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世宗柴荣病死后，太子柴宗训即位，年仅七岁，就是周恭帝。皇帝年幼，无法主持朝政，太后也是普通的妇道人家，没有政治头脑和主见。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有野心的人开始蠢蠢欲动了。

公元960年，后周君臣正在庆贺元旦，开封城中一派喜气洋洋。这时候，边境突然传来急报，说是辽国与北汉联兵南侵。周恭帝吓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当时后周朝中最德高望重的大臣当数赵匡胤，赵匡胤担任殿前都点检之职，手握重兵。众望所归下，赵匡胤率领禁军前往边境抵御敌人。

大军开拔到开封城北二十里的陈桥驿时，天已经黑了，于是大军驻扎在陈桥驿一带。殿前散指挥使苗训夜观天象，突然宣布说天象有异，天命所归，该当“点检作天子”。点检就是赵匡胤的官职。

这里要特别提一句，当年后周世宗柴荣北征时，曾在文书囊中发现一块长三尺多的木块，上面写着“点检作天子”五个字。而当时担任殿前都点检一职的是柴荣的女婿张永德，柴荣开始猜忌张永德，于是夺取了张永德的兵权，改任宰相，而任命当时资望尚浅的赵匡胤担任殿前都点检一职。这件事不久后，后周世宗柴荣便病死。

后周大军听了苗训的话，骚动不安。赵匡胤之弟赵匡义（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归德军掌书记赵普连夜策划兵变，联合禁军将领高怀德、慕容延钊、张令铎、张光翰、赵彦徽、潘美等，四处散布消息说：“现在周帝幼小，不能主政，我们在外面出死力，为国家抵御外敌，谁又能知道！不如先立点检（赵匡胤）为天子，然后再北征也不迟。”众人都轰然答应。

而此时真正的主角赵匡胤却佯装不知，在屋里呼呼大睡。黎明时分，群情激奋的军士披甲执锐，团团围住了赵匡胤的寝所。赵匡胤出来一看，只见将士们拿着兵器，一齐大声喊：“诸将无主，愿册太尉（赵匡胤兼任太尉一职）为皇帝。”赵匡胤还来不及回答，就有人将象征皇权的黄袍披在他身上。众人立即下拜，一起高呼万岁。这就是“黄袍加身”典故的来历。

后来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其实辽军并未南下侵犯，不过是赵匡胤等人故意谎报军情，想借机煽动将士情绪，发动兵变。

赵匡胤被众将士簇拥着回到开封。赵匡胤好像还有些不情愿，勒住马缰绳说：“你们这些人自己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如果能够听从我的命令，我才能答应当你们的皇帝。不然，我不能当皇帝。”诸将都下马说：“愿意听从命令。”赵匡胤于是当众申明军纪：不得惊犯周恭帝、太后及公卿大臣，不得侵掠朝市、府库。

当时，开封守备空虚，而守卫京师和皇宫的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审琦均为赵匡胤亲信，二人在宫中做内应，所以赵匡胤轻而易举就控制了京师。赵匡胤的部下拥着后周重臣范质、王溥来到赵匡胤公署。赵匡胤一见到二人，立即流涕说：“我受世宗（柴荣）厚恩，被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怎么办？”范质等未及回答，赵匡胤部将罗彦环已经拔剑在手，上前一步，厉声说：“我们无主，今日一定要立天子！”范质等人面面相觑，不知所为。还是王溥反应快，先向赵匡胤下拜，范质也不得已下拜。

之后，赵匡胤到崇元殿行禅代礼，即皇帝位，是为宋太祖，奉周恭帝为郑王，符太后（周恭帝生母，符彦卿之女）为周太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建立了宋朝，先后灭掉南汉、后蜀、南唐等国，天下已呈一统之势。

建隆二年（961年）六月，宋太祖生母杜太后病危，临终之际，急召枢密使赵普入宫记录遗命。据说当时宋太祖也在场，杜太后先是问宋太祖何以能得天下，宋太祖说是祖宗和太后的恩德与福荫。杜太后当即反驳说：“你想错了！你能够得天下，只是由于周世宗把皇位传给了一个小孩子，使得国无长君，人心不归附。假设周世宗立一个中长的皇帝，天下岂能到你手中？”对于母亲的话，一向孝顺的宋太祖当然只能称是，何况杜太后的话确实有道理。杜太后这才语重心长地对宋太祖说出了关键的下文：“所以，你要吸取教训，将来将帝位先传光义（赵匡胤弟），光义再传光美（赵匡胤次弟，后改名为廷美），光美传于德昭（赵匡胤长子），如此，则国家有长君，才是社稷之幸。”宋太祖泣拜，说：“儿铭记教诲。”杜太后又对一旁的赵普说：“你也要记住我的话，不可违背。”赵普便将杜太后的话以遗命的形式写成誓书，并在末尾署上“臣普记”，收藏在金匮（音guì，同柜）之中，称“金匮誓书”。

注：宋太祖共有四子，长子和第三子均早夭，赵德昭实为第二子，赵德芳为第四子。

后世对这段“金匮誓书”的故事多有怀疑，认为这是后来宋太宗赵光义与赵普勾结起来编造出来的谎言，目的是为了掩饰宋太宗之得位不正。关于这一点，此处作两点分析。

第一、杜太后要求宋太祖传弟赵光义的理由是“国赖长君”，稍作推算便可知这理由相当牵强。杜太后病逝当年，宋太祖三十五岁，赵光义二十三岁，赵光美十五岁，赵德昭十二岁。除非是宋太祖活不过四十岁，才可以将“国赖长君”作为充分的理由传位给弟弟赵光义。而实际上，宋太祖是沙场出身，精通武艺与骑射，以他的体质和健壮程度，杜太后没有任何理由怀疑长子活不到六十岁。而到那个时候，宋太祖六十岁，赵光义四十八岁，赵光美四十岁，赵德昭三十七岁。显然，真到了宋太祖撒手归天的时候，长子赵德昭非但不是少君，而且正是年富力强的年龄。反倒是赵光义，已经年老体衰，几近是知天命的霭霭老人了。

第二、宋太祖为人宽厚，寥性友爱，对待兄弟异常亲厚。赵光义生病的时候，宋太祖亲自去府中探望，还亲手为赵光义烧艾草治病。赵光义觉得疼痛难忍，宋太祖便在自己身上试验以观药效。手足之情深，令人感动。杜太后病逝后不久，宋太祖就下诏任命赵光义为开封尹。开封尹正三品，掌开封府（宋朝将首都、陪都及特别要害之地称“府”）之事，是京师开封的最高行政长官。根据五代旧制，储君一般都是先担任开封尹的职务。宋太祖这一举动，实际上已经是暗示弟弟赵光义就是未来的皇位继承人。他还曾经对近臣称赞赵光义说：“光义龙行虎步，生时有异，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云。”（《宋史·卷三·太祖本纪》）意思是赵光义有帝王之相，加上有福有德，将来必定能当一个太平皇帝。

从上面这两点分析来看，有无金匮誓书姑且不论，杜太后的遗命“他日传位赵光义”内容绝对是可信的，否则宋太祖不会在杜太后病逝后不久便任命赵光义为开封尹。也就是说，杜太后有遗命是真，有没有写成金匮誓书则不一定。

杜太后偏爱赵光义，在杜太后之遗命中，关键之处只有一点，那就是宋太祖一定要传位给弟弟赵光义。这是杜太后的意思，更是赵光义本人的意思。可以说，从陈桥兵变的那一天起，赵光义就有要当皇帝的念头，因为正是他和赵普策划了陈桥兵变。进一步说，宋太祖也很好地遵守了母亲的遗命，厚待弟弟赵光义。之后，宋太祖各方面的言行举止，都表明他将要把皇位传给弟弟赵光义。

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更是加封赵光义为晋王，班次在宰相之上，并且继续兼任开封尹的要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赵光义封晋王一事在当年九月，而同年八月，曾经是“金匮誓书”见证人的赵普被罢去宰相之位，引起朝野侧目。关于赵普，有颇多的故事，他也是“金匮之盟”与“斧声烛影”两大谜案中的关键人物。

赵普，字则平，幽州蓟县（今天津蓟县）人，后随父迁居洛阳。他少年时也曾努力读书，但由于性情原因，不能潜心学问，因此学识不深。如此一来，自然不可能靠走科举之路成功。为了有一技之长安身立命，赵普开始学习吏事，专门琢磨为官之道，因此而达智、富于权变。

赵普读书虽少，智谋却相当多。后周时，赵匡胤为大将，赵普则为其幕僚。有一次，赵匡胤部下抓捕乡民一百多人，称这些人是盗匪，按律应当处斩。赵普听说后，怀疑乡民中有无辜者，请求审讯。结果，其中十之八九都是被诬良为盗。这件事后，赵匡胤对赵普大加赞赏，并认为他有先见之明，且处事周密持重。赵匡胤胸怀大志，此后刻意笼络赵普，深为倚重。不久，赵匡胤之父染病不起，而赵匡胤因军务繁忙，无暇顾及家事。赵普便主动服侍赵父，朝夕进献药饵，照顾饮食起居。赵父和赵母杜氏都非常感动，将赵普视为同宗。后来杜太后临终授遗命时，一定要召赵普在侧，可见对赵普的信任程度。赵匡胤也认为赵普忠智两全，视其如兄弟，不离左右。

赵普先后当过赵匡胤的推官、掌书记等心腹要员，在辅佐赵匡胤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平定天下前后，赵普有两大突出贡献：一是精心策划了“陈桥兵变”，帮助赵匡胤兵不血刃地黄袍加身，顺利登上皇帝位；二是建议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用厚禄“赋买”的方式剥夺功臣夙将的兵权，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北宋王朝。如此，赵普以其智谋赢得了宋太祖的绝对信任，从此青云直上，“国有大事，使之谋之；朝有宏纲，使之举之”，官也越当越大，直至一人之下、百官之上的宰相。

注：“杯酒释兵权”对整个宋朝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这里多提几句。宋太祖本人是袭五代武将夺权的故例当上了皇帝，但宋朝立国后，他便需要防止同类悲剧再次上演。他曾就此事专门询问赵普：“五代君权更代频繁，数十年间，战事不息，竟然换了八姓十二君，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又问：“如果想要国家统一，长治久安，又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治国之道？”赵普回答说：“五代战乱不止，只因为藩镇权力太大，导致了君弱臣强的局面。如果要彻底根治，只能削弱藩镇的权力。”宋太祖深以为然，决定动手削除武将兵权。后周时，殿前都点检为殿前司统兵官，为禁军最高统帅，其下设有殿前司都点检、殿前都指挥使等。后周末，赵匡胤便是担任殿前都点检，兵权在握，策动了陈桥兵变，代周建宋，由此可见殿前都点检职位之重要。因此，殿前都点检是宋太祖着手的第一步。建隆二年（961年）的春天，刚好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一齐返京，宋太祖便让二人召集旧日兄弟入宫。这些人与宋太祖均是生死之交，宋朝立国后，个个手握重兵，有的掌握节镇大权，有的典掌禁军，权势显赫。等人到齐了后，宋太祖便带着众人到城郊狩猎饮酒。因为曾经共同出生入死，大家都很随意，不分君臣。正热闹时，宋太祖突然严肃地说：“此处别无外人，你们有谁想当皇帝，现在正是大好时机，动手将我杀掉便成了。”众人一听，惊恐万分，纷纷跪在地上。

宋太祖这才问：“你们真的是要我当皇帝？”众人连呼万岁。宋太祖这才说，“你们既然真心拥护我为天下主，从今以后，必须尽臣子忠君之节，不得无礼犯上。”随后，宋太祖罢去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职务，改任山南东道节度使，罢去韩令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职务，改任成德节度使，自此取消殿前都点检一职，禁军即由皇帝直接掌握。这一幕不过是好戏才开场。同年七月的一天，宋太祖特备盛宴，邀请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高级将领入宫饮酒。酒酣之际，宋太祖屏退侍从，婉转地说：“如果没有你们的扶助，我就没有今天。然而，天子并不好做，还不如做个节度使惬意。多少天来，我未敢安枕而眠。”石守信等人不明所以，连忙追问原因。宋太祖说：“因为谁都想坐皇帝这个宝座。拿你们几个人来说，虽然没有二心，但如果你们的部下贪求富贵，你们能怎么样？一旦黄袍加在你身上，即使你们不愿意，也是骑虎难下。”石守信等人大惊失色，跪下不停地磕头，请求指明活路。宋太祖这才说：“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即逝。你们何不解除兵权，挑一些好的田产、房地，多积蓄一些金钱，享受荣华富贵，欢乐一生呢？这样，君臣之间彼此不会猜忌对方，不是很好吗？”第二天，石守信等人便称病辞职，主动请求交出兵权。宋太祖立即照准，赐予石守信等人大量财物，并与其结为儿女亲家，宋太祖长女昭庆公主下嫁王审琦之子王承衍，宋太祖次女延庆公主下嫁石守信之子石保吉，宋太祖弟弟赵光美也娶大将张令铎的女儿为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宋太祖对驻守藩镇的将领也存有戒心。开宝二年（969年）十月，宋太祖召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仪、白重赞、杨延璋入朝。又设宴会于后苑，酒过几巡，说：“你们都是国家旧臣，久领重镇，公务繁忙，实非我优贤养老之意。”王彦超心思最为敏捷，立即听出了弦外之音。当年赵匡胤落魄时曾投奔他，他没有收留，赵匡胤当皇帝后不思旧怨，依旧留用他，他明白自己如今在稳定朝政上已经失去作用，便知趣地顺着宋太祖的意思说：“臣本无劳勋，久受宠荣，实乃万幸。今已老朽，乞归养丘园。”

武行德等人却不识时务，争相述说讲自己当年是如何南征北战，历尽艰辛。宋太祖不耐烦地说：“这些都是以前的旧事了，难道还值得在此论及？”众人面面相觑，不敢再说。次日，诸人皆罢节度使。之后，宋太祖陆续解除了地方节度使的兵权，改由文官做各州长官，负责掌管地方行政权，兼任驻屯地方禁军的长官，而真正领兵的军官仅为副职。如此一来，节度使就成了荣誉虚衔，不用管事，只要依照品级领俸禄便可。尽管禁卫与藩镇兵权均集中在皇帝之手，宋太祖还不放心，又从兵制上进行改革。他将全国军队分为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四种。禁军是从各州挑选来的精壮士兵，由皇帝直接控制。为了防止禁军作乱，在具体部署上，一部分禁军驻守京城，另一部分禁军镇守边防要地，数目大致相等，以达到“内外相制”的目的。驻守外地的禁军还要经常移防换地，名义上是“习勤苦、均劳逸”，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叛变，因为兵没有固定的将，将没有固定的兵，无法有效联合；厢军是各州的守军，只供官府役使，从不练习武艺；乡兵则是按户籍抽调的壮丁，或由招募来的地方兵，名义上是地方守军，并没有什么战斗力；蕃兵是边区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招募来守卫边防的，数量很少。厢军由于待遇低，训练差，无法与中央禁军相抗衡，而乡兵、蕃兵既不常有，也不训练，根本就是有名无实。对此，司马光说过：“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非京师禁军精锐之对手，不敢再生异心。这都是由我太祖能强干弱枝、拨乱致治的结果。”（《涑水纪闻·卷一》）尽管“杯酒释兵权”从根本上结束了唐朝中期以来藩镇独霸一方、割据称雄的局面，但这一切的措施都是为了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内严防。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能调动军队的不能直接带兵，能直接带兵的又不能调动军队，虽然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变，却严重削弱了宋军的作战能力。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宋军在与辽、金、西夏的战争中连连败北。因而终宋一朝，内政最腐朽，外患最严重，其局面始终是“兵无制，用无节，国家无法度，一切苟且而已”。

赵普小吏出身，又没什么太大的学问，做官做到宰相这个份上，换作他人早该踌躇满志、得意非凡了。不过赵普却颇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因为书读得不多，被人在背后讥称为“寡学术”的土包子，这种风言风语他当然不会放在心上，不过，如果因为学识浅薄难以承担起宰相重任的话，就难服百官之心了。因此，赵普奋发图强，“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邸，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学识、才智、口才因而大见长进。他头天晚上秉烛苦读，第二天上朝处理政事，总是十分敏快，临政“处决如流”。令人称奇。后来，家里人发现，赵普书箱里的藏书只有一部《论语》，于是民间就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说赵普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

赵普的妻子能烧一手好菜，尤其擅长做烤肉。宋太祖经常事先不打招呼，微服到赵家，点名要吃赵妻做的烤肉，并亲切地称呼赵妻为“嫂子”。所以，赵普下朝后都不敢轻易换下朝服，以免宋太祖突然驾临，来不及换衣而失仪。有一年的冬天，大雪纷飞，赵普认为路上积雪太深，皇帝应该不会出门，刚把朝服换下，宋太祖就约了弟弟赵光义一同到来赵府。于是，君臣三人“设重裀地坐堂中，炽炭烧肉”（《宋史·卷二百五十六·赵普传》），赵妻亲自在一旁服侍斟酒，君臣亲密无间，一派其乐融融的样子。

注：这里就“设重裀地坐堂中”一句多引申几句。中国古人讲究席地而坐，分案而食，这种风气到唐朝仍然相当浓厚。日本至今保留的“席地而坐”，其实就是学自唐朝。唐朝时，椅子已经传入中国，因为是北地所创，并非古制，为当时的士大夫所不齿，一直未能流行。以至到了宋初，椅子、桌子之类的家具在中国还不普遍，赵普贵为宰相，家中竟没有桌椅凳，皇帝来了都不能不席地而坐。但在南方，椅凳却要普及得多，有《韩熙载夜宴图》为证。《韩熙载夜宴图》实际上是南唐后主李煜派画家顾闳中如实地再现大臣韩熙载豪华夜宴的情景，里面有椅子、凳子，还有卧榻，但显然远不如后世之考究。连最讲究享受的韩熙载家都是如此，江南普通百姓家的桌椅应该更加简陋。由此也可以推断，宋朝椅子广泛普及，应该是在南渡之后。因为南方潮湿，倘若南渡的君臣再继续跟以前在开封一样，经常席地而坐，非得风湿不可。因此，椅子开始流行就是不足为奇了。

宋太祖与赵普关系非同一般，赵普也敢于在宋太祖面前坚持自己的意见。有一次，赵普向宋太祖奏荐某臣任要职，宋太祖不听。第二天，赵普又奏荐这人，宋太祖因为头一天已经拒绝了，想不到赵普又来了，因而十分生气，撕碎了奏折，扔在地上。赵普面不改色，跪下来捡起破碎的奏折就回去了。回到家后，赵普将奏折细心补好，次日带上它再一次面谏宋太祖。宋太祖见赵普如此执著，这才醒悟，终于任用了赵普力荐的臣子。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赵普的眼光。

还有一次，一名大臣应当擢升，宋太祖因为一向很讨厌这个人，执意不批准。赵普再三请求，宋太祖就是不肯答应，还发起了老大的脾气，说：“我就是不提拔他，你能把我怎么样？”赵普说：“以刑罚恶，以赏奖功，古今都是一样。再说，刑赏是天下的刑赏，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刑赏，怎么能用一个人的喜怒来决定刑赏吗？”宋太祖听他说得头头是道，无法反驳，更加难以下台，站起来就往内宫走。赵普竟然也紧紧跟在皇帝后面。宋太祖径直进了内宫，赵普无法进入，干脆就站在宫门外不走，摆出一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劲头。内宫门前的守卫见宰相站在大门口死活不走，只好去向宋太祖禀告。这时候，宋太祖气已经平了，便叫宦官通知赵普，同意他的请求。

赵普当了十年宰相，权力很大，不少人都想走他的门路。开宝六年（973年），吴越王钱俶（音chù，同处）致书赵普，问候之余，还捎带了十瓶吴越的“海味”。赵普把这些瓶子放堂前，还没来得及拆信阅读，刚好宋太祖到了。宋太祖看见厅堂前有十个瓶子，非常好奇，就问赵普是瓶子里面什么东西。赵普如实回答说：“是吴越送来的海产。”宋太祖笑着说：“既然是吴越送来的海产，海味必佳，把它打开来看看吧！”赵普便吩咐人打开瓶子，结果在场的人全都傻了眼。原来瓶子里放的不是什么海产，竟是一粒粒瓜子形状的金子。宋太祖向来痛恨大臣接受贿赂，滥用权力，脸色当即就沉了下来。赵普惊恐万分，满头大汗地向宋太祖请罪，说：“臣还没有看信，实在不知道瓶子里面是什么东西，请陛下恕罪。”宋太祖说：“你不妨直接收下吧！”但心中却很不痛快，在他看来，赵普此举不仅是收受贿赂，还触及了皇权的尊严。

此后，宋太祖对赵普多少开始猜疑，再也没有之前那种绝对的信任感了。不久，又有大臣告发赵普违反禁令，贩运木料。当时朝廷禁止私自贩运秦、陇（今陕西、甘肃一带）大木。赵普却违反禁令，派遣亲信到秦陇采运大木，联筏运至京师，好为自己造住宅。结果，他的亲信趁机多运了一批大木，到京城贩卖牟利。结果被三司使赵妣查出，上奏宋太祖。因为这件事牵扯到赵普，宋太祖大怒，立即命翰林学士拟旨，打算下诏驱逐赵普。太子太师王溥竭力求情，宋太祖怒气稍平，才改变了主意。

赵普的霉运并没有就此结束。翰林学士卢多逊与赵普不和，攻击赵普联姻大臣（赵普子赵承宗违反宰辅大臣间不得通婚的禁令，娶枢密使李崇矩之女为妻），经营邸店谋利，排挤大臣，为政专断。由于这一系列公忠其表、谋私其内的问题，赵普终于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与恩宠，宋太祖设副相与赵普分掌权力，并监督相权。

其实早在宋太祖设副相之前，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降低宰相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宰相为百官领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秦汉时，宰相身份尊贵，皇帝任命宰相称“拜相”。宰相可以佩带着宝剑上殿，见到皇帝也不必下跪，皇帝反而要起身致意。在朝堂上，宰相还可以与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如果皇帝和宰相在路上相遇，皇帝也要下车向宰相致意。到了隋唐，群臣朝见，宰相得有座位，皇帝还得给宰相赐茶。宰相可以与皇帝坐谈国家大事，即所谓的“三公坐而论道”。宋太祖即位后，宰相奏事开始还是沿用旧制。据说，某一天早朝，宋太祖突然对当时的宰相王溥、范质说：“我眼睛有些昏花，把你们的奏疏送上前来。”于是王溥、范质二人从椅子上站起来，走上前去递奏疏。就在二位宰相离座递疏时，早已经得到指示的宫廷侍卫乘机将宰相的座位搬走。自此以后，宰相便只能站在皇帝面前奏事，于是成为定制，宰相的地位由此大大下降。

注：这里要提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宋朝和明朝是封建王朝中最后两个汉人统治的朝代，都为异族所灭：北宋为金所灭，南宋为蒙古所灭，明朝则被满清即后金所灭。宋朝开始，宰相不但地位大为下降，权力也比唐朝宰相要小很多。到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干脆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宰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将军政大权揽于皇帝一身。这是自秦汉以来，专制和中央集权发展的极致。

宋太祖在宰相下设参知政事若干人，又设置枢密使，以此来分宰相的军政大权；再设置三司使，以分宰相的财政大权。如此，大大削弱了赵普的权力。显然，这不光是针对赵普本人，也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尽管赵普的权力大大被分散，宋太祖似乎还是不能原谅这位患难之交的种种过错，开宝六年（973年）八月，贬赵普为河阳三城节度使。然而，以宋太祖之忠厚，这不大合情理，背后一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赵普被贬后很不服气，上书自诉说：“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矧昭宪皇太后大渐之际，臣实预闻顾命，知臣者君，愿赐昭鉴！”（《续资治通鉴·卷七》）大致的意思是说，有人说我赵普与皇弟赵光义不和，经常在背后议论赵光义，赵光义忠孝全德，哪里有什么可以让人说三道四的地方？

我们先看看之前赵普与赵光义的关系。在宋朝立国前后，赵普与赵光义的私交很好，二人都是“陈桥兵变”的关键策划者，配合相当默契。杜太后最爱第二子赵光义，也经常告诫赵光义外出必须与赵普偕行。可见最初二人的关系相当亲密，但这只是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

重新回到赵普的上书，这份自诉相当值得玩味，很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赵普竭力辩解与赵光义并无嫌隙，反而说明他之前与赵光义矛盾极深。就连赵光义后来也公开宣称：“赵普先前与我关系不好，这是大家共知的。”赵光义身为皇帝亲弟，地位和权势熏天。赵普则精通权术，深谙为官之道，他这样一个聪明人竟然敢公然与皇弟争锋，这只能说明他背后一定有比赵光义更大的靠山。而这靠山显然别无他人，只能是宋太祖赵匡胤。

宋太祖有一次准备给符彦卿加官，赵普坚决不同意。宋太祖说：“我料定彦卿不会负我。”赵普针锋相对地回答：“陛下当日如何负周世宗呢？”这话相当尖刻，估计也只有赵普才敢说出来。宋太祖这才默默无语，符彦卿加官的事情就此搁浅。赵普针对符彦卿的这句著名的话，后来又被宋仁宗时的宰相文彦博照猫画虎拿去针对武将狄青说事，这是后话。

符彦卿为后周遗臣，两女相继为周世宗皇后，第六女嫁赵光义为妻，既是周世宗的岳父，也是赵光义的岳父。宋太祖登基后，因心中有愧，对后周柴氏一直恩礼异常，天下所共知，还曾经立下誓约：“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有罪加刑。”要求子孙后代都要遵守。赵普自然也知道，所以他的话并不是针对周世宗的后裔而发，也不是担心符彦卿加官之后会复辟柴家的天下，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提醒宋太祖要留意符彦卿的女婿，也就是宋太祖的亲弟赵光义。宋太祖不是不明白赵普的深意，只是不能明言，所以只好不了了之。

即使贵为皇帝，也有常人难以想象的烦恼，宋太祖也不例外。有种种迹象可以推测说，宋太祖虽然一直想遵从母亲杜太后遗命，但他内心深处一定有过动摇。他想将皇位传给亲子徳昭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自古以来，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是“百王不易之制”。

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源于西周时期周公的创制，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它是要在君主多妻制的情况下，根据母亲身份的贵贱尊卑将王子区分出嫡子和庶子，以确立王位继承人的资格，并依照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王位继承人的资格限制、压缩在一个人的范围之内，来保证国家最高权力在一家一姓内部和平过渡。嫡长子继承制的产生，在当时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直接的原因是基于商代的教训。

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以“兄终弟及”为主，但传弟既尽之后，下面的嗣立者应该是兄之子，还是弟之子。理论上应该传位于兄之子，但往往却不是如此，弟都希望能传给自己的儿子。由此“兄终弟及”的制度在执行中具有很大的含糊性和不确定性。商朝自仲丁以后，“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就与“兄终弟及”制度有很大关系。相反，“自康丁以下，四世传子，王室比较安定”。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看到了两种继承法的不同治乱后果，为了矫正商朝“兄终弟及”继承制度混乱的弊端，正式创立了嫡长制的继承制度。秦汉以后，除了秦朝因短命而亡没有来得及立太子，清朝自雍正后采取秘密建储制度外，大多数王朝都将嫡长制奉为“万世上法”。

宋太祖虽然是武将出身，但他性好读书，身边又有一班谋士，不会不知道这些前朝典故。可以肯定地说，“万世上法”嫡长制才是令宋太祖真正动摇的根本原因。赵普与宋太祖结识于患难之间，情如兄弟，相知极深，不会不知道宋太祖的矛盾心思，一定给宋太祖出了不少主意——要彻底除去烦恼，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皇位传给皇子赵德昭，而不是皇弟赵光义。赵普明白这一点，宋太祖也明白这一点。

然而，此时赵光义羽翼已成，难以撼动，加上宋太祖兄弟情深，不忍心对亲弟下手，终于还是没有采纳赵普的建议。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言：“宋祖受太后之命，知其弟不容其子，而赵普密谮之言，且不忍著闻，而亟灭其迹。”

当时，赵光义亲信遍布朝野，赵普之行事多半为赵光义知晓。宋太祖最终还是决定要遵从母亲的遗愿，为了避免更大的纷争，不得已罢免了赵普的相位。否则，以宋太祖之重情重义，不会仅仅因为赵普谋私就将其逐出京城。这里特别要强调一句，宋太祖曾立下秘密誓约，规定子孙后代“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誓不诛大臣、言官，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避暑漫抄》引《秘史》）。与刘邦杀白马立盟“非刘氏不王”比起来，宋太祖实在是个相当宽厚仁义的皇帝。

宋太祖之恋旧孝友，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宋太祖先后有三位皇后，发妻贺氏生皇子赵德昭，在宋太祖即位前便已经病逝，皇后的名号是后来追封的。之后，宋太祖娶后周彰德军节度使王饶的第三女王氏，即位后立为皇后。王皇后前后生下了三个子女，但都一一夭折。王皇后短命，于乾德元年（963年）病死，年仅二十二岁。但宋太祖对待王皇后的亲属恩宠始终不减。王皇后的弟弟王统勋长相俊美，风度翩翩，却性情凶悍，爱吃清炖的女人肉。因为是王皇后的亲弟弟，官运亨通，历任内殿供奉官都知溪州刺史、恩州团练使、都指挥使、防御使、权侍卫军司事等职，所任多为不法，并公然抢掠女子，所到之处，无不一片纷扰，吏民争相告状。宋太祖只解除了王统勋的兵权，杀其上百侍从，对小舅子的恶行却不闻不问，这自然是看在死去的王皇后份上。王统勋失去权势，心中郁闷，便终日以宰割奴婢、煮食女人肉为乐。洛阳长寿寺的寺僧广惠也爱吃女人肉，两人臭味相投，前后被他们煮食的女人数不胜数。后来还是赵光义即位后，下狠心派人将王统勋和广惠杀死。

前面提过，赵普于宋太祖父亲有恩，杜太后更是器重赵普，亲切地称呼他为“赵书记”（赵普曾经当过掌书记），并要儿子赵匡胤政事多问赵书记的意见。甚至杜太后临终时，也是将赵普叫到床边，由此可见赵普跟赵家人的亲密程度。宋太祖对死去的王皇后的弟弟都能如此容忍，怎么会容不下患难之交赵普呢？所以，一定是赵光义与赵普水火不容，而令赵光义一直耿耿于怀的事，只能是立嗣大事了。

据说当时宋太祖皇后宋氏无子（皇子赵德昭母为贺皇后，赵德芳生母不详，均已早死），因偏爱宋太祖第二子赵德芳，欲立赵德芳为太子，宋太祖没有同意。然而，宋太祖虽然没有同意，并不代表他没有考虑这个想法。关于这一点，在后面谈到“斧声烛影”时还会提出有力的佐证。

重新回到赵普上书自诉的话题。此时赵普已经被贬出京师，却为何突然要上书为自己申辩，还特意强调杜太后临终遗命时他也在场？以赵普之权变，他走这一招棋一定是有目的的，并非自诉那么简单。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赵普也看出以宋太祖之宽厚，一定不忍心废除杜太后遗命，赵光义继承皇帝位是势在必行，他上此书，无非是想将来在赵光义面前邀拥立之功，作为东山再起的凭据。

赵普上书后不久，赵光义就被封为晋王。而对于长子赵德昭，宋太祖只给了“贵州团练使同平章事”的职务，名义是相位，却没有宰相的权力。按照皇室惯例，皇子成年，都要封王，然而终宋太祖一世，赵德昭和赵德芳兄弟都未封王，这是宋太祖亲厚弟弟赵光义的另一个有力证据。《续资治通鉴》中还记载了宋太祖如何对待赵普的上书，“手封其书，藏之金匮”。这里的金匮，就是指“金匮誓书”的那个金匮。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尽管宋太祖出于种种考虑，有过动摇，想将皇位改传给自己的儿子，但最后他还是决定要遵从母亲的遗命，要将皇位传给弟弟赵光义。只不过，他一直没有明确宣布赵光义是皇位继承人。这自然让赵光义感到了难以名状的压力。由此也可以推断出，金匮誓言之故事确实值得怀疑。不然，赵光义该高枕无忧才对。

有一件事更加深了赵光义的忧虑。当时有个青州人到开封来料理产业，随身带着一名十几岁的小姑娘。小姑娘天真烂漫，秀美出众。赵光义偶然看到她后，十分喜欢，派人去向青州人买小姑娘。青州人不愿意。赵光义手下有个叫安习的，自告奋勇愿办成此事。赵光义便给了安习两锭银子，命他速去办理。安习为人贪婪，先用刀将银子截取了一二两留下，然后用手段强行买到了这个小姑娘，偷偷送入了开封府。后来宋太祖知道了此事，下令追捕安习。赵光义只好将安习藏在自己府中，直到他后来做了皇帝，安习才敢抛头露面。

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由此却可以看出，宋太祖对赵光义的兄弟之情已经由热烈逐渐转为冷静。赵光义机巧通变，远在其兄之上，他不能不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因而，一系列针对皇位的阴谋便开始暗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