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复辟，首先要介绍一下劳乃宣。劳乃宣其人是清朝遗老，庚子年闹义和团时，他做吴桥县县令，上书请取缔义和团；民国成立后，他志存复辟，在辛亥年冬天，他曾作《共和正解》，第二年夏天又作《续共和正解》，民国3年秋天他乃把他的这两本“大作”合印成一本书，名为《正续共和解》，遍送京内外。

劳乃宣的共和，是这样解释：周宣王时因天子太幼，不能执政，乃由朝中重要的公卿“和”而“共”修政事，所以名曰共和。因此，所谓共和，乃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今日一般政界人士“不学无术”，乱加民主于共和，实在是不通。于是劳某乃力陈中国不能推行民主制的种种理由。这就是他的《共和正解》。至于续编是自诩他早有先见之明，民主制对中国之不恰当。他自作聪明地认为袁世凯虽身为大总统，但有伊尹之志，所以他主张创行一种宪法，名为中华国共和宪法。以共和为名是符于他的共和正解，名中华国而不名民国，即表示要行君主制；虽然是君主制，却又不称帝国，则是不与日本雷同，日本是称帝国，俄罗斯和德国虽行君主制，但却不称帝国，“中华国”亦然；至于为何不称大清而称中华？是因中华是全名，大清只是一族之名。凡此云云，便是劳乃宣的大作奇论。

劳的“大作”自然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同意，因此，在当时的政坛上，也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因为袁自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一切表现都是复古，这便使人联想到袁是有意恢复帝制的。劳除了刊印这本“大作”外，还写了一封信给也是遗老，而由袁聘为清史馆馆长的赵尔巽，信上说：

“总统之任必有满期，退位后无异齐民。其时白龙鱼服，无以自卫，怨毒所蓄，得而甘心，不测之灾，必难获免。项城识略过人，必早虑及此。以管见推之，以为必示人以非富天下之诚，而后足以平逐鹿之纷争，必示人以不忘故主之忠，而后足以戢纠桓之骄气。然此时遽议归政，冲主不能亲裁，别求居摄，殊难其选，实仍无以逾于项城。故愚议议定十年还政之期，昭示天下，而仍以欧美总统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无所损，所谓闭门天子，不如开门节度也。还政之后，锡以王爵，则以总统退位，复为齐民者不同。爵位之崇，仅下天子一等，自必堂高帘远，护卫谨严，不致有意外之患。……且总统无传家之例，而王爵有罔替之荣，如是则项城安而王室亦安，天下因之以举安，是以深冀我公之上陈，项城之见听也。……公谓成先朝之史，以报先朝之恩，窃谓此说得行，其所以报先朝之恩者，尤胜于修史万万。……”

劳为什么写这封信给赵呢？原来他在不久之前，曾在青岛碰见赵，赵刚由北京到青岛，他们谈话时，赵不经意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不久日月重光。”他就抓住了机会，想逢迎意旨，仰承颜色，以猎取功名富贵，所以当赵由青岛回北京后，劳即写了这封信给赵。

劳乃宣除给赵尔巽写了上面的一封信，同时还给袁的儿女亲家，清朝时当过两江总督的遗老周馥写了一封信。周馥在天津曾和袁共事，他的儿子周学熙又做过袁的财政总长。劳给周的信中说：

“赵次帅（赵尔巽字次珊）由京来岛，谓项城自言，今日所为，皆所以调护皇室，初无忍负先朝之意，曾商之世相（清室内务总管世续），欲卸仔肩，而世相言无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冒此不韪。诚如此言，则项城之心亦良苦矣。当以拙作正续两解质之次帅，问其可否代呈、项城、次帅曰可，因即请其携之入都。……伏思我公历事累朝，恩深位重，孤忠耿耿，至今梦寐不忘，于项城有父执之谊，识拔之雅；近又缔结丝萝，亲同肺腑，若出一言，重如九鼎。可否将狂瞽之言，转达聪听？倘荷采择，见诸实行，非特有造于先朝，其所以为项城者，亦不啻出诸九渊，升之九天也。”

除了给赵尔巽和周馥外，劳还有第三封信是写给又是遗老、又是国务卿的徐世昌，信上说：

“……我公既受先朝重任，又与项城至交，此策得行，两无所负。……忆己、庚之际，拳匪初萌，弟在吴桥任内，考出义和拳为白莲教支流，刊‘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分布各处，又通筹办法，屡举上官，而直省台司，褎如充耳，以致酿成滔天之祸（是指直隶总督荣禄等没有采纳他的条陈）。时项城出任东抚，道经连镇，弟往迎送，以刊及原稿面呈，项城大为嘉纳，到东后一切照行。联军到京，东省卒得保全，其取善之宏，从善之勇，令人感佩。今夏在青岛，蒙赐手书，尚有：昔庚子之变，执事不惮苦心，标正论以拯危亡之祸之语，是项城用弟言取效，至今犹未忘也。窃谓弟今日所言，尤关重大，若荷听从，其收效之宏，较之庚子更胜万万也。”

劳的“大作”和给赵、周、徐三位遗老的信，当然都到了袁的手中。袁看后并没有表示什么态度，只淡淡地向徐世昌说了一句：“把他请到北京来充参政吧！”袁既然不取缔劳的谬论，反而要请劳为参政，这一来当然使人相信袁是同意，甚至鼓励复辟的，于是，鼓吹复辟为登龙术之一，便成为当时北京官场投机取巧的一条捷径，许多人都附和这个主张。

劳乃宣接到徐世昌电报，请他赴京任参政，他马上兴致勃勃地由青岛到了济南，准备转道进京，要为他倡导的复辟而大显身手。可是在济南却听说北京正闹着“检举复辟”的案子，被检举的人中，有一位是名士宋育仁，宋是附和劳的主张而请求“还政清室”。劳听到这个消息，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不知袁的葫芦里是卖的什么药。因此，他考虑了一天，觉得宦途风险实在太大，还是返回青岛观望一个时候为妙。

北京既然有些人认为主张复辟是升官捷径，因此，复辟之说便越来越猖獗。刘廷琛有“复礼制馆书”，宋育仁有还政清室的演说，宋还联合了国史馆一些守旧派，公然上了一道呈文。还有一位也闹得很凶，是逊清翰林，邮传部参议章授。

当复辟的谬说猖獗一时，肃政史夏寿康上了一个呈文给袁，义正辞严，力辟邪说。接着，参政院参政孙毓筠也提出了“查办复辟谬论案”。他在参政院发言说：“复辟谬说是由几个遗老鼓动起来的，上年就有刘廷琛上书总统，提到这个问题。遗老们不懂得国家的性质，错误地认为没有皇帝就不成其为国家，本席认为，为了保全治安和保全清室，对这个谬说应当进行彻底的查究。”

袁究竟是守旧？还是革新？求官的人们想望风承旨，不免表错了情，隔靴搔痒。他们都在揣摩袁的心理，以为他赞成帝制。其实，他们却不知道，袁是想帝制自为，而非帝制人为。袁对复辟谬说并不想认真查究，因为袁自己还想称帝，所以他把复辟的罪过嫁祸于国民党，认为这也是国民党的捣乱行为。

由于全国反对复辟的空气鼎盛，袁乃不得不于11月23日下了一道严禁紊乱国体之邪说的命令。宋育仁这时是国史馆编修，列名“内务部查办”的名单上。查办本是官样文章，不料宋的运气太坏，他得罪了一个四川同乡，这位同乡不念乡土之情，竟向步军统领江朝宗检举，这样一来江不能不公事公办，因此他派了一辆马车去接宋，马车夫对宋说：“统领大人请宋翰林到衙内走一趟。”宋怀着鬼胎见到了江统领，江堆着笑脸对这位编修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请芸子（宋的别号）先生写一篇答辩书，让我好交代。”

宋应命写来：“劳乃宣著共和正续解，可采而有未恰，欲作一论驳其未能尽合而求其所以可行者。……欲援春秋托王称公之义，定名大总统独称公，则其下卿、大夫、士有所统系。援春秋共奖王室之义，酌易‘待以外国君主之礼’，为‘上国共主’之礼，朝会有时。”这个答辩书显示宋小有才，他的笔锋轻轻一转，就由复辟一变而为劝进，这样一来，不但无过，而且有功！

这以前，清朝遗老和复辟派都是当时最走红运的人物，由于严禁复辟谣言和宋育仁被传，因此情势为之一变，这些“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人人自危，都怕蒙上复辟派之名而受连累。这与二次革命失败后，西装革履的青年都怕犯有“乱党”嫌疑一样，实在是一个尖锐的对比。

这时，袁的北洋系也搔不着袁的痒处，他们也赶忙通电反对复辟，其中反对得最厉害的，却是留着辫子的张勋，他给袁的电报中这样说：“国事非等奕棋，政体岂同儿戏！”

北京内务部对袁的意图也搞不清楚，既然命令叫严行查办，他们也就不得不查办一下。宋育仁案查办结果是：“议论荒谬，精神瞀乱，应遣回籍，发交地方官察看。”可是这个判决到袁手中时，袁却改为“劝回原籍休养”，派人致送程仪3000元，同时命令四川的地方官按月致送300元，作为宋的休养费。

11月30日，步军统领江朝宗派秘书奚以庄护送宋上车，宋的知友纷纷到火车站来送行，还有不少人请宋写屏联留作纪念。这样的排场才不像是“递解回籍”，简直是“衣锦荣归”。

湖北将军段芝贵接到徐相国密电，叫他对宋特别优待，因此12月3日宋乘火车到达汉口时，段派警察备有四人大轿到车站迎接，又备有专轮把他接到武昌城，同时在清乡公所特辟精室款待，然后段芝贵假口视察清乡成绩，到清乡总公所与宋见面。宋在武昌等候他的眷属，共总住了八天。他在清朝做过湖北候补道，所以在湖北的老知交很多。后来他回到四川，袁就撤销了对他“发交地方官察看”的处分。

前面提到劳乃宣曾写过信给赵尔巽。赵尔巽也是一位大遗老，民国3年袁聘赵为清史馆馆长。赵原来是不肯出来做“两朝元老”的，袁骗他说：“这是替大清朝歌功颂德的事情，不是做民国的事情。”因此赵提出一个条件，要替他的兄弟辩诬。原来他的兄弟便是清末在四川任总督的赵尔丰，绰号是赵屠户，辛亥革命时被革命党所杀，赵尔巽要袁替这位赵屠户昭雪。袁乃于3年3月24日发布命令说：“据黑龙江护军使朱庆澜呈：前川督赵尔丰当武昌首义时，将政权交还士绅自治，商定条件，于辛亥年十月初六退职，初七悬挂国旗，公明退让，赞成民国，乃无端因乱被戕，请予昭雪等情。查该故督洞明大局，赞成共和，有功民国，确有实证，着国务院从优议恤，并着内务部查明事实，宣付史馆，以彰劳荩。”

赵尔巽并不完全满意于这个昭雪令，但勉强出山了。他就任清史馆长后，自我解嘲说：“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饭。”这简直是不伦不类的态度，但他却怡然自乐，认为是义薄云天，忠贯日月，大有关云长“降汉不降曹”的气慨。赵尔巽虽然自认为对清廷很忠心了，可是另一个遗老梁鼎芬却写信骂他：“清室未亡，何以要修清史？”

提到梁鼎芬，这是个顽固得透顶的遗老。民国2年3月2日已退位的清隆裕后梓宫奉安典礼，灵车到了西陵，梁鼎芬、劳乃宣伏地痛哭，如丧考妣。这时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孙宝琦则穿了一套西服在灵前行三鞠躬礼，梁鼎芬看见孙，眼珠里几乎要出火了，假装不认识他，上前问道：“先生是哪一国人？”孙说：“节庵，你开什么玩笑？”梁板起面孔呸了他一口，就大骂起来：“谁跟你开玩笑？你是什么东西，你如果是革命党，你就不该到这里来；你如果还记得做过大清朝的官，为什么不穿孝服？你带信给你那个亲家老鬼，叫他别活在世上吧，免得丢人！”一旁伏地叩头的劳乃宣跳了起来，大呼“骂得痛快！”原来奕劻这时在天津租界作寓公，清室召他来料理丧事他却置之不理，一般遗老都不耻其为人。

宋育仁被递解后，使国史馆馆长王闿运大受虚惊。王闿运字壬秋，湖南湘潭人，所居名湘绮楼，所以人家又称他王湘绮。他和赵尔巽同时被袁邀请，袁请他任国史馆馆长。他于民国3年4月5日应袁电召，由长沙启程北上，携带他的周妈同行。路过湖北时，段芝贵设宴招待，他偕同周妈赴宴。到了北京，有人问他偌大年纪干吗还要万里迢迢跑到北京来做官？他嬉皮笑脸的说：“做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年纪大了，只能找最容易的事情去做。”他同样用嬉皮笑脸的态度对待袁，他替总统府戏拟了一块横匾，横匾上“旁观者清”四个字，两边的对联则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而政事堂也应当有一横匾是“清风徐来”。宋育仁案发后，他闷闷不乐，于是留了一封信给“慰亭老侄总统”，然后携了周妈径返湖南。袁乃派王的得意门生杨度代理国史馆长。

王闿运的弃印潜归，除了他的高足宋育仁事件外，还有这样一个插曲：当王抵京就任国史馆长时，曾派湖南人谭启瑞充任国史馆办事，怎知谭对王竟有不满意处，于是上书当道，告王庇乱，引用宋育仁案和保黄汉湘事为证。黄是另一案牵连被逮。谭的这份控状，袁政府并未追究，可是王听到了这个消息，为之大怒，立即上书总统，声称国史馆内品类太复杂，要求整顿。袁派人去找王，问王如何整顿？王大发脾气，拍着桌子说：因为我没法整顿，才上书求教总统，现在你们又来问我，真是官僚极了！前面已提到，他在离乡赴京接任国史馆时，有人曾问他，这大年纪干吗还要做官？他调侃地说：因为做官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一件事，我年纪大了，只好拣容易事去做。可是迨他接任国史馆后，才知道做官甚难。第一难是难在经济，国史馆每月固定经费8000元，可是经常两月不发经费，有一次王馆长乃咨文教育部说：“此项经费有类索逋，殊伤雅道。本馆长亦不愿累累索渎，困难如此，不如取消。相应咨请贵部查照，既不能逐月照发，请即转呈大总统，将国史馆取消可也。”教育部认为此老诙谐成性，不必和他咬文嚼字，乃知照中国银行，先发国史馆经费一月，余则稍缓办理。王仍然捉襟见肘，深感作官还苦于钱字；第二难是难在应付，自“复辟潮”发生以来，老头子人人都有复辟的嫌疑，何况像王脑后还垂着小辫子，而他的得意门生，竟是明目张胆的复辟派。宋育仁离京时，他不便亲自送行，可是又不能不送行，因此只好派“夫人”周妈代表，结果又搞得满城风雨。这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一位名士，至此才知他“做官易”的看法是错了。于是他把印信先交给曾广钧，曾不敢接受，因为印信除了移交时是不能随便接收的。曾不收，王又交他人，别人也不敢收，交了几个人都不收，最后只好交给他的四媳妇。提起这位四媳妇，也是顶顶大名的。她是杨度的妹妹杨庄，字少姬，是一代才女，嫁给王的四子文育，有一次小两口吵架，杨度写信给杨庄说：“夫妇之道同于君臣，合则留，不合则去。”杨庄听了哥哥的话，涕泣求去，急得王闿运顿足搔首说：“你不看他（指其子）的面子，须看我的老面，你真不肯做我的媳妇，做我的女儿如何？”

杨庄把公公的国史馆大印交给他的哥哥杨度，杨才代王转呈袁，请示办法。袁派杨为国史馆副馆长，代理馆务。王弃印潜归，留书告别“慰亭老侄总统”后，便悄然携了他那个年老貌丑的上炕老妈子回到湘潭。一个是白发垂辫的老头，一个是小脚老丑的周妈，形影相随，招摇过市，人人为之侧目。王离京后，肃政厅提出弹劾案，责他擅离职守，袁以王年高德劭，不予深究。

由于全国处处反对复辟，而袁的态度又显得对复辟不支持，吓得在故宫的逊清小朝廷有点慌了手脚，忙着在宫中废除宣统年号，改称民国3年，除去清朝服制，宫中人员一律剪掉辫子，并且电劝辫子军大帅张勋，也剪掉了辫子，可是张勋却没有听。

清宫内的负责人瑾太妃，派志锜向袁解释清室和盛传一时的复辟运动没有关系，并且把劳乃宣的一封密奏缴出来以明心迹。同时，请袁派员驻守清宫，查验出入门照，以免发生误解。袁自己没有接见志锜，派总统府的内史监阮忠枢代为接见。

这是民国三四年之交，这年冬天北京天气酷寒，为三十年所未曾见，守夜的警察冻死了好多人。北京的政局，也如天气一样低沉，除了复辟案成为政治上一大低气压外，袁还厉行禁赌和娼禁，好像这两事执行得很彻底。小酱坊胡同张寓，是梁士诒寓邸的后门口，原是张文达公伯熙故居，赌徒租了作为俱乐部，每礼拜六或礼拜日聚赌其间，达官显要，富商巨贾，都是座上客，清宴既终，往往杂以扑克和雀战。突然由于查办复辟和严禁娼赌，这个高级俱乐部也有顾忌。某晚晚宴有梁士诒，主人问梁饭后要不要消遣消遣？梁说：我有两个月不动手了，为了一时余兴，闹出麻烦来，太犯不上。原来在一个月前，袁曾令内务总长孙宝琦传谕文武官吏，严禁赌博，第一个被通知的人就是梁士诒。孙传袁的口谕，要大家谨慎些，倘如闹出事来，是没法可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