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介入戊戌变法

半个月前，几乎在徐致靖密荐袁世凯的同时，光绪另外一个智囊张荫桓也向他推荐了一个人，准确地说是一个日本人——伊藤博文。

在几个月前（1898年6月）日本国内的一场政治风波中，伊藤博文被迫辞去内阁总理，成为了日本的前首相，著名的下野政治家。而伊藤博文不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清国，进行参观和访问。

老伊为什么要来清国？如果是因为不用上班了有时间旅游，相信这个原因是无法令大家信服的，他可以留在日本去夜店泡歌伎（老伊好这一口），也可以去别的国家旅游，为何一定要来曾经交战过的国家——清国？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希望搞明白。

而要搞明白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的原因去分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内国际形势（包括日本的），以下的分析有些简略，有关故事的详情我会在以后的时间进行讲述，现在让我们回到1895年清日战争以后，这之后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1895年战后，一份媒体（《纽约时报》）的评论代表了西方各国对清日之战的普遍看法：“日本人打开了世界的眼，让人看到了清国真正的无能。”

一年后（1896年），西方国家中又开始大肆流传一种观点，这个观点在我们现在看来很陌生，在当时却是十分的有名，这就是“黄祸论”。

“黄祸论”的意思是：黄种人是世界的邪恶轴心，世界上的西方白种人必须联合起来，战胜黄种人。

“黄祸论”在西方国家中流传的原因虽然很复杂，但跟清日战争也有很大的关系，它正是瓜分清国、把清国变成殖民地的理论基础之一。

最先行动的是两个国家——德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家勾结在一起，暗自支持，达成默契。俄国在1897年支持德国占领青岛，建立他们在亚洲的第一个海军基地；而德国支持俄国占领了辽东半岛的大连湾、旅顺。

日本人无比愤怒，辽东半岛正是俄国迫使他们从《马关条约》中吐出来的。而对于日本人来说，更加恐惧的是，他们也是黄种人。如何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成为日本迫切的问题。

前面我们说过，这一时期的日本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它在政治体制上走的是开明专制，是“具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奇怪的不只是政治体制，还有一个根本的东西——文化。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内有两种观点，一种以福泽谕吉为代表，主张“脱亚入欧”接受西方文化，全盘西化。福泽谕吉等人认为，日本只有成为一个完全西式的国家，西方国家才会“以兄弟之国待之”，不仅可以从此免受西方人的侵略和歧视，打破“黄祸论”，将来还能参与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分几块殖民地蛋糕。

而另外一种观点历史悠久，那就是“中华情结”。

千百年以来，日本都是以中华帝国为学习对象，强大的中华文明和威武的中华帝国彻底征服了这个民族，他们向往中华文化，崇拜中华制度，完全以中华为师。虽然进入近代以后，由清政府统治的中华帝国衰败了，但这并没有改变这种“中华情结”，而是产生了变种。

从表面上看，“中华情结”和“脱亚入欧”是完全对立的，但厉害的是这些人虽然思想对立，却都知道无论哪一方都只有一个根本目的——强大日本。表面上的观点之争，实际上是如何强大日本之争。

这个变种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先用武力征服清国，然后由日本人来统治清国，改造清国，所有的黄种人联合起来，去对付白种人，这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那个词——大东亚共荣圈。

“脱亚入欧”在日本政界很火，“大东亚共荣”却在军部大受欢迎，因为这为他们侵略朝鲜和清国提供了方便，能够把侵略行动转为“正义”，获得强大的思想武器。粉丝有间谍荒尾精、宗方小太郎，与军部关系密切的黑社会“共主”头山满，军部的实权人物山县有朋、大山岩、东乡平八郎，等等。这些人酷爱中华文化，没事就读读《三国演义》、《孙子兵法》、四书五经，东乡平八郎甚至做了一块崇拜王阳明的牌子挂在身上，时不时就翻出来展示一下。

这些人都是和军部有直接关系的人，而有一个人，他虽然不是军方人士，属于政界人士，却对“大东亚共荣”深深迷恋，他就是伊藤博文。

在伊藤博文来清国之前，他拜会了睦仁，两人秘密谈了三个小时。这三个小时会谈的内容，并没有在史料中留下记录，但很显然，伊藤博文的清国之行，“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让日本的国家势力向清国朝廷渗透，为将来实现“大东亚共荣”打下基础。

而俄国和德国在清国的活动，也严重影响了世界老大——英国在清国的地盘和利益。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日、英两国正逐步走向同盟。在日、英两国看来，为了对抗俄国，必须扶植清国朝廷中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而朝廷掌握实权的后党一派，此时已经投入了俄国的怀抱，“向俄国一边倒”。

在《马关条约》签署时，俄国强迫日本向清国“归还”了辽东半岛，这在实际上给了李鸿章帮助，而给李鸿章帮助，就是给慈禧帮助。后党的朋友们从此开始对老毛子感恩戴德，抱着大树，涌泉相报。一年以后（1896年）两国之间竟然还签订了一份极其绝密的《密约》。

按照这份《密约》，清国和俄国结成秘密的军事同盟关系，共同防范和对付日本，以后日本无论进攻哪一国，另外一国都要出兵。

这份《密约》是李鸿章亲自去签的，签的过程极为保密，当时朝廷只有极少数的人知晓。签好的文件装进保险柜，直接放进慈禧的卧室里。

《密约》看上去很完美，在朝廷看来，终于找到了一个大哥来防范日本再一次发起战争。不过，这份《密约》才是俄国人真正的阴谋，在签署这份《密约》的过程中，李鸿章上了俄国人的大当。在《密约》签署一年以后，俄国就露出了真面目，在德国的暗中支持和配合下，趁机侵占了清国辽东半岛的重要港口旅顺、大连湾。

朝廷吃了哑巴亏，但已经是骑虎难下，只好吞下苦果，外交政策还不得不继续向俄国倾斜，只能寄希望于将来能摆脱这位既蛮横又狡猾的大哥。

对于前来插一杠子的日、英两国来说，由于朝廷后党已经投入了俄国人的怀抱，必须扶持帝党，扶持变法派。变法派虽然目前实力较弱，但在青年官吏与知识分子中拥有大量信徒，这很有扶持价值。

而帝党也很需要日、英两国，这是怎么回事呢？

清日战争之时，帝党是极力主战的，也就是说日本是他们眼里的头号敌人，恨得牙痒痒。但是，后党一派也是他们在朝廷中进行权斗的对手，所谓“对手的朋友是自己的敌人，对手的敌人则是自己可能的朋友”，既然俄国已经成为了后党一派的朋友，日本成为了后党一派的敌人，那么，对于帝党一派来说，让李鸿章在和谈中蒙羞的日本以及英国，又从原来的敌人，变成了可能的朋友！

朝廷的权斗不仅波及国内，还漂洋过海影响着国际关系。事实上朝廷的外交之所以没什么规律和章法，就是因为和国内的权力斗争有着紧密的联系。

既然双方都有需求，需求很强烈，很想马上就满足，那么还需要一个中间人，在来到清国的伊藤博文和光绪皇帝之间牵线搭桥，这个人会是谁？

他就是张荫桓。

在朝廷的部级高官中，张荫桓是少数几个“见过外面的世界”的人之一，他曾担任清国驻美国、秘鲁和西班牙大使。纽约自由女神落成仪式时，他有幸成为唯一受邀到场的清国人（1886年），一个人拖着辫子很是拉风。1897年还曾经代表清国在伦敦出席维多利亚女王继位60年的庆典，女王也看他的辫子很帅，给了他个大十字骑士勋章。张荫桓的英语说得很流利，向往西方世界，和英国驻北京公使窦那尔关系密切，在朝廷中是著名的“亲英派”。

亲英就是亲日。虽然三年前签署《马关条约》时，张荫桓被伊藤博文结结实实羞辱了一顿，但相逢一笑泯恩仇嘛，过去的恩怨就不用多说了，大局为重。张荫桓决定把伊藤博文引见给光绪皇帝，交流一下明治维新的经验。

总理衙门把这一天定在9月20日，光绪皇帝在接见前来请训的袁世凯之后，接着接见伊藤博文。

而伊藤博文的到来，也让另一个人“密切关注”，他就是康有为。

此时的老康正在制定“围园杀后”的计划，但是伊藤博文的到来又让他看到另外一个机会。

康有为认为，对于伊藤博文这样的大人物，好不容易来到清国，只交流经验是远远不够的，朝廷应该留住伊藤博文，由他来指导清国的变法——老伊既然能领导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也必定能够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帮助清国搞好变法嘛。

而聘任伊藤博文的机构就是懋勤殿。在康有为看来，懋勤殿一开，除了聘请他这样的国内顾问，还可以聘请伊藤博文这样的外国顾问。当然，也不能少了英国人，康有为已经叫他在上海的一位英国传教士朋友（李提摩太）来京“候命”，等待入值“懋勤殿”。如此一来，这样国内国际的顾问都有，“懋勤殿”就更加有要开设的理由。他老康也可以不日在皇上身边办公了。

于是，康有为一边动用他的官场朋友上奏折，要求朝廷开设懋勤殿，聘请国内国际顾问，一边在媒体上大肆炒作。老康看来，这是值得炒作的，至少要借伊藤博文在明治维新中的影响力，壮大一下变法派的气势。

光绪对于开设懋勤殿和聘请伊藤博文都十分有兴趣。开懋勤殿可以继续推进官制改革，而聘请伊藤博文，对光绪来说似乎也是没办法：一场他亲自发动的变法，本国人不支持，请不动本国人，就只有去请曾经的仇敌日本人吧。而更重要的是，如果能让伊藤博文参与，等于取得了日本和英国的强力支持，对自己和对变法都十分有利！

只可惜慈禧比他更精，正是伊藤博文的原因让慈禧严厉地拒绝了光绪开懋勤殿的请求。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光绪皇帝受了一点打击，写密诏给杨锐，接受杨锐的建议，第二次命令康有为离开北京。而老康他们按原计划实行围园杀后，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直到袁世凯进宫请训完成。

而在这些天里，拿伊藤博文来炒作变法的气氛更加狂热，马上就有人上奏称仅仅聘请伊藤博文为顾问是不够的，应该让他担任“相”（国务院总理），然后再有人认为这还不够，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些国际友人的作用，清、日两国，或者干脆清、日、英、美四国应该成为一个“合邦”，大家结成同盟，亲如一家，那些外国人也就会真心出力，事情也就好办了。

这些消息严重地震动了颐和园里的慈禧，她感到了一种从来没有的恐惧！

慈禧的恐惧

在慈禧看来，伊藤博文不过是一个探路者，如果变法派和皇帝认为日、英两国真心来帮助清国搞变法，或者真的会与清国结成盟国，那真是太天真了。与俄国结成同盟《密约》的合同就摆在她的床边，没有人比慈禧更清楚，跟这些列强的“合邦”或者同盟，实际上只是会让朝廷接受别的国家的控制，与俄国结盟就是最好的例子。日、英两国只不过也想和俄国一样，试图来渗透势力，捞点好处，甚至控制朝廷。

如果光绪真的采纳这些人的建议，朝廷的外交政策就要做出重大调整，慈禧将不得不承受来自俄国方面的巨大压力，但这还不是她最恐惧的。

她最恐惧的是：至少目前为止，日、英两国的势力并不支持她。这跟俄国很不一样。

对于慈禧她老人家来说，只要有一支还听她话的军队在，国内的人包括皇上再怎么玩，她都还有信心掌控，所以她基本可以在朝廷一手遮天，指东打东，指西打西。变法期间看似光绪当家了，实际上光绪如果采取什么慈禧不能容忍的新政，任用不能容忍的大臣，她发句话即可，光绪就得马上去办——就连翁同龢这样的军机大臣，都是她下一道懿旨就给免职了，但慈禧也有她害怕的东西。

她唯一惧怕的就是外国人。“只要不涉及洋人，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这是老人家的公开名言。

如果说之前的权斗，不论如何你死我活，都还是窝里斗，慈禧对掌控局面还有很强的自信，那么，她现在很是担心一个她搞不定的外国势力的介入将是对她权力安全的极大挑战，她只能认为到那时自己对朝廷的控制也就到头了——搞不定的外国势力会搞掉她至高无上的皇权。

这是她真正惊恐的地方。

甚至问题的严重性不止如此。在心腹奕劻等人看来，这还将是一场“和平演变”，一旦按明治维新的模式走君主立宪，朝廷权力无疑会被转移到新兴的汉人手中，而那些人只是一些不负责任的政治煽动家，比如老康。到那时，连光绪皇帝也会被架空，列祖列宗的江山就要变色，朝廷就要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与改朝换代已经没有两样了！

是啊，这个问题慈禧也不得不考虑。变法的初衷之一是抓紧皇权，而不是要丢掉皇位！

一直以来，慈禧对变法有一定程度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建立在她认为还能对朝政控制——大权还在她之手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列祖列宗的江山不变色——还是爱新觉罗家天下的基础之上的。而光绪这小子玩着玩着，似乎也把自己给玩进去了，难道他忘了他还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就算站在变法的角度，朝廷需要伊藤博文这样的人，但不需要伊藤博文本人。

“我必须要去管一下了。”慈禧对自己说。

而颐和园里就已经是一片热闹。当变法派们利用伊藤博文狂热地制造舆论之时，意识到权力危险的王爷们和大臣们纷纷涌入颐和园，他们开始反击，上奏折的上奏折，哭诉的哭诉，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太后您老人家不出山已经不行了。

李鸿章的反击

首先做出反击的是李鸿章。与俄国的《密约》是他亲自签的，一旦朝廷转向日、英，他不仅将彻底遭到排挤，从此靠边站，而且还将遭到调查和清算。

替李鸿章出面的，是一个叫杨崇伊的人，这个人不仅是朝廷御史，还是李鸿章儿子的亲家，他给慈禧上了一道奏折。

这道奏折的核心意思是：形势严峻，皇太后，请您老人家即日起开始训政吧。

而另一伙人开始哭诉，等终于哭完后，擦擦眼泪给太后讲了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皇太后您危矣！日英两国已经联手，在必要时候，会用武力支持伊藤博文掌控清国朝政，再扶持变法派上台，建立亲日英的傀儡政权。传言康有为已经蛊惑了伊藤博文，请伊藤博文命令天津大沽口外的日本军舰派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劫持太后送上军舰。伊藤博文同意了，只提出了一个条件：光靠你们说的这些日本还无法行动，必须在皇帝接见我的时候，亲口向我提出这个要求。

按照这伙人的意思，慈禧不仅要立即临朝训政，而且还要废去光绪皇帝。因为康有为“很可能得到了皇上的授意”。

在伊藤博文进宫之前，康有为是去拜访过他（跟皇上没有关系），而伊藤博文的日记里并没有留下上述内容，所以我们只能认为这是在造谣。但是，日记里没有公开记录并不等于这件事没有发生，因为从种种迹象上看，凭空捏造这个谣言也很有难度。康有为既然可以利用袁世凯在京城制造混乱，也可以利用日本人，这不过是日本人版的“围园杀后”，看来老康为他的计划设计了袁世凯和伊藤博文的“双保险”。

康有为啊康有为，你真行。

慈禧对这个谣传是半信半疑的，不仅因为现在京城里到处是谣言，而且因为她对造谣的这伙人并不信任，这伙人貌似忠心，掌握大权，却并不在慈禧的信任范围之内。他们将很快露出自己的面目。

对于谣传，她需要证实，不信谣，不传谣，这也是一个统治者的素质。但是对于光绪即将接见伊藤博文，她必须监控。局势已经到了十分紧急的关头，如果她再不出手，向日、英等国证明只有她才是严格控制这个国家的主人，以此绝了列强们蠢蠢欲动的那颗心，一切都将变得无可挽回！

所以，必须赶在光绪和伊藤博文见面之前，从颐和园回去看一下情况。

慈禧并不知道，她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头路。

变法无疾而终

按照总理衙门制定的时间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的这一天是9月20日，在接见入宫请训的袁世凯后，他将和伊藤博文会面。

9月19日，慈禧从颐和园动身，回到了皇宫。

袁世凯的猜测没有错，光绪接见他时，御座背后，坐着慈禧派来监听的太监。

接下来接见伊藤博文，慈禧亲自坐到了御座后面。

9月21日凌晨，光绪被太监从龙床上叫起，来到大殿，去参加一场政治高层的小范围会议。

他是来参会的，也是来听训的，说直白点就是来挨骂的，因为他已经犯了错误。

大殿上灯火通明，慈禧坐在御座上，满族王爷、军机大臣等朝廷高层站在一侧，只有光绪孤零零的一人跪在另一侧。

慈禧开始了对光绪暴风骤雨般的痛骂。

光绪又变回了那个惊恐的小孩，只敢跪在地上，偶尔心急争辩几句，但一切无济于事。

骂完了，出完了气。王公大臣们向慈禧跪下，高呼：“恭请太后临朝训政！”而慈禧没有说话。

沉默，这个时候绝对要保持沉默，一定要有风度地沉默。

“请太后临朝训政！”光绪微弱的声音传来。

是啊，这话必须等皇帝亲自开口说啊。

结束了。在一场政治高层的小范围会议之后，一切都结束了。慈禧宣布，因为光绪还不足以担当国事，她将重新出山，采取临朝训政的方式来亲自指导光绪处理以后的朝政。

虽然过去很多的书中都把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称作“政变”，但从种种迹象看，这实在不能称作“政变”，权力本来一直在慈禧手里，只不过以前是在风景优美的颐和园，通过光绪的“事先请示和事后汇报相结合的制度”来遥控，现在换了一种方式，以后需要亲自来办公室上班。

对于光绪来说，这对他也改变不大，甚至还可以说是更好，反正以前要请示汇报，现在换成当场指导，不用辛苦跑颐和园，更好。

如果光绪夺权成功，那才是真正的政变嘛。

朝廷最高层（宫廷里）的权力斗争终于取得了平衡，皇帝没有多大的损害，太后没有多大的损害，大臣也没有多大的损害，热闹之后，一切照旧，朝廷继续运转。然而政变没有发生，变政却是实实在在发生了，光绪既然犯了错误，那么他推行的变法自然要停止，在宣布变法开始后的103天里颁布的大部分政令要废除，朝廷的大政方针又将回到老路上。只有那曾经令多少人热烈讨论、欢欣鼓舞、雄心万丈的变法，真正受到了损害。

而虽然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称不上政变，朝廷内部却一直存在着一个政变的图谋，主导他们的正是那伙一直在造谣的人，一群特殊的人，关于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图谋，我们将在接下去的故事中揭晓。

步兵统领衙门接到了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的命令。康有为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而且以前“屡被人参奏”，即行革职捉拿，交刑部按相关条律治罪。至于康广仁的罪名，因为他是康有为的弟弟。

南海会馆里只抓到了康广仁。9月19日，在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第二天，康有为在安排好一切后，终于乘火车去了天津，然后在天津乘轮船去上海。在上海，康有为并没有能够上岸，听到消息的英国人将他从船上截下，送往香港。为了防备朝廷大内密探的刺杀，康有为被英国方面安排在皇家香港警察署里居住，躲过一阵时日后，他将去日本，开始漫长的海外流亡生活。

康有为终于用这种方式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朝廷的政治舞台，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在海外的场合了。

康有为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有惊世的野心，也能勇敢地立于时代潮头。他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变法的“激进派”，但所谓“激进”和“稳健”有时也是很模糊的，也很难去把握这个度，稳健的另一个代名词可能是保守，激进的另一个代名词可能是勇敢。事情做成了可能被认为是稳健，没做成又可能被认为是激进。只是，理想激进一点没有关系，但做事情是不能也无法激进的，因为它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过程，做事情的激进，恰恰是骨子里害怕作长期努力和长期斗争的准备。

而当这些事情是百姓的公共事务——政治时，更需要用程序的正当和正义来保证结果的正当和正义。康有为的很多想法，看上去是都是创新的“建设性意见”，而实质上也只是他翻翻书本、拍着脑袋想出来的，没有经过大范围的征求意见和讨论，没有重视其他人，甚至没有经过自我的科学论证，就急于出炉，这又和以往官僚集团的人治并没什么区别，反而陷入搞阴谋搞党争的嫌疑。

由于不懂得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康有为始终没有跳出自己的世界。他一直沉浸在自我悲壮的角色里，他把自己当作民意的代表，而且是唯一的代表，在康有为看来，似乎其他人所有的人都反对变法，只有他在为了天下苍生而奔走呼号，受苦受难。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加上那惊天的野心，很容易做出极端的举动来。

康有为喜欢利用媒体，这本来是一种相对于旧时代的“现代化”的行为，但是老康的利用媒体也就是为了实现自我目的的炒作，而没有真正把媒体纳入到普及变法常识，进行“现代公民意识”启蒙的作用中。这一切其实还是来自于康有为对于“现代”并没有深入的认知和了解，他的头脑仍然是旧式的，只不过比那些更旧的新了那么一点点而已。

多年以后，在变法期间被光绪接见过的另外一位大知识分子严复，评价起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作为：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书生误国，庸医杀人！

而康有为的可贵或者可爱之处在于他的坚持。他是作为一个斗士横空出世的，他一直在战斗，不怕困难，不怕失败，不为任何人和任何事情所动，如泰山般屹立不倒。流亡海外后的康有为以光绪给杨锐密诏为蓝本，伪造了一份光绪给他的“衣带诏”，从此在海外祭起“奉旨救驾”的保皇大旗。多年前，他因为鼓吹变法而“超前”于当时的时代，多年后他又因保皇而“落后”于当时的时代。但康有为就是康有为，他相信自己的选择，也坚持自己的选择，哪怕最后众叛亲离，连最亲密的弟子梁启超都跟他决裂了，他仍然怀着至死不渝的战斗精神，为他的选择坚持了一辈子，正确也好，错误也好，老康都把它们坚持成了一种传奇。他一直站在那里。

好吧，对于慈禧来说，该处理的都已经处理完了，接下来，该上班的上班，该开会睡觉的开会睡觉。有关史料记载，慈禧在9月21日当天甚至还回了一趟颐和园，朝政又趋于平稳，这场风波似乎已经平息。

由于步兵统领衙门报告康有为没有抓到，要求在天津缉拿康有为和防止他从天津出逃的电报发给了直隶总督荣禄，然后，慈禧派出了杨崇伊到天津向荣禄通报北京的情况。

杨崇伊去往天津。而正是这次平常的天津之行，又让原本趋于平静的朝廷局势，再一次掀起波澜，风云突变！

袁世凯的秘密

前一天（9月20日傍晚），有一个人坐着火车，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天津。

他就是我们熟悉的袁世凯同志。

如果这时候有人遇见他，见到的一定是一个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心事重重的人。事实上从回天津开始，那个问题还在困扰着他。虽然在北京没有向朝廷检举告发，但马上要见直属领导，难道还不该说出秘密吗？

这个问题像胸口揣着一颗炸弹——还是高灵敏度的，折磨着老袁。

直隶总督府，袁世凯见到了荣禄。他并没有说出那个秘密，虽然袁世凯怀疑荣禄叫自己请训完后立即回津，应该不只是为了“布防英日军舰”这么简单，很可能听到了什么风声。但袁世凯仍然压制住满腹的心事，藏住内心的秘密，在直属领导面前，硬生生地将心头巨石若无其事地憋回去，这需要多么强大的内心啊。

荣禄把袁世凯急着叫回来，就是想看看他被光绪突然提拔后对自己的态度。因为袁世凯是他手下的军事将领，皇上越过自己直接提拔，荣禄大人当然会起疑。不过，消除领导的这个怀疑对袁大人来说并不是难事，要知道在人前表演正是我们袁大人的特长啊，他的态度比以前更加谦恭，更加表现忠心，这一切都说明他仍然是荣中堂的人。

荣禄十分满意，两人谈了一些“布防英日军舰”的事情，会见结束了，袁世凯走出直隶总督府。一夜无话。

杨崇伊到达天津

杨崇伊行程和目的都是保密的，但是，这一切仍然没有躲过袁世凯的眼睛。从在朝鲜时期开始，他一直都是搞情报的高手，天津城以至总督衙门里，都有我们老袁的情报人员。袁世凯终于在第一时间里知道了杨崇伊来天津的目的，也知道了这天凌晨皇宫里发生的变故：太后临朝训政，更重要的是：康广仁已经被捉，康有为被通缉！

这个消息对袁世凯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一旦康广仁供出围园杀后的计划，也供出谭嗣同曾经就这个计划找过他老袁，那么，他老袁就不仅是包庇之罪，还会惹上合谋的重大嫌疑，到那时只怕没有人能救得了他袁世凯！

所以必须立即向荣禄报告自己在北京遇到的一切！不再做任何隐瞒！立即汇报，全部汇报！耽搁一分钟也不行！

袁世凯马上意识到自己要告别骑墙派的生活了，从此必须坚决拥护以太后为核心的朝廷领导，紧密团结在慈禧的周围。皇上啊，这不能怪我，皇宫里的结果都出来了，我还能骑墙吗？先自保吧。

袁世凯走向了直隶总督府。

当袁世凯来到总督府时，他发现这里的气氛似乎很紧张，总督衙门里增加了许多卫兵。康有为早已经是荣禄眼中的危险分子，当初可是说过要杀一品大员的，现在他有可能逃到天津，荣禄不得不防！

袁世凯跪在地上，向荣禄告发一切。

他首先说起了关于天津阅兵的那个谣言，也就是荣禄会在九月天津阅兵时，按照慈禧的旨意杀掉光绪，袁世凯强调谭嗣同是因为这个谣言，才来找他的。

这样的大罪，即使是莫须有，荣禄也担当不起，必须澄清，果然荣禄大惊失色，立即发誓：“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

成功了。对于袁世凯来说，这是他的第一步。虽然是根据事实全部汇报，但汇报也是有技巧的啊。他已经成功地把荣禄绕到这件事情里，也就是把领导跟自己捆绑到了一起。接下来自己的洗脱也就轻松一些了。

“求荣相做主！”说完法华寺之夜发生的一切后，袁世凯长跪不起，诚惶诚恐。

“昨天为什么没报告？”荣禄严厉地问。

一听这话，袁世凯大哭，哭得几乎断气，边哭边诉：“荣相啊，这个计划是与皇上毫无关系的，如果连累了皇上，我只有喝药自杀了。”（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唯有仰药而死耳）

袁世凯这话是在暗示他考虑到围园杀后计划可能涉及光绪，所以他才不好处理。这个理由正大光明，荣禄也无法反对。而接下来估计就是向荣禄表表忠心了。

此事关乎皇上、社稷，利害关系极大，说句犯上的话，不是世凯能担当，也不是荣相您一时能方便处置的。好在虽有小人们结党煽动，但世凯决不为其所动，世凯思来想去一夜，虽然觉得那帮小人们翻不了天，起不了风浪，但还是应该来主动告诉您，荣相一定要为我做主！

袁世凯有向荣禄表忠心的本钱，因为他知道，荣禄一定不会真正为难自己的，荣禄一直很欣赏袁世凯的才干，而且把袁世凯当作他的心腹。果然，荣禄让袁世凯站起身来，他表示不再追究，而且就算以后慈禧再追究起来，他也会竭力开脱。

危险解除。在走进总督府之前，袁世凯就知道，说出事实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向荣禄表忠心，现在目的达到了，荣禄大人不再追究，结局很完美。

更重要的是，有了荣禄的保证，将来在慈禧那里也是安全的，如果荣禄不为他说话，根据隐瞒了这么多天的表现，慈禧一定会怀疑他——即使不怀疑他参与合谋，也会怀疑他首鼠两端，两面讨好。而荣禄是慈禧最信任的心腹之一，他开口比什么都管用，甚至比事实还管用，要知道在这个专制朝廷里，越往高层，就越是对人不对事。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站起身来的袁世凯拍了拍身上的灰。

关于袁世凯的告发过程一直是个历史谜案。袁世凯把进北京后开始的这段经历写了一部日记——《戊戌纪略》，以上的讲述也重点参考了《戊戌纪略》，但《戊戌纪略》也有问题，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日记”，而是袁世凯在事后“补记”的。写这些日记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给当时的人看——消除慈禧和后党对他的怀疑，二是留下大部分的事实给后来人看，因为他知道：历史一定会同情这场变法，同情光绪皇帝。也许对于袁世凯来说，变法才是正义的，同情变法，支持和推进变法，这才是他老袁内心最真实的态度——这些当时不能说，就让后来人去了解吧。

经过多方面的论证，以上的讲述应该是最接近历史事实的。这个历史事实就是：不是袁世凯的告发导致皇宫里事情的发生，而是皇宫事情的发生导致了他的告发。袁世凯同志是在自己有掉顶戴甚至掉脑袋危险的时候走进了直隶总督府，相信这是每一个官场人物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共有的选择。我们不能苛求袁世凯为了变法大业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我们不能排除他在告发之前有自己利益的考虑，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隐瞒，他都在事实上站在了光绪和变法阵营这一边。

三年以后（1901年），那个将变法大业重新开始，把戊戌变法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去变成现实的人，正是袁世凯。

然而，袁世凯的告发虽然没有导致皇宫里事情的发生，却直接导致了另外一件事情的发生，让原本只是骂了骂皇帝、开个高层内部的小范围政治会议，变成了一个更加严重的社会事件——流血。

杨崇伊把这个情况带回了北京。

戊戌六君子

感到恐惧的慈禧马上做出了反应，她下令将光绪身边十多位太监全部抓起来杀掉，这些太监原本就是她安排的眼线，而眼皮底下谋杀的阴谋竟然没被发现，她怀疑这些太监不忠。

然后慈禧命令将有重大合谋嫌疑的光绪囚禁在西苑（今中南海）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瀛台。等抓捕到乱党，审讯查明光绪是否合谋后再进一步发落。

抓捕的范围迅速扩大，第二份通缉令名单迅速增加九个人：

户部侍郎张荫桓

军机四章京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

礼部侍郎徐致靖

礼部主事王照

监察御史杨深秀

康有为弟子梁启超

王照和梁启超成功地逃到了日本大使馆，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化装去了东京，他们将在那里与康有为会合。而其他人员全部落网，加上之前的康广仁，步兵统领衙门共抓获八个人。

荣禄来到了北京，他来北京带有一个重大任务：劝说慈禧不要审问这些乱党，立即杀头。

朝廷的嫌疑犯在抓获后，必须送到刑部审讯，按照《大清律》治罪，这是必经的程序。不经审讯就杀头，这可是大清开国以来未有。而在荣禄的劝说下，慈禧竟然同意了，八个人不审不问，直接绑赴刑场杀头。

一切的原因都将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揭晓。

排在必杀名单第一名的是张荫桓，这并不是因为他的级别最高。慈禧亲自把他列在斩首第一名，张荫桓直接将伊藤博文引荐给光绪，这犯了慈禧的大忌，必须杀掉他。

然而英国驻北京公使窦那尔代表英国政府警告朝廷：必须留下张荫桓，如果慈禧太后坚持要杀，英国将可能会对清国动武！

看来英国要留着这张“亲英”的旗帜。

慈禧忍下了，看来那个叫维多利亚的女人比自己更狠，得罪不起。慈禧只好又一笔划掉张荫桓的名字，改为流放新疆。但这种隐忍只是暂时的，慈禧对张荫桓的心头之恨并没有消除，两年以后，在一个终于不怕得罪列强的时刻（1900年），慈禧下令将张荫桓在新疆秘密处死。

李鸿章也开始行动了。徐致靖的父亲和李鸿章是科场“同年”，并且还帮助过李鸿章。当时徐致靖的父亲和李鸿章同场进京赶考，李鸿章在考场上突发疟疾，全身发抖，连笔都拿不稳，徐致靖的父亲在自己交卷后，帮李鸿章誊抄好了卷子，李鸿章这才高中进士。对于这份“恩情”，李鸿章是不能忘的，他要去营救徐致靖。

李鸿章找到了荣禄，请他在慈禧面前求情。荣禄告诉慈禧，徐致靖是个教育部的书呆子（事实如此），他搞变法纯粹就是瞎起哄，也没有参与谋杀阴谋，请太后饶过他吧。

徐致靖的名字也被勾掉了。

斩首名单上还剩下六个人。

当官兵前来抓捕的时候，谭嗣同正在浏阳会馆里平静地等待他们的到来。

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作为湖北巡抚谭继洵家中唯一的儿子，也是唯一的孩子，按常理说，这个官二代完全可以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驾着豪华马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撞到一个人说我爸是那啥，然后嚣张地扬长而去。

但谭嗣同不是这样的人。他虽然物质条件优越，精神上却一直很痛苦。

谭嗣同的母亲原本还生下过三女一子，但都先后夭亡了。最痛苦的一次经历在1876年春天，那年的北京爆发一场流行性疾病，当时谭家正在北京，五天内一连夺去了谭嗣同母亲、二姐以及兄长三个人的性命，谭嗣同也在昏迷了三天后才醒过来，他的号“复生”，就是指的这次变故。

厄运还没有结束。在谭嗣同结婚后，他的老婆曾经给他生过一个儿子，却也最终夭折，谭嗣同就这样成了只有父亲妻子，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孩子的人。

频繁失去亲人对谭嗣同打击沉重，但谭嗣同是一个很讲义气、十分善良的人。1884年，19岁的谭嗣同离家出走，采用徒步旅行的方式，游历了大半个清国，一路风尘仆仆、晓行夜宿，只是在偶尔的时候搭搭牛车，宛如一个刻意修行的苦行僧。这次旅行对他来说影响长远。

在游历过程中，他观察风土人情，行走边野乡村，结交民间侠士，和卑微的百姓们无话不谈，他终于发现了“外面的世界”，一个他在北京等繁华大城市见不到的世界，一种和天生富裕不同的草民的生活。

当谭嗣同来到自己的世界之外时，他才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清国，但这才是真实的清国。真实的清国没有它应该有的活力，而是暮气沉沉，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了，而大部分地方都没有分享到这种成果。大部分的清国人是一群沉默、疲倦和迷茫的人。他们有生存的压力，遭受地方官吏的各种盘剥欺压，但无处伸张。

谭嗣同把这一切归结于——专制。虽然他的父亲是省部级高官，他是官二代，但对专制的批评毫不客气。

在接受光绪的召见之前，谭嗣同以江苏候补知府的身份住在南京，闭门写书——以19岁那年旅行的见闻为基础，整理自己的所思所感，他给这本书起了个好听的名字：《仁学》。

在《仁学》中，谭嗣同将他对腐朽朝廷的愤怒全部指向了专制：

“两千年来，专制制度为大盗之政！”

“专制君主为独夫民贼！”

“若君不能为民办事，亦可共废！”

然后谭嗣同等到了一个机会，这就是徐致靖向光绪保举他成为变法之人，谭嗣同来到了北京。他的内心充满着兴奋，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机会，正因为朝廷专制，所以需要改变，需要变法，他必须去实践这样的变法，为变法做一切的事情，哪怕是冒险。

真正参与到变法之中后，谭嗣同才感到了真正的苦恼。他有满腔的热血，他有不懈的精神和坚定的决心，但是，变法需要的似乎并不是这些，现实总让他处处碰壁，那种无法实现理想、突破现实的无力感深深地折磨着谭嗣同。

他把康有为当作了偶像，也当作了救星。康有为学识渊博，又享有名气，谭嗣同认为只要按照康有为的想法去做，变法是一定能够成功的。为了这个成功，他什么方法都愿意去尝试，什么风险都会去冒。在谭嗣同看来，变法只能成功，无法失败，因为百姓们折腾不起。

他带着杀掉慈禧后可以顺利实施变法的愿望走进了法华寺。

当步兵统领衙门前来抓捕时，谭嗣同有很多机会可以逃走，他甚至已经去了英国和日本公使馆，却又自己走了出来。他只希望梁启超去出走日本，“没有远走的人，无以图将来”，他希望梁启超做行者，让变法火种薪火相传，而他自己，已经抱有必死的决心。

专制制度，虽为大盗之政，但是它是一时无法消除的，梦想中为了天下苍生的现代政体，一时无法建立，谭嗣同终于明白了这样的事实。事实令人心碎，但是，也激起了他另外的信心和愿望。他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此时看不到没有关系，总有一天，它会到来。

让我的头颅和热血去祭奠这场变法吧，只有我为变法死，变法才不会因我们而死。让我，让我们的变法成为最深刻的教训和思考留给后来之人！

是的，千年以来，变法的结局常常是失败和流血，但是变法的目的不是流血，而是避免流血，破解变法即失败、失败即流血的千年难题，留给了后来者。

谭嗣同抱着必死决心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光绪。“没有死去的人，无以酬圣主”，对于光绪皇帝，谭嗣同有着无可言说的愧疚，当年那个大骂皇帝为“独夫民贼”的人，已经把光绪当做“圣主”了。这绝不是因为光绪重用了他，而是因为一场本来可以做好的事，他却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样的错误，已经连累了皇上，使皇上被囚禁瀛台，甚至有生命危险，谭嗣同悔之晚矣！

谭嗣同去日本和英国公使馆，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向外国人说明，即使变法失败，保全光绪对他们也是十分重要的，外国人讲究利益，谭嗣同就说清楚他们的利益，请他们答应一旦皇上有危险时，设法营救皇上——我们将很快看到谭嗣同这种努力的结果。

就这样吧，我已经尽力了。我的理想我自会来坚持，当坚持不下去了，相信也会有后来者，而我的错误只能由我承担。对于每一个我合作过的人，我都会对他讲义气，对于每一个我对不起的人，我都会负责任，哪怕他是皇上。这就是我的选择。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仁者，对天下人之仁也，义者，对周围人之义也，这不需要多少豪言壮语、多少惊天动地的行动，只需要一种选择与坚持。

他虽然是官二代，但他更关心草二代；他虽然行事鲁莽，但敢作敢为；他虽然性格冲动，但恩怨分明；他或许不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不是一个合格的变法家，但他是一个有烈士气节的人，一个敢于承担结果的人，一个有着自己原则的很真实的人。他可以不死，不死，并不算错，没人可以责怪他，可是死了，却突然凸显了意义。英雄与凡人的分野就在这里，他不仅要为自己总结，也要为天下人总结，为“天下为公”总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谭嗣同是一个平凡的英雄，一个值得敬佩的人。

谭嗣同的出现给这场变法带来了黑暗中的光芒，这微小的光亮，照过了多少野心与权谋、多少算计与圈套，让它们都在光亮下显得荒谬和渺小。多年以后的人们再次谈起这场变法时，一定会提到谭嗣同，因为他也埋下了勇敢与正义的种子，留下了热血和希望！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9月28日，刑场上响起了谭嗣同洪亮的声音。

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六君子皆被杀于菜市口刑场。

真正的政变

行刑完毕。军机大臣、监斩官刚毅的脸上露出了他的微笑。

朝廷里的那伙人终于露出他们的面目了。这是一群特别的人，而刚毅只是其中的一员，并不是他们的核心，他们的核心是一个显赫的人物：端郡王。

端郡王人们常常叫他端王，他是光绪的堂兄，团结在端王周围的是一伙满族王公贵族和八旗子弟。他们组成了朝中最有权势的政治集团——端王集团。

而端王集团的强大不仅在于他们在朝廷中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军队中也到处是他们的人。端王本人掌控着朝廷的禁卫军之一——武胜新队。这是一支配备洋枪洋炮的八旗军队伍。对于这支军队大家一定很陌生，但是在一年以后（1899年），这支军队改成的另一个名字我们一定很熟悉——虎神营。

除了禁卫军，甚至整个守卫京城的八旗军都是偏向端王集团的，毕竟大家都是同一个出身的，有共同的利益嘛。

总之，这是一群地位特殊的人，他们在朝中的势力根深蒂固，又有军队做保障。

为了政治利益，端王集团不仅排斥外国人，也排斥汉人，他们认为天下是满人的，只能由满人来分享成果，所以要警惕汉人和外国势力，也根本不要搞什么变法。为了这个目的，端王集团隐藏的政变图谋就是：鼓动慈禧废去光绪，改立端王的儿子为皇帝！

光绪宣布变法开始以后，这伙人也没闲着，他们干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造谣。他们既不是朝廷中的变法派，也不是一般的顽固派，而是属于造谣派。

天津阅兵的谣言，是他们造出来的。造这个谣言的目的是要在朝廷中制造“光绪被废”的舆论氛围，那时候的慈禧在支持光绪搞变法，她是不会废去光绪的，即使要废，大权在她之手，在皇宫就能办成，并不需要多此一举跑到天津去，所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而端王集团并不死心，他们会寻找造谣的新机会。

机会很快来了。这就是伊藤博文来到北京，野心不死的端王集团又造了第二次谣，那就是告诉慈禧光绪将勾结日本人劫持慈禧，这又是逼迫慈禧废去光绪。

对于这时候的慈禧来说，她并没有废去光绪的心思，但是端王集团的政治和军事势力太强大，连慈禧一时都无法撼动，所以他们的要求慈禧又不得不考虑。事实上对于慈禧这个最高统治者来说，她不得不在各派之间搞平衡，维持朝廷的稳定——原因前面我们也已经说过，只有朝廷稳定了她老人家的权力才稳定啊。光绪不知道的是，之前为了支持变法，慈禧也承受着来自端王集团的压力，现在光绪提出开懋勤殿，引进伊藤博文做外援，慈禧也顶不住了，除了对自身权力安全的考虑，她也需要安抚住端王集团，反对光绪某种程度也是没有办法。

在这样的背景下，慈禧开始了临朝训政。然后围园杀后的计划暴露了，光绪背上合谋的重大嫌疑，这对于端王集团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机会！在端王集团的强大压力下，愤怒中的慈禧终于动了废去光绪的心思，默许了端王集团的小动作，由于光绪一向是体弱多病的，于是朝廷以光绪的名义颁布上谕：朕已重病，请各地推荐名医。

在专制朝廷里，皇帝生病本来是高度的国家机密，而皇帝在上谕中公布自己的病情，这更加异常。这一反常事件的背后就是端王要为废去光绪作重要的准备，而这次已经不仅是舆论准备，还有程序上的准备了。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的是，颁布这个上谕的时间是9月25日，此时，荣禄进京了。他带着两个很重要的目的。

荣禄的第一个目的是保护袁世凯。

荣禄虽然也是八旗子弟，并且出生于满族八大家族之首——正白旗瓜尔佳氏。但是到他这一代时，家道已经衰落了，荣禄并不是端王集团的人，他只是慈禧提拔起来的绝对心腹。由于荣禄不像端王集团的人那样在朝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他在朝中的权势除了来自慈禧，也需要更多的权力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袁世凯。为了倚重袁世凯这样的官场新星，荣禄在慈禧面前替老袁成功地开脱了。

而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保护光绪。

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光绪，这是荣禄进京之前和袁世凯商量好的。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光绪事先知道围园杀后的计划，甚至这个计划是不是原本就来自他的授意，但是，光绪已经逃脱不了重大嫌疑，甚至已经成为了头号嫌疑犯，因为一旦谋杀太后成功，获益最大的就是他。端王集团正等着审讯那些“乱党”，给光绪一个罪名，成功废帝。而荣禄担心的是如果让端王集团以审讯证实了光绪的嫌疑，光绪只能面临被废的命运。

自己不是端王集团的人，一旦光绪被废，端王的儿子上台，这对荣禄绝无好处。

而在荣禄的分析劝说之下，慈禧也冷静下来了，对于慈禧来说，端王集团只是她的政治盟友，而不是像荣禄这样的绝对心腹，心腹和盟友是有绝对分别的。慈禧明白了，一旦废帝，再立新君，端王的儿子成为皇帝，端王成为太上皇，如果他们父子联合起来成为她新的政敌，更不好对付。

是的，我还需要光绪继续成为我的傀儡皇帝，他只是我手中的棋子而已，虽然这个棋子不听话，还有谋害自己的嫌疑，但我也只能继续去利用他。在他有被废去的危险之时去保护他，作为一个临朝训政者，光绪的存在也是我存在的一个理由，我不能亲手毁掉这颗棋子。

慈禧马上颁布命令：这些抓捕归案的“乱党”们罪大恶极，不用再审了，直接杀头。光绪终于脱离了从嫌疑犯变成事实犯的危险。按照慈禧的命令，他从此继续居住在瀛台，派太监看管，但他仍然是皇帝，皇帝的名号和所有的待遇不变，光绪仍然要出席早朝等其他朝政活动，仍然可以发表自己对朝政的看法（需要看慈禧的脸色行事），除了每天必须回瀛台居住，他仍然有很大的自由。

端王集团的政变企图失败了。但是他们仍然是不甘心的。于是谣言再一次在京城流传，按照当时美国驻北京大使康戈尔的夫人（萨拉?康戈尔）日记记载，这最新的谣言是：

“皇帝病得很重！”“皇帝被外国人害死了！”

谣言之中，北京城里很快出现了普通百姓攻击外国人的事件，他们朝洋人扔石子，追打洋人，而当洋人去找清兵时，那些八旗子弟说：你们是洋人，我们保护不了你们。

看来端王先生真是很会造谣，想害死皇帝的明明是他，却嫁祸到外国人头上。是的，仅仅就这个谣言来说，无辜的是洋人，他们恰恰是想保护光绪的（后述）。而端王集团造个最新谣言的目的就在于：利用老百姓的民族情绪，再一次寻找发动政变的机会！

野心不死啊。虽然端王集团的政变阴谋暂时被挫败了，但是，凭着我们对这伙神秘人物的了解，我们知道他们一定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他们还会寻找新的机会。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当通过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让帝后两党的权斗暂时落下帷幕之后，朝廷也“需要”他们。因为专制朝廷的一大特色就是权斗无时不在，平衡只是暂时，内斗将是永远。

变法失败的根源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大家在看完这个漫长的故事舒展一下筋骨的同时，也是时候来总结一下这场轰轰烈烈开始的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了。虽然我们只重点讲述了这惊心动魄的103天，但我认为清国真正的变法从1895年清日战争结束后就开始了。在那几年里，朝廷新修铁路，编练新军，这是洋务运动关于经济变法的持续。而政治上的“变法”也在进行，在过去，民间结社向来被严厉禁止，因为这是朝廷的大忌，不论你有多么正当的理由，在朝廷看来群众聚在一起都有造反的嫌疑，让人睡不踏实。而在1895年以后，民间结社开始逐步开放，言论也进一步自由，这才造成了康有为办的强学会以及各种上书的兴起。

这103天，是变法最为集中的时刻，它留下了很多的“新政”，它兴办了工商，它振兴了教育，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就是这103天里开办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奖励技术创造发明、保护专利的国家法律（《振兴工艺给奖章程》）也是在这103天里颁布的，其他还有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创举，这些内容教科书已经总结得很完整，有兴趣的可以去翻书，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变法失败的原因是最感兴趣的，接下来的讲述，我们将探索这方面的内容。而根据前面的分析，这些原因是可以会找出很多的。

比如现在看来，我们之前强调的官僚集团对变法的“共识”，仅仅是出于对维护政权稳定的一种忧虑，这种“共识”脆弱到经不起风吹草动的打击。

还有谣言，也是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谣言之所以能成为谣言，在于它是假的，但每一种谣言都造成了极端的后果，不是人们特别愿意相信谣言，而是在朝廷信息不透明的体制下，大家只能相信谣言。

但在我看来，这些都只是失败的原因之一，找出根本的原因也许还需要我们真正明白三样东西：个人、社会和政府。

在原始社会，大家都是光着屁股跑，拿片树叶遮遮身子就去打猎捕鱼，寻找食物。人从一生下来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所以每个人都不得不追逐自己的利益，可以说人就是以发财为第一要义，在我看来这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天性——人性的一部分。所谓人性，在更多的时候，也就是指人的动物性。

但是，人和动物毕竟是有区别的，这个重大的区别就在于人和人会结成一个群体——社会。很多的个人结成了社会，从而出现了人的社会性。你发你的财，为了自己的利益，这都没有问题，但必须遵守在漫长的时间里形成的社会契约和规则，不然你打了一只野鸡，抓了一只兔子，其他人不劳而获跑过来把它们抢了烧了自己吃，你只有站在旁边流口水的份儿——人类很快就会因为内斗而自我灭亡。

可见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某种契约和规则，但总得有一个机构来保障这些规则得到执行。于是在社会出现之后，政府便出现了。由此可见，政府的功能之一是维护这种契约和规则的，它会由此制定相关的法律，守法不会有奖励，但违法行为必定是要受到惩罚的，坐牢、杀头、凌迟，等等。政府就是用强制手段来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但对于广大的人民来说，政府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分配资源。

于是就出现了几种类型的政府。专制王朝就是其中的一种，它的特色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天下所有的资源都是皇帝老儿的，皇帝老儿通过官员选拔制度（科举）收买一批人来替皇上看管和发展这些资源，这些人就是大臣，他们组成人民的一部分——官僚集团。

问题是专制王朝不是同百姓治天下，而是同官僚集团治天下，由于朝廷恰恰是依靠官僚集团来维护专制制度，所以对官僚集团的制约和监督依靠的是内部力量（监察御史、言官、钦差大臣）以及忍无可忍的部分老百姓的拦轿喊冤。按照人性自私、首先要保证自己发财的原则，在没什么制约和制约不力的情况下，官僚集团肯定要让资源先满足自己的需要，用尽各种办法去发偏财，霸占资源。百姓们常常痛恨贪官，殊不知他们不贪也很难。这就像兄弟你在路上行走，路边到处是金子，又没有人管，兄弟你最后能控制得住自己么？

这并不奇怪，只要制度是这样的，换了谁都一样。

而正是因为制约不力，发展到后期，官僚集团开始从霸占资源升级到垄断资源，官员们也因为共同的利益追求而形成我们前面已经讲述多次的强大组织——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不仅侵犯百姓们的资源和利益，也在内部起着同化和僵化作用，比如兄弟你在这个集团内部，想做几件有利于百姓的事，但这些事可能是不符合这个集团利益的。于是你虽然一身正气，追求正义，也可能遭到排挤，反过来，你所做的事虽不利百姓却有利于本集团利益，却会得到掩护以及拥护。

这个强大的同化和僵化作用让很多人轻便地得到了利益，却扼杀了多少的人才。有理想有实力能实干的人身处其中之后，便会暮气日深，垂垂老矣。专制体制内并不缺乏人才，而他们的特色是散则明，聚则暗。看他们私下里的文章和言论，让人敬佩，而看他们在任上干的事情，兄弟你还不如敬佩一下自己。

而朝廷统治者虽然出于维护统治的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对利益集团也很痛恨，但又离不开他们，最后会越来越拿利益集团没有办法。每到这时候，有办法的只有一群人——拿锄头的起义者。比如陈胜、吴广、朱元璋、李自成。

可见，对于封建专制型政府来说，虽然统治阶级和官僚集团得到了暂时的好处，却有长期的风险。这个风险是一定会到来的，区别只是你赶上的是专制王朝的盛世，还是末世。

而另外一种类型的政府是现代型的政府，也可以叫民主政府，它规定资源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是大家的，如何分配资源，就要由大家来决定，取得大家的同意。而要想取得大家的同意，这肯定是一个兼顾了大部分人的利益、大家都能接受的规则，也是相对公平的规则，而且必定还要通过一定的机构和程序（民主制度）来实行监督和制约。

这看上去很美好，但要实现从专制王朝向现代型政府的转型，并不容易。

在历史的进程中，有两种力量能推动这种转型。一种是外部强力——革命。革命和起义是不同的，这一点我们会在以后的故事中讲述。而另一种是内部动力，这就是改革，也就是在封建时代常说的变法。

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两种“可能”的方法，而不是打包票的方法，革命的结果也许可以迎来光明，也许是“所有人都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变法也同样如此，这并不是因为变法的方式不可取，而是因为变法实在太难了。

很显然，既然官僚集团已经成了资源的掌控者，既然他们能够依靠这些掌控的资源很方便地发财，如果没有杀招（杀招不等于杀人的招儿），凭什么能让他们停止这种发财？所以变法最终都会遭到来自官僚集团的抵制。从专制王朝的历史来看，太多的变法最后只是让朝廷陷入不变就死、一变就乱的怪圈。精简机构，最后机构却越简越多；减少征税，最后税没减少，不用交税的项目却减少了。太多的新政，都会被官僚集团当作皮球踢回来，或者用太极高招化为无形，搞不好还能撕破脸面公开对抗，最后妥协的只能是朝廷。

可见，变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一点都不亚于革命啊。鲁迅先生说，改变太难了，“连搬动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更何况是要变法？

因为难，充足而扎实的准备显得相当重要，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有两种准备：认识准备和物质准备。

一个现代型的政府，它的建立需要有一个根本的基础——改变了的个人，也就是现代公民。也就是说，现代型的政府是建立在现代公民基础之上的。认识准备就是让大部分人成为现代公民，培育现代的公民意识。所谓培育现代公民意识，在我看来，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建立对个人、社会和政府的充分认识，理顺他们之间的关系。

而一个简单方便的切入点就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权利。

个人有个人的权利，称作私权。由个人结合而成的公民群体也有权利——民权。政府有政府的权利——公权。社会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也可以看做民权的一部分。

对于权利来说，第一步是形成权利捍卫意识，也就是要明白权利的正常性，生而为人，有权这是正常的，必须要捍卫。不仅要捍卫自己的权利，也要捍卫别人的权利，所谓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也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不仅要捍卫私权和民权，也要捍卫政府的公权。

而第二步更难，那就是厘清和严守权利的正当性——权利的边界。当我们说到权利的边界的时候往往会去责难政府，因为他们伸手太长管得太多，而在管的过程中去获取额外的利益，最常见的现象是公权往往打着民权的旗号来事实上侵犯民权，这当然是需要反思和批评的。

但是作为现代公民，也应该反思个人权利的边界。专制王朝的统治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当私权遇到私权的时候，人们往往只把自己的私权自动扩大，不尊重他人的私权。常见的现象就是我是他老爸、老师或者老公老婆，便可以心安理得去侵犯儿子、弟子或者儿子他妈他爸的私权，以忠孝观念或者情感来绑架私权，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一代传一代。

而私权遇到公权之时，却又往往自动回缩。好民不跟官斗，见官自动降三分，这又是一代传一代。

物质准备是最重要的准备，在我看来，这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它无比的强大，它能推动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和建立，也能够理顺人民、社会和政府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界定这三者权利的边界，甚至几乎能让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所谓物质准备，对于个人来说就是让大家都发财，去实现财务自由，而对于社会来说就是建立现代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指资源分配基本公平，大家创业、发财的机会基本均等，人们不会因为他的出生地、家庭背景不同而得到的资源和机会不同。不是有些人可以不劳而获，而另一部分拼死累活，最后收获那么一点点。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民间，不是政府去主导经济行为，甚至去制造经济规律。

所谓市场经济，绝不是只有官富而民穷，也绝不是只有少数人富而大部分人穷，因为少数人的富，一定是建立在大部分人都还比较贫穷的基础上，这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好了，为什么说物质准备是如此之重要，我们是可以拿清国的那个“好邻居”来举个例子的。

在我们的印象中，明治维新最成功的地方在于政改（议会、宪法），其实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成功的经济改革基础上的。事实上明治维新最成功的改革是在于经济领域，明治维新一开始也是从经济领域所做的改革，只是方式和方向与清国不同。

跟清国一样，出于抵御西方侵略者的需要，日本一开始也是从引进军工技术开始经济改革，但是，政府并不惧怕民间掌握这些所谓“高精尖”的技术，更不垄断这些技术，而是从一开始就决定要依靠整个国民的力量，将技术和资源推广到民间中小企业，通过法律扶植民间中小企业发展。甚至国家在建成一些国有大型企业后，会以很低的价格卖给民间企业家，由民间参与国产化的设计和研发，比如今天我们知道的许多著名的日本跨国企业（比如三菱），它们的前身都是日本军工国企。

这样的结果是：带来了民间经济的兴起和活跃，全民走向共富，因为有经济行为作为联系纽带，整个社会上的人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服务，彼此需要，也相互制衡。在强大的民间经济对政治的诉求之下，1881年，睦仁发布诏书，承诺推行宪法，实行宪政，并在八年后（1889年）成功颁布宪法和推行宪政，第二年召开第一届国会，成功地实现了政治体制改革——此时距离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已经有21年了。

而清国的情况有些不同。出于统治的惯性，朝廷不仅没有“全民共富”的想法，甚至对人民根本没有信任。话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派人去老百姓家收菜刀，老百姓买卖菜刀被严格控制，最后只能是几个邻居合用一把菜刀，碰上逢年过节大家就排队等着切菜。清国朝廷正是成功地继承了这个收菜刀的传统，朝廷似乎总在幻想全体国民骨子里都是暴民，第二天早晨起来满大街都是起义的队伍。于是在1860年的洋务运动开始后，朝廷不仅不敢把当时最新科技——军工技术下放到民间，甚至在其他民用领域（铁路、电报）等也严格垄断着技术和资源。

这样造成的结果与明治维新截然不同。虽然洋务运动的口号是要建立以市场为主体的近代经济，但是很遗憾，它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解决当时外患内乱的政治危机，它的本质是一场防御性的改革，而不是为了国家的破旧图强，更不是为全体国民谋福利。由于老百姓一直没有机会和权利参与政事，经济改革的动力依靠的是官僚系统，最后造成的结果是，虽然通过一再调动，官员们搞洋务搞改革的热情是调动起来了，但谋来的福利也全部被官僚集团霸占。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大清的行政权和经济权仍然在一起纠缠不清，它们搅合在一起，又被皇权牢牢控制。在商业领域，政府的行政命令仍然大于一切，甚至完全可以去制造经济规律，替代市场行为。清国最大的企业，没有一家不是“官企”：要么是纯粹的“官办”，要么就是“官督商办”，反正都带一个“官”字。至于资产，自然也是归朝廷所有。

对于老百姓们来说，朝廷是看不见的，洋务运动创造的财富真正的去向，就是落入官员们的口袋——官员们普遍富裕起来了。应该说大清国“官富”的现象一直都存在，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嘛，但真正使“官富”现象达到顶峰的，正是这场洋务运动。

与“官富”相对应的，却是——“民穷”。财富是老百姓们创造的，却被官员们以“朝廷”的名义吸走了，一部分用来养官，一部分用来压民。老百姓们的发财机会都被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抢走，于是官富者越来越多，而民穷者并不见减少。

情况就是这样了。由于洋务运动的先天不足，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这场经济改革最终成为了一场实现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运动，政治精英变成了新的政治加经济精英，也就是形成了官员和资本的结合——官僚资本主义；政府部门变成了赚钱部门——它们既创造利益，又把控利益，然后在利益分配的过程自己监督自己。而朝廷只有两张面孔，一个是傲慢霸道，一个是虚伪做作，因为经济改革的不成功，利益集团越来越顽固和强大，朝廷仍然没有走出那个千百年来的怪圈：只能在延长政权寿命和被形势所逼不得不做出些让步中，左右摇摆。

可见，一场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需要建立在一场成功的经济改革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成功的变法需要市场经济的力量去倒逼，市场的经济会指向“市场”的政治。

而戊戌变法就是在一场不彻底的经济改革基础上进行的一场不彻底的政改。由于还没有真正兴起的市场经济力量作为班底，戊戌变法显得有些心急火燎而又一厢情愿。最起码，对于一个百姓很穷，还在为他们的生存而发愁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改革也太奢侈了。

由此可见，变法光靠喊口号是推不动的，光靠皇帝颁布再多的圣旨，甚至对着祖宗的画像发誓也是推不动的。有人说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无限制地搞下去，不能回避政治体制改革，幻想“实业救国”是不成功的，但如果连“实业”本身都不成功，真正的市场经济都还没有建立，这自然是无法救国的。所谓“回避政治体制改革”，恰恰就是因为经济改革不成功，才有“回避”的空间。

有人说洋务运动最大的弊端是只学习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技术，却不知道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才是最大的技术，先进的科技都是建立在这个根本“技术模型”的基础之上，但这样的技术模型并不是天生的，抄也是抄不来的，即使抄来也没用——光绪皇帝推进的“制度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只有用成功的经济改革去倒逼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有可能走向成功的改革，也才是建立了符合本民族文化以及本国国情的改革，这样既避免在改革中停滞不前，又避免了去急急忙忙地照搬和照抄外来的一切——毕竟我们不能因为是自己病了，就把所有的药都看成是良药。

也许在1898年，更好的变法是另外一种思路：与其有那么多的“新政”，不如不那么着急，也不要有那么多的口号和形式主义，先对洋务运动进行深刻反思和真正的总结，改进洋务运动中的各种弊端，调整洋务运动的方向和思路，做好经济上的准备，去让老百姓有发财的广阔平台和公平的机会，总而言之一句话：先让老百姓发了财再说嘛！

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既然洋务运动的口号是“自强”和“求富”，反思洋务运动只要求更进一步——去求老百姓的富（共富），而不只是占人民少部分的官僚集团的“富”。

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兴一利不如除一弊。因为弊已太深！已经有的“弊”，足以吞掉任何新的“利”！

由于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并且力量强大，这一过程必定无比艰难。即使是纯粹的经济问题，相信也无法用纯粹的经济手段去切入。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对“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是必须的，对现代公民的信任（它是力量之源）是必须的，依靠公民的力量，去逐步化解利益集团，让资源合理分配，让机会均等，更是必须的。

要相信，只要财富能为民所共享，制度就能为民所共创！

用一句的话来进行总结吧，1898年开始的戊戌变法在本质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强势文明向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弱势文明传播的结果，而变法真正失败的原因是弱势文明根深蒂固的弊端对于强势文明的抵抗，变法轰轰烈烈开始之时，清国并没有做好准备——个人没有准备，社会没有准备，政府也没有准备。责任是共同的，也是大家的，只把责任推到政府或者其他某一方都并非全面。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毕竟出现了强国会等民间政治团体以及普通人关心政治权利的上书言事等“新现象”，也就是说，它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部分民权意识的觉醒。

光绪的悲痛

瀛台。空空荡荡的大殿寂静无声，每当下朝之后，光绪一个人孤独地坐在这里。

他还是要吃那一百多碗的菜，这些菜跟太后慈禧所吃的是完全相同的，不管他的口味如何，从来不能换掉。这些菜大约要花费100两银子，折合成小米，够一个普通百姓吃上13年。

眼前的美味满席，他已全无胃口，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无比的冷清，而他已经成了冷清的一部分。

真像做了一场梦。梦醒来，一切都走远了。千里江山，已是飘零，满腔热血，化为冰冷。

6月11日，我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正式开始，在接下来的103天里，我无比的勤奋，忘我地工作，不停地批阅大臣奏折，不停地思考现状以及未来，平均每两天就要颁布一道诏书。没有人比我更期望变法早日成功，没有人花费我这么多的心血，但是它仍然——失败了。

我只能接受这样的苦果，因为我没有选择。我原本是不必成为一名皇帝的，却选择了一条可以成为皇上的路，而这一切还是因为我没有选择。也许从那个时候起，快乐也好，幸福也罢，都从我的身体里消失了，我原本就是不配拥有它们的人，所以到最后都应该让我失去它们才对。

“你恨吗，恨她吗？”珍妃曾经问。

珍妃，她曾是光绪皇帝唯一的快乐源泉。

她经常女扮男装，大大咧咧地走来走去，在皇宫里横冲直撞，喜欢照相，喜欢宫里一切时髦的“西洋玩物”。她没有规矩，私下里敢对光绪直呼其名，在照相时甚至大逆不道地穿着龙袍，很显然，按照传统的眼光，这不是一个规规矩矩服侍皇帝的好妃子。

太后一直不喜欢她，光绪知道，在慈禧太后的眼里，只有她的侄女——静芬皇后才应该得到他的宠爱。静芬是正统的皇后，而珍妃不过是普通的妃子而已。

但是，光绪喜欢她！喜欢就是最大的理由，正统又如何？妃子又如何？

在繁忙的朝政之余，他曾经为她做过很多的浪漫之事。他带着她在紫禁城看雪，去颐和园听雨，还许诺带着她去围场打猎。他不善表达，不会说很多的情话，大部分的时候，在珍妃旁边，他也很沉默，他有很多想要说的，却因为羞涩而最终没说，因为口吃而说不明白。

但他有一颗爱她的炽热的心。

珍妃，我是京城公子，你是南国佳人，我来自冰天雪地的北方，你来自草长莺飞的南方，是什么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选秀。”珍妃说了这两个字，跑去玩了。

从13岁入宫，她如今已经22岁了。

也许这个孩子永远不会长大，也许在她的眼里，自己不过是她从广州来到北京之后，找到的另外一个玩伴，一个寡言少语的怪人。

一切的事情都在那一天改变了。在光绪离开紫禁城，走向瀛台的那一天。珍妃终于明白，这个人真的要离开自己了，他搬了家，不会再回来。

有一种失败，是“成功的失败”，因为它会为成功积累经验，吸取教训，譬如变法，一定会有后来者居上。但是，也有一种失败是完全的失败，这就是爱情，一朝离别，此生难见。

珍妃偏不信命，她勇敢地跑到慈禧面前，跪地为光绪求情，珍妃以为慈禧会动容的，没想到慈禧大怒：“你平时一贯妖媚皇上，皇帝犯错，你也有份！”

钟粹宫北三所。这里以前是老妈子住的地方，离慈禧的寝宫只隔着一条长廊，方便慈禧亲自看管。囚禁在这里的人与世隔绝，屋门被反锁着，每天只有太监从窗户递进一些冷菜剩饭，而每隔几天，还会有一个太监前来“奉旨申斥”，被囚之人只能跪在地上静静地听着责骂。

这就是珍妃新的住处，是求情换来的代价。金碧辉煌的皇宫不会再任她行走，豪华马车也不再为她而备，在离孤独最近的地方，只有两双思念的眼睛在彼此遥望。

珍妃，我并不恨谁。是的，太后胜利了，但是她也无法拥有真正的胜利，她也是失败者。这一场变局中没有赢家。皇宫看起来无比广阔，但是它已经落后外面的世界太多。终有一天，我们这些人，包括太后在内，会被民间那些善良的、智慧的、正义的人士超越，我们会被他们抛弃，到那时，他们也许连看都不会看我们一眼，每一眼都会让他们觉得恶心——因为我们现在的恶行！

只有我清楚，太后内心明白，她的任务就是趁她还活着的时候让朝廷的统治延续下去，只要大清王朝不在她的手中毁掉。只要她不背上失去江山的罪名，她可以去做任何事，至于其他的，连她也是无力和无奈了。

光绪对珍妃最后的交代是：要好好地活着。然而，这个愿望很快就要破灭了。

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夜

清国社会很快将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动荡，这个动荡来自民间。从1894年起，这个国家的人民先后经历了战争和朝廷内乱两件大事，虽然对于过程他们不是很清楚，只是听到了一些流言和目睹了部分的闹剧，但结果却是生硬而冰冷的：清日战争证明了后党不行，戊戌变法又证明了帝党不行。太后不行，皇帝也不行，那么，这个朝廷到底还行不行？

一场大规模的骚乱在酝酿、忍耐、聚集，然后爆发！

这是从北方的一个省份开始。这里原本是礼仪之邦，原本是好客的地方。但清日战争却改变了这里的一切。它是被日军直接攻击的省份，也是受战争打击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北洋舰队在这里覆灭，《马关条约》在这里换约。而整个战争中，家乡来自这个省份的士兵是最多的，阵亡人数也是最多的。这里的人们遭受了战败屈辱和失去亲人的双重打击。战后的形势却不是一天天好起来，而是一天天坏下去，激愤的人群和滚滚而起的烽火终于出现在这里，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帜。

而朝廷里的端王集团也即将开始行动，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义和团，起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