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80年，唐僖宗广明元年正月十五，整个长安城笼罩在凛冽的北风之下。时逢佳节，长安又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岸的城市，却不见丝毫节日的喜庆气氛，反而呈现出一派萧疏苍凉的气派。显然，这是相当反常的一件事。

正月十五是古代的上元节，亦称灯节。唐朝自立国以来，京师长安一直有个习俗：正月十五日前后三夜，解除夜行之禁，整个长安的大街小巷，灯明如昼。百姓们无不夜游，车马塞路。后来，唐宫廷也加入了观灯的行列，由官方所引导的上元灯火极盛。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后的第二年，在正月十五、十六、十七日三夜，于京城安福门外设置高二十丈的灯轮，灯轮披挂锦绮，饰以金银，错杂五万盏灯，灯轮如万花开放的巨树。宫女上千人，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又从长安、万年两县少女、少妇中挑选千余人，在灯轮下踏歌，三夜纵欢。这在古代是非常罕见的狂欢盛景。为了装饰京师盛大的场面，唐朝廷甚至不惜耗费巨资。一花冠，一中帔，价值万钱，场中每一个女艺人的服装首饰费就达三百贯。民间少女少妇的衣服、花钗、媚子也都由朝廷支出。

显然，唐玄宗的开元盛世被人怀念为唐代最光辉的时期，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仅仅隔了一百六十年，盛唐气象已风光不再，就连京师的上元灯火也成为了陈年旧迹。

就在十四天前的正月初一，唐朝天子僖宗李儇（音xuān，同喧。唐朝的皇帝爱改名字，李儇原名李俨）下制书，改乾符七年为广明元年，制书中说：“自古继业守文之主，握图御宇之君，必自正月吉辰，发号施令。所以垂千年之懿范，固万代之洪基，莫不由斯道也。”（《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本纪》）其实，这不过是唐朝廷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而已。僖宗选择在内忧外患的时候更改年号（年号起源于汉武帝，后成为皇帝当政的时代标志），无非是希望通过改元，结束先前倒霉的年头，从头有个新的开始。

此时，天下确实很不太平。关东（指潼关以东）民变蜂起，尤其以黄巢势力最大，实力最强。民间有“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歌谣广为流传，朝野上下都是人心浮动。正因为是多事之秋，所以长安才一派凄凉气氛，没有多少过年的喜庆气氛。绝大多数人都小心翼翼地猫在自己的家里，围在火炉旁，有些胆战，有些心惊，只是期待早些度过这个实在不平静的寒冬。

几乎所有的长安人都在担心未来，有能力有门路的人则暗中开始为自己谋取后路。可当今天子僖宗却是个例外，他一大早就起了床，兴致高昂，冒着严寒出了大明宫，赶去兄弟们的王府。不过，十九岁的僖宗急忙赶去王府并非为了什么军国大事，而是要去与诸王蹴踘、击马球、斗鸡、赌鹅。

历史上有“洛阳纸贵”的佳话，说的是西晋太康年间左思做《三都赋》，描绘三国时魏都邺城、蜀都成都、吴都南京的景貌，因文辞华丽，气魄宏大，在洛阳广为流传。人们啧啧称赞，竞相传抄，一下子使洛阳的纸昂贵了好几倍，原来每刀千文的纸一下子涨到两千文、三千文。即便如此，洛阳纸还是倾销一空，不少人只好到外地买纸，以抄写这篇千古名赋。而在僖宗身上，竟然也发生了“长安鹅贵”的笑谈。因为大唐天子性喜赌鹅，长安的鹅价也跟着水涨船高，甚至叫卖到五十缗一头。缗为古代货币单位，一缗为一串铜钱，一串一千文。这鹅的价格，已经远远超过了最贵的洛阳纸。

纵观中国历史，皇帝荒废朝政、只顾享乐者并不少见，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朝代兴亡更替的事发生，就不会出现厚厚的二十四史。所谓二十四史，实际上就是二十四个姓氏家族的统治史。只是僖宗的玩性远于异常人，甚至已经到了孜孜不倦、废寝忘食的地步。

僖宗李儇为懿宗李漼的第五子，最开始受封为晋王。在懿宗的八个儿子中，李儇毫无出众之处：既非长子，也非嫡子（懿宗在位十年，未曾立后，独宠淑妃郭氏及淑妃所生女同昌公主，同昌公主之死还造成了唐朝的一桩大冤狱，此事后面再提）；相貌既不英俊，才干也不突出。按理来说，皇位无论如何都不会落到这样一个人身上，史书却记载说，懿宗病危之际，下诏立李儇为太子。制书中特意强调说，李儇“孝敬温恭，宽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规，动必由礼”（《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本纪》）。表面上看来，李儇得以继承皇位，是因为其人才出众而为其父皇懿宗所赏识。而实际上，他是在懿宗病殁后，为宦官神策军左军中尉刘行深和右军中尉韩文约所立。神策军是一支朝廷禁军，创立于天宝年间。

刘行深等人之所以要立李儇为帝，首要的原因就是他年纪小，性情贪玩，便于宦官控制；第二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为李儇生母王氏的母族微贱，且王氏早已经病逝。这样，即使李儇长成，也成不了气候，朝政依旧在宦官的掌控之中。

导致唐朝灭亡的有两大痼疾，一是宦官，二是藩镇。唐朝一度军事极盛，开边不已，因此藩镇之疾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而宦官专政擅权则是在朝廷中央集权与藩镇斗争的夹缝中滋长起来的另一大肿瘤。唐朝自玄宗李隆基始，宦官的地位和官品大大得以提高。而安史之乱后，自肃宗李亨开始，宦官开始正式登上大唐的政治舞台。之后与藩镇一样，宦官成为尾大不掉的一大股势力，不仅左右朝政，甚至还操纵皇帝废立大事。僖宗李儇并非宦官所立的第一个唐朝皇帝，也并非最后一个。关于宦官和藩镇，后面还有专门的篇章论述。

李儇即位当日，封定鼎功臣刘行深、韩文约为国公，并由他们在宫中执行政务。其时，僖宗只有十二岁，年纪幼小，不能主政，一切朝廷政务都把握在宦官手中。

大宦官仇士良曾指点他的弟子们说：“皇帝不能让他闲着，要经常用美女歌舞和锦衣美食麻醉他，而且要天天变花样，这样他就没工夫想别的事了，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事了。同时尽量不让他读书，更不能给他接近书生的机会，那样他会看到前朝的灭亡，心中一旦忧虑国家前途，我们这些人就要被疏远遭斥责了。”少年继位的僖宗就在这样“天天变花样”的环境中长大，只知道一味贪玩，与宫中宦官、优人狎昵。与僖宗最亲近的宦官是田令孜。僖宗还是晋王时，田令孜为晋王府小马坊使宦官，二人关系亲密，已经开始共同起卧。僖宗即位后，擢升田令孜为神策军中尉，把政事悉数委付给他，还亲切地称他为“阿父”。

对于一个突然拥有了巨大权力的宦官而言，权势只能激发他更大的欲望。田令孜恃宠而骄，为了彻底把持朝政大权，他极力怂恿僖宗玩乐。比如僖宗赏赐无度，动不动就赐给乐工和伎人钱财，而且数目巨大，多以万计，因而导致国用匮乏。国库没钱了，入不敷出，田令孜便劝僖宗采取没收长安富商（包括外国和本国商人）财产的办法，商人有反抗者立即送到京兆府打死。这时候的皇帝比土匪强盗还要厉害，不仅是明抢，被抢人稍微不愿意还要送命。整个长安一片混乱，人人自危。然而，“宰相以下，钳口莫敢言”。这样，靠田令孜的馊主意弄来不少钱，好糊弄僖宗继续玩耍。

京师的富商被搜刮光了，田令孜又想打京外富户及胡商的货财。这时候，与田令孜私交甚好的盐铁转运使高骈急忙上书阻止，说：“天下‘盗贼’（指黄巢等起义军）蜂起，皆出于饥寒，独富户胡商未耳。”田令孜听了觉得有理，这才停止了强取豪夺的行为。

自懿宗时起，唐朝廷的政治已经开始腐烂。懿宗咸通十年（869年）六月，陕州（治陕县，今河南陕县）大旱，百姓无法生活，选出代表向朝廷派来的观察使崔荛“诉旱”，要求减少赋税。崔荛为人“以器韵自矜，不亲政事”，他满不在乎地指着院子中的大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一》）并下令杖责前来“诉旱”的百姓代表。陕州百姓得知消息后大怒，群起围攻衙门。民情汹汹，崔荛被迫逃走，半路上因口渴，到民舍求水喝。主人听说他就是崔荛，立即端来了一瓢尿给他喝。官民间关系的紧张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这还只是冰山下的一角。懿宗时期担任翰林学士的刘允章在《直谏书》中已用“国有九破”描绘过当时紧迫的局势：“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赂贿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可见唐帝国的形势已经是岌岌可危。

僖宗的即位不但没有丝毫改变，反而令政局更加混乱。僖宗乾符二年（875年）七月，飞蝗自东而西，所过食草木叶及五谷皆尽。而京兆尹杨知至却当殿向皇帝撒谎说：“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如此滑天下之大稽的谎言，僖宗竟然信以为真，于是，朝廷上下，“宰相皆贺”。

而这时候天下的实际情况是，“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死尸），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这里所谓“相聚为盗，所在蜂起”，是指农民起义在全国此起彼伏，虽然规模都不大，但却已经是暗流汹涌。

显然，情况已经十分危急，而田令孜和朝廷官员却瞒着僖宗，使皇帝安心玩乐，田令孜自己更加胡作非为，“用权乱天下”，卖官鬻爵，都不告诉僖宗，便径直矫旨去办。史称田令孜有回天之力，中外为之侧目。当时的宰相卢携依附田令孜，凡事都听从田令孜，朝政一片混乱。在这样的状况下，火山终于爆发了。

僖宗即位后不久，濮州王仙芝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曹州人黄巢也积极响应，加入了王仙芝的队伍，并逐渐崛起，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声望甚至超过了王仙芝。天下大乱之时，各地纷传狼烟，而朝廷内部各将领大都拥兵自重，与中央矛盾不断，可谓内忧外患，处境堪忧。

而僖宗却对此不闻不问，只顾沉浸在各项游戏运动中。他好骑射、剑槊、法算、音律，精通赌博，喜蹴鞠、斗鸡、赌鹅，兴趣爱好不少，乐此不疲，甚至有时一练起蹴鞠就是二三个时辰，连饭都忘了吃，急得身边的太监侍女们团团转。

皇帝在尽情玩乐的时候，帝国的大厦却日益倾斜，摇摇欲坠。广明元年（880年）秋七月，黄巢率十五万农民军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东）渡过长江，唐军不战而溃，黄巢未损一兵一卒，便占领了和（今安徽和县）、滁（今安徽滁县）二州，从而进围天长（今安徽天长）、六合（今江苏六合），兵势极盛。当时唐朝廷负责指挥各路兵马联合进攻黄巢军的是诸道行营都统高骈（祖父为宪宗朝平定西川的名将高崇文）。淮南将领毕师铎（原为黄巢麾下将领，后投降高骈）劝高骈主动出战。高骈尚在犹豫，他身边的术士吕用之生怕毕师铎立功受宠，力劝高骈避开黄巢兵锋，坚守不战。高骈好神仙之术，对术士吕用之极为信任，于是不肯出战黄巢，只是派人向朝廷上表告急，奏称黄巢军六十万，距离扬州已经不足五十里。

高骈的上表送到长安，唐朝廷上下人情大骇。一向贪玩的僖宗也暴怒了，下诏切责高骈，说他遣散诸道兵，致使唐军无备，黄巢乘机渡江。僖宗严厉斥责的本意，是要督促高骈尽快出兵。高骈却干脆称病不出，拥兵观望。中央皇权衰落已久，高骈这样的人大有人在，朝廷对其也无可奈何。

这时候，宦官田令孜意识到情况不妙，便打起了脚底抹油的小算盘。他先向僖宗推荐自己的亲弟弟陈敬瑄（田令孜本姓陈，后拜田姓宦官为义父，冒姓田）和私党杨师立、牛勖、罗元杲四人出镇蜀中（四川），想学当年的玄宗，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便可以挟持皇帝，逃往蜀中避难。僖宗同意了。

十分可笑的是，僖宗让这四个人用击马球来决胜负，以三川为赌，用输赢来决定所授的官衔。陈敬瑄等四人在球场上驰骋奔突，纵马角逐。结果，陈敬瑄得第一筹，因西川最富庶，当即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杨师立其次，为东川节度使；牛勖第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而罗元杲是最后一名，则不得迁擢。这就是僖宗创下的“击球赌三川”，旷古奇闻。诸道行营都统高骈和镇海节度使周宝还未发迹之前，均在右神策军任职，默默无闻，却因为善于击马球，而意外被僖宗赏识，竟然破格擢升为将军，后来二人均成为显赫一时的封疆大吏。

在农民军北渡淮河之前，唐宰相豆卢瑑曾想出一招缓兵之计，主张封黄巢为天平（今山东东平北）节度使（黄巢曾一再向唐朝廷请求妥协，想做天平节度使或广州节度使），等到黄巢到天平就藩时，朝廷再发兵除掉他。另外一名宰相卢携却是主战派，坚决不同意，认为只要发兵守住泗州，农民军便会被阻在潼关之外不能入关，不会有什么作为。僖宗惶然无主，采纳了卢携的建议。然而不久后，农民军北上，淮北告急。卢携生怕皇帝降罪，惶恐不安，干脆躲在家里称病不出。随着前线唐军的败报不断传来，京师也开始人心惶惶，长安充满了恐怖气氛，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中，黄巢率农民军攻克汝州（今河南临汝）。黄巢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一直特别想当天平节度使，几次以此为条件与唐朝廷讲和），不及休师整顿，便马不停蹄地挥师北进，并传檄唐官军说：“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慑于农民军强大的声势，一些唐地方官军势力果然只摆出观望的姿态，不敢轻易撩拨黄巢的兵锋。

唐朝廷听到黄巢进师的消息后，急忙调河东（驻太原府）、天平等藩镇兵进剿。然而，农民军势如破竹，如风卷残云，攻克了东都洛阳。唐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百官迎降，坊市晏然。其时，农民军号称六十万，势力极盛，大有探取天下于唐朝廷囊中之意。

唐朝廷听闻东都洛阳失陷，农民军即将大举西进入关，君臣束手无策，竟然只能相对而泣。

十一月十二日，僖宗急召群臣在延英殿奏对。田令孜抛出了预谋已久的方案，提议僖宗奔西蜀避难。这是公然倡议逃跑，僖宗虽然年轻贪玩，但还是知道这是件丢脸的事，不但丢了自己的脸，也丢了祖宗的脸，因此相当不悦，但又不好直接反对“阿父”。刚好这时候，潼关守将齐克让派来求援的使者到来，僖宗便请田令孜发兵守潼关。

就在同一天，僖宗来到左右神策军中，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亲自检阅将士。田令孜被任命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杨复恭为副使，张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之后，田令孜急发神策军弩手二千八百人，由张承范率领，赶赴潼关拒守。田令孜虽然名义上是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负责率神策、博野等军十万守潼关，但他只是遥领。

神策军士多为长安富室子弟，这些人当初并非真的想当兵，而是靠贿赂宦官挂名军籍，借此厚得廪赐。平时，这些富家子弟出身的神策军士平时都是华衣怒马，怡然自得，很少操练，更谈不上经历过战阵。一听说要出征，吓得父子抱头痛哭。不少神策军士暗中用金帛雇长安的商贩和贫穷百姓代自己出征。这样的一支军队，自然谈不上有任何战斗力。

大军临行前，僖宗亲自到章信门送行。张承范已经预料此行不妙，提醒僖宗说：“听说黄巢有贼兵数十万，而潼关外只有齐克让饥卒万人死守，现微臣仅以两千多人屯兵关上，无后继粮草支援。以此来拒贼，实在令我寒心！愿陛下催促诸道精兵早来增援。”中心意思就两件大事，一是速运粮草，二是速搬救兵。对此，僖宗含糊应承道：“爱卿先去，援兵不久即至。”事实证明，后来潼关迅速失守，就是败在内缺粮草、外无援兵这两件事上。

张承范率军路过华州（今陕西华县）。正值华州刺史裴虔馀迁任宣歙观察使，城中无主，华州军民全部都逃入了华山，城中空荡荡的，“州库唯尘埃鼠迹”。幸运的是，华州的人虽然跑光了，但粮仓中还有千余斛米，张承范便让军士们带上三天的粮食再行。到达潼关后，唐军在青草茂密处搜得隐匿的村民一百来人。张承范便让这些村民运石汲水，做好守城的准备。

潼关因水得名。据《水经注》记载：“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因谓之潼关。”潼浪汹汹，故取潼关关名，又称冲关。这里南有秦岭屏障，北有黄河天堑，东有年头原居高临下，中有禁坑、原望沟、满洛川等横断东西的天然防线，势成“关门扼九州，飞鸟不能逾”。自东汉以来，潼关便是易守难攻的要塞，元人张养浩写尽了潼关地势的险峻：“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山河表里还有个典故。《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楚之战前，子犯劝晋文公决战，说即使打了败仗，晋国“山河表里，必无害也”。这里用此成语，意为潼关形势异常险要。

十二月初一，黄巢军前锋自洛阳经陕（今河南陕县）、虢（今河南灵宝）直指潼关。农民军声势极其浩大，“白旗满野，不见其际”。唐潼关守将齐克让和张承范不但兵少，而且已经断粮几日。唐军将士吃都吃不饱，哪里还谈得上保家卫国，因而士气极为低落。齐克让为了鼓舞士气，率先出战，黄巢军小败。但不久后，黄巢大军赶到，农民军大声呐喊助威，声震华山和黄河，地动山摇，令唐军胆战心惊。齐克让拼命督军死战，唐军总算不至于溃败。从午时一直到酉时，双方奋战了大半天，眼见天色已暗，这才停战，各自收兵回营。

齐克让刚刚松了口气，唐军士卒却突然自乱了起来。唐士卒们因为多日不食，已经饿极了，狂怒之下开始呼喊喧闹。一发不可收拾之下，士卒们放火烧毁了营寨，自行溃散，各自去谋生路去了。齐克让身为唐军主帅，只能眼睁睁地望着，无力阻止。

当时潼关左侧有一个山谷，平日禁止人往来，以便榷征商税，所以人们称其为“禁坑”。农民军兵临关下时，唐潼关守将仓促间没有派兵到禁坑防守。齐克让部下溃军乱哄哄闯入禁坑，禁坑山谷中长满了荆棘、灌木和长藤，茂密交织，犹如蜘蛛网，行人难以通过。然而，唐溃军一哄而上，一夕之间，便踏成了一条平坦的大道。

张承范见大敌当前，情势危急，派人向唐朝廷告急：“臣离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馈饷未闻影响。到关之日，巨寇已来，以二千馀人拒六十万众，外军饥溃，蹋开禁坑。臣之失守，鼎镬甘心。朝廷谋臣，愧颜何寄！或闻陛下已议西巡，苟銮舆一动，则上下土崩。臣敢以犹生之躯奋冒死之语，愿与近密及宰臣熟议，未可轻动，急征兵以救关防，则高祖、太宗之业庶几犹可扶持，使黄巢继安禄山之亡，微臣胜哥舒翰之死！”（《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言语之间颇有气势。关于安禄山和哥舒翰，后面提及安史之乱时会有详述。

张承范生怕唐军再发生兵变，将辎重和自己的私囊都拿了出来，全部散发给士卒，同时勉励将士说：“诸君勉报国，救且至。”（《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下·逆臣下》）将士们十分感动，决定奋力拒战。

此时，唐朝廷已经知道潼关部分唐军将士因断粮溃散的消息。僖宗匆忙任命前京兆尹萧廪为东道转运粮料使。萧廪畏死，不愿意临危受命，竟然上书称病，请求退休，结果惹怒了僖宗，当即被贬为贺州司户。

十二月初二凌晨，黄巢军开始猛攻潼关，张承范竭力率军抵抗。战斗十分激烈，一直从寅时打到申时。潼关上的唐军弓箭用尽，无矢可射，只得用石头投向黄巢军。

黄巢见唐军无箭可射了，便派人抓来一千多平民百姓，让这些人掘土填潼关外的壕沟。不久，壕沟被填平，黄巢军顺利通过了壕沟，并在当晚放火，将唐军关楼烧得一干二净。在准备正面进攻的同时，黄巢还派部下尚让从禁坑的谷中小道迂回到关后，预备前后夹击。

张承范在关前防守的壕沟被黄巢军填平后，才想起来派部将王师会率八百士兵去守禁坑，但还是晚了一步。当王师会率军赶到禁坑时，黄巢大军已经通过。

十二月初三凌晨，黄巢与尚让开始前后夹攻潼关，关上唐军饥饿不堪，刚一交战，便全线溃散，王师会自杀。张承范见大势已去，换上便服，率领残余士兵仓皇逃走。

张承范一行退到野狐泉时，才遇到增援前来潼关的奉天援兵二千人。张承范喟然长叹，说：“你们来晚了！”

黄巢攻克潼关后，留成令环据守，继续东进。潼关为京师长安的门户，雄关天险一开，长安再无险可守，陷落已经是早晚的事。

十二月初三，黄巢陷华州，留部将乔钤据守，自己亲率大军，直指长安。

来自博野和凤翔的增援唐军听到潼关失守的消息后，退到了渭桥一带。在渭桥驻守的还有田令孜所招募的新军。博野军远道而来，个个都是风尘仆仆，看见新军都穿着新衣皮裘，异常华丽，自然十分愤怒，说：“这些家伙有什么功劳能穿上这样好的衣服，我们殊死拼战反倒受冻挨饿！”于是大肆抢劫新军的衣服，并由此而哗变，倒戈相向，为黄巢军作向导，往长安进发。

田令孜听说黄巢率大军已进入关中，恐怕天下人追究自己的责任，于是归罪于宰相卢携。僖宗昏庸，不由分说，贬卢携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卢携申诉无门，只得喝毒药自杀身亡。

十二月初四，唐朝廷发布诏书，任命黄巢为天平节度使，令他即日莅镇。这其实就是宰相豆卢瑑曾经提议的那一招缓兵之计。不过时过境迁，如今这一招，只是唐朝廷一厢情愿的妄想。黄巢已经今非昔比，长安就在眼前，他已经胜券在握，决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节度使封号便就此退兵。

十二月初五清晨，文武百官退出朝堂，听到博野军作乱、已经逼近长安的消息，立即各自分路躲藏。田令孜听说乱兵已入长安城，惊慌失措，立即率神策兵五百人，拥僖宗出逃。事出仓促，僖宗身边只带了三名妃嫔和福、穆、泽、寿四王，寿王即后来的昭宗。宰相和文武百官都不知道僖宗西行，自然也没有跟随。身边没有良将忠臣，这也成为后来僖宗完全受制于田令孜的原因之一。

当时神策军中有十几名士卒，不愿意如此狼狈地离开长安，竟然天真地拦住僖宗，说黄巢是来帮助皇帝清除田令孜等奸臣的。田令孜大怒，当即杀了这些军士，带着僖宗继续往四川逃跑。安史之乱时，玄宗也是在蜀中避难。田令孜步此后尘，除四川的地理因素外，还因为田令孜的弟弟陈敬瑄此时正担任西川节度使（即靠击球第一赢得节度使位置的那位）。这样，僖宗一旦入川，依旧在田令孜的控制之中。

僖宗一行人仓皇经金光门离开长安，重新上演了一百二十四年前（756年）玄宗为躲避安史之乱而西逃入蜀的一幕。大唐天子不知去向的消息很快传开了，长安城一片大乱，军士及百姓争先恐后地闯入皇家府库盗取金帛。

十二月初五，僖宗逃走当天，黄巢军前锋柴存兵不血刃地进入长安。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大臣数十人于灞上迎接，表示归顺黄巢之意。不久，黄巢乘金装肩舆，进入长安，从而实现了他年轻时的雄伟大志：“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只是，这黄金甲给长安百姓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巨大的灾难。实际上，自从一百二十五年前，唐玄宗为了躲避安史之乱而仓促逃离京师后，长安就此开始了它多灾多难的历史。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唐由极盛转入衰败。

僖宗西逃入蜀后，各地节度使不思进取，要么隔岸观火，要么趁火打劫，整个中原陷入巨大的混乱和灾难之中。当时自称为“天地最穷人”的诗人杜荀鹤有《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一诗，记载了当时百姓水深火热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