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10月23日冯玉祥和胡景翼、孙岳等控制北京后，即发出停战主和的通电，电云：

“国家建军，原为御侮，自相残杀，中外同羞。不幸吾国自民九以还，无名之师屡起，抗争愈烈，元气愈伤，执政者苟稍有天良，宜如何促进和平，与民休息。乃者东南衅起，延及东北，动全国之兵，枯万民之骨，究之因何而战？为谁而战？主其事者，恐亦无法作答。本年水旱各灾，饥荒遍地，正救死之不暇，竟耀武于城中，吾民何辜，罹此荼毒，天灾人祸，并作一时。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无泪，受良心之驱使，为弭战之主张，爰于十月二十三日决意回兵，并将合所属各军，另组中华民国民军，誓将为国民效用，如有弄兵好战，殃吾民而祸吾国者，本军为缩短战期起见，亦不恤执戈以相周旋。现在全军已悉数抵京，首都之区，各友邦使节所在，地方秩序，最关重要，自当负责维持。至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会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所谓多难兴邦，或即在是。临电翘企，伫候教言！”

冯、胡等既然控制了北京，即派兵分守九门，布告安民。

曹锟这位可怜的总统，花了无数的力，挨了无数的骂，才做了一年的总统，就遇上兵变。当23日他接到冯军回撤的消息，真是热锅上的蚂蚁。冯回京后仍驻在北苑，也不去见曹锟，曹锟只好派国务总理颜惠庆移樽就教，到北苑见冯，征求他对时局意见。冯提出三项要求：

（一）颁停战令。（二）惩办主战人物及附和者。（三）召集全国各省代表会议，共决时局。

颜惠庆把冯的三点意见回报曹，曹没了主意，乃分府召集阁员会商。其实总统也好，阁员也好，都是釜中之鱼，除了接受，别无选择。会议结束后曹遂颁布停战令：

“比岁国家多难，兵祸相寻。本大总统受任之初，即以振导祥和为职志。耿耿此心，久经宣示有众。此次用兵东北，实出万不得已，而蕲望和平之志，未尝一日或渝。军兴经月，战衅未消。轸念痌瘝，至深恻怛！自下令之日起，两方军事着即停止进行，各守原防，听候中央筹议结束办法，其有抗令不遵者，仍当强行制止，以期促进和平，与民休息！”

同时发表两道命令：

一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免去本兼各职。特派吴佩孚为督办青海垦务。

二为：讨逆军总副司令均撤销。山海关一带军队责成王承斌、彭寿莘妥为维持，以资结束。

曹锟于10月25日就被困在总统府，阁员星散。31日曹接受冯玉祥的要求，以黄郛为国务总理。冯当时还有只除吴佩孚一人的想法，所以兵变后仍犹豫于拥曹否？可是黄郛认为曹因贿选，恶名尤甚于吴，既已兵变，就应该连曹锟一起驱逐。

11月3日曹锟遂被迫通电辞职。

在曹辞职之前，北京情势已面目全非。早在10月25日这天，冯的部队约二三十人哗噪冲入总统府，要见军需总监曹锐，这时因为兵变关系，曹的亲近都避入延庆楼，曹锐听说冯军要找他，就要出去，可是曹锟不许，他说：“这是总统官邸，他们怎可在此胡闹。”因此曹自己走出延庆楼，冯军见到曹锟，不由得有点肃然，曹说：“这是总统府，你们为何在此吵闹？如有事可请冯检阅使来。”冯军见总统这么说，就没了主意，领头的班长只好对总统敬礼，整军而退。可是走了不到二小时，又回来了，这次则不大客气，嚷着说：“总司令请四先生到总部去。”总司令是指冯玉祥，冯这时已组成中华民国军，自任总司令；四先生是曹锐，他是曹锟的兄弟，排行第四。国民军总部设北苑。

曹锟还要喝阻，可是曹锐却毅然表示愿意去一趟。他从身上掏出100多元银票，扔在桌上，愤然说：“我去，他们想从我身上挤出钱来，休想，一块钱也没有。”说着就打开衣柜穿马褂，一边穿一边就在衣柜中偷偷地吞了许多鸦片烟膏，曹锟和其他人都没有注意。曹锐一边向哥哥告辞，一边忍住眼泪，出门上了汽车。待车子开到冯的总部门口，卫兵把车门打开，曹锐已入昏迷状态，从车上滚了下来，抬入冯总部，冯叫军医急救，已经起死无术了。

冯玉祥兵变后的第二天，颜惠庆内阁提出总辞职（13年10月24日）。冯玉祥乃在北苑总部邀约有关人士共商维持政局步骤，决议组织临时内阁，仍请颜惠庆担任，颜不肯就，内阁中只有海军总长李鼎新、教育总长黄郛尚在。黄郛是冯兵变的幕后策划人，北京大事既然要由冯作主，冯自然支持黄，10月31日冯以曹锟名义下令准颜惠庆辞职，同时任命黄郛组织摄政内阁兼代国务总理。11月2日曹锟被逼通电，并咨旧国会参众两院宣告退职，将总统印信移交国务院，代理国务总理黄郛遂于11月5日宣告摄政总统职位。

黄郛字膺白，浙江杭县人，1880年（光绪六年）1月28日出生于绍兴百官镇，在浙江武备学堂攻读军事，成绩优异获选派赴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组织25人的“丈夫团”，1910年（宣统二年）回国，入北京军咨府服务。武昌起义后南下，上海光复任陈其美的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二次革命失败，黄去美洲，考察欧美各国新情势，护国讨袁之役返国参加浙江护国军。民国10年再度赴美考察战后经济，11年返国。12年1月出任张绍曾内阁署理外交总长，4月辞职，9月出任教育总长。

黄和北京政局发生的关系，以及这次助冯政变的经过，其夫人沈亦云女士回忆录中叙述甚详，特抄录如下：

“这时直系领袖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驻保定，而指挥全局者为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驻洛阳。曹虽系不读书武人，然性忠厚，人言其为第三师师长时，某次战败，众已尽退，曹独倚墙从容，一部下促之始走。吴与张敬舆都主张在庐山召集国是会议，谋南北之统一。张寄膺白信言：‘庐山国是会议之提议，虽尚未见诸实行，已有披靡一世之概，中国统一之期，当在不远，深望大驾早回，共图中华之新建设。（十一、一、廿六、寄美国）。历来两系相争，未得手的一方常不惜迁就过去或未来的政敌，北方相争时联南方，南方亦然。王内阁、旧国会、黎氏复职，虽亦多少由此形势而来，然谓当时无人有心为善，亦未可言。无奈武人之气势，国会之卖弄，不择手段，每况愈下。少数之善，在野时几希之善，均入狂澜与共倒。’

曹锟急要做总统，亦不择手段，以吴佩孚得其信用之专，而无可奈何，不能劝阻，终成贿选。最可惜者，吴并非主张贿选之人，却逼成拥护贿选之势，以声罪讨伐而穷兵为戏。他被人称为吴秀才，私生活甚严肃，自拟关岳，对曹锟始终不二。声言不入租界，确未见他住租界。膺白最后一次到北平，岁时存问，他绝不以国民军之故，略提往事稍露形色，与其他失意人物之悻悻然者不同。生活亦不裕，不失为胸中自有其道德标准而守之不失者。膺白认识他，亦由张敬舆而起，吴张结儿女姻，吴派迟程九（云鹏、实系真媒）来请膺白为大宾，先送兰谱。

膺白许愿在北方竟辛亥之功，然时时以国家为前提不以革命为究竟。现在，社会不以他为异己，当局看他作书生，他可以加紧努力了。北洋军阀虽已分裂，然地盘广大，根蒂深久，对国家为祸不为福，去之却亦无法，皖系曾与日本结深缘，误国家众所周知，奉系则入关而争，不惜放任后顾之敌，退而自守，又厌恶其索偿与掣肘，忽视外敌，与我们根本难容。首都革命之愿，于是寄在直系，直系虽颟顸，而无国际背景。膺白与冯焕章先生共事时，除基督教，尚不闻其有国际有接触。

膺白到过洛阳一次，吴子玉先生邀与同饭，同往郊外试炮，听其言论，甚为失望。他说：‘科学吾国古已有之，格物一章而今亡矣，就是到西洋去了，老子出关西去，格致之学被他带走。’试炮时，自称其目测之准，遥指一点，说若干米，试之果然，左右叹服。这样自封自是态度，当大任是可忧的，与新世界亦距离太远了。

吴甚厌恶冯，抑制其发展，冯两次失去已得之地盘，而队伍则反扩充，由陕西而河南，到北京郊外的南苑北苑。就陆军检阅使一个空名闲职，所部饷项无着，张敬舆是其在二十镇时老上司，吴抑制冯，张则帮他。在张组阁及陆总长任内，准冯之队伍正式编为一个师，三个混成旅，并指定崇文门税关及京绥路局两处，为冯军饷项所出，冯于是反而得到在近畿练兵机会。

南苑与北京间汽车一小时可达，膺白与冯见面机会渐多，渐渐熟识起来，他请膺白去作定期演讲，膺白每两星期出城往南苑一次，每次演讲两小时，冯自己与全军营长以上官佐同听。膺白这时在北京很忙，在内阁、北大（膺白在北大讲军制学的稿系岳军先生代笔）、师大，担有职务或功课，但从不却冯氏之请。往南苑的路极不平，我们的车很旧，两小时往返路程，两小时不断讲话，他夙有胃病，颠簸而归，常捧着肚子叫痛，许久说不出话。我几次劝他告假，他说：‘这个集团可能为北方工作的惟一同志，彼此必须认识了解，且此中必有他日方面之才，能多认识本国及世界局势，或者少误国家事’。无论如何忙与累，南苑之行不怠，自然而然，与冯常常谈起时事来。一次，冯说到李汉老如何云云，膺白问其人是谁？冯笑曰：‘您老在阁不识此人？’盖曹之嬖人李彦青字汉卿，要人无不与结欢者。冯亦请过膺白阅他的兵，黎明骑马越阜跃沟，同看操。膺白最后一次在冯军讲演毕，请冯开一名单，定一日期，他要请其听众冯之部属到吾家吃顿便饭。膺白一向不私下结欢有力者之左右，恐乱人秩序。这点好处，有力者对之无疑虑。坏处其左右以为他目中无人。这日请的是晚饭，但客人很早已从南苑到来，且传述冯关照的话：‘黄先生不是空闲着的人，他为爱国肯来指导我们，北京城里有地位的人谁还像他那样，你们早点去，谢谢他。’这是仅有的一次，我们糖房胡同寓所，请冯部属，从来没有请过冯自己。

民国十三年的秋天，又一次直奉之战正开始。此时直系当朝，奉系为敌，皖系赋闲，在南方则粤系为尊。奉皖粤有三角联盟之说，信使往还。

一天夜里，膺白回家特别迟，他告诉我在船板胡同冯先生寓所谈天。膺白没到过冯的私宅，我亦初次听到冯住船板胡同。这日，他们先在另外一处地方晤见，冯邀他到私宅，谈话只他二人。从行将开始的内战谈起，膺白反对内战，‘万恶之内争’一语，在其文章和言论中屡见不鲜，冯所深知。冯语膺白：‘吴二爷脑筋里没有民国的民字，这样穷兵黩武下去怎么好？’吴二爷即吴佩孚。于是他们谈到深处，渐渐具体，拟以一支兵倡议和平，在北京完成辛亥未竟之功。冯又告膺白：‘胡笠僧（景翼）孙禹行（岳）二人是辛亥同志，此时都带着兵，可商合作。’后孙以大名镇守使调入京，与曹兵分守城门，冯或与有力。

战事开始，直军分三路迎敌：吴佩孚由洛阳到京，任总司令兼第一路，向山海关；王怀庆任第二路，出喜峰口；冯玉祥任第三路，经古北口向热河，第三路乃不重要的冷门僻路。这时颜惠庆内阁新成立，膺白复被邀担任教育部，他已经与冯有约，自知不久将与直系为敌，不愿留此痕迹。他辛亥对军咨府几个朋友和长官，常觉耿耿，不欲再有一次公私不能兼顾之事，故坚辞不就。直系的人因其前次在教育部，调解部校罢工罢学风潮有效，此时前方有战事，后方更为吃紧，一再劝他。请他到总统府，曹当面告诉他：‘这是苦差使，知是委屈’。以冯与有交情，挽冯再劝，膺白第二次担任教育部总长实出于冯之劝，其理由为在内阁消息灵通，通电通讯亦较便，故虽就职，尸位而已。

冯出发赴前线，留密电本一册给膺白，曰‘成密’。约曰：‘此去前线，一路荒僻，诸事隔膜，请膺白随时打招呼，惟他的招呼是听。’膺白问：‘在京谁参与秘密，可以相商？’冯答无人。问：‘何不告之子良？’子良者薛笃弼字，时在内阁为内政部次长代理部务，实系冯之代表。冯言：‘子良胆小，且留京有代他请饷请械之事，若预知此举，气将不壮，反为不妥。’

前方第三路总司令与后方教育部总长通电频繁，幸未被人怀疑，这是若干年来，膺白言论态度甚公，从未为一派一系献过私策说过私话之故。他虽南人，不存南北之见，北人喜其直，称为少有的南方蛮子。成密电本归我保管，来往电均我亲译。膺白复电大概都由我起稿，彼此例行报告之外，偶然有一二机锋暗示，措辞十分小心。自民五浙江参加护国之役，膺白又一次为主力参与决策之一人，而我先后为其保密之跑腿和录事。

在天津的段祺瑞先生，忽然叫袁文钦（良）送一亲笔信来。膺白与段向少往来，安福系当国之际，膺白在天津写作，未尝入京，其秘书长徐又铮及其参战军边防军将领，大都系与同学，亦未见面。段的原函如下：

‘膺白总长阁下：关心国事，景仰奚似。大树沉默，不敢稍露形迹，是其长，亦其短也。现在纵使深密，外人环视，揣测无遗。驱之出豫，已显示不能共事，猜忌岂待今日始有也？当吴到京之时，起而捕之，减少杀害无数生命，大局为之立定，功在天下，谁能与之争功也。现尚徘徊歧途，终将何以善其后也？余爱之深，不忍不一策之也。一、爆之于内，力省而功巨。二、连合二、三两路，成明白反对，恰合全国人民之心理。奉方可不必顾虑，即他二、三处代为周旋，亦无不可。宜早勿迟，迟则害不可言。执事洞明大局，因应有方，尚希一力善为指导之。人民之幸，亦国家之幸也。匆此布臆顺颂时祉。

余由文钦（良）详达。

名心泐（段祺瑞）戌月一日’

由袁文钦（良）面达之语为：‘从前用人不当，以后不拟再从政，有机会则周旋各派，报效民国’云云。（感忆录袁文，代表请段合作是答礼，袁识合肥在先。）首都革命事前的文字，为安全我都不保存，此信写得极露骨，当时膺白甚诧异，我更想不到出自一个自命不凡的前辈，故独保留。后来段复执政，则知政治之为物，即老成亦不顾一切了，诚需要特别修养也。段与冯系同乡，是否与冯亦有信，冯未提过，此信亦未给冯看。

十月中旬，冯派一刘子云君来京，刘已知机密，看京津情形以为事不宜迟，而冯尚犹豫不决，要求膺白一封亲笔信带归，以坚冯之心而速其决计，膺白写信交刘。此事甚险，万一泄露，诸事都休，但毕竟发生最后效力。冯接函后来电，暗示准备就绪。十月十八日膺白去电曰：‘吾侪立志救国，端在此时。’冯复电曰：‘来电偏示同人，众意佥同，准十九日晚起程。’此日参加决定的冯军同人，有照相题曰：‘十月十九日滦平国民军起义’，后来送给膺白一帧，以作纪念。

行动既定，预计若无挫折，十月廿三日国民军前锋可入北京城，膺白约定先一日到密云县高丽营与之会晤。冯之班师计划系全军向后转身，去时殿军变为班师之前锋，鹿钟麟之旅首先入城。兵士昼夜行，四日而到京，一路无人知晓。四日中，留后之人，仍日日将预拟之战报发电向政府报告。

廿二日上午，膺白照常到教育部办公，出席阁议，回家午饭，饭后他照例要休息一时。此日回家时，即嘱车子开回给次长用，两名侦缉队员随车同往。战时，警察厅的侦缉队派员保护在职大吏，每家两名，随车出入。吾家以住宅狭小为辞，而教育部与我家相距甚近，故两人食宿都在部内。

我非与膺白同行，向不独用公车，教育部只有一辆公车，膺白常让给次长用。这点习惯，此时给我们以极大方便。侦缉队员和车子都不在家，膺白饭后不睡午觉而是换装，他换着平日骑马装束，外罩呢袍当外套。我叫自家车子开出，声言到东城买物。上车时，膺白要搭车顺道往北京饭店访友，车至北京饭店将他放下，当着车夫说明俟我回家候他电去接。我到台基厂一家洋行，挑选羊毛御寒之物，故意耽搁时间，估计膺白已到预定之地，找着预雇之车，然后回家。一切经过顺利，只可惜雇车不知耍走长途，屡次停车修理，膺白先生半夜始到高丽营。一望无际的露营，幸有相识卫兵陪到其中一个篷帐，冯先生已经先在，膺白已十小时以上未进饮食。

冯先生出示预拟的文告通电，膺白看后表示异议。原稿仅将内战罪名加在吴佩孚一人身上，对曹锟仍称总统。膺白说：‘国民军倘不为清君侧，未免小题大做了。’冯以为然，临时请另拟稿。帐中无桌椅，走向附近民居，敲门借座，世传之国民军三军通电，实半夜在民家土炕所写。

这个漾电有两份膺白亲笔草稿，一份是上述在高丽营的原稿，另一份是他由北苑回家，路过无量大人胡同王（正廷）宅，邀王参加摄阁为外长，临时写以供了解国民军宗旨，为对外解释之用，系用王宅信笺，甚清楚，没有勾改。

我从东城买物回家，一心打算如何安排这一段紧要时间。这时在城内预闻真相的人，剩我一个，而膺白又已出城，尤不可稍露形迹。万一城中有备，不但事败，且将扰民。住在象牙胡同的仲勋三舅家，后园与吾家相连，只隔一座墙，平时两家同意，开一门以便往来。战时起，我提议将门取消，以资谨慎。我的用意，实怕万一连累。

这日，住在三舅家的八舅梦渔，绕大门来看我，他是我家园艺顾问，种什么花树常请教他，年纪比我轻。他走时，我轻轻托他出去打一电话来，说膺白不回家吃饭。他信任我，不问理由。佣人进来报告电话，开饭我独吃。饭后，袁文钦（良）君来访，膺白的车子是他代雇，他猜测必有事故，告诉我他家在六国饭店定有一房，随时可用。战事紧时，凡在天津租界无家人，都在交民巷使馆区，不论医院旅馆，定房间备临时避难。我谢袁好意，答以无需。我舒坦其外紧张其里的生活已久，此千钧一发之际，不可亏一篑之功。膺白已久出不归，车子在家候讯去接，两个侦缉队员随时可由教育部回来，我必须层层节节造出理由来搪塞，我安坐在家是很好一个局面。袁君行时已逾十时，我又托他来一电话，说膺白事毕搭朋友车归，不必去接，请我勿候。接电者进来报告，我关照大家休息，留一人候门，于是要回家要出去的人都离去，整个两层楼只我一人。添衣取暖，包好应用之物一小包，准备随时可以独自溜出，与应付非常时腹稿，这时我始想到自己。如此彻夜暗坐，时时试探电灯有无，以测城内有否出事。直至天将明时，闻远远车马声歌声，乃摸索至三楼屋顶，遥见穿灰色制服臂缠白布之兵士缓缓而来，知大势定矣。辛亥起义，各处以白布缠臂为号，国民军之白布臂章上写‘爱国不扰民’字样。我假寐片刻，电话门铃不绝。下楼，侦缉队员首来报告：‘胡同口都站有玉祥的弟兄，一路受盘问而来，弟兄举动很文明’等语，北京话‘文明’是有礼之意。教育部汤次长（中）我本未见过，问膺白不在家，定要见我。许多与政局有关无关的人，以为冯军之事，吾家必定知道，纷来探听，不见膺白都要见我，我不能说假话，但亦避免说真话。此事经过以后，我要用许多功夫，再回到一个主妇地位。膺白后来还有摄阁等事，我的工作则兴奋至此为止。

首都革命的经过，江问渔先生（恒源）曾在膺白去世后不久，民廿六年的三月，预先电约题目，到上海祁齐路吾家向我问答两小时，甚满意谓有新的闻知。惜其时我将迁居杭州，文件已装箱，未能取证，曾请其如发表乞先示稿，亦允诺。不久抗日战起，遂不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