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僧侣在政治领域里占到很高的位置，因元人很重视宗教信仰。在世祖六年之前，蒙古尚是一没有文字的蛮族。到世祖六年时，国师八思巴才创造文字，这之前他们需用文字时，则借用畏兀儿文。到了八思巴创造新文字，元世祖还封赐他“大宝法王”的称号。泰定帝时，以鲜卑僧言，为全天下立祠，其地位与孔子相当。世祖时，有僧侣杨琏真迦为江南释教总统，更为骄纵蛮横，竟发掘故宋赵氏诸王陵在钱塘、绍兴两地者，及其大臣冢墓，计共一百零一所，并私自庇护平民不输公赋者达三万二千户之多。

依照元制，在帝师、国师之下，僧侣可封为王公，可见僧侣在当时极受尊重。

又皇室重视做佛事，所支出之费用超过国家政费之大半。元成宗时，有张养浩上时政书，书中谓：“国家经费如分为三分，则僧侣要占二分……如明宗时，中书省言佛事，其费用要增多金一千一百五十两，银六千二百两，钞五万六千二百锭，币帛三万四千余匹。”可见银数之巨大。

同时寺庙亦拥有庞大之财产物业，与贵族王公不遑多让，可谓是一种封建势力之延伸。至元二十八年时，当时有僧寺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其中如大承天护圣寺，顺帝至正七年时拨山东十六万二千余顷地。前后两次共赐地达三十二万三千顷。又如大护国仁王寺，便有水陆田地十万顷，赐户三万七千五十九。可见僧侣们财雄势大。

更有甚者，当时僧侣祸害社会，罄竹难书。如武宗至大三年时，监察御史张养浩上书，谓“异端太横”，称有佛老之徒，蓄妻育子，饮酒食肉。又如泰定帝二年，在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西番僧人身佩金字圆符，络绎道路。传舍不能容纳，则借宿民舍，奸污妇女。如奉元一路，七个月之间，有僧侣往返达一百八十五次，用马八百四十多匹，比诸王行省之使，还多泰半，可见其扰民之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