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潜艇无限制进攻引起了美国的极大反感，乃于民国6年2月3日正式宣布对德绝交。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决定电告北京，这时北京的各国驻华使节都积极活动争取中国，在此以前中国是坚持中立的。2月4日，美国照会中立各国政府，欢迎各中立国和美国采取一致的行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竭力劝告中国政府响应美国的号召，以加强中美合作关系。外交总长伍廷芳主张走美国路线，以争取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援助中国，抵制日本侵略，并在战后国际和平会议上有发言权。这些利害关系很能打动黎元洪。可是段祺瑞一向是亲德的，他平素吃西药，非德国药不吃，同时深信德国陆军无敌于天下，最后胜利必属于德国。不过段这时正和日本亲近，日本已和德国宣战，因此段很想听听日本方面的意向。2月7日段以国务院名义电令驻日公使章宗祥就近探询。章回答说：日本外相本野表示不反对中国对德绝交。日本这个态度和过去大相径庭，袁在世时，英、法、俄三国曾劝诱中国参战，被日本所反对，日本认为中国既已宣布中立，就无须对德国宣战。那时日本反对中国对德绝交是怕中国加入协约国后，就使日本无法“乘火打劫”侵略中国，何况当时袁世凯是拉着英国对付日本的。现在段内阁正和日本亲近，中国参加协约国，对日本也是有利的。

段内阁的秘书长张国淦也力主对德绝交，每天都把不利于德国的情报供给段，把应和德国绝交的好处打动段。段遂由极端亲德派而变成了极端的反德派。

对德问题，当时府院都有讨论会，院方每逢星期二、四、六日都有国务会议，乃于一、三、五召集“国际政务评论会”，主持人是张国淦，参加的人有名流、学者、言论权威等。徐树铮是反对对德绝交的，他曾写了七封信给段，叙述反对中国卷入欧战，段只看了两封，以后的都原封不动地搁在抽屉里。梁启超也是极端的亲德派，所以也反对和德国绝交。

国会方面议员们大多数同情协约国，抨击德国的黩武政策。

中国人最坏的一种观念，常把对外问题牵连到对内恩怨上。段听说黎和国会也主张对德绝交，他便力争先发，不愿在黎之后，而黎听说段主张对德绝交，乃反过来变成反对对德绝交。这时黎恨段达于极点，段的政策在黎看来，无一是处，段东黎则西，段是黎则非。老好先生的黎有时弄僵了也不好惹的。

段祺瑞为了对德国绝交问题密电各省军政大员征求意见，黎也密电全国名流广征意见。结果所得的答复都是反对对德绝交。

名流如：孙中山先生、唐绍仪、章炳麟、谭人凤、康有为、马君武等。

北洋军系如：冯国璋因为受了孙洪伊的影响，露骨地反对，其他反对的有张勋、倪嗣冲、王占元等，他们主张坚决中立。

这时，中国政府为了答复美国的照会，曾由外交部提出四点向美国公使芮恩施询问：（一）、美国政府能否保障中国陆海军和兵工厂不受外国势力的控制？（二）、美国政府能否保障中国得出席战后的和平会议？（三）、协约国规定不得单独媾和的伦敦协定，与其他未参加协定的参战各国具有何种关系？（四）、希望美国借款给中国，使中国能够担负起对德绝交的各项任务。2月8日，美国公使答复中国外交部说：“美国必将设法援助中国，使中国能负起对德绝交的责任，而不致影响中国对于军事设备及一般行政的统制权。”

6年2月9日，段内阁阁议通过，中国政府向德国致送通牒，要求德国取消潜艇政策，否则中国将和德国绝交。同时，伍廷芳又用外交部名义答复美国公使2月4日的照会，声明中国将和美国采取一致行动。段祺瑞并派汪大燮到日本公使馆，陆徵祥到英、俄两国公使馆分别联系。2月10日，段令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说明中国政府向德国提出抗议的情形，并向日本表示“友谊”。日本外相本野的答复是感谢，不过在语气中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在决定前先和日本磋商，稍有遗憾。同时并催促中国政府应当进一步采取对德绝交和参战的准备。日本所谓的遗憾是因为中国没有亦步亦趋跟随日本，反而受美国影响较大。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曾由伍廷芳陪同谒见黎元洪，商讨中国和美国采取一致的行动后，义务与权利问题，由总统府秘书郭泰祺担任翻译，芮恩施代表美国政府希望中国至少应派陆军三个师兵力到欧洲参战。关于中国要求停付各国庚子赔款、增加关税、撤销领事裁判权、撤退各国驻兵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途径解决。

日本对于中国参战问题和美国立场不一致，日本暗示段祺瑞，认为中国出兵欧洲尚无必要，应该派遣华工到法国。同时愿意派遣教官训练中国军队，帮助军火装备中国军队。2月11日，段密电章宗祥，要章正式访问日本外务省，听取日本政府对于中国对德绝交问题的具体意见。

国会讨论这个问题时引起了一场舌战，李肇甫赞成绝交，马君武最为反对，大呼放狗屁，又以手杖向李挥击，口呼“打狗打狗！”

冯国璋由反对变为赞成，据说是由张国淦的敦促。张是国务院秘书长，不断打电报给冯强调对德绝交之有利，他于2月20日由南京动身北上，这时他是以副总统身份北上，又是北洋派中的直系领袖，不过他抵京后，态度又模棱了。

冯北上途中，在津浦路上分别会见了倪嗣冲、张勋和张怀芝。倪嗣冲陪同冯过徐州访问，辫帅张勋亲至车站欢迎，随即在长江巡阅使署举行一次会谈。冯在徐州表示他的政见是中国应在对德问题上严守中立，这主张是和张勋、倪嗣冲主张完全相同。冯的火车过山东济南时，张怀芝上车迎候，并陪同到德州，然后才折返济南。22日冯到了天津，朱家宝也上车陪送到黄村，当晚抵达北京。

北京政府给这位新当选的副总统以盛大的欢迎，黎元洪请冯下榻总统府，冯为了避免与黎过分接近而引起段的误会，所以执意下榻禁卫军司令部，当晚黎就亲赴禁卫军司令部答拜。

冯之入京，黎、段双方都认为自己方面多了一个帮手：黎认为冯在对德问题上两人意见一致，冯是副总统，正、副总统的立场该是一致的；段则认为冯是北洋袍泽，究竟还是一家人，不应该反对自家人去支持老黎这个外人。冯入京后态度确有转变，由极端反对而逐渐转变为赞成对德绝交，可是他于廿五日在五条胡同徐世昌私邸和北洋巨头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三人会谈后，发现黎、段两个的外交意见处于两个极端，于是他就不再表示他的意见，只说他是为了疏通府、院意见与研究对德问题而来的。

德国驻华公使辛慈这时拼命在中国活动，希望中国不要和德绝交，他知道冯反对和德国绝交，所以非常想拉拢冯，特在公使馆内备有盛宴款待冯，冯避嫌不肯赴宴。

段没有得到冯为帮手，却得到梁启超的支持，梁也和段一样是个“亲德派”。他变成反德派后，自我解嘲说是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他曾写好了一部左袒德国的书，就因为这一情势的转变而不能刊行，因此还招致他的老师康有为的一封切责函。

朝中议论不定，且以私愤介入国家政策上，这是民国初年最不幸的现象。

2月28日，段命陆徵祥以总理代表的名义与驻京协约国公使商谈中国参战后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关于权利方面，段内阁所提出者：（一）、逐步提高关税，中国方面改订货价表后，关税由原有的值百抽五增为值百抽7.5，裁撤厘金后，再增为值百抽12.5；（二）、缓付庚子赔款，除德国赔款永远撤销外，协约国赔款缓付十年，在此时间内不加利息；（三）、废止《辛丑条约》关于军事的部分，即废止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中国不得在大沽口修建炮台，各国得在使馆区域及京奉路马家堡至山海关之段驻兵等条款。关于义务方面，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中国不派兵到欧洲，而只担任以原料及劳工供给协约国。

英、俄、法、日、比、意、葡七国公使对中国方面所提的条件进行了会谈，公推法、比两国公使为代表，向陆徵祥回答说，各国对以上各条原则上赞成，具体办法应当另行研究，并且催促中国政府先行采取对德宣战的步骤。

同时，日本政府派有非正式代表到中国，首先与中国在野人士徐世昌、梁启超等进行会谈，竭力鼓动中国对德绝交宣战，并且代达本野外相的意见，中国政府应毅然宣布对德绝交，事前不必向协约国提出讨价还价的条件。日本政府派遣非正式代表到中国来进行活动，是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其中有一个大大有名的寺内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则是到中国来秘密协商“经济援助”的。同时，英、俄、法各国公使也纷纷访问梁启超，进行同样活动。

3月1日，段祺瑞率领全体阁员到总统府举行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对德绝交问题。黎表示这个问题应该先交国会讨论。这当然是很中肯的意见，就黎来说也是避免和段闹僵的一个回旋。

3月2日，段以国务总理身份邀请参众两院议长和国会中各政党领袖举行座谈，说明对德绝交的必要，列席者都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这一天协约国的七公使公推法国公使康悌向北京政府陈述他们敦促中国加入协约国的意见。3月3日国务会议通过对德绝交案，并草拟一个致日本政府的节略，交由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提出，请日本政府切实赞助中国政府所希望的，在对德参战后取得的四项权利。节略末段说：“深信日本政府对中国之诚意。”这个电稿送到总统府后，黎元洪把它搁了下来。

3月4日段又偕同全体阁员（只有外长伍廷芳没有参加，因伍廷芳已提出辞呈了）到总统府，请黎在政府向国会提出对德绝交案的咨文上盖印，同时请黎把留中的给驻日公使电报发出去。黎却很认真地说：“这是一个有关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不可草率将事，因此要多加考虑。”接着黎并强调：“各省军人都反对对德宣战，对德绝交就是宣战的先声，应当先统一全国军人的意见，然后才能决定。”

段气得脸都变了色，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协约国方面不止一次地催促我们对德绝交。”

黎也激动地说：“如果我们听从协约国的命令，我们就不是一个有自主权的独立国了。根据《约法》，大总统有宣战媾和的特权，我今天既然是总统，就该对一切负责任。”

教育总长范源濂是支持段的，他抢着发言，言词非常激烈，他说：“总统虽有特权，责任则在内阁。总统既不对国会负责，又可推翻内阁的决议案，这样的总统，简直像专制皇帝一样了。”范说到此，竟不顾体制，情不自禁地把手在台子上重重一拍，并且说：“总统简直优柔误国！”这话一出顿时使空气非常紧张，黎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幸而张国淦赶快缓和局势，他劝范对总统不可失去礼貌，更不可感情用事，应当心平气和地讨论国是。

那一边段也按捺不住，他盛气凌人地说：“总统既然不信任我，事事和我作梗，国会又处处找我麻烦，和我背道而驰，这样的国务总理我是没法干下去了。”于是段站了起来，一声不响，向黎半鞠躬，然后退出，全体阁员自然也跟着总理一块退了出来。黎则像一个木头人，既不开口，且一动也不动地僵坐在总统位上，眼望着段和全体阁员退席。

这天（3月4日）的晚上，段没有通知任何人，即挂专车由京赴津，冯国璋正在出席陆军军官的欢迎会，得知这个消息，便匆忙地赶到东车站来劝段，请他以大局为重，不要负气出走。段说：“这个人（指黎）太不好共事了，他口口声声说宣战和媾和是大总统的特权，殊不知今天是责任内阁制，总统既然有特权，内阁还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何必还要尸位素餐呢？”他不顾冯的劝告，悻悻然跨上了火车前往天津，抵天津后下榻意租界段芝贵私邸。这是民国成立以来，国务总理因和总统政见不和拂袖出京的第二个，在段以前，则是唐绍仪在民国元年因不满袁的独断独行而赴天津。

总统府方面听说段祺瑞负气出走，却是正中下怀，当时总统府秘书长已换了夏寿康，此人很会做官，从不多问一事，府内要务多由黎元洪身边的军事幕僚哈汉章、金永炎、蒋作宾、黎澍等作主，哈等想借外交问题推翻段，因此在此对德绝交和宣战问题上就专和段过不去，黎本人当然也希望换一个比较能合作的总理，不过他怕撤换段以后，会引起北洋军系的反感，因此他便促请徐世昌或王士珍来继任内阁总理。

早在5年10月间，府、院为了孙洪伊和徐树铮发生第一次冲突下不了台时，黎请王士珍到卫辉迎接徐世昌来京的，徐在赴京前提出了“拥护元首（指黎）”、“维持合肥（指段）”、“不入政界（指自己）”三个条件，黎答应了他才赴京。5年11月16日抵京，当天并不到公府谒黎，17日黎亲自先到五条胡同拜访他，他对黎说了一些海阔天空，漫无边际的话，使黎非常扫兴。黎的秘书长丁世峄劝黎不要灰心，徐是个老狐狸，半推半就是人之常情，只要段走错一步棋时，就可以抬徐代段。

黎和他的左右都知道，徐如果出山，张勋等督军团实力派是会支持徐的。可是徐是个老狐狸，在这时他怎会接受黎的邀请而得罪段，他当然敬谢不敏。黎转过头来找王士珍，王士珍也不肯跳火坑。

3月4、5两日，协约国公使向北京政府表示对段出走一事的深切关怀。黎命陆徵祥到各国公使馆说明中国对外政策不会有什么改变，请协约国方面不必担忧。另一方面德国驻华公使辛慈获知黎、段这次闹翻是因为黎拒绝在对德绝交的公文上盖印，非常欣慰，因此便要求晋见总统，黎以为这时不是接见外国公使的时候，应该避嫌才是。

5日，黎召见全体阁员，面谕他们照常供职，教育总长范源濂因为曾面诋黎，所以不能继续留任，乃单独提出辞呈，黎不予接受。黎主要是考虑如何处理段出走的问题。

由于黎想请徐世昌或王士珍代段之策行不通，乃退而求其次，打算在阁员中选择一个人代理国务总理，黎完全不想请段回任，希望借段负气出走而将错就错，不让段回京。冯国璋则劝黎对这个问题要多加考虑，不可走极端，同时自告奋勇愿到天津去劝段回京，黎不好拒绝冯的劝告，但不赞成由冯出马，认为这样一来，段便占了上风，所以黎只同意派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赴天津劝段回京。

这一天，在天津的直隶省长朱家宝向冯国璋告密，说段已拟就了辞职出京的通电，请各省军民长官一评曲直。这是把总统和总理的政争摊开来给北洋军人评是非，也是向黎威胁的一种手段。可是，段的电报还未发出，各省军阀已有通电到北京，要求挽留段。

5日晚间黎再度邀冯国璋、徐世昌、王士珍入府讨论政局。冯国璋把朱家宝的告密电闪烁其辞地讲了出来。这一来，黎的勇气就顿时消失了，他转而请冯亲自到天津先劝段返京。他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外交问题就让芝泉（段的号）主持，我完全没有意见，不过总以服从多数为宜。”

冯国璋到天津找到了段，向段说：“只要国会能通过对德绝交案，总统当会依法执行，决不会加以干涉。”

6日，冯偕段一同回到北京，冯到总统府向黎报告任务达成，段则回府学胡同私邸。

7日段到国务院办公，第一件公事就是把致章宗祥的电报发出。下午冯陪同段到总统府谒黎，段向黎一鞠躬，坐下来严肃地谈了一套对德绝交有利于中国的理由，如对德绝交后协约国方面承认缓付庚子赔款，修正《辛丑条约》及提高关税等。黎也严肃地听着，但没有开口谈话。

8日，驻日公使章宗祥复电报告和日本政府接触的经过，日本政府催促中国政府应先行对德绝交，关于绝交后的权利、义务问题，协约国自可协商解决，中国不必事先提出条件。

9日段在迎宾馆招待国会议员，把政府的外交政策作了一个说明。

10日段出席众议院，提出对政府外交政策的信任案，众议员以331票对87票表决通过。11日参议院议员以158票对35票表决通过。

冯国璋这次以副总统的身份北上，不料赶上了黎、段剧烈政争的一幕，弄得非常扫兴，也很头痛。所以当段回京后，国会又顺利投了信任票，他感到北京城实在是个是非窝，还是远避为宜。于是遂在11日离京南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