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致力统一中国时，云南始终是袁系势力范围的一个缺口，袁曾用权术和心机征调云南都督蔡锷到北京，他认为蔡有才气、有胆识，在南方得人心，召蔡入京等于调虎离山。蔡锷离滇前，袁要蔡推荐云南都督的继任人选，为了笼络蔡，也为了安云南民心，他接受蔡的推荐，把贵州都督唐继尧调为云南都督。

唐继尧字蓂赓，是云南昭通县大，光绪九年（1883年）出生于一个书香家庭，父亲是一名举人，他本人也中过秀才，旧学很有基础，为人器宇恢弘，倜傥有大志。光绪廿八年（1902年）东渡日本，入士官学校第六期，和赵恒惕、阎锡山等同期。毕业后返国，遍游东北，凭吊日俄战场，又至北京，在保定观秋操，宣统元年（1909年）返云南，在讲武堂担任教官及从事革命活动。

辛亥年（1911年），唐任陆军第十九镇卅七协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就是今天营长地位），当时卅七协协统是蔡锷，七十四标标统是罗佩金，唐是第一营管带，刘存厚是第二营管带，雷飚是第三营管带。云南光复后，蔡锷就任云南都督，出兵北伐，派雷飚、彭新民护送前云贵总督李经羲离滇。派谢汝翼、李鸿祥率师出四川，迫四川总督赵尔丰独立。派罗佩金、庾恩旸率一军赴滇南。派李根源率一军赴滇西。这时候贵州也起义，贵州士绅任可澄、刘显世、戴戡等吁请蔡锷派唐继尧率军援黔。讨平黔乱，即被推为贵州都督。民国2年秋，继蔡锷出任云南都督。

唐继尧就任云南都督后，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即整军经武，当时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各省的国民党人除了赴国外的，都纷纷入滇，唐继尧一一予以收容，妥为安置。当时滇省只有两师陆军，第一师长李鸿祥，第二师长谢汝翼，因有拒唐回滇的行动，所以唐回滇不久即以汪度接长第一师，顾品珍接长第二师，不久又以张子贞为第一师长，刘祖武为第二师长，加紧训练，同时暗中扩充军队，添编警卫两团，以唐继虞、赵世铭分任团长。

有了军队，就要补充械弹，唐返滇不久，曾密向德国定购二百余万军械，不幸因欧战发生，只有一部分启运来华，又被袁世凯侦知截扣。4年春夏间，袁克定筹办模范团，唐即以在滇办模范团为名，向北京参谋次长唐在礼骗取若干械弹。4年9月初以准备秋操为名，派军需课长缪嘉寿、兵工厂长赵伸赴日本购买军火，赶速于12月中旬运到云南。又派吕志伊赴南洋各埠慰问华侨：筹募饷款。袁称帝密锣紧鼓，唐继尧认为必须明了各方真相，乃派刘云峰等赴浙江；吴擎天等赴两广；李植生等赴四川；杨秀灵等赴湖南；李雁宾等回贵州。

9月11日云南都督唐继尧在昆明召集了军界的中坚分子于混成团本部，当时大家都认为袁称帝阴谋已显，乃决定三事以应变：（一）积极提倡部下爱国精神；（二）整理武装作战；（三）严守秘密。10月7日帝制活动愈益见诸行动，19省赞成帝制的伪电陆续到了云南，唐继尧再度召集军界人士会议，当时又拟定了四个原则和步骤：（一）起义讨袁的时间最好在中部各省有一省可望响应时；（二）黔、桂、川三省中有一省可望响应时；（三）海外华侨或国民党接济饷糈时；（西）如上三项均未实现，则云南为争国民人格计，亦愿孤注一掷，宣告独立。

自从云南有不稳的消息后，袁党对云南甚为注意，唐继尧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阻力，所以伪装顺从，表示消极；暗中置备饷械，命邓泰中和杨蓁两支队向四川边境移动。

这时，李烈钧到了香港，李和蔡锷、唐继尧素有往还，唐听到李已到了香港，乃派其弟唐继禹到香港款洽；又闻蔡锷已离天津东渡，乃派邓泰中到香港迎候。在东京的国民党人士也派方声涛到云南，住在黄毓成家中。孙中山的代表丁怀瑾也潜抵昆明。

在北京，袁的特务机关很注意云南情况，曾有密电到昆明，敦嘱唐继尧拿办“党首”吕志伊、丁怀瑾、李根源等。12月中旬李烈钧入滇，18日北京袁世凯的统率办事处有电致唐继尧，原电云：

“急。滇唐将军，华密。奉大元帅训令：据探报，有乱党要人入滇，煽动情形颇显等语。唐将军公忠体国，智勇兼优，必可镇慑消灭，倘有乱党赴滇，或猝生扰乱，准唐继尧以全权便宜处置，无论何人，但有谋乱行为，立置于法，事后报明，无庸先行请示。所有侦剿人员，均准破格请奖，要在保全地方治安，勿使生灵涂炭，予有厚望焉。等语转达。处。巧。印。”

19日统率办事处再电唐，原电云：

“……蔡锷、戴戡偕同乱党入滇谋乱，应请严密查防……”

北京正在密切注意蔡锷的行踪时，蔡锷已经经香港前赴安南，正在往昆明的途中；而李烈钧和熊克武等则已安抵昆明。蔡锷循滇越铁路往昆明行进时，经过阿迷州（即今云南省蒙自县），原来滇越铁路因崇山峻岭，所以夜间不开车，要停车投宿客店，阿迷州的知事张一鲲是袁派在云南的间谍，他接到袁的密令，想下手暗杀蔡，可是沿铁路的警察早已奉到唐继尧的命令保护蔡，所以张对蔡下毒手未果。

蔡锷12月19日安抵昆明。

云南的反袁情绪虽然已经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可是并不是完全没有阻力的；唐继尧虽然是云南人，可是他在云南军界的影响力还是逊蔡锷一筹，所以当蔡锷抵达昆明的消息传出后，使得云南倒袁的人心更加激昂。

蔡、唐会晤后，唐表示一点顾虑，就是以云南一隅军力来抗袁的北洋军，无异是以卵击石，所以唐要求蔡分析反袁的整个形势，因为蔡自北京、天津经日本而来，外间大势已了如指掌。蔡告诉唐说：老袁这次称帝，已把北洋军系的干部都排斥为局外人，所以表面上袁的称帝好像是“天与人归，声势浩大”，实际上则是“众叛亲离，濒临失败边缘”了。蔡的这一分析一点没有错，就在他俩密谈时，唐的秘书送来了梁启超的一封密电，这封电报是由南京宣武上将军冯国璋的军署拍出来的，是给唐将军转给蔡将军。电报内容是讲袁决定派周自齐为赴日赠勋特使，准备以卖国条件交换日本承认帝制（按：后来周赴日被拒），这一通电报恰好证实了蔡对唐提供的情况，即是北洋军系主要干部是反袁称帝的，不然的话，为什么冯国璋会替梁启超拍这通电报。

其实这通电报的发出，冯国璋并不知道；原来冯在南京开府后，就很少看公事，帝制运动后，冯更是一切不闻不问，公私函电都交给秘书长胡嗣瑗处理。胡是贵州人，逊清翰林，反对袁称帝，而主张清帝复辟，他参加冯的幕府是想利用袁系下面的力量反袁称帝。梁的电报交给胡，胡就发出，冯根本不知道，可是就因为这一着，使得云南军界人心一振，愈发坚定了讨袁的信心。

12月21日唐继尧在他的私邸召集云南全省军政重要人士开会，欢迎蔡锷、李烈钧等。参加的有：任可澄、罗佩金、张子贞、熊克武、方声涛、顺品珍、黄毓成、刘祖武、殷承献、戴戡、戢翼翘、但懋辛、丁怀瑾、王伯群等。唐继尧首先敦请蔡锷发表演说，蔡起立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主张即日兴师讨袁，维护国体，他说：“我们以一隅抗全局，明知不能取胜，但我们所争的是四万万同胞的人格，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

唐接着报告袁世凯四面楚歌的处境，并提到梁启超的电报，认为袁为了称帝不惜卖国，而今吾人为了救国，非讨袁不可。接着李烈钧等纷纷发言，慷慨激昂。

22日夜10时昆明将军行署（五华山光复楼）灯火辉煌，唐继尧召集全省文武歃血为盟，拥护共和，兴师起义，誓讨国贼，到者为：

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张子贞、黄毓成、顾品珍、殷承献、戴戡、陈廷策、刘法坤、成桄、孙永安、赵又新、杨杰戢、翼翘、叶成林、欧阳沂、何海清、马为麟、吴和宣、盛荣超、邓埙、唐继虞、李沛、李友勋、徐进、马骢、秦光弟、李修家、李朝阳、董鹤勋、赵世铭、李琪、胡道文、王伯群、李雁宾、庾恩旸等38人共同宣誓，其誓词曰：

拥护共和　吾辈之责

兴师起义　誓灭国贼

成败利钝　与同休戚

万苦千辛　舍命不渝

凡我同人　坚持定力

有渝此盟神明必殛

誓毕，并各书本名，歃血为盟，三呼万岁。

同时发出了著名的漾电（12月23日），限袁世凯24小时内答复，漾电共两通，一通是由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和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署名；一通是由蔡锷和戴戡署名，兹将两将军电抄录如下：

唐、任电云：

“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谁实召戒，致此奇辱，外侮之袭，实责有所归。乃闻顷犹筹备大典，日不暇给，内拂舆情，外贻口实，祸机所酝，良可寒心。窃维我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有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纲纪不张，本实先拨。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建《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拥戴之诚，虽如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作伪心劳，昭然共见。故全国人民痛心切齿，皆谓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祸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队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则大总统守法之诚，庶可为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国本可稍定。尧等夙承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义，用敢披沥肝胆，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民国前途，实为幸甚！再者，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于二十四日上午十点钟以前赐答。临电涕泣，不知所云。谨率三军，翘企待命。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叩。漾。印。”

蔡、戴电云：

“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筹安会发生，演成国变，纪钢废坠，根本动摇，驯至五国警告迭来，辱国已甚，人心惶骇，祸乱潜滋。锷到东以后，曾切词披布腹心，未蒙采纳。弥月以来，周历南北，痛心召侮，无地不然。顷问抵滇，舆情尤为愤激，适见唐将军、任巡按使漾日电陈，吁请取消帝制，惩办元凶，足征人心大同，全国一致。锷等辱承恩礼，感切私衷，用敢再效款款之愚，为最后之忠告。伏乞大总统于滇将军、巡按使所陈各节，迅予照准，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并发命令永除帝制。如天之福，我国家其永赖之。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噬脐之悔，云何能及。痛哭陈词，屏息待命。锷、戡同叩。”

袁世凯在接到云南方面哀的美敦电后，故意装聋作傻，他这时并没有把云南当作一个足以威胁他的力量，本来云南僻处边隅，一省之力，较之国民党二次革命时四省反袁的联合力量小得多了，当年四省反袁，袁出动北洋军一举讨平，如今跳梁小丑，一定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平定。不过他这时并不想用兵，所以他请英国公使朱尔典致电云南英国领事葛夫，要葛夫透过私人关系，劝告唐、蔡收回这个抗议。葛夫找到了他的好友丁怀瑾，想请丁劝告唐、蔡。怎知丁氏却义正辞严地答复葛夫说：“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我个人也热烈赞成的，阁下错了，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接受阁下的劝告。”葛夫碰了一个大钉子，满面涨得通红，嗫嚅地说：“好的，好的，我收回我的提议，愿上帝保佑阁下。”

袁世凯除了透过英国外交及暗中进行说服，同时命政事堂给云南一个复电，首先列举唐继尧以前劝进的各电，然后说：“事隔三日，背驰万里，本堂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

袁一生玩弄人，这次却被蔡锷和唐继尧愚弄了一次，蔡在北京劝进，借小凤仙诗酒风流，而逃出虎口；唐在云南通电劝进，暗中却积极布置反帝反袁。

在云南护国起义前，蔡、唐都不愿首先撕破了脸，又怕各省以为云南一省有野心，所以当北京统率处以及各省给蔡、唐来电，劝勿激进时，他们均分别复电，心平气和地分析袁氏帝制之不当，和反袁帝制的不得已，下面就是这些复电——

蔡锷复北京统率处电：

“北京统率办事处公鉴：处密。漾、敬电并悉。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可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以东海、范孙、仲仁、诸公之忠告，尚不见纳，我辈宁有建言之余地？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出都以来，薄游日本，取道沪、港入滇，耳目所接，群有易丧偕亡之感。人心如此，为在京时所不及料。比者，京外正人君子明辞暗逃，避之若浼。而有力者大都各严戒备，伺隙而动，事实已然。并非造谣。乱机四伏，其何能国。至外人处心积虑，确以警告为干涉之张本，勿论如何措词，只可以愚黔首，不足以欺外人。主峰纵极万能，将来之帝制，求得如石敬塘、张邦昌而止。外审邦交，内察舆情，种种危险，皆自称帝之一念召之。眷言前途，哭不成声。主峰待锷，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若乘此时放下屠刀，则国人轸念前功，岂复忍为已甚。胡尔泰暮年生涯，犹享国人之颐养。主峰以垂暮之年，可已则已。又何必为儿孙冒天下之大不韪。君子爱人以德，拳拳数言，所以报也。若乃疑非实情，执意不回，则不同为谋。实所不敢。锷为公义所驱，不复能兼顾私情矣。豪杰并起，勉从其后，卫此民国，死生以之。临电涕零，惟赐鉴察，转呈示复。蔡锷叩。沁。印。”

唐继尧复安庆等省电：

“分送安庆、浙江、河南、山西、福州、吉林、上海、齐齐哈尔、张家口（中略）鉴：华密。赐电敬悉。惧左右不察，谓尧等前电系出胁迫，或别有原因，敢掬血诚再尘清听。君主民主本无绝对美恶可言，尧等亦非有憾于袁氏也。惟职此之故，致国家主权丧失殆尽，则尧等尚有天良，万难承认。此次筹安会发生之离奇，事务局选举法之乖谬，段、梁等种种密电之舞弊，诸公同处局中，更何讳饰。则主张帝制之是否民意？自不待言。如谓前此何以不言，则如黎、段、徐诸公皆海内人望，袁氏故人，言之无效，且得罪矣。尧等言之，徒取戾耳。如谓前已赞成，何复反对，则袁氏不惮弁髦《约法》，背弃誓言，尧等此举更何足异。且前此亦欲以全体赞成，俾袁氏少全颜面，仍徐冀其警觉，还自取消，庶对内对外威信不致全坠。此区区之意，而不意袁氏之悍然不顾，终出此下策也。至谓外交困难，近将解决，万非事实。关五国干涉，宁苟而已。某国处心积虑，尤为昭揭。但不惜牺牲一切权利，悉听要求，则何不可解决者。特不知国体解决后，我国民尚有死所否耳。要之，袁氏一意倒行，国亡已决，尧等今日亦是死中求活，微幸万一。且借以风示外人，使知吾国人心未死，冀少戢其野心。至成败利钝，非所敢知，是在我全体国民之自决而已。我公洞明大局，于国家存亡之故，计之已熟。袁氏难共忧患，亦所深知。贤如芝泉，甘为鹰犬如赵智庵、王治馨结果如斯，可为殷鉴。我公宁忍自绝生机，张其凶焰，惟乞始终为国不尽百一。翘盼明示。继尧叩。佥。”

唐继尧复徐州张勋电：

“（前略）宥电敬悉，危言高谊，感佩同深。此次袁氏罔民误国，对内对外，威信全坠。听其所为，则种奴国亡，必无幸理。故各省主张反对，大致略同，都非得已。滇黔穷僻，尧等材复弩下，以抗袁氏，明知卵石不敌，区区之意，特为诸公负驽前驱。亦恃人心不死，当能鼓桴相应耳。夫在我辈推翻专制，改建共和，本为安定国家，可告无罪于清室。若乃食言背誓，帝制自为，微论外侮内阋，无以为国。即我辈对于清室，已忉忖无可自解。我公眷怀故君，久而弥誓，纯忠大节，海内昭然。今袁氏置国家于至危，复陷我辈于不义。下走所由偾兴，度亦从者所深恶也。且袁氏何常之有，黎、段诸公宣力效忠，可谓甚至，而拘囚窘辱，尚未知命在何时，鸟尽弓箭，古今同慨！时至今日，公犹不知所自外乎？尊处控制江淮，锁钥南北，更得我公登高一呼，必能使海内景从，中外倾听，举足轻重，立判存亡。凡此哓哓，要非过计。惟乞亮察，不禁屏营。继尧叩。印。”

唐继尧复武昌王占元等电：

“火急（中略）有电敬悉，矢志救国，人同此心。惟中华民国之人，应救中华民国，圣人复生，不易斯言。袁氏谋覆民国，在《约法》为叛逆。若云民意，则国民投票，挟诈弄术，纯由造作，是否民意，个中人何必自欺。前勉徇乱命，举行投票，乃通电劝进，并非有意从逆，徒以袁氏多诈，故姑与委蛇，以稔其恶，而速其亡耳！幸勿误会，谓系中变。此心此理各省皆同。帝制问题发生以来，人心皇皇，怨讟蜂起，工商辍业，市肆夕惊。京外正人君子，引避逃亡，朝署为空。此种情彩，有目共睹，人心瓦解，此岂谣言。而况五国警告，至再至三，干涉之机括已露，搪塞之空言何补。不自敛抑，恐石敬塘，张邦昌之故事，行再见于今日。内审舆情，外察邦交，乱象败征，不寒而栗。继尧等中夜彷徨，以为逆谋不戢，必不免于危亡。是用联合各省，仗义执言，问罪独夫，改造政府。各省军民长官，皆国家之栋梁，非袁门之鹰犬，现已往返筹商，各发戒备，云从景合，指顾可期。而公热忱爱国，洞察时局，较顺逆之迹，计胜败之情，幸即早决大疑，同申义愤，据左右轻重之形势，树南北继起之风声。使袁氏慑威早遁，大局易于收拾，则再造民国，谁与比烈。若或坐昧全局，眷念私情，不顾众叛亲离，甘为权驱术使，微论众矢所集，已有曲直老壮之分，即能久于相持，亦徒重生灵涂炭之祸，贻强邻渔人之利而已。况袁氏不仁，以赵智庵、段芝泉、冯华甫之服勤效忠，今竟何如者？好以赤心奉袁，恐两公他日不免东门黄犬之叹会。为国为己，两公幸熟权之！唐继尧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