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个逃离长安的皇帝。之后，先后逃离京师长安的还有代宗（玄宗孙）和德宗（代宗子）。而这两位皇帝的逃跑，都直接跟安史之乱有关，而深究安史之乱的根源，则跟唐朝的兵制有直接的关联。

唐朝自建国以来，一直加强边防驻军，以防范突厥和后来崛起的吐蕃。尤其是玄宗即位后，好大喜功，热衷于对外扩张，即史书中所说的“开边意未已，精兵皆戍北边，使天下之势偏重”。

玄宗后期，府兵制度遭到了破坏。府兵自备兵甲衣粮，成为士兵的沉重负担。府兵原来是三年轮换，但因为边防战事频繁，戍期延长。边将不仅侵吞士兵财物，而且强迫士兵服苦役。这样，没有人愿意当府兵。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朝廷只好停止征发府兵，实行募兵制。招募来的士兵，军器、衣粮由政府发给，长期服兵役，大大增加了国家的军费开支。

实行府兵制的时候，地方兵力分散，中央握有重兵。而在募兵制下，中央招募的多为市井无赖，不堪一击。地方团兵装备差、数量少，也很虚弱。只有边镇军力强大，至“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玄宗先后缘边设置安西、北庭、河东、河西、朔方、范阳、平卢、陇右，剑南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玄宗设置的这一防御体系在对外防御上是较为严密的，它们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互为犄角，同时，又可以彼此牵制，互相防范，不至由于兵力过重而导致边将作乱。但制度是一回事，具体执行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帅久任，不按时换防。由于府兵制的废止和募兵制的实行，当兵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类似当今的雇佣兵）。而边兵在边地长期驻守一地，久不更调，便逐渐变成了地方节度使的私人势力。兵士只知将帅，不知有皇帝。这无疑就增加了边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为其作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到后来，更演变出了一人身兼数镇节度使的情况，危机更加严重。

节度使的权力也愈来愈大，他们不仅统兵，而且逐渐掌握了当地的民政、财赋、刑法权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这无疑是地方割据势力产生的最适宜的土壤和温床。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军费开支因此大大增加。

天宝年间，大唐的危机已经不是来自于外部敌人的威胁，而是自身边防的势力，“边将日重”。天宝元年，全国军队五十七万人，四十九万都驻守在边镇，京城内外驻兵仅及边军的六分之一。此时的局势，兵力的分布内重外轻，精兵强将集中在北方的边境，不免养虎成患，贻患无穷。在众多边镇蕃将之中，以安禄山最为飞扬跋扈，身兼三处节度使，十余年不迁徙，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

自从唐朝立国以来，安史之乱无疑是唐王朝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安史之乱也被认为是唐朝的转折点——一个本来富饶、稳定和辽阔的集权帝国，经过安史之乱后，演变成一个斗争不休、不安全和分裂的国家。甚至安史之乱是被认为是整个中国史的一个大转折点，它不但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充当了强烈的催化剂，产生了严重和深远的后果。

安史之乱前，玄宗还只是缘边设置节度使，一切都是为了边防的需要。而安史之乱时，唐朝廷为了平叛的需要，开始在内地也设置节度使（多为掌兵的刺史），凡是叛军南下必经之处，均设节度使或者观察使。结果，各地节度使甚至职位稍低的观察使乘机扩大势力，逐渐形成藩镇（又称方镇）林立的局面。安史之乱后，藩镇的危机不但没有丝毫改善，反而越来越严重。

代宗即位之初，正是唐朝廷平定安史之乱的最后关键时刻。为了早日平定叛乱，结束动荡的局面，代宗不得不对安史方面投降的将领实行姑息和安抚的政策，以致形成了河北藩镇割据的局面。不过，安史之乱最终是在代宗时平定的，这是代宗最为得意的事。

叛乱平定后，唐朝廷已经精疲力竭，加上屡屡进犯的吐蕃已经成为一个边境的巨大威胁，所以史朝义自杀后，唐廷并没有追究其他的安史旧部，反而就地委任他们为节度使。这些从前的叛将和唐朝廷在平叛过程中任命的节度使治下领地，即所谓“藩镇”，大的有十余州之地，小的也有三四州。节度使们强迫辖区内所有壮丁从军，仅留老弱耕作，所以一般都能拥兵数万，自己任命文官武将，不缴纳贡赋，俨然独立王国。还缔结婚姻，互为表里。一些强藩，如河北、山东等镇节度使，拥兵自大，父死子袭，演变成割据势力。内地节度使也程度不同地与朝廷保持着离心状态。至此，藩镇雄踞一方，割据的局面逐步形成，朝廷中央集权大大被削弱。史称“河北藩镇，自此强傲不可制矣”。

经历了八年动荡的大唐帝国，元气大伤，再无法达到开元天宝时期的太平治世。而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数年间，边兵精锐者大都征调入内，称为“行营”。吐蕃乘机步步深入，尽占河西、陇右之地。代宗广德元年（763年）九月，安史之乱平定不久，唐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叛唐，引吐蕃军东进。

注：仆固怀恩，铁勒族人。公元646年，铁勒九姓大首领率众降唐，唐朝廷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以仆骨歌滥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金微都督，后讹传为仆固氏。仆固怀恩是其孙，世袭金微都督，自幼骁勇果敢。安史之乱爆发，他任朔方左武锋使，跟随名将郭子仪开始了平叛的战斗生涯。仆固怀恩在平叛中立下赫赫战功，“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绝域，说谕回纥，再收两京，平定河南、北，功无与比”，但却一直不满意朝廷的封赏。尤其是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与仆固怀恩有隙，经常找机会陷害他。仆固怀恩一怒之下，调兵攻太原辛云京。辛云京趁机上奏说仆固怀恩反叛。代宗调郭子仪去河东镇抚仆固怀恩。仆固怀恩所领将士多为郭子仪朔方军旧部。郭子仪人还没到，仆固怀恩的部下听说郭子仪要来，立即发生了分化，互相攻杀。仆固怀恩无奈，只率三百亲兵逃往灵州。郭子仪人一到达汾州，仆固怀恩的部下纷纷投归，河东局势不战而定。

唐边境边防空虚、兵力不济，连连向朝廷告急。骠骑大将军、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振竟然闻报不奏。十月，吐蕃、党项已进至邠州、凤翔一线，长安告急。代宗急忙请老将郭子仪出任副元帅。

郭子仪早先被皇帝猜忌，解除了兵权，因久不带兵，部下早已散去，只带身边二十余骑赶往咸阳御敌。到咸阳以后，郭子仪派人去朝廷发兵增援，程元振却拒不召见。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将领二十多万人，队伍浩浩荡荡数十里一路杀来，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带领两千精兵迎战，打了一个胜仗。但毕竟寡不敌众，最后兵尽被擒。

看到吐蕃军队越来越近，代宗无计可施，仓促间离京出逃，文武百官也都作鸟兽散，六军奔散，长安城大乱。

吐蕃军队杀入长安，拥立金城公主之侄广武王李承宏为帝，改元大赦，设置百官，任命原翰林学士于可封等为宰相，摄理朝政。随即开始在长安大肆劫掠，洗劫府库和市民财物，焚毁房舍。士民们纷纷避乱逃入山谷，长安几乎成了一座空城，“萧然一空”。

注：金城公主为唐宗室雍王李守礼之女，她的祖父是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李贤。李贤文武双全，是武则天四个儿子中天赋最高的一个。公元675年，李贤被立为太子。然而，李贤的才干和在朝臣中的威望成为武则天的极大威胁，她不能容忍任何人与自己争权，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李贤当了五年太子后，武则天以谋反的罪名废李贤太子位，幽禁在巴州。李贤被废三年后，唐高宗去世，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李显只当了两个月皇帝就被废除。第四子李旦即位，也是傀儡，实权依旧掌握在武则天的手中。为免除后患，武则天派人赐死了年仅三十一岁的李贤。李贤的三个儿子也被幽禁在宫中，并被太监按时杖打。李守礼的哥哥和弟弟都在杖打下死去，只有李守礼幸运地活了下来。唐中宗李显复位后，有感于哥哥李贤的悲惨命运，特意收养了李守礼的一个女儿在宫中。这个女儿就是金城公主。神龙三年（707年），吐蕃赞普赤德祖赞遣使请求通婚。之前，唐太宗曾派人护送文成公主到吐蕃，与赞普松赞干布结婚。唐中宗许嫁金城公主。景龙四年（710年）春，吐蕃遣使迎娶公主。唐中宗亲自送公主到始平县（今陕西兴平）。金城公主及唐蕃使臣沿当年文成公主入蕃路线西行，吐蕃派专人为金城公主凿石通车，修筑“迎公主之道”。金城公主抵达吐蕃后，赞普赤德祖赞与其举行了盛大的完婚典礼。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金城公主病死于逻娑。唐玄宗听到消息后，特意在长安光顺门外为公主举哀，辍朝三日。唐朝外嫁的公主很少能真正起到和亲的作用，金城公主入蕃三十年，此间唐蕃之间进行了多次战争。甚至有的唐朝公主还因为两国开战而有生命危险。天宝四年（745年），奚王与契丹王反叛，就分别杀掉了各自所娶的唐朝固安公主和永安公主。唐朝公主出塞和亲对历史影响深远，用“和亲”用作两国间王室通婚的专词，也自唐代始。唐人陈陶在《陇西行》中说：“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幸好郭子仪从商州到武关一路收集了四千人马，派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兵出发，白天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夜晚又燃起许多火堆，一路上作出声势浩大的样子，让吐蕃起了疑心，不知道郭子仪究竟带来多少人。当地百姓也虚张声势，传呼说：“郭令公从商州调集大军，来攻长安了。”长孙全绪派人混进长安，暗中召集数百长安少年，半夜里在朱雀街上敲锣打鼓地大喊。吐蕃军队不知底细，还以为郭子仪的军队已经进城，不战而走，连夜撤出长安西逃。陷落十五天的长安被唐军收复。

代宗闻报后，命郭子仪为西京留守。郭子仪入京，派将分屯畿县，表请代宗回朝。郭子仪伏地请罪，代宗慰劳郭子仪说：“朕没有及早用卿，所以才到这种地步。”便赐给他铁券（相当于免死牌），在凌烟阁为他画像，以表彰他的兴唐之功。长孙全绪等也被加官晋爵。

代宗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回到京师，完全是郭子仪的功劳。此后，唐将领仆固怀恩叛唐，连年引回纥、吐蕃、党项等族兵威胁关中，京师长安一再戒严。代宗不忘当年被迫逃离长安之耻，一度欲亲征。

当时，郭子仪防守泾阳，手下只有一万兵力。回纥和吐蕃人多势众，将泾阳合围起来。郭子仪便命令将士加强防御，不许出战。这时候，仆固怀恩病死，吐蕃和回纥都抢着要做统帅，争执不下，于是就分营驻扎。

郭子仪知道后，立即派人去见回纥首领，说要与他们联合攻击吐蕃。回纥人一向很尊敬郭子仪，但由于事先听了仆固怀恩的谎言，不相信郭子仪还活着，一定要亲眼见了才肯相信。于是，郭子仪带上几个随从，准备去回纥军营。郭子仪之子郭晞担心父亲的安全，拉着父亲的马不让走。郭子仪大怒，用马鞭抽过去。郭晞一缩手，郭子仪已经提马冲了出去。郭子仪到回纥营前，卸下盔甲走进营去。回纥首领们认出老将军，纷纷下马参拜。郭子仪向回纥大帅药葛罗说明情况，晓以大义。药葛罗本来以为郭子仪和代宗都已经死去，现在亲眼看见郭子仪还活着，才知道上了仆固怀恩的当，于是与郭子仪当场歃血盟誓。吐蕃得知消息后，担心受到唐朝与回纥的联手攻击，连夜撤退。郭子仪派精骑追至灵台（今甘肃灵台县）西原，大败吐蕃，西部边境暂告安定。

代宗时期，势力最大、为患最烈的是成德、魏博和卢龙三镇，时称“河朔三镇”。成德镇（治恒州，河北正定），自762年李宝臣开始割据；魏博（治魏州，河北大名东），自763年田承嗣开始割据；卢龙镇（治幽州），自763年李怀仙开始割据。他们各自拥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赋税不入中央。甚至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中央只能加以承认，不能更改。除河朔三镇外，实力雄厚的还有六州节度使薛嵩（唐高宗朝名将薛仁贵之孙）。

各藩镇为了维护统治，除拼命扩充军队外，还挑选精勇组成亲信“牙兵”。牙兵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节度使对牙兵供给丰厚，往往能得他们的拼死效力，但这也使牙兵十分骄横，只要节度使对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或杀或逐，另立新主，遂形成了“变易主帅，如同儿戏”的局面。众藩镇中，尤其以田承嗣最为跋扈难制。

田承嗣，平州卢龙人，世事卢龙军，以豪侠闻名天下。开元末年，田承嗣任安禄山卢龙军前锋兵马使，在和奚、契丹人的战斗中屡立战功，升至武卫将军。田承嗣善于治军，在任兵马使时，安禄山曾在一个大雪天巡视各军营，初走进田承嗣军营，营内寂静无声，仿佛一个人都没有，但进入营内检阅士籍，又无一人不在营内。安禄山大为称奇，从此开始器重田承嗣。

田承嗣一直是安禄山的心腹死党，后来虽然归顺唐朝，竟然还公然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立祠堂，称之为“四圣堂”。唐朝廷却对其无可奈何。代宗还将自己的女儿永乐公主嫁给田承嗣的儿子田华，着意笼络，“意欲固结其心”。但田承嗣本性凶顽、反复无常，皇帝的恩宠只能适得其反，使他骄横傲慢，更加肆意妄为。

不过，田承嗣虽然飞扬跋扈，却对老将郭子仪极为敬重。郭子仪曾派遣自己的部将去魏博。田承嗣对来者十分客气，还向郭子仪所在的方向遥望叩拜，并指着自己的膝盖对使者说：“我这双膝盖，不向别人下跪已有多年了，现在要为郭公下跪。”

田承嗣对另一节度使薛嵩的地盘一直虎视眈眈，有心争夺攻伐。薛嵩也绝非善辈，对田承嗣甚为警惕，暗中有所防范。

一些传奇小说中记载薛嵩有侍女红线，“善弹阮咸，又通经史”。阮咸就是琵琶。薛嵩对其极为宠爱，让她管理各种文书，称“内记室”。不仅如此，红线还身怀绝技，她听说田承嗣准备攻打薛嵩后，于半夜施展轻功赶到田承嗣所在的魏城，并潜入有重兵把守的田府，从田承嗣的枕边盗走了装有官印的金盒，没有惊动任何人。事后，薛嵩派人将金盒原封不动地还给了田承嗣。还附上了一封信，信上说：“昨晚有人从魏城来，从您床头上拿了一个金盒，我不敢留下，特派专使连夜送还。”此时，田承嗣正派人大肆搜寻金盒的下落，接到薛嵩的信后，大惊失色，知道对方身边有能人，自此不敢小觑薛嵩。而消弭了一场兵祸的红线却功成身退，向薛嵩辞行。薛嵩挽留不住，便设宴为红线饯行。当时有个叫冷朝阳的书生也在宴席中，当场填了一首歌词：“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客魂消百尺楼。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一曲唱罢，薛嵩不胜其悲，红线也黯然泪下，随后借口酒醉离席。自此，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女子不知所终。事见《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五·豪侠三》。顺便提一句，《太平广记》中用不少篇幅描写红线的本领，据说这是中国书籍中最早正式描写轻功的文字。

代宗见田承嗣忌惮薛嵩，干脆用薛嵩来制衡田承嗣。薛嵩尚有名将遗风，被委以重任后，“感恩奉职”。但薛嵩一死，田承嗣便立即发难，怂恿昭义军兵马使裴志清作乱，赶走薛嵩的弟弟薛崿，薛氏部众皆归田承嗣所有。薛崿无处可去，只好逃到京师长安，“素服于银台门待罪”（《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薛嵩传》）。唐朝廷一直对田承嗣无可奈何，自然也不好怪罪薛崿，只能“诏释之”。

这时候，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之弟李宝正（田承嗣女婿）在魏州打马球时，马突然受惊，意外撞死了田承嗣之子田维。田承嗣怒而杖杀李宝正，由此惹得李宝臣大怒，两镇关系立即恶化。李宝臣又联络与田承嗣素来不和的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两人一起向朝廷上表，陈述田承嗣的累累罪状，请求讨伐。刚好代宗也想利用各节度使之间的矛盾，削弱藩镇的实力，便下令河东、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阳、泽潞诸道发兵，共同讨伐田承嗣。

当时诸道一心要削弱田承嗣的实力，瓜分地盘，开始倒也能齐心协力，各道合兵，势力颇大。田承嗣手下一些趋炎附势之徒感到害怕，暗中有投降的意思。田承嗣生怕落个众叛亲离的下场，便派遣使者向朝廷上表，表示要“束身归朝”，意思是打算交出兵权，亲自到长安向朝廷请罪。唐朝廷竟然相信了田承嗣的话，下令诸道暂时停止进攻。田承嗣用一招拙劣的缓兵之计，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随后，田承嗣采取挑拨、分化、拉拢等种种手段，充分利用诸道之间的矛盾和各自的利益，顺利地瓦解了诸道联盟。

刚好这时候汴宋留后病死，都虞侯李灵曜暗中结纳田承嗣，仗着田承嗣的势力，自任为汴宋留后。唐朝廷得知后大怒，下令讨伐李灵曜。李灵曜势单力孤，田承嗣急忙派侄子田悦救援，结果兵败。李灵曜被俘虏，押送京师斩首。之后，代宗再次下令讨伐田承嗣，诸道却相互观望，再没有一人肯主动出击。唐朝廷也无可奈何，只好就坡下驴，下令恢复田承嗣的官爵，不必入朝。这时，田承嗣已经占据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之地，拥有军队十多万人，成为藩镇中的最强者。

到了这个时候，各藩镇“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上宽仁，一听其所为”。代宗皇帝“听其（藩镇）所为”是事实，不过不是因为宽仁，而是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