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赵顼（音xū，同须）即位后，尊生母高皇后为皇太后，尊曹太后为太皇太后，立妃子向氏（已故宰相向敏中曾孙女）为皇后。这三个因为嫁给了皇帝而显贵的女人，先后在不同时期对北宋的政局发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向氏坚持立性格轻佻的赵佶为帝，更是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在宋神宗之前，宋仁宗、宋真宗都是著名的守成之君，基本上完全继承了宋初制定的政策——即宋太祖、宋太宗制定的“祖宗之法”。到宋神宗即位之时，宋朝开国已经将近百年，积弊日深，国内危机日益严重，边境还面临辽国和西夏的严重威胁。而宋神宗此时刚刚二十岁，年轻而富有朝气，对此内忧外患的局面十分焦虑，想缓解危机、富国强兵。年轻的宋神宗深信要改变现状，变法是唯一的办法。他还是太子时，就很喜欢读《韩非子》一类的书，有变法强国的愿望。即位之初，他曾经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由此可见，改革变法并非宋神宗一时心血来潮而采取的冲动之举。

变法是大事，必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但宋神宗一朝的重臣都是宋仁宗一朝遗留下来的，这些重臣大多是大儒名士，文雅君子，崇尚孔孟之道和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与宋神宗变法的理想格格不入。所以，宋神宗几乎不可能从现任重臣中取得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安石走进了宋神宗的视线。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抚州临川人，世称临川先生。王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王安石常年担任地方官吏期间，能够关心民生疾苦，“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

王安石年轻时即以文学才华出名，与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读过王安石的文章后，忍不住赞叹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对王安石评价极高。

如此有名的人仅仅当一个小小的地方官，难免有埋没人才之嫌。奇怪的是，当时推荐王安石的人很多，王安石均托故不出。即便是像欧阳修、文彦博这样的朝廷重臣表示希望王安石到京任职，也被王安石拒绝。王安石的这种行为在常人看来，是相当难以理解的。或许王安石当时的心态，有些类似当年西汉时的王莽，想以退为进，以博取更大的声名。

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在多次推辞无效的情况下，王安石终于被调到京城，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两年后，王安石被任命为同修起居注。这一官职虽然清闲，却是要职，晋升的机会很大，但王安石多次推辞，就是不肯接受。宋朝廷无可奈何，最后只好派人把委任状直接送到王安石家里，王安石竟然躲进了厕所。迫于无奈之下，王安石才勉强接受了这一官职。

就是在这段在京的时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系统地提出了其变法主张，要求推行富国强兵政策，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但宋仁宗是坚定的守成之君，对王安石的上书并没有重视，王安石却因此而声名显赫。

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亲去世，王安石离职。但他并没有闲下来，之后的四年，他在金陵兴办书院，开始收徒讲学，陆佃、龚原、李定、蔡卞（蔡京弟，王安石女婿）等人当时都是王安石的弟子。一时间，王安石名声大噪，天下人公论说：“金陵王安石不做执政大臣，是王安石的不幸，也是朝廷的不幸。”朝野上下也都议论纷纷，王安石因此而身价倍增，成为妇孺皆知的大名人。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在宋神宗之前，众所公认的奸臣只有宋真宗一朝的丁谓；而宋神宗后，蔡确、章惇、吕惠卿、蔡京、蔡卞无不被视为北宋奸臣。可这些北宋奸臣却都是直接或者间接靠王安石举荐起家。之所以如此，变法是相当重要的契机。而王安石不善于识人用人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宋神宗在即位前就看过王安石给宋仁宗上的万言书，非常赞赏其中的见解。刚好韩维负责给宋神宗讲解史书，宋神宗经常称好。韩维也是王安石的拥护者，便趁机说：“陛下赞好的观点，其实不是我的见解，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因此，宋神宗也对王安石倾慕已久。

但也有不利于王安石的传闻。宋仁宗时，有一天皇帝在宫苑中宴会群臣，并决定由大臣们自己到池塘钓鱼，作为宴会的主菜。众人都兴致勃勃地钓鱼去了，唯独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着，竟然将面前盘子里的鱼饵都吃光了。宋仁宗由此认为王安石是一个奸诈之人，因为不经意地误食一粒鱼饵尚情有可原，但是能稀里糊涂地把整盘鱼饵都吃光，这实在是不合常理。还有人认为王安石面相“眼中多白”，这是奸臣之相。苏洵（苏轼父）甚至还专门写了一篇针对王安石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洗脸换衣是人之常情。只有大奸大恶之人，才会违背人之常情，整天不修边幅，吃着猪狗之食，邋遢地谈诗书礼乐，以此博取不流俗的名声。王安石当时以不修边幅出名，他很少换衣服，据说也不洗澡。

尽管如此，宋神宗即位后，还是决定召王安石到身边，先是任命王安石为知江宁府，不久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尽管以张方平、苏洵为首的大臣坚决反对宋神宗重用王安石，王安石还是在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受命入京。宋神宗听说王安石到达京师后，竟然如同一个孩子般兴奋，立即召王安石进宫。

在这次入对中，王安石力陈富国强兵之术，提出变法理财的主张，而这主张正与宋神宗的理想相同。于是君臣二人决定为了共同的理想实行变法，由此而诞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政治事件：熙宁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负责变法事宜。当时的五位执政大臣有所谓的“生老病死苦”之称。其中“生”是指王安石，因为他正生机勃勃，大刀阔斧地准备变法。“老”是指年岁已高的曾公亮。“病”是指富弼，他因为反对变法而称病不出，所以得此雅号。“死”则是指唐介，他坚决反对变法，并为此而日夜忧愤，结果变法刚一开始，他就因忧而背上长疮死去。“苦”是指赵抃，他不赞成变法，但却无力阻止，以致成天叫苦不迭。

为了表示变法的决心，宋神宗特意建立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和王安石同领其事，实际上都由王安石主持。变法推行新政不是一个人的事，王安石需要找一帮人做助手，而刚好也有一帮人要借新政来出头。在这样以利益为驱动的前提下，新政未来的结局可想而知。王安石任用了一批新人，主要有吕惠卿、章惇、曾布、韩绛、吕嘉问、沈括等人。

王安石所搞的新法，基本上就是汉武帝时桑弘羊的翻版。当年桑弘羊强行推行“算缗令”。这是向商人征收财产税的一种法律，规定商人们都要向官府申报自己的财产数，然后根据财产征税，每二千钱征收一算，即一百二十钱。但商人们为了少交税或者不交税，通常对自己的财产隐瞒不报或者少报。所以，不久后，汉朝廷又开始推行“告缗令”，即鼓励老百姓告发那些不遵守“算缗”的商人。被告发的商人罚戍边一年，资产没收。而告发的人可以得到被告发商人财产的一半作为奖励。“告缗令”一下，全国的商人遭受到沉重打击，中等以上的商人基本上都破产了。汉武帝听从桑弘羊的建议，将有盐、铁、酒等商品的专卖权收归中央朝廷。这些商品有关百姓生活和国家稳定，有着巨大的利益。之后，这些商品从煮制、冶炼、酿造直到销售，都由国家来负责经营，并制定了法令，严格限制私人的经营。桑弘羊没有利用商业组织及商人资本去增进政府的功能，也没有利用政府权威去扶助商业之发展，“算缗令”极大地抑制了商业的发展。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思想其实也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来与民间争利，这与西汉桑弘羊的思路如出一辙。如此这般，朝中保守的大儒们自然要极力反对。御史吕诲上书弹劾王安石，宋神宗不听，出吕诲知邓州；青苗法刚一颁布，宰相富弼即称病辞职；出判毫州翰林学士司马光公开出来反对青苗法，与吕惠卿在宋神宗面前辩论；开封府推官苏轼上七千余言的长篇奏疏，激烈反对变法；翰林学士范镇，右正言李常、孙觉等也上书指责青苗法；元老重臣韩琦出判大名府，上书全面攻击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等人也都附和。

面对这些压力，宋神宗有些动摇，就询问王安石：“现在人们到处议论变法，批评变法不怕天变，不听舆论，不守祖宗的规矩，如何是好？”王安石早就预料到变法的这些阻力了，于是坦然答道：“陛下认真处理政事，怎会发生天变？陛下经常征询意见，怎么能说没有照顾舆论呢？至于祖宗规矩，本来就是应当顺应新情况加以改变的。”宋神宗受到王安石的鼓舞，决定继续推行新法。

注：讨论熙宁变法利弊的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这里谈几句作者个人的看法。王安石与宋神宗一样，都有伟大而美好的理想——那就是要富国强兵。理想是好的，实现起来并不简单，因为治理好一个庞大的帝国不是靠一个皇帝和一个宰相就能实现的。就王安石本人来说，他是一个政治家，更精确地说，他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学家。如果是一个政治家，没有强有力的执行班子，他一定会等待更好的时机。政治学家则更在意实验他的理想，无论班子得不得力。这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区别。不幸的是，王安石凑巧就是站在理想主义的一边。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来，王安石“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经济理论无疑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时代，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可惜的是，正因为他超出他的时代太多，新法才显得不切实际。加上他识人眼光不准，用人度量不够，不切实际的新法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怪圈。而最为关键的是，新法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变法派与保守派由最初的政见不同，逐渐演变成意气之争，且愈演愈烈，从而演变成宋朝历史上最大的党争。

传奇的是，王安石在个人生活方面一直极为朴素。即使是王安石政治上最坚决的反对派，也挑不出他品质上的毛病。即使他当上了宰相后，却连自己多少俸禄都不清楚，总是一包拿回家后，交给家人随便花销，从来不清点数目。如此一来，更显得王安石实行变法，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而是出于忠君爱国之心。这无疑让宋神宗分外感动。所以，在新法开始推行后，尽管朝野上下反对的声音一浪接一浪，诋毁王安石的人前仆后继，宋神宗也一度动摇，但最后依然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对王安石个人品质的信任。

王安石自然也对宋神宗知恩图报，不徇私情。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朝廷没收了向皇后父亲的部分财产，曹太后的弟弟也被指控违反了市易法。一些宗室子弟担心殃及自身的利益，拦在王安石马前，请求说：“我们和皇帝都是同一祖先，相公不要为难我们。”却被王安石严词拒绝。

宋神宗面临的压力则比王安石要大得多。后宫曹太后认为“祖宗法度不宜轻改”，总是对宋神宗说：“王安石是在变乱天下呀！”与宋英宗和养母曹太后关系不佳不同，宋神宗与祖母感情很好。他见祖母总是为了变法一事哭泣，内心常常深感不安。宋神宗生母高太后也是新法的反对派，经常劝阻儿子不要擅改祖宗法度。这样，皇帝始终徘徊在理想和自责中，心中的烦闷可想而知。弟弟赵颢见宋神宗心烦意乱，便劝说兄长不如听从曹太后的意见，废除新法。结果宋神宗大发脾气，说：“你们都说我是在败坏天下，那你来干好了！”赵颢吓得当场失声痛哭。

凑巧的是，自从开始推行新法之后，全国各地就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比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怪风，陕西华山崩裂。古人极信天象，一时间人心惶恐不安。一些反对新法的人趁机解释这些异象是上天对变法的警告。

熙宁七年（1074年），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上书宋神宗。他认为：“从去年以来，蝗灾大作，秋冬二季均无雨干旱，致使麦苗干枯而死，粟、麻等农作物无法播种，民情汹汹，老百姓不得不四处逃亡。而官府却大肆聚敛钱财，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而辽国却趁机落井下石，屡屡派使者要求宋朝割让领土。这些现象都是执政大臣多行不义而造成的。”为了证明他的观点，郑侠还将民间老百姓卖儿卖女、典当妻子、拆毁房屋、砍伐桑柘等悲惨的景象画成了一幅《流民图》。结果，这幅真实生动的《流民图》给宋神宗极大的震动。宋神宗的理想原是想通过变法，使百姓安居乐业，但看到的《流民图》中却是百姓正在流离失所。宋神宗由此夜不能寐，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中。

第二天，宋神宗就下令暂时罢免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十八项法令。尽管这些法令不久后在吕惠卿、邓绾等人的要求下又重新恢复，但是，宋神宗这一举动无疑表示他对新法开始犹豫，他的一度妥协也暗示他与王安石之间开始出现了裂痕。

其后，郑侠又再一次上书宋神宗，认为天旱久不下雨，完全是由王安石引起的，并扬言只要皇帝罢黜王安石，上天必将下雨。皇室和群臣也纷纷附和，由此可见王安石的新法在当时是何等不得人心。王安石气愤反驳说：“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意思是说，既然干旱是我王安石所引起的，那么请罢黜我王安石，但如果罢黜我十天后还不下雨，请以欺君之罪斩上书之臣于宣德门外。

宋神宗虽然没有表态，但无论如何，在纷纷的舆论中，他开始动摇了。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王安石主动向宋神宗提出了辞呈，要求辞去宰相职务。宋神宗开始没有同意，但王安石多次上书。宋神宗迫不得已，委派吕惠卿为代表，带着皇帝的诏令去见王安石，让他出任太师、太傅一类的闲职，仍然留在京城。但王安石坚决不答应，要求到外地任官。不过，王安石推荐韩绛为宰相，由吕惠卿辅佐韩绛，继续推行变法。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任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知府。

王安石罢相后，他所推荐的韩绛、吕惠卿继续担任执政大臣，二人开始基本上是遵循王安石之前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推行新法，因而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

之前两次上书的小官郑侠又有惊人之举，第三次上书，这次弹劾的是宰相吕惠卿。郑侠认为吕惠卿本性奸诈，又与王安石是朋党，建议罢黜吕惠卿，任用冯京为宰相。郑侠还指出元绛、王介、孙永、冯京是仁义之人，可以担任执政大臣的重任。吕惠卿对此怒不可遏，结果郑侠被贬官汀州（今福建长汀），不许再入仕途。

此时，变法派的中坚力量为了各自的利益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吕惠卿本是个极有野心的人，他一开始依附王安石，不过是为了个人利益，想借新政出头。王安石离开后，他大力提拔亲戚吕升卿、吕和卿等人，想通过裙带关系来扶植自己的势力。最令人寒心的是，吕惠卿还打着变法的招牌，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内部的其他成员，想趁机取代之前王安石的领袖地位。吕惠卿如此肆意妄为，引起朝中大臣普遍不满。韩绛等人上书，强烈请求宋神宗召王安石返京复职。宋神宗也认为只有王安石才能挽回局面。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十个月后，重新回京复职。

王安石虽然回京了，离开相位也不满一年，然而，情况已经变化得太多。吕惠卿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积极帮助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了，他不但不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处处离间，公然挑拨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宋神宗发觉了吕惠卿的阴谋，将他贬出京城，但变法派阵营已经开始分裂。虽然王安石还是想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将变法进行下去，然而，实际情况表明，他已无能为力了。最大的问题，王安石与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宋神宗此时已经将近而立之年，近十年的经历足以使曾经稚嫩的皇帝变得成熟，他对变法有了自己的理解和计划，不想再事事依靠王安石。既然君臣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改革之路越走越难也是在所难免了。

熙宁九年（1076年）六月，王安石的爱子王雱（音pāng，同乓）病逝。王雱精明能干，是王安石政治上有力的支持者。儿子早逝对王安石的打击极大，加上政治上并不如意，弄得身心俱疲，王安石就此请求退休，宋神宗也顺水推舟地同意了。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离开了京城。从此，他退居金陵，潜心于研究学问，再也不过问政事。

王安石回到金陵后，就收到二女儿的省亲诗：“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南千里恨，依前和泪看黄花。”诗中充满恋亲之情。王安石写了一首和诗回答：“秋灯一点映笼纱，好读楞严莫忆家。能了诸缘如梦事，世间唯有妙莲花。”不但不让女儿回家省亲，还劝她在黄卷青灯中了却尘缘。这并非王安石真的不近人情，而是二女儿嫁给了前宰相吴充之子，吴充刚于前年罢相，两个罢相之家亲密往来，岂不是要让宋神宗起疑。从这件事多少可以看出，王安石与宋神宗之间的关系早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王安石离开了，宋神宗失去了最有力的同盟，但他并未就此放弃变法改革的理想。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的第二年，宋神宗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并特意改年号为“元丰”。不过，变法并不因为是皇帝主持就一帆风顺了，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异议不断，这不免让少有变革之志的宋神宗有了强烈的挫败感。面对纷纷的非议和巨大的压力，宋神宗恼怒异常，他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表现皇帝权威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几个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大臣，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以此来杀鸡骇猴。而著名的大学者苏轼刚好赶在了风口浪尖。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词开豪放一派，为著名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之后才名满天下。他资禀忠爱，议论英发，历典州郡，所至皆有建树。其文章政事为天下所宗仰，甚至盖过欧阳修为文坛领袖。苏轼的书法也极为出色，与黄庭坚、米芾、蔡襄（一说蔡京）并称北宋四大书法家，打破了晋代“二王”和唐代颜真卿、柳公权书法的严整格局，建立了抒发个性、纵恣疏放的书风，统领了南宋书坛并影响各代。苏轼“自幼好书，老而不倦”，其书博取古之众长，擅长行、楷，从《兰亭序帖》入手，后取颜真卿之神，故其书风绵里藏针。他多用卧笔、偏锋，笔形丰腴酣畅，笔势在翻澜中不失豪爽劲骨，被黄庭坚赞为“本朝善书，自当推第一”。

注：“苏黄米蔡”之中的“蔡”到底是蔡襄，还是蔡京，一直为后世所争议。蔡襄，字君谟，仙游（今属福建）人，官至端明殿学士，他通诗文，书擅各体，草书尤精，师法晋之二王、唐之虞世南、颜真卿、徐浩，故其书风多变。南宋遗民王存在《跋蔡襄洮河石砚铭》墨迹中明确提出过“四家”之说，称蔡襄书法“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浑灏流转神色最壮，涪翁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须从放笔为佳。若君谟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但不少人都认为“四家”中的“蔡”原本是指蔡京，史称蔡京“工书法，字势豪健，痛快沉著，殆绍圣间天下号能书，无出其右者。尤工大字，元符末尝作龟山二字。后刻石於龟山寺中”，只是蔡京是有名的奸相，品德败坏，后人厌恶其为人，才以蔡襄取代了他。明书画鉴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谓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厅去之而进君谟书耳。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明人孙镀也说：“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谟，则前后辈倒置……”安世凤在《墨林快事》替蔡京抱不平说：“蔡卞胜于蔡京，蔡京又胜于蔡襄，今知有禁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清人杭世骏《订讹类编续编》也将“苏黄米蔡非蔡襄”，作为“人讹”的一个事例。其实，就是众所公认的大汉奸秦桧也写得一手好字（现代大名鼎鼎的宋体字其实就是秦桧的书法），舞得一手好文，若是其为人正派，必然也是一位留名青史的书法家和文学家。

宋英宗在未即位前便听说过苏轼鼎鼎大名，十分仰慕。即位后，宋英宗本想按照唐朝的惯例将苏轼召入翰林院，授予他知制诰职务。但宰相韩琦却说：“苏轼是能成大器的，今后必然会被皇帝所重用，只要朝廷好好栽培他，那么全国的文人学士都会为皇帝效劳。那时，人心所向，也就不敢有人对此有异议了。倘若现在突然重用苏轼，天下士大夫恐怕会怀疑他的能力，这对苏轼是极为不利的。”宋英宗还是不甘心，又问韩琦：“让苏轼修起居注怎么样？”韩琦说：“修起居注与知制诰官职性质相同，官品接近，恐怕也不太合适。”由于韩琦的一再阻挠，宋英宗只好任命苏轼在史馆试用。在宋神宗时，苏轼才受重用，官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等职，但不久就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黜出京。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到了湖州后，苏轼作《湖州谢上表》。其实这只是例行公事，只要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之类便可以上交了。但苏轼性格豪迈，不拘小节，兴之所至，又在谢表中添加了一句“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其实就是发牢骚的意味，以此来表示对新法的不满。

本来这种谢表送到朝廷，也不会有太多人留意，偏偏苏轼文名满天下，文章一出，世人莫不争相一睹为快，就连苏轼的谢表也格外为人瞩目。由于“新进”是暗指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结果惹怒了一些尚在当政的新进们。他们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诽谤朝廷，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

天下不满新法的人大有人在，苏轼这一句牢骚也不是太大的罪名。为了置苏轼于死地，一张有预谋的罗网悄悄展开了。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弹劾苏轼“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还专门举出了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为了罗织更大的罪名，这些人更是处心积虑地从苏轼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予定罪。如苏轼自责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一句，本来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却被说成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而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则被指称为影射皇帝。“皇上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之心，莫过于此”！

如此一来，苏轼的罪名就大了，已经到了罪大恶极的地步，非死不可了。

尽管想要苏轼死的人很多，宋神宗也对苏轼非常恼火，但他还是不愿意下杀手，只同意逮捕苏轼，而且特意要求在进京途中，不得将苏轼关入监狱过夜。

同年七月，御史台派遣皇甫遵前去逮捕苏轼。苏轼密友王诜得知消息后，紧急派人告知苏辙，苏辙立即派人送信给兄长。苏轼得知消息后，立即告假在家。皇甫遵到后，苏轼心中恐惧，甚至不敢出来与皇甫遵见面。后来经皇甫遵反复解释，并非前来捉拿，苏轼才勉强出来相见。

注：王诜，字晋卿，山西太原人，开国功臣之后。他才华横溢，是当时极为著名的画家，以“不古不今”的画风而著称。苏轼称赞其诗画道：“风流文采磨不尽，水墨自与诗争妍。”后来王诜更是因为娶宋英宗赵曙次女宝安公主而成为驸马爷，身份显贵。《水浒传》第二回中提到：高俅未发迹之前，流落在京师，后经朋友介绍，到苏轼府上谋职，苏轼又转荐他到驸马小王都太尉府上做了一名亲随。这个小王都太尉，就是王诜。后来王诜过生日，专请小舅端王赵佶，高俅善于蹴鞠，因而受到爱好蹴鞠的端王赵佶赏识，赵佶即位为宋徽宗后，高俅也备受宠信，位至显贵。

在进京的路上，苏轼听说罪名重大，不知道此行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因此数次想跳水自杀，只是担心自己一死，会牵连到弟弟苏辙，这才没有下定决心。苏轼走后，他妻子王闰之为了避祸，将苏轼诗文手稿全部烧毁，苏轼的作品因此而湮没不少。苏轼后来在给文彦博的信中说起这事：“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着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黄州上文潞公书》）

注：苏轼先后有三任妻子，结发妻子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人，知书达礼，十六岁嫁给苏轼。她是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年之后病死。苏轼依父亲苏洵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又过了十年，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王弗死后，苏轼续娶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为妻。王闰之小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二十五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宦海浮沉中，与之同甘共苦。王闰之死后，苏轼痛断肝肠，请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妻子诵经超度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火化，献给了妻子的亡魂。苏轼第三任妻子叫王朝云，原是他的侍妾，比苏轼小二十六岁。在苏轼最困顿的时候，王朝云一直陪伴其左右，苏轼称其为“天女维摩”。王朝云先于苏轼病死，苏轼将亡妻葬在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纪念，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之后，苏轼一直鳏居到死。

到京城后，苏轼被正式逮捕下狱，交御史台审讯。与苏轼关系密切的亲友，如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均受到了牵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注：“乌台”即御史台，据《汉书·朱博传》记载：“是时，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意思是说御史府中有许多柏树，常有数千只乌鸦栖息在树上，晨去暮来，号为“朝夕乌”。因此，后世便以御史府为乌府，御史台为乌台。

苏轼下狱后，其长子苏迈（第一任妻子王弗所生）每天都去监狱给他送饭。在等待最后朝廷判决的时候，由于父子不能见面，二人便暗中约定：苏迈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得到判决死刑的坏消息，就改送鱼，好让苏轼早有心理准备。凑巧的是，有一天苏迈刚好有事，不能去给父亲送饭，就委托一个朋友代劳。朋友十分热心，特意给苏轼准备了一条鱼。结果苏轼一见鱼就大惊失色，以为朝廷已经判决自己死刑，便写了两首绝命诗，托人带给弟弟苏辙。两首诗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