赫、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康德、海顿、歌德、莫扎特、席勒、黑格尔、贝多芬、欧文、拜伦、雪莱、海涅、舒伯特、巴尔扎克、雨果、费尔巴哈、安徒生、狄更斯、瓦格纳、马克思、恩格斯。这些伟大的人物，都是在中国的明末清初以后、鸦片战争以前出现的。鸦片战争前，中国最后的思想家，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所谓“康乾盛世”，其实乏善可陈。那时的伊斯兰世界，也没什么贡献吧？

问：中华和伊斯兰文明，会消亡吗？

答：不会。中华和伊斯兰，都是衰而不亡。但中国和伊斯兰国家，都应该“睁开眼睛看世界”，甚至“直面惨淡的人生”，才能自强不息奋起直追。事实上，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思想界又活跃起来。因为一方面，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另方面，大清王朝和北洋政府都根本无力钳制思想，控制舆论。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只要思想解放，言论自由，就能再造辉煌。所以我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信心满满。

关于伊斯兰文明

问：你对“百年翻译运动”的评价客观吗？

答：这其实是公论。美国已故前总统尼克松在《抓住时机》中，就说过这样的话：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的时候，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领域里的关键性进展都是穆斯林在这个时期里取得的。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的眼光能看得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伊斯兰世界巨人们的肩膀上。呵呵，我几乎是照抄尼克松。限于体例，我不能在文中加注。这里做个说明，以免抄袭剽窃之嫌。

问：伊斯兰文明能够走向世界，就因为既讲特慈，又讲普慈吗？

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皈依的手续极为简便。任何人只要诚心诚意念诵一遍“清真言”和“作证言”，即可成为穆斯林。清真言的内容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作证言的内容是：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真主独一无可怀疑；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奴仆和使者。你想皈依伊斯兰教，诚心诚意念诵一遍就行了。但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伊斯兰精神的体现。因为按照伊斯兰教义，人是安拉创造的。安拉与人的关系，就像母亲和子女。母亲爱孩子，孩子爱母亲，还需要写申请、打报告、办手续吗？

问：那又何必念诵清真言和作证言？

答：爱是需要说出来的，信仰也一样。就算恋爱，也得说句“我爱你”吧？

问：真主不喜爱过分者，也不喜欢杀戮，是这样吗？

答：是。《古兰经》卷二之190说得很清楚：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这也有史实为证。公元1187年，统治了整个埃及、今伊拉克北部、叙利亚大部和也门的阿尤布王朝建立者萨拉丁，进攻十字军中最强的耶路撒冷王国。9月2日，耶路撒冷投降，萨拉丁入城。与八十八年前十字军的大开杀戒形成鲜明对比，萨拉丁没杀一个人，没烧一栋房子，只是将被改为圣殿骑士团总部的阿克萨清真寺，被改为大教堂的磐石清真寺，恢复为清真寺。有人建议拆毁耶路撒冷的圣墓大教堂，萨拉丁没有同意。相反，他将耶路撒冷的圣地向所有宗教开放。

问：你说的伊斯兰精神，可靠吗？

答：例证很多。《古兰经》说“凡为饥荒所迫，而无意犯罪的，虽吃禁物，毫无罪过，因为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又比如，送给女方的财礼，即便离异也不得收回，应该留做女方的生活费和养老金。再比如，由于战争年代男丁稀缺，伊斯兰国家有一夫多妻的制度或习俗。但，做丈夫的必须公平对待每个妻子。包括同房的次数，也必须完全一样，除非某位妻子自愿让渡权利。这就比中国古代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好得多。

关于普世价值

问：你说人权、法治、民主、共和、宪政都不是价值，但西方也有人这么说，请问如何解释？

答：那是他们自己糊涂。你以为西方学术界都很明白呀？

问：普世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吗？

答：是。它来自19世纪所谓“白人的责任”。但要说是“替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侵略扩张作辩护”，则未免杯弓蛇影虚张声势。我在文章中说得很清楚，所谓普世情怀，其实人同此心。区别仅仅在于：一、是多是少；二、自觉或不自觉；三、是否明确使用普世概念。我们民族的特点，是有普世情怀，无普世主义。情怀是好的，主义是不好的。普世情怀一旦变成普世主义，就难免强加于人。

问：情怀变成主义，是什么原因呢？

答：与宗教有关。严格说来，但凡宗教，都或多或少会有普世倾向。比如佛教，就主张“普度众生”。一神教的这种倾向，则更强烈。因为造物主既然只有一个，那么，所有的人，所有的物，便都是这神创造的。而且，不管这唯一的真神或真主是叫雅赫维、耶和华还是安拉，作为造物主，对自己的创造物都充满关爱。为了让自己创造的人活得更好，造物主必定要启蒙。造物主的启蒙，就叫“天启”。由此创立的宗教，就叫“天启宗教”。直接得到天启的，是“先知”；被派来拯救世界的，是“耶稣”。耶稣是希伯来语，意为“耶和华的拯救”。但无论先知还是耶稣，甚至包括他们的门徒，都负有神圣的使命——把唯一真神或真主的爱洒向人间，洒向每一个人。普世主义，应运而生。

问：照你这么说，普世主义并非西方之专属？

答：当然。只不过，其他宗教不一定这么说。何况同为一神教，也还是有区别。犹太教讲特选，就讲不了普世。伊斯兰教既讲普慈，又讲特慈，普世性就没有那么强。基督教认为上帝面前人人有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就连普慈和特慈的等差都没有了，更不用说特选和淘汰。所以基督徒人数最多，新教十亿，天主教十亿，东正教一亿，共二十一亿。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基督教自认为具有普世性（Oecumenical），也并非没有道理。

问：这就是西方人主张普世主义的原因吗？

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成功了。成功者是有话语权的，也会有使命感。这很可怕。不是说使命感一定不好，要看是什么使命。如果说是要把别人都改造成自己这样，就不亚于恐怖主义。一种伟大文明要做的事情，应该是为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平等对话，搭建开放平台。

问：这不就是使命吗？

答：使命？谁之使？谁之命？我不喜欢这个词。我也不喜欢信仰。可以信，为什么要仰？我也不喜欢启蒙。谁被蒙？谁来启？谁都不比谁傻，谁也不比谁聪明。要讲启蒙，只有天启。这就变成信仰了。结果，使命的前面还要冠之以“神圣”二字。那么请问，就你直通上帝，就你牛逼啊？所以，我不要“使命”，我说“位置”。我也不喜欢“普世价值”，我说“共同价值”。

关于共同价值

问：世界上有共同价值吗？

答：有。比如世界各民族都不约而同地发明监狱，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就说明自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但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的观念又有所不同。东方国家一般将剥夺自由视为对罪犯的惩罚，西方法学家则认为是对罪犯自由意志的尊重。他们认为，自由即选择，选择即负责。既然你“自由地”选择了犯罪，那就同时意味着你“自由地”选择了坐牢。为了尊重你的自由意志，必须把你关进监狱。但不管怎么说，都意味着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问：我们民族也承认共同价值吗？

答：承认。比如“人皆有之”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就是孟子认为的“共同人性”。由此推演出的仁、义、礼、智，则是孟子主张的“共同价值”。只不过，孟子没有使用“共同价值”这个词。他主张的仁、义、礼、智，也未必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问：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什么？

答：独立，自由，平等。

问：是这样吗？

答：是。请参看“易中天中华史”第二卷《国家》。

问：我们民族也一样吗？

答：当然。诸位应该熟悉一句歌词：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事实上，我们民族早就有对独立、自由、平等的追求。比如道家，就非常崇尚自由，庄子叫“逍遥游”。墨家、道家、法家，都讲平等。不同的是，墨家讲机会面前人人平等，道家讲天道面前人人平等，法家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法家的平等是有问题的，这个以后再说。儒家虽然不讲平等，却讲对等，比如孔子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的“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为什么讲对等？因为人人生而平等，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是骨子里的东西。但儒家又要讲纲常伦理、封建礼教，只好讨价还价，不讲平等讲对等。

问：那么，我们民族对独立、自由、平等的追求实现了吗？

答：相对、部分和逐步地实现。大体上说，从西周到春秋，是崇尚和主张独立、自由、平等的。因为西周封建制度是一种“分权制”，从天子到诸侯，都不集权。至少在贵族阶级那里，相对独立，比较自由，有等级但不森严。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事情就变得糟糕。不过汉唐时期，中央集权和个人自由找到了平衡点，因此中华文明达到了鼎盛。明清两代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每下愈况，终于爆发辛亥革命。整个过程，充满纠结，很有看点。

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呵呵！读完三十六卷本“易中天中华史”就清楚了。

关于信仰问题

问：你说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为什么要这样严格定义呢？

答：因为只有彼岸的信仰，才真正具有超越性。否则，就只有此岸的信念。信念当然也很好，甚至非常好。但再好的信念，也都是现实性的。如果不能兑现，久而久之，就会“失信”。一旦失信，就没人信了。政治和道德的“信仰”，总是面临信誉危机，甚至破产，原因就在这里。

问：宗教信仰就没有这个麻烦吗？

答：没有。宗教只是给你一张通往天堂的门票。怎么去，去不去得了，都是你自己的事。到了天堂，那里是什么光景，也没人回来说。所以，宗教不必兑现，也不能兑现。恐怖主义和某些宗教极端分子，就是要把宗教信仰变成政治和道德的，把来世变成现世。结果如何，众所周知。

问：这么说，你是反对政治信仰和道德信仰的？

答：反对！除非政治信仰是基于道德信仰，道德信仰又基于彼岸的信仰。但这很难。世界上有没有，不好说。至少咱们这里，还没有。我的主张，是政治讲理想，道德讲追求，宗教讲信仰。宗教信的是神，政治和道德信的是人。神不会犯错，人就保不齐。事实证明，在人间建设天堂，造成的都是灾难。把信念和信条说成信仰，只能给自己找麻烦。

问：我们需要建立宗教信仰吗？

答：不需要。有信仰的人，未必不干坏事；无信仰的人，也未必不做好事。西方人有信仰，照样发动战争；汉民族无信仰，同样热爱和平。信仰与道德，并不构成因果关系。没有信仰，我们照样过日子，天也塌不下来。三千年都没有的东西，今天又何必一定要有？

问：照你这么说，信仰可有可无？

答：是。当然，信仰有信仰的好处。比方说，管理社会，维持秩序，要方便一些。有信仰的人，一般比较听话，也好商量，因为你可以拿他的信仰来说事。甚至发生了骚乱或动乱，说声“主让大家回家去”，没准就散了。不过，也只是没准而已。何况凡事都有两面性。信仰也有信仰的麻烦，比如为信仰而战。历史上，宗教战争可不少，大家都号称“圣战”。既然是“圣战”，打的是“异教徒”，是“魔鬼”，也就可以大开杀戒，无所顾忌。这就是信仰的不好。反倒是我们中国人，因为没有信仰，也就没犯这样的错误，犯不着为此妄自菲薄。

问：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家又那么看重信仰？

答：信仰的积极作用之一，是能够提升人的境界。因为你是在向神看齐，走向理想。所以，真正的信仰，必有境界，比如世界大同，比如普度众生，比如“与上帝同在”，比如“成为安拉喜悦的人”。然而，境界只是道德的最高层次。没有境界，不等于没有道德。比方说，我境界不高，做不到舍己为人，并不就一定损人利己呀！再说了，这世界上，真有境界的，究竟几何？大多数，还是芸芸众生。境界对于他们，其实隔膜。但，没这个追求，就不做人了？还是要做，也照做嘛！可见境界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信仰也一样。

问：有信仰，总比没有好吧？

答：请客吃饭有瓶酒，好点吧？实在没有，难道这饭就不吃了？碰上个不喝酒的，你还多余。碰上个发酒疯的，他还坏事。没有信仰的中国人，就是不喝酒的；发动“圣战”的那些人，就是发酒疯的；狂热的教徒，就是酒精中毒的；信仰邪教，就是喝了假酒，把毒品或工业酒精当酒喝的；自己有信仰，就容不得别人没有，或者用一种信仰批判另一种信仰，就是酒后驾车的。“文革”中，误把主义当信仰，则是集体发酒疯。

问：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有信仰呢？

答：为什么那么多人喝酒呢？喝酒是为了进入状态，信仰是为了提升境界。进入状态，提升境界，也可以有其他方式，比如喝茶。当然，茶和酒，不一回事。但你不能说，茶的状态就不是状态。同样，你也不能说，只有信仰提升的才是境界。境界，有各种途径可以实现。

问：比方说？

答：比如禅宗。禅宗名为佛教，实为哲学。它主张的不是“信仰”，而是“觉悟”。信仰是关于对象的（信仰什么），觉悟是关于自我的（自己觉悟）。但不是“信仰自我”，是“发现自我”。所以，禅宗是反信仰的，却又有境界。可见没有信仰，不等于没有境界。信仰，只是实现境界的途径之一，不是唯一。而且，也只是提供了境界的可能性，并没有必然性。因此，有信仰，也未必一定有境界。更重要的是，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境界是当务之急吗？拜托了！用地沟油，放三聚氰胺，做毒大米、毒馒头，难道是缺乏境界？那不是笑话吗？

问：不要信仰，你就不怕人心涣散、道德滑坡？

答：不怕。没有信仰，不等于没有理想，没有信念，没有魂魄，没有精神。埋头苦干，舍己为人，吃苦耐劳，坚忍不拔，都是精神。此外，父慈子孝，是规范；礼尚往来，是信条；天下太平，是理想；国泰民安，是追求。凝聚人心，维系族群，建立道德，可以有多种方式和途径，信仰不是唯一的。

问：但你又说，信仰是人的生命本能，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答：呵呵，不矛盾。我说得很清楚，信仰的产生，源于两种需求。一种是现实的，这就是安全、自由、身份认同。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和信仰，都在实现这一功能。这样的信仰，我们民族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必。但从根本上讲，人类总是要仰望星空，寻找源头，知晓归宿。那么，是否需要一种纯粹的和全人类的共同信仰？我现在还不敢说。至少，不是当务之急。

问：那你说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答：重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这就要审视“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明白“未来世界中的责任担当”。总之，以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重新讲述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从而看清文明的意志，找到中华的位置。

这就是“易中天中华史”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