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无子，为了皇位后继有人，将濮安懿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宗实接进皇宫中抚养。赵宗实入宫时年仅四岁，之后在宫中长大，但始终没有立为太子。大概是因为宋仁宗仍然希望能有自己的子嗣，不过，这一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宋仁宗晚年，文彦博、韩琦、欧阳修、司马光等执政大臣上书，力请早建皇嗣。包拯此时已经七十多岁，也劝宋仁宗早立太子，他诚恳地对宋仁宗说：“太子的位置空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天下人都为此担忧。万物都有个根本，而太子就是天下的根本。如果不立太子，将会是最大的隐患。”宋仁宗有些不高兴，故意问包拯道：“你想立谁为太子？”包拯感觉到皇帝起了猜忌之心，便回答道：“我请求陛下早立太子，是为了让社稷后继有人，世代接替。陛下问我想立谁，这是怀疑我有私心。我年已七十，没有儿子，不是想从这件事上为后代讨到什么好处。”宋仁宗这才放了心。

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宋仁宗下诏立三十一岁的赵宗实为皇太子，赵宗实赐名赵曙。赵曙以体弱多病为由，力辞太子之位，但宋仁宗不同意。使者往返多次，赵曙均不肯入宫，最后被使者强行抬入皇宫，这才受封为皇太子。次年三月，宋仁宗驾崩，时年五十四岁，在位四十二年，是宋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宋仁宗死后，皇后曹氏生怕有变，下令紧闭宫门，将各宫门钥匙都收到自己手中。曹后将一切都安排妥当后，这才派人去召太子赵曙进宫。赵曙之前就不愿意当太子，现在一听说要当皇帝，大惊失色，连叫：“某不敢为，某不敢为。”然后转身就逃。曹后和辅臣上前拦住赵曙，强行给他换上皇帝的衣冠，拥他即皇帝位，是为宋英宗。

宋英宗是宋朝历史上第一位以宗室子弟身份继承大统的皇帝，这是他的幸运。然而不幸的是，他在位不到五年，其间风波不断，后宫也闹得鸡犬不宁。

宋英宗即位后，尊养母曹后为皇太后，立妃子高滔滔为皇后。时隔不久，宋英宗就开始生重病，说不出话来，不但无法料理朝政，而且连人都不认识了，经常狂号奔走，不成体统，似乎是患上了现今所说的精神病一类。国不能一日无君，在这样的情况下，曹太后只好于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曹太后性情慈俭，颇涉经史，军国大事都处理得很妥当，宫廷中也较平安。可以说，曹太后作为宋英宗的养母，为国为家都尽到了责任，但即便如此，母子二人后来还是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宋英宗因患病而性情暴躁，稍不如意，就责骂左右，甚至杖挞相加。宋英宗身边的宦官都不堪忍受，就跑去向内都知任守忠诉苦。任守忠则跑到曹太后面前告状，说皇帝举止失常其实是对曹太后垂帘听政不满的表现。宋英宗本来就不是曹太后的亲生儿子，曹太后难免疑心，言行举止都有所表现。如此一来，宋英宗也动起疑来。一时间，太后与皇帝两宫由疑生怨，由怨成隙，后宫人人恐惧。太后和皇帝不和，是国之大事。大臣司马光和知谏院吕诲特意上书，开陈大义，词旨深切，多言人所难言，但两宫还是不能释然。

注：司马光，字君实，居涑水乡，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了其大旨，于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有个著名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说的是司马光小时候与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耍，一个小孩不小心跌进了大缸中，爬不起来，被水淹没。其他小孩都吓傻了，四下惊散。唯独司马光镇定自若，用石头砸破大缸，救了那个小孩一命。此后，司马光名声传遍乡里。宝元初，司马光中进士，曾任翰林院学士、御史中丞，宋哲宗时拜相。司马光曾奉钦命设局编纂《资治通鉴》一书。《资治通鉴》的编纂历时十九年，耗尽了司马光一生的心血，他曾说：“我的全部精力，都消耗在这部书上了。”他也因此与撰写《史记》的司马迁并称“两司马”。

有一天，韩琦和欧阳修等大臣在曹太后帘前奏事，忽然听到帘后有人呜咽抽泣，原来是曹太后伤感流泪。群臣惊讶不已，追问缘由。曹太后泣不成声，诉说宋英宗终日疯疯癫癫，行为异常，对她垂帘听政始终耿耿于怀，还经常不顾母子情分，出言不逊。宰相韩琦连忙劝解，说皇帝如此，是因为生病的缘故。欧阳修也劝道：“太后事先帝数十年，仁德昭闻，天下共仰。以前先帝在位，温成皇后（即宋仁宗所宠爱的张贵妃）得宠，太后都能处之泰然（指一生一死两皇后之事），为何如今反倒母子之间不能相容呢？”曹太后听了欧阳修的话，这才觉得宽慰了许多。

欧阳修又说：“先帝在位日久，德泽在人，所以一旦晏驾，天下奉戴嗣君，无敢异议。太后虽然贤明，不过究竟是一妇人，臣等五、六人，统是措大书生，若非先帝遗命，哪个肯来服从呢？”这已经是话中有话，有危言警告曹太后之意。曹太后一时沉吟不答。韩琦则在这个时候说了一句语气极重的话：“臣等在外，皇躬若失调护，太后不得辞责。”这话的潜台词就是一旦皇帝在后宫有什么事，唯太后是问。一旁的内侍听了，均是目瞪口呆。曹太后果然又惊又气，愤怒地说：“这话怎么说？儿子有病，我更为关切！”

注：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永丰）人。四岁丧父，家贫如洗，他的母亲以荻画地，教他写字。欧阳修好诵古人篇章，为诗文时，“下笔出人意表”。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之后步入仕途。欧阳修博览群书，一生以文章冠天下。他文史兼通，造诣很深，对宋代文风的改革颇有贡献，名列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在史学方面也很有成就，编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并与宋祁等修《唐书》（《新唐书》）。这位文学宗师还是一位金石收藏学的先驱开拓者，编辑和整理金石遗文上千卷，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其中金文跋二十余篇，其他绝大部分为石刻跋尾。这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欧阳修的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过了几天，宰相韩琦单独到内廷向宋英宗问安。宋英宗立即向韩琦诉苦说：“太后待朕寡恩。”韩琦说：“自古以来，圣帝明王为数不少，唯独舜被称为大孝，难道是其他的帝王不孝吗？父母慈而子孝，这是常事，不足称道。父母不慈，子仍尽孝，这才是难得可贵的事。舜正是如此，所以才能称名千古。陛下自问做得如何呢？何况太后仁慈，天下哪有不是的父母呢？”宋英宗听了，心有所思。

在群臣的大力撮合下，随着宋英宗的病情逐渐好转，皇帝与太后终于从表面上和好如初，宋英宗也开始亲政。内侍任守忠等则因离间罪被贬逐。

宰相韩琦见曹太后不主动撤帘归政，担心重演当年章献太后刘娥把持朝政的局面，有心劝说曹太后归政。有一天，韩琦在帘前向曹太后奏事，故意以年老为由请求退休。曹太后十分意外，说：“现在朝廷大事都仰仗相公，相公怎么能走！我倒还没有说退居深宫呢。”韩琦立即问曹太后打算哪天撤帘归政。曹太后十分不快，说：“我并不想干预朝政，不过是因为皇帝抱恙未痊，我才不得已在此。要撤帘就可撤帘，何必挑选日子呢？”然后站起来，好像已经走进了内宫。韩琦马上大声喊道：“太后有旨撤帘，銮仪司还不赶快执行？”于是銮仪司上前摘下了帘子，却见御屏后面仍闪动着曹太后的衣裙。原来曹太后仍然在屏幕后面，她本来不过是气话，想不到韩琦立即顺势而为。如此这般，显然曹太后并不想还政给宋英宗。

正因为韩琦竭力维护皇帝的利益，甚至不惜得罪曹太后，所以宋英宗亲政后，对韩琦倍加信任。当然，皇帝对曹太后在礼仪上也做得很好，所有曹太后出入的仪卫，都比同当年的章献太后刘娥。

注：韩琦，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名臣韩国华第六子。韩琦三岁时父母去世，由诸兄扶养，“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二十岁中进士，三十三岁为枢密直学士、陕西路经略安抚招讨使，以与范仲淹等长期共防西夏而知名。庆历三年（1043年），韩琦才三十六岁，已为枢密副使（武副相），与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同辅朝政，时称“韩范富欧阳”。嘉祐元年（1056年），四十九岁的韩琦为枢密使（枢相），同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副相）。嘉祐六年（1061年），拜昭文馆大学士（首相），封仪国公。韩琦历经宋仁宗、宋英宗和宋神宗三朝，辅佐朝政，声名显赫。尤其是韩琦在宋英宗和宋神宗两帝立太子和即位上都起到了极为关键作用，因此一直备受信任。后来韩琦薨于家乡安阳，消息传到朝廷后，宋神宗痛哭流涕，亲制神道碑以赐之，并题其碑额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这样的殊荣在宋朝是非常罕见的。后来南宋著名的权臣韩侂胄便是韩琦的曾孙。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宋英宗才初尝真正当皇帝的滋味。因为他不是宋仁宗亲子，涉及血统与正统的复杂问题，宰相韩琦等大臣提出先将追封宋英宗亲生父亲赵允让名分的问题交给有关部门讨论。出人意料的，宋英宗指示暂缓讨论，等宋仁宗大祥后（古代二十五个月的守丧期结束，还须举行祭礼，称大祥）再议。当时宋仁宗逝世已经十四个月，宋英宗此举令人十分不解。

治平二年四月九日，韩琦等人再次提出这一议题，宋英宗下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以王珪为首的两制官员认为，宋英宗在继位前已经过继给宋仁宗为养子，从辈分上说，濮安懿王赵允让（宋英宗亲生父亲）是宋仁宗的堂兄，所以只能称赵允让为皇伯。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辅们则迎合宋英宗的心意，援《礼》为据，认为宋英宗应称赵允让为皇考。皇帝提到已去世的父亲（即先帝）时，称之为“皇考”。

宋英宗自然是赞成皇考，但为了表示自己大公无私，便将两种方案提交给百官讨论。宋英宗和韩琦等人原以为绝大多数大臣一定会迎合皇帝的意图，赞成称皇考。不料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皇伯提案，其中皇伯派以司马光和程颐为首。

程颐就是著名的理学家，三十二岁时，曾为中丞彭思永代笔《上英宗皇帝论濮王称亲疏》，大意说：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因此宋英宗当以宋仁宗为父，与本生父的关系当改为伯侄，认为这是“天地大义，生人大伦”，“苟乱大伦，人理灭矣”。程颐还认为宋英宗若执意尊本生父母，只是私孝，不合天理。身为一国之君须以国为重。

一时间，朝野上下都议论纷纷，皇考、皇伯之称成为举国瞩目的大事，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十八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宋朝历史上有名的“濮议”。显然，“濮议”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不仅仅是单纯的礼法之争，还涉及朝中大臣的党派之争，甚至关系到曹太后和宋英宗之争。

正在朝中争论不休之时，曹太后忍无可忍，站了出来。她亲自起草诏书，严厉指责宰相韩琦等人，认为不能称濮安懿王赵允让为皇考。曹太后作为宋英宗养母，态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皇伯派一时占了上风。宋英宗不便公然与养母作对，他感到局势的发展对自己不利，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

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和拖延，宋英宗和韩琦等人逐渐认识到，只有取得曹太后的支持，才能最终取得这场“濮议”论战的胜利。但显然，曹太后不可能站在宋英宗一面。当劝说的手段不能奏效时，戏剧性的事情就出现了。

治平三年（1066年），宰相们在垂拱殿议事。韩琦因在家中祭祀，所以当天未到中书政事堂参与政事。但不久后，宋英宗突然派人急召韩琦进宫商议皇考一事。显然，这是后宫中发生了有利于宋英宗的转机。韩琦赶到政事堂后，当即议定称濮安懿王赵允让皇考，由欧阳修亲笔写了诏书，交到宋英宗手里。宋英宗拿着诏书进入内宫，而韩琦、欧阳修等人则在中书政事堂继续等候。

到中午的时候，曹太后身边的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到政事堂。韩琦打开文书，与欧阳修相视而笑。这封文书正是欧阳修亲笔写的那封诏书，不过现在上面已经多了曹太后的签押。这表明曹太后在形式上已经同意尊宋英宗的生父为皇考，这一关键性的诏书立即扭转了局势，皇考之称因此而定。

曹太后一向与宋英宗不和，而且她赞成皇考方完全不合乎朝廷礼仪，于是就有了种种传言。一种说法是，宋英宗早有预谋，当日趁曹太后酒醉，将诏书送去，曹太后是酒后误签。后来曹太后酒醒后才知道诏书内容，但已经无法挽回。另一种说法是，宰相韩琦和欧阳修等人一直暗中结交曹太后身边的宦官，通过宦官下手，最终拿到了太后的签押。不管曹太后的诏书来历如何，宋英宗却是因此而大获全胜，以称“考”定议。

不过，满朝文武对此结果态度哗然，御史们纷纷上奏，宋英宗也不得不有所顾忌，只好召宰相们商议对策。韩琦其实很担心宋英宗将自己作为替罪羊推出，颇为阴险地说了一句：“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知道。”这句话的深意，是说他们这些宰相之所以力排众议赞成皇考，其实是在帮皇帝办事。韩琦说完这句话后，就垂手不言。而欧阳修的态度就明确多了，他要求宋英宗在宰相和御史之中做出选择。宋英宗考虑再三，最后还是按照欧阳修的意见，将吕诲、吕大防、范纯仁（范仲淹子）三名御史贬黜出京师。

宋英宗将三名御史无过罚出京城，激起了众朝臣的愤怒，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台谏官员全部自请同贬。宋英宗无奈之下，只好屈皇帝之尊去拉拢反对派的主要人物王珪，承诺以执政要职。可以说，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宋英宗绞尽了脑汁，用尽了手段，这场长达一年半的“濮议”闹剧才算结束。虽然他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他自己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治平三年（1066年）十一月，宋英宗突然患病，卧床不起，之后服了一个多月的药，仍不见好转。监察御史里行刘庠建议宋英宗早立太子，宋英宗十分反感，大概是觉得刘庠有暗咒自己的意思。宰相韩琦见此状况，也不敢公然明请立太子，便告诫宋英宗长子颖王赵顼（顼音xū，同须，赵顼原名赵仲鍼）不离宋英宗左右，以防止情况有变。

其后，宋英宗病情突然加重。有一天，宰相韩琦、文彦博等人恭请圣安后，韩琦对宋英宗说：“陛下很长时间未听朝政了，朝野上下一片惊慌，应该尽早立太子以稳定动荡不安的政局。”宋英宗勉强答应了这一建议，写下“立大大王为皇太子”几个字（宋朝称皇子为大王，大大王即为皇长子）。韩琦指明应该写清楚“大大王”指谁，宋英宗不得已，又将“颖王顼”三字写在其后。

韩琦生怕有变，立即召来宦官高居简，将宋英宗御笔所写交给翰林学士，于是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到宋英宗病床前听取圣旨。张方平得到宋英宗御笔后，起草了一份诏书，立颖王赵顼为皇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宋神宗。太子即立，宋英宗心有所感，不禁潸然泪下。文彦博事后对韩琦说：“见上（皇帝）颜色否，人生至此，虽父子亦不能不动情也。”

次年，宋英宗赵曙病死，在位四年，年仅三十六岁。在他庸庸碌碌的一生中，最突出的政治事件当数“濮议”，可算是明代嘉靖朝“大礼议风波”的先例。另外，据清人考证，在中国历史上，总共有四十四个皇位过继的例子。但其中动静最大的，要数宋朝的宋英宗和明朝的明世宗（嘉靖皇帝），均有因为追赠生父名分而演变成著名政治事件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