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公元907年不是尾声
在从长安走向洛阳的一路上,昭宗李晔一次次寻找机会派人向诸藩告急,命河东李克用、西川王建、淮南杨行密等节度使火速率兵勤王。朱全忠发现天子始终徘徊不前,知道其中有诈,遂一再催促。昭宗先是推托皇后刚刚生产,不便上路,随后又授意司天监上奏,说星象有变,东行不利。但是朱全忠的回答是立即命人杀了医官和司天监。
昭宗无可奈何,只能继续上路。
自从崔胤被杀后,六军就基本上溃散了,只剩下两百多个少年跟随天子东行,但也仅是陪伴天子打球,以供差遣而已。然而朱全忠仍然没有放过他们。他在营帐中摆设宴席,召集他们赴宴,然后在席间命人将他们全部勒死。而事先他已让人找了两百多个年龄、身材都与他们相仿的少年。事后让他们穿上那些死者的衣服,一如往常地侍奉天子。昭宗刚开始毫无察觉,过了好几天才发现。自此,天子左右全部换成了朱全忠的人。
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四月初十,昭宗李晔抵达洛阳。
随后的几个月里,朱全忠得到耳目奏报,说李克用、李茂贞、王建、杨行密等人之间公文往来异常频繁,文中都是一些振兴社稷、匡复李唐的话。朱全忠遂有夜长梦多之感,而且昭宗年长,在位日久,要将其取而代之相对于幼主要困难得多。思虑及此,朱全忠决定采取最后的行动。
这一年八月十一日深夜,朱全忠派遣心腹将领蒋玄晖、朱友恭、氏叔琮等人进入洛阳,突然敲开天子寝宫,刺死了开门的嫔妃,随后大声问:“皇上在哪儿?”昭仪李渐荣连忙走到天子寝室的窗前,高声呼叫:“宁可杀了我们,也不能伤害天子!”话音刚落便被砍杀在血泊之中。
此时昭宗已经喝得烂醉,但是李昭仪有意发出的警报还是震醒了他。昭宗慌忙从床上跳起,躲到柱后。然而蒋玄晖等人已经冲了进来,把刀挥向了天子……
那一刻,没有人知道唐昭宗李晔的眼前,是否闪过他十五年不堪回首的帝王生涯?抑或是他三十七年的悲情人生?再或者……是那张年轻人的脸庞?
没有人知道。
我们只知道——李晔在这一刻终于离开了。
离开了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离开了这个让他又爱又痛的帝国。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八月十二日,蒋玄晖假传诏书,拥立辉王李祚为皇太子,改名李柷,并宣布由太子监国。
同日,年仅十三岁的李柷在昭宗的灵柩前即皇帝位;史称昭宣帝,又称哀帝。
他就是大唐帝国的第二十一位皇帝,也是最后一任皇帝。
而上面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朱全忠都不在洛阳。
虽然这些事情都是他暗中策划的结果,但是他却不在现场。
准确地说,他有不在现场的证据。
一直到了十月,朱全忠才“听说”朱友恭等人刺杀了昭宗。他做出的第一个表情是痛不欲生,发出的第一个声音是惨切的哭泣,做出的第一个动作是“投身触地”。做完这些表演后,朱全忠狠狠地说:“这些奴才辜负了我,害我蒙受万世骂名!”
十月三日,朱全忠来到洛阳,扑在昭宗的灵柩上痛哭流涕,然后晋见昭宣帝,赌咒发誓说这不是他的意思。十月四日,朱全忠将朱友恭贬为崖州司户、氏叔琮贬为白州(今广西博白市)司户,随即又命他们自杀。朱友恭临死前大喊:“卖我以塞天下之谤,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后乎?”
然而,此刻的朱全忠绝不会畏惧鬼神,也绝不会担心无后。
因为他要做的事还很多。
要杀的人也还很多。
天祐二年二月九日,朱全忠在洛阳宫中的九曲池摆设宴席,邀请昭宗的九个儿子、德王李裕等亲王赴宴。九王酒酣耳热之际,朱全忠突然命人把他们全部勒死,投尸九曲池。
六月,朱全忠又将裴枢等稍负时望的三十几名朝臣召集到白马驿,一夜之间全部杀死。左右有人对他说:“这群人平时自诩‘清流’,现在就应该投入黄河,让他们变成‘浊流’!”朱全忠纵声大笑,随即将他们抛尸黄河。
十一月,朱全忠晋位相国,加九锡。
完成了历朝历代每一个篡位者都必须完成的程序之后,朱全忠就图穷匕见了。
天祐四年三月,朱全忠迫使昭宣帝禅位;四月,朱全忠更名为“朱晃”,将汴州改为开封府,即皇帝位,国号“大梁”,改元“开平”;同时废唐昭宣帝为济阴王,不久后将其诛杀。
这位朱晃(朱全忠、朱温)就是历史上的后梁太祖。
历时二百八十九年的大唐帝国至此覆亡。
唐朝虽然已经覆灭,但是死亡和裂变却远远没有终结。
换句话说,公元907年不是尾声。
“朱温篡唐”只不过是完成一次形式上的中枢政权的转换而已。他建立后梁时,十世纪初的中国全境仍然是一个分崩离析、群藩割据的乱世残局。除了河南开封的朱全忠之外,遍布四方的主要割据势力还有:河东的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幽州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凤翔的李茂贞,淮南的杨行密,西川的王建,浙江的钱鏐,福建的王潮,湖南的马殷,广州的刘隐……
在十世纪的上半叶,几大盘踞中原的割据势力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中枢政权,史称“五代”;除此之外,散处四方的藩镇也分别建立了“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荆南、北汉”等割据政权,史称“十国”。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之一——五代十国。
直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了北宋,历时二百余年的纷争与裂变才宣告终结。
自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大唐帝国就无可挽回地走上了一条死亡与裂变的道路,直到公元907年抵达它宿命的终点,前后共计一百五十二年。在八世纪的后半叶,包括九世纪的整个一百年间,历任大唐天子都试图力挽狂澜、阻止这个大裂变的过程,让帝国重新绽放出盛唐的光芒,重新返回大一统的轨道……
然而,他们却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他们所有“补天”的努力,最终只能化为几行无奈而悲壮的历史陈迹,供无数后人追思、缅怀、凭吊……
大唐帝国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巅峰王朝。因为它所缔造的空前强大、自信而璀璨的文明,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而且在整个东西方世界都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对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韦尔斯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第七、八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当时的欧洲人民尚处于茅舍坞壁的宗教桎梏之境,而中国人民的生活却已经进入安乐慈爱、思想自由、身心愉悦的境域。”
也许韦尔斯的评价看上去像是溢美之词,但是没有人能否认,这就是盛唐时代留在后人——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心目中的美丽印象。
惟其如此,大唐的崩溃与衰亡才尤其令人扼腕浩叹,尤其值得后人感怀和思考。
时至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在世界上仍然被称为“唐人”,世界各地的华人聚居区仍然被称为“唐人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值得所有的中国人为之感到骄傲的。
因为“博大、宽容、开放、自信、自由”曾经是大唐精神的象征,而在未来,它们也必将是中国精神的象征!
九世纪的天虽然早已碎裂在历史的沉沉黑夜中,但是公元907年不是尾声。
因为大唐光芒永在。
因为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不曾破碎、完整如初、永不磨灭的——
盛唐印象。